貢獻

劉昫明宗時為端明殿學士，不久拜相，兼判三司，當政期間，曾改革財政弊端。後晉時，受封為譙國公，後唐、後晉兩朝，都奉命監修國史，開運二年(945年)領銜上《唐書》二百卷，即《舊唐書》。

劉昫領銜編寫的《舊唐書》在如實保存史料方面，有著它巨大的功勞。在劉昫領銜編寫的《舊唐書》里，保存了唐朝的第一手史料。唐朝三百年歷史中，屢經戰亂，尤其是安史之亂和唐末軍閥混戰，致使“向時遺籍，尺簡無存”。幸而有肅宗時韋述編纂的國史，到後晉時，便成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據，肅宗以後，史料留存更少。特別是唐武宗以後的宣、懿、僖、昭、哀五代，連“實錄”也都沒有存下，只因有張昭遠和賈緯等人在“喪亂之際”，雜采各家傳聞和小說編出的《唐年補錄》和《唐末三朝聞見錄》諸書，使史實略有所補。編撰《舊唐書》時離唐亡僅三十多年，許多史料直接從唐人得來。《舊唐書》使這些難得的史料保存了下來。這是它的一大好處。例如某些傳里的“今上踐祚”、“上即位”、“上初嗣位”等語句，便明顯是從當時國史和實錄直錄下來的痕跡。唯其直錄當時人的記錄，史料價值就尤其可貴。有些列傳，還採用了唐朝當時人寫的“行狀”、“家傳”。這些家傳，常常是唐代的名家所書，不僅如實保留了史料，而且在文筆上也很有特色。趙翼《廿二史札記》評論說，《舊唐書》中的《封常清傳》，“鬱勃悲涼”，“千載下猶有生氣”；裴垍所寫的《郭子儀傳》，“首尾整潔，無一釀詞，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於文學也”。《舊唐書》的紀傳里，還大段大段地引錄唐朝君臣的詔令、手札、奏章，這些原始資料後來有的已蕩然無存，卻賴《舊唐書》的收錄而得以保留。正由於《舊唐書》有上述這些長處，司馬光等在修《資治通鑑》時，隋唐部分便大量採用了其中的材料。另一方面，唐朝是中國一個強盛的朝代，多民族統一國家有所發展。在《舊唐書》里記錄了大量的中國少數民族的史料，以及他們和中原的唐王朝相互交往的親密關係。比如，文成公主和松贊乾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東北、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錄，都在《舊唐書》里有較多的記載。在唐朝和鄰國日本、朝鮮、印度的關係史方面，《舊唐書》記載也較為詳細。其分量比起別的同類正史來要多得多，史實也較可靠。

劉昫領銜編寫的《舊唐書》在研究中國土地制度、賦稅制度等方面。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書。關於唐朝的均田制、租庸調製和兩稅法，都有比較翔實的記載，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尤為可貴的，是《舊唐書》的志里，保存了內容相當豐富的中國科技史的資料。在《歷志》和《天文志》里，有著名天文曆法家李淳風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歷》和《大衍曆》的比較完整的內容。《五行志》一卷，列舉各地不同的自然災害，其中還有不少反映民生困苦、工商業狀況和國內外交通方面的資料。

《地理志》四卷，記載了全國邊防鎮戍的分布和兵馬人數，並以天寶十一載（752）疆域為準，分道敘述了各地州縣設定和戶口等情況。《職官志》三卷，不少文字是照抄《唐六典》，並記載了代宗永泰二年（766）時官品的變革。《輿服志》一卷，記載唐代帝、後、王、妃以及百官按品級規定的車輿、衣冠、服飾制度，用以區別貴賤士庶，是封建等級制度的體現。《經籍志》二卷，以開元盛世為準，記錄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存書。志序還扼要敘述了安史之亂後直至後梁遷洛期間國家書籍的殘損情況。

《食貨志》二卷，比較集中地記載了唐代田制、賦役、錢幣、鹽法、漕運、倉庫乃至雜稅、榷酤等有關經濟史資料。《刑法志》一卷，記載了唐代法典律、令、格、式（見律令格式）的制訂過程，並有關於執行情況的概略敘述。《舊唐書》諸志集中了不少有價值的歷史資料，但也存在著錯訛和重大遺漏。在《賈耽傳》里記錄了他所著作的《隴右山南圖》和《海內華夷圖》等地理學上極為珍貴的資料，這是中外地理學家研究古地理學的難得的記錄。但《舊唐書》的缺點也很明顯。因為它出自亂世，又出自眾手，成書迅速，因此不免有些粗率。有時轉抄的痕跡也很明顯，甚至一件公文，在紀和傳里同時抄進，造成了不應有的蕪雜。因為編史隊伍的不穩定以及互不通氣，竟至出現某些人物同時並列兩傳的情況，如《楊朝晟傳》就同時列在卷一百二十二和卷一百四十四兩處；《王求禮傳》和《丘神績傳》也有類似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