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量
汪元量(1241~1317年後)南宋末詩人、詞人、宮廷琴師。字大有,號水雲,亦自號水雲子、楚狂、江南倦客,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琳第三子。度宗時以善琴供奉宮掖。恭宗德祐二年(1276)臨安陷,隨三宮入燕。嘗謁文天祥於獄中。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出家為道士,獲南歸,次年抵錢塘。後往來江西、湖北、四川等地,終老湖山。詩多紀國亡前後事,時人比之杜甫,有“詩史”之目,有《水雲集》、《湖山類稿》。► 691篇詩文
入道原因
其一、元初道教受到帝王的推崇,社會地位頗高,道士的生活比較優越,生活方式比較自由,以道士身份南歸對於一位宋室舊臣是一種不錯的選擇。
其二、汪元量一向認為自己是漢族儒生,以全真教為代表的道教中兼容的儒家思想正好可以使汪元量在道教信仰中保留自己儒家的印記。而其中的遺民情懷也正好滿足了汪元量的心理需求,滿足他精神上的某種歸依感。
其三、蒙元民族的統治,曾一度使漢族儒生處境艱難,並對漢族文化的傳承產生了很大的消極作用。而道教是漢族文化相對比較純淨的留存之處,道教中民族文化的因素就成了他最終入道的又一原因。
文學創作
汪元量的友人李珏跋元量所撰《湖山類稿》,稱元量“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亦宋亡之詩史”。“宋亡之詩史”,是汪元量詩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聲聲罵殺賈平章”,揭露賈似道之流荒廢政事,貽誤國家的罪惡;“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直呼最高當權者太皇太后謝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恥行徑,滿腔悲憤,不愧史筆。《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時半壁河山遭受蹂躪的慘象:“東南半壁日昏昏,萬騎臨軒趣幼君。三十六宮隨輦去,不堪回首望吳雲”;“一陣西風滿地煙,千軍萬馬浙江邊。官司把斷西興渡,要奪漁般作戰船”。亡國之痛,悲歌當哭。又有《湖州歌》98首,從“丙子正月十有三,撾□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煙起,宰執相看似醉酣”寫起,以七絕聯章的形式,依次記述“杭州萬里到幽州”的所歷所感、所見所聞:“北望燕雲不盡頭,大江東去水悠悠。夕陽一片寒鴉外,目斷東南四百州”;“兩淮極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數椽。兵馬渡江人走盡,民船拘斂作官船”。景真情摯,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詩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廣度都超出其他宋遺民同類的詩。它記述的史實,往往能補史籍之所未及。
汪元量南歸後,寫了不少詩來反映人民在元朝統治下所過的痛苦生活,如《錢塘》“平蕪古路人煙絕,綠樹新墟鬼火明”,《興元府》“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餓死棄兒孫”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詩史”的一部分。
汪元量早期創作《居擬蘇武》四首、《月夜擬李陵詩傳三首》,立意、謀篇、遣辭都模仿古詩《李陵與蘇武詩》、《蘇武詩》,痕跡過於顯露。元兵南逼,國勢飄搖,他的詩融入了時代的內容,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師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體,自認為"篇篇妙入神"(《杭州雜詩和林石田》),頗有心得。他在顛沛困頓之中,進一步領悟到杜詩“句句好”(《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他在大都所作《黃金台和吳實堂韻》中寫道:“君臣難再得,天地不重來”,感到大勢已去而又執著地眷戀故國;在《平原郡公趙福王挽章》中寫“南冠流遠路,北面幸全屍”,聲討元統治者虐待宋宗室。這些詩作繼承了杜甫的沉鬱,而又有他自己那個時代所賦予的蒼涼和悲憤。他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則學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歸後寫的山水詩,偶有明快之筆,但大多數是抒寫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無那,十二峰前十二灘”(《夔門》)。還有一些詩則受江湖派的影響,意境幽窄。
以“德祐之變”為界限,汪元量的詞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詞的主要內容是描述宮廷生活。如〔鶯啼序〕《宮中新進黃鶯》寫黃鶯的伶俐,〔漢宮春〕《春苑賞牡丹》寫牡丹的嬌媚,曲盡物態,頗有情致。〔失調名〕《宮人鼓瑟奏霓裳曲》寫宮人的哀怨。這些詞辭采華美,結構縝密,雖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麗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澀。他的〔長相思〕中的“阿哥兒,阿姑兒,兩個天生一對兒”,則通俗活潑,充滿歡樂情緒。
“德祐之變”以後,汪元量的詞作內容與風格都有了變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發出了“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的慨嘆。在大都期間,在一組〔憶秦娥〕詞中,他寫南宋宮人“強將纖指按金徽,未成曲調心先悲。心先悲,更無言語,玉箸雙垂”,“天沉沉,香羅拭淚行窮陰。行窮陰,左霜右雪,冷氣難禁”,衝破了傳統的“宮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達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戀故國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圓〕“不堪回首,離宮別館,楊柳依依”,〔滿江紅〕《和王昭儀韻》“更那堪杜宇,滿山啼血”,都感人至深。這些作品繼承並發揚了陸游、辛棄疾、陳亮愛國詞的傳統,不事雕琢,直抒觀感,言顯意真。南歸後,山河變色,“腸斷江南倦客,歌未了,瓊壺敲缺”(〔暗香〕),孤寂憂傷,眷懷故國,成為這一時期作品的主要內容,而且感情更趨深沉。代表作是〔鶯啼序〕《重過金陵》。
生平
汪元量出生在一個琴而儒的大家庭中。年輕時,因精於彈琴作畫、寫詩填詞,“以詞章給 事宮掖”,成為供奉內廷的琴師,侍謝太后(理宗之後)和王昭儀(度宗之嬪),並與柴望(著有《秋堂集》)、馬廷鸞(著有《碧梧玩芳集》)等有交往。
德祐二年(1276)宋廷降元,元世祖詔三宮北遷大都。汪元量以宮廷琴師身份隨太皇太后北行,“杭州萬里到幽州”,目睹了南宋奉表降元的悲慘一幕,也親身經歷了三宮北上、燕京生活,由此寫下了《醉歌》、《越州歌》、《湖州歌》等具有強烈紀實性的詩史作品,以獨特的視角記錄宋元更替時期的真實事件,以補史書之不足。
文天祥兵敗被執,囚於大都,汪元量曾屢至囚所探視。文天祥為汪元量集杜甫詩句,成《胡笳十八拍》,並為元量作品作序。汪元量寫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詩,勉勵文天祥盡節。在文天祥壯烈殉國後,他又作了《孚丘道人招魂歌》九首,形式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為文天祥招魂。
汪元量伴隨三宮在北方生活了十三年,期間常出席元主舉行的各種筵席,並以琴名於大都,受到元主的特別恩遇。他還授瀛國公趙顯詩書,曾出仕翰林院,奉命降香。至元二十五年(1288)以後,太皇太后、王昭儀仙逝,十八歲的瀛國公趙顯入吐蕃學佛法,其母全太后入正智寺為尼,他守候的宋室王族分崩離析,此時汪元量毅然決然地上書太祖請求南歸,至元二十五年(1288)終得黃冠歸,自號水雲子。南歸後,他組詩社,過瀟湘,入蜀川,訪舊友,後於錢塘築“湖山隱處”,自稱“野水閒雲一釣蓑”。據傳他行蹤飄忽,被時人稱為“神仙”,終老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