卷七
作者：顧炎武
○孝弟為仁之本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為仁之本。
○察其所安“求仁而得仁，安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安之也。使非所安，則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
○子張問十世《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子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自春秋之並為七國，七國之親為秦，而大變先王之禮。然其所以辨上下，別親疏，決嫌疑，定是非，則固未嘗有異乎三王也。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自古帝王相傳之統，至秦而大變。然而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則亦不待讖諱而識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媚奧奧何神哉？如祀灶，則迎屍而祭於奧，此即灶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灶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武未盡善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為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不足也，亻免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則有一日未聞之道。
○忠恕延平先生《答問》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為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邪？若以為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指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注》乃謂借嘗得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為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慈谿黃氏曰：“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元載侗作《六書故》，其訓“忠”曰：“盡己致至之謂忠。”《語》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言思忠。”《記》曰：“喪禮，忠之至也。”又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傳》曰：“上思利民，忠也。”又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觀於此數者，可以知忠之義也。反身而誠，然後能忠；能忠矣，然後由己推而達之家國天下，其道一也。其訓恕曰：“推己及物之謂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達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聖人者，何以異於人哉，知終身可行，則知一以貫之之義矣。
《中庸》記夫子言，君子之道四，無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龍德，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則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違道不遠”，曰：此猶之雲“巧言令色，鮮矣仁”也。豈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為未至首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仁義豈有二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疑其有隱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無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子貢之意，猶以文章與性與天道為二，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無一而非天也。恂恂便便，侃侃誾誾，無一而非天也。
動容周鏇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以為堯舜性之之事。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為聖人性命之文，而子如不言，則小子其何述乎？
今人但以《繫辭》為夫子言性與天道之書。愚嘗三復其文，如“鳴鶴在陰”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來”十一爻，“履德之基也”九卦，所以教人學《易》者，無不在於言行之間矣。故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認。”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復禮。有異道乎？今之君子學未及乎樊遲、司馬牛，而欲其說之高於顏、曾二子，是以終日言性與天道，而不自知其墮於禪學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問，此是下學之本。今之學者以為鈍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又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曰：“聖賢立言本身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
黃氏《日鈔》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害也。濂洛言通學，後來者藉以談禪，則其害深矣。”
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為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
劉、石孔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變齊變魯變魯而至於道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變齊而至於魯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博學於文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踴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踴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諡法》：“經緯天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三以天下讓《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強大矣。乃托之採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彝鼎不銘其跡，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啟之也，故曰三讓。”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武興，雖謂以天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甚當。
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行色奔、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翦商之說，而蔡鍾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為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為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慾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王秀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其與魯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
○有婦人焉“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眾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壺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以後《山東並數之以足十臣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為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季路問事鬼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左右就養無方，故其祭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未知生，焉知死？”人之生也直，故其死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可以謂之知生矣。”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可以謂之知死矣。
○不踐跡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所謂踐跡也。先王之教，若《說命》所謂“學於古訓”，《康誥》所謂“紹聞衣德言”，以至於《詩》、《書》六藝之文，三百三千之則，有一非踐跡者乎？善人者，忠信而未學禮，篤實而未日新，雖其天資之美，亦能暗與道合；而足己不學，無自以入聖人之室矣。治天下者跡然。故曰：“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不然，則以漢文之幾致刑措，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
○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如或知爾”之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也；曾點浴沂詠歸之言，“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去兵去食“乃積乃倉，乃裹侯糧，於橐於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淮夷之役也。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鉏白梃可以為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糠核草根可以為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為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台、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為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可以無待於兵之意。
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踴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以執兵之人為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為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
○蕩舟《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注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
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其銳卒謂之跳蕩，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盪，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陷堅突眾，敵因而敗者曰跳蕩。”蕩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盪公”者不同。
○管仲不死子糾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為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為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為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為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又謂桓兄糾弟，此亦強為之說。
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夏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予一以貫之“姑古敏求，多見而識。”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進乎是者。六爻之義，至賾也，而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三百之《詩》，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三千三百之儀，至多也，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十世之事，至遠也，而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所謂“予一以貫之”者也。其教門人也，必先叩其兩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顏子則聞一以知十，而子貢切磋之言，子夏禮後之問，則皆善其可與言《詩》，豈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傳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為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性相近也“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恆”即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是也。然此千萬中之一耳，故公教子所述之三說，孟子不斥其非，而但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凡人之所大同，而不論其變也。若紂為炮烙之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此則生而性與人殊，亦如五官百骸人之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萬乎？故終謂之性善也。
孟子論性，專以其發見乎情者言之。且如見孺子入井，亦有不憐者；呼蹴之食，有笑而受之者。此人情之變也。若反從而喜之，吾知其無是人也。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謂之相近乎？如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為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之言一也。”
○虞仲《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太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虞公。”《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杜元凱《左氏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聽其言也厲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潁達《洪範》正義曰：“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朴：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所其言也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道，未有不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者也。故曰：“約之以禮。”又曰：“知崇禮卑。”
○梁惠王《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產，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為二人，誤耳。
《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魏惠王同時。
《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為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這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為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故也。
孟子為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不遺親，不後君，仁之效也。其言義何？義者，禮之所從生也。昔者齊景公，有感於晏子之言，而懼其國之為陳氏也，曰：“是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又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了民。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逾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古之明王所以禁邪於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必有其道矣。○不動心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之心。
○市朝“若撻之於市朝”，即《書》所言“若撻於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撲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斗。”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眾整如此。”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忽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愈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鄭氏曰：“見間當為〈間見〉。”《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為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為“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為二字之證。
○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為此言以證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歧遷豐，其國巳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文王何嘗不藉力哉。○廛無夫里之布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徵。”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糹欠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注》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孟子自齊葬於魯孟子自齊葬於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記改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即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其實皆什一也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鹹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跡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勻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塗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塗、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為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為是紛紛無益於民之事哉！
○莊岳“引而置之莊岳之間。”註：“莊岳，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岳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於岳”注云：“岳，里名。”
○古者不為臣不見觀乎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逾垣閉門為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朝廣被中庸之名，馮道托仲尼之跡者矣。其始也屈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旨以投時好，此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為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弗援，下弗惟。”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乾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故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齊之諸臣皆往吊。
○為不順於父母《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義，不格奸。”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之為人子者處心積慮出乎此，而後為大孝耳。後儒以為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
○象封有庳舜都蒲阪，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於百里，又萊夷逼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周室班爵祿為民而立之君，故斑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費惠公《孟子》“費惠公”註：“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吧了。”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王曰：“魯費之眾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故曰：“魯猶秉周禮。”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先生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為之裁製。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屍二事，皆禮之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為兄之子以紂為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人固有為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
《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求其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具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之方，悉雁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
○所去三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自視欣然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欣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變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人之歸而已。
○士何事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謂農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則謂之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群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為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週遊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為輕重，文者為儒，武者為俠。嗚呼！遊人而先王之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飯糗茹草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於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草；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為萬世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
○孟子外篇《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以及《集注》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謂“外篇”者邪？《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宮也。”《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子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子之書矣。
○孟子引論語《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孟於字樣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為據，故字型未變，《孟子》字多近今，蓋久亦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
《唐書》言：州故作“豳”，開元十三年，以字類“幽”，故為“”。今惟《孟子》書用“”字。
《容齋四筆》言《孟子》“是由惡醉而強酒”，“見且由不得亟”，並作“由”，今本作“猶”。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孟子弟子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己為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於，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盆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高子泗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
《晏子書》稱西郭徒居布衣之士，貧成適嘗為孔子門人，尤誤。
○荼“荼”字自中唐始變作“荼”，其說已詳之《唐韻正》。按《困學紀聞》，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今按《爾雅》“荼”“氵荼”字凡五見，而各不同。《釋草》曰：“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疏云：“此味苦可食之菜，《本草》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玄圖》雲‘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乃成’，《月令》‘孟夏苦菜秀’是也。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堪食，但苦耳。”又曰：“{艹票}、、荼。”注云：“即{艹刀}。”疏云：“按《周禮·掌荼》及《詩》‘有女如荼’，皆云：荼，茅秀也；{艹票}也、也其別外。此二字皆從草、從余。”又曰：“氵荼，虎杖。”注云：“似紅草而粗大，有細刺，可以染赤。”疏云：“氵荼一名虎杖。陶注《本草》云：田野甚多，壯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是也。”又曰：“氵荼，委葉。”注引《詩》“以{艹休}氵荼蓼。”疏云：“氵荼一名委葉。”王肅《說詩》云：“氵荼，陸穢草。”然則氵荼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今《詩》本“{艹休}”作“薅”。此二字皆從草從塗。《釋木》曰：“賈，苦荼。”注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此一字亦從草從余。今以《詩》考之，《邶·谷風》之“荼苦”，《七月》之“采荼”，《綿》之“堇荼”，皆苦菜之荼也。又借而為“荼毒”之荼。《桑柔》、《湯誥》皆苦菜之荼也。《夏小正》“取荼莠”，《周禮·地官》“掌荼”，《儀禮·既夕禮》“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詩·鴟》“捋荼”，傳曰：’荼，萑苕也。”《正義》曰：“謂之秀穗。茅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茅秀之荼也，以其白也而象之。《出其東門》“有女如荼”，《國語》“吳王夫差萬人為方陳，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望之如荼”。《考工記》：“望而視之，欲其荼白。”亦茅秀之荼也。《良耜》之“荼蓼”，委葉之氵荼也。唯虎杖之氵荼與賈之苦荼不見於《詩》、《禮》，而王褒《僮約》云：“武都買荼。”張載《登成都白菟樓詩》云：“芳荼冠六清。”孫楚詩云：“薑桂荼荈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溫嶠上表，貢荼千斤，茗三百斤。”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王褒《僮約》，前雲“炮鱉烹荼”，後雲“武都買荼”，注以前為苦菜，後為茗。
《唐書·陸羽傳》：“羽嗜荼，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菜。至明代，設茶馬御史。而《大唐新語》言右補闕綦毋性不飲茶，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害遠難見？”宋黃庭堅《茶賦》亦曰：“寒中瘠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攝生者之所宜戒也。
○〈鳥可〉《爾雅》“舒雁，鵝。”註：“今江東呼〈鳥可〉。”即“”字。《左傳》：“魯大夫榮鵝。”《方言》：“雁自關而東謂之〈鳥可〉鵝。”《太玄經》：“裝次二，鵝慘於冰。”一作“哥鵝。”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鵝，雙下，玄鶴加。”《上林賦》：“鴻鵠鴇，鴇鵝屬玉。”揚雄《反離騷》：“鳳皇翔於蓬者兮，豈鵝之能捷。”張衡《西京賦》：“鵝鴻軍。”《南都賦》：“鴻鴇鵝。”杜甫《七歌》：“前飛鵝後。”《遼史·穆宗紀》：“獲鵝，祭天地。”《元史·武宗紀》：“禁江西、湖廣、汴梁私捕鵝。”《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者駢當作‘’，其從‘馬’者，傳寫之誤爾。”
○九經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並不列於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曆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歿，丘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穀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越，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無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鹹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並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為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穀梁》殆將廢絕，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於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為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於《三禮》，各自為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乾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禮〉札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於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性、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則《禮記》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至於明代，此學遂絕。朱子又作《謝監岳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為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絕響矣。
○考次經文《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為今考定《武成》最為得體。
其他考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於“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於“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於“五曰歷數”之下；改《康誥》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曰《康誥》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雲‘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於“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為《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於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於“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闢作福”一節於“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於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二節於“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和”，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佑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於義亦通。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