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才慧夙成

曹髦生於正始二年（241年）。正始五年（244年），被封為郯縣高貴鄉公。嘉平二年十二月，其父曹霖去世。嘉平三年（251年），司馬懿鎮壓王凌後，將曹魏宗室王公均置於鄴城以便監視，一說曹髦亦被移置鄴城。曹髦從小好學，才慧早成，有祖父曹丕的風範。

入繼大宗

正元元年（254年），司馬師廢掉魏帝曹芳，打算推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據為帝；當時曹髦是魏文帝曹丕在世諸孫中的庶長孫、東海王曹霖的在世庶出長子。郭太后執意要求，最終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大魏皇帝，同年十月四日，他到達京都洛陽北郊邙山的玄武館。群臣奏請他住在前殿，曹髦回答說前殿乃先帝寢殿，不敢越禮，於是暫住在西廂房中。群臣又奏請以天子之禮迎他入京，他仍不同意。

五日，曹髦正式進入京都洛陽，文武百官都到西掖門南拜迎，曹髦見狀也趕緊下車答拜百官。司禮官奏說：“按禮儀您為天子，不必答拜臣下。”曹髦回答：“眼下我也是別人的臣子啊！”遂對群臣答拜還禮。到止車門，曹髦也要和群臣一樣下車步行。左右皆勸阻：“按慣例您可以一直乘車進去。”他說道：“我被皇太后徵召而來，至於安排我做什麼現在還說不準呢！”還是下車和群臣一樣步行到太極東堂。皇太后在那裡會見了他。當天他便在太極前殿正式登基稱帝，參與典禮的百官都很高興。

曹髦下詔說：“本朝三位先帝英明聖賢，順天命而受帝位。但齊王曹芳在承嗣皇位後肆意妄行，不循禮法，以至失去了作為君王應有的仁德。皇太后以國家為重，接受輔政朝臣們的建議，把我召來京都取代失德於天下的齊王。想我本人年紀輕輕，便置身於諸多王公朝臣之上，確實讓人深感不安，惟恐自己不能嗣守祖先創立的江山弘業，完成中興魏室、統一天下的重任，每念及此，我都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幸有朝中諸公給我以肱股之輔，鎮守四方的將帥給我以有力的扶持，我憑仗先祖先父的這些有德之臣，定可以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達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聽聖賢說作為一國之主的人，應該是德厚如同天地，恩澤遍及四海，對天下億萬臣民先以關懷慈愛為本，示之以好惡，然後再從天子百官開始為百姓作出好榜樣，使他們懂得怎樣去守禮法，行大義。我雖然沒有太多的仁德，也不能深悟這種道理，只願與天下賢者共同朝這個方向努力。《書經》上不是說么：君王對百姓施以恩澤，百姓是會深深感激難以忘懷的。”接著，大赦天下，改齊王曹芳嘉平年號為正元，又下令削減天子的車馬服飾和後宮費用，並罷除宮廷及官府中的無用之物。

幼主執政

正元元年（254年）十月七日，曹髦派身邊的一批侍從官員到國內各地巡視，代表天子了解各地人情世故，慰問地方官員和百姓，同時調查有無冤案和官員失職的情況。八日，授予大將軍司馬師統領全國兵馬及京師內外諸軍的權力，並特許大將軍朝拜時不必小步快走以表示對天子的尊敬，向君王奏事時只稱官職不直呼姓名，還可以穿鞋佩劍上殿。十三日，鄴城某水井中出現黃龍。十九日，曹髦命禮官評定在廢立天子過程中出謀獻策的公卿朝臣們的功勞，並按功績大小給予不同程度的獎賞。

正元二年（255年）正月十二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聲討司馬氏，二十五日，大將軍司馬師督師征討淮南。經過幾番激戰，毌丘儉戰死，文欽逃往孫吳，然而司馬師也在這場戰爭中被文欽之子文鴦驚得眼球掉落，病上加病。“叛亂”平息不久，司馬師在許昌已奄奄一息。他自料性命難保，就派人從洛陽叫來了司馬昭，對他說：“我估計自己不行了，你接掌我的大將軍印。”話未說完，司馬師一命嗚呼。訊息傳到宮中，曹髦大喜。他意識到這是奪權的好機會，於是一面下詔命司馬昭留守許昌，讓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一面著手籌劃宮廷政變。不料，司馬昭識破了曹髦的計策，他率領軍隊回到了洛陽。這樣一來，曹髦的計畫落了空。為避免引起更嚴重的禍亂，他只好接受既定事實，封司馬昭為大將軍。從此，司馬昭獨掌大權。一次寶貴的翻身機會，就這樣與曹髦失之交臂。

正元二年（255年）二月十二日，東吳大將孫峻率軍號稱十萬開至壽春。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率部迎擊，斬殺吳左將軍留贊，並將捷報送到京都。三月，冊封皇后卞氏，大赦天下。四月三日，封皇后卞氏之父卞隆為列侯。二十三日，任命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七月，任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二日，西蜀大將姜維率師進犯狄道，雍州刺史王經領兵在洮西迎戰，大敗，只好退守狄道城。二十三日，朝廷任命長水校尉鄧艾代理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聯兵抗蜀。九月十九日，又派太尉司馬孚率精銳部隊增援。

正元二年（255年）九月二十一日，曹髦學完《尚書》，對執經講課的司空鄭沖、侍中鄭小同等人分別予以賞賜。二十五日，姜維引兵退回蜀地。十月，曹髦下詔說：“我由於年幼，仁德不足，不能遏止敵寇的暴虐，以致蜀賊進犯和洮西之敗。將士們在此役陣亡者數以千計，或拋屍於疆場，冤魂難返；或戰敗被俘，流落於異域。念及於此，我深感悲痛，心中每每為陣亡將士們哀悼。現特令陣亡將士家庭所在各郡的典農和安撫夷二護軍以及各部官員到他們家中去慰問，給予撫恤，免除其家庭一年的賦役。在戰鬥中英勇殺敵壯烈犧牲者，按先例申報予以嘉獎，不得遺漏。”十一月二十七日，鑒於隴右四郡及金城等地連年兵災，不少人叛逃到蜀地，留在本土的家人和親戚又恐懼不安的情況，朝廷宣布對這些人一律赦免無罪。十二月十六日，曹髦又下詔說：“數月前洮西大戰的時候，我方將士有的英勇戰死沙場，有的不甘被俘跳入洮水溺亡，其屍骨都無人收拾，棄於荒野。我常為這件事難過。今特告征西、安西兩將軍，各令部下到戰場舊地和附近河道中清理尋找我方將士屍體，一一收殮安葬，以慰死者，以安生人。”

推崇少康

曹髦常與司馬望、王沈、裴秀、鍾會等大臣在太極東堂講經宴筵並作文論，並稱裴秀是“儒林丈人”，王沈是“文籍先生”，司馬望和鍾會各有名號。曹髦性急，請人前來就希望快點到達，因為司馬望在宮外任職，就特地賜給他一輛追鋒車和勇士五人，每當有集會，就賓士而至。

甘露元年（256年）二月丙辰日，曹髦在太極東堂宴請群臣，並和諸位儒生討論夏少康與漢高祖劉邦的高下，最終定論以少康為優。一開始，曹髦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一起講述禮典，說著便談到了帝王優劣之差。曹髦仰慕姒少康，於是問荀顗等人：“夏已衰敗，相被殺害，少康聚集夏的遺老遺少，光復禹的功績；高祖在田地中超拔於眾人，驅使豪傑俊才，消滅秦、項，包舉宇內；這兩位君主可以說都是有特殊才略的舉世大賢。考察他們的功德，誰應該排在前面呢？”

荀顗等人回答：“那天下的鎮國重器，是由王者接受天的授予，聖賢般的美德順應時機，這樣之後才能接受天命創立基業。至於承接前代的功業，重興舊功績，創造和因襲，難易是不同的。少康功德雖然美好，仍然是中興之君，和漢世祖（光武帝劉秀）相提並論是可以的。至於說漢高祖，臣等認為他優於少康。”

曹髦說：“自古以來的帝王，功績、德業、言論、行為，各有優劣短長，不一定創業之君都優秀、繼任者全低劣。湯、武、高祖雖都是受命於天，賢聖之不同，我感到十分懸殊。少康和殷高宗（武丁）中興的美好，夏啟和周成王守文之興盛，評定美德比較實績，放到漢高祖那裡去對照，我看到前者之長而未聞前者之短；只是前後兩者遇到的時代不同，所以後人評定的功名殊異罷了。少康在國家滅亡後出生，身份降低為諸侯的奴隸，跋涉奔波四處逃難，僅僅保全了自己，（但之後）能夠布施德行大用謀略，最終滅澆於過、滅豷於戈，成功恢復了大禹的功業，祭祀夏祖並在祭天時以祖先配祭，不喪失舊物，不是極大的美德極廣的仁義，豈能建立這樣的功勳？漢高祖趁著秦朝土崩瓦解的態勢，倚仗一時的權術，單純憑藉智謀和武力來成就功業，一舉一動，大多違反了聖人的法度；作為人家的兒子卻多次使父親處於危險中，作為君主卻將賢明的宰相囚禁，作為父親卻不能保護好自己的兒子；去世之後，國家幾乎滅亡。他如果和少康互換所處的時代，也許不能復興大禹的功業。由此說開去，應該以夏少康為高而認為劉邦位居其下。各位愛卿細細討論一下。”

第二天是丁巳日，課業已經講授完畢，荀顗、袁亮等人說：“上古三代封邦建國，分裂國土來治國，到它們衰敗的時候，沒有土崩瓦解的態勢，可以用道德懷柔天下，不能用武力征服天下。等到戰國，弱肉強食，遠離道德專憑智謀武力，所以秦衰頹時可以用武力爭天下。少康布施德行，是仁者中的英傑；高祖憑藉武力，是智者中的豪傑。仁與智不同，兩位君主自然大相逕庭。《詩經》《書經》中述說殷中宗和殷高宗，都列於大雅；少康功績美行超過了二宗，列在大雅是明確的。少康更優秀，應當像您說的那樣。”

崔贊、鍾毓、虞松等人議論道：“少康雖然積累了仁德，但向上承蒙了大禹遺留下的恩澤和幸福，在內有虞、仍的援助，在外有靡、艾的幫助。寒浞邪惡，不對百姓施行德政，澆、豷沒有親近之人，外部內部都拋棄了他們。因此少康擁有了國家，是有可供憑藉的條件的。至於說漢高祖，從布衣百姓間興起，率領烏合之眾，來成就了帝王的功業。評定德行那么少康更優秀，考核功績那么漢高祖更勝一籌，說憑藉的本錢那么少康處境較易，比較時代那么漢高祖更難。”

曹髦說：“諸位愛卿評論說少康憑藉已有的本錢，高祖則從無到有進行創造，的確如此。但各位不知道上古三代，憑藉仁德勳業成事是那樣艱難；秦項之際，憑藉武力成就功業成就功業是那樣容易。況且最上等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漢高祖功勞高，但比不上少康的盛德普照。況且仁者一定有勇氣，誅殺暴君必須動用武力，少康武功的輝煌，難道一定不如漢高祖嗎？只是夏代古書散佚，舊時的文字缺失，所以豐功偉績缺失無載，只有伍員粗略陳述了大概情況，他說恢復夏禹的功績，不喪失舊物，效法祖先聖業，舊時的好章程不弄錯，不是有才有德的全才，誰能和他相提並論？假使讓三墳五典都留下來，少康的行為詳細記載下來，難道還會有異議嗎？”

說到這，大臣們都心服口服。中書令虞松上前說：“少康的事，離當代很久遠了，相關古文無人了解，因此從古至今，評論家們沒有談到的，嘉言懿德隱沒不見。您既然用心以古為鑑，貫通古今，又說出善言，讚揚凸顯少康的傑出，使他的光彩在歷史長河中閃耀，應該記下您的話成為文章，永遠垂範後人。”

曹髦說：“我學識不廣博，了解得淺薄狹隘，害怕自己說得不對；縱使有值得採納的地方、料事能與實際相符，仍不值得重視。加以記載，只怕會在後世賢達中招來笑話，顯出我的愚笨吧！”因此侍郎鍾會退下後才評定編次記載下來。

太學探討

甘露元年（256年）四月十日，曹髦來到太學，問學者們：“古代的聖人得神明之助，觀天理，察人世，因而推演出陰陽八卦；後來的聖賢進而發展成六十四卦，又推衍出數量繁多的爻，凡天地間之大義，無所不備。但那部書的名稱卻前後不一，夏時稱《連山》，殷代稱《歸藏》，周朝又稱《周易》。《易經》這部書，到底是怎么回事？”

易博士淳于俊回答說：“遠古時代伏羲氏依據燧皇之圖而創八卦，神農氏又將其演進為六十四卦。此後的黃帝、堯帝、舜帝又各有變動，三代都依據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對它進行補充完善。故‘易’者，即交易也。把它稱為《連山》，是形容它好似大山吞吐雲氣，連線天地；把它稱作《歸藏》，意思是說天下萬事莫不隱於其中。”

曹髦又問：“如果說是伏羲氏根據燧皇的圖案而創立《易經》，那孔子為何不說燧人氏之後的伏羲作《易經》呢？”淳于俊答不出來了。曹髦進而問：“孔子為《易經》作傳（《彖傳》《象傳》共十篇），鄭玄為《易經》作經注，雖然他們是不同時代的聖賢，但對《易經》經義的解釋是相同的。如今孔子的《彖傳》、《象傳》，不和《易經》的正文放在一起，而是與鄭玄的注文連為一體，這又是什麼原因？”淳于俊說：“鄭玄把孔子的傳和自己的注文合在一起，大概是便於學習《易經》者明白好懂。”

曹髦問：“說鄭玄把傳和注結合起來是為方便和理解《易經》，那在他之前的孔子為何不把他的傳與文王所作的《易經》合在一起呢？”淳于俊答：“孔子擔心把他的傳和《易經》合在一起會引起混淆，所以沒那樣做。這說明聖人是以不合表謙虛。”

曹髦問：“如果說聖人以不合表謙虛，那鄭玄為何獨獨不謙虛呢？”淳于俊說：“古代經典意義弘深，聖上您所問的又如此深奧玄遠，不是臣下我所能解釋清楚的。”

曹髦又問：“《易經》中《繫辭》說：‘黃帝、堯、舜垂衣而治天下。’遠古伏羲、神農之世人們還不曾有衣裳，聖人以德教化天下，為什麼差別這么大呢？”淳于俊回答：“遠古三皇時代，世上人少而禽獸多，所以得到的獸皮羽毛就足夠人們穿用了。到了皇帝時代，變得人多而獸少，人們只好製作衣裳以根據不同季節穿用。”曹髦再問道：“在《易經》中乾代表天，而復為金、為玉、為老馬，這不是說又和微小的東西一樣了嗎？”淳于俊說：“聖人取其意象，故有時可遠，有時也可近。近者取眼前的各種東西，遠者則取天地。”

講完《易經》，曹髦又命學者們講《尚書》。他問道：“鄭玄說：‘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說：‘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三種意思並不相同，哪一個才算是正確的呢？” [38]  博士庾峻答：“先儒的說法，各有其側重之點。我們作臣子的不好說哪個正確哪個不正確。然而《洪範》篇說：‘三人占卜，從兩個人的說法。’既然賈、馬與王肅等人都以為‘順考古道’為是，那按《洪範》的說法，應以王肅的說法為優。”

曹髦又問：“孔子說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所以至善至美，在於他順應和參照天意，遵循古代的做法，並不是堯的目的。現在我們探究其含義以明確堯帝的聖德，舍其大而言其小，這可以說是作者的意思嗎？”庾峻答：“臣只是遵奉老師教過的說法，不能理解更深的含義。至於兩種說法如何統一起來，還取決於聖上自己的判斷。”

接著又談起堯舜時代四岳舉鯀之事。曹髦問：“作為聖賢的君主，應德才兼備，公正無私，明察秋毫。今王肅說：‘由於堯不了解鯀，所以對他加以試用。’如此說來，聖人在觀察人物、考慮問題上也有不足的地方，是不是？”庾峻回答：“雖然聖人的賢明非常人可比，但他們畢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所以禹這樣說：善於識人者是哲人，但對帝王來說辦好這件事是很困難的。但堯帝最終仍改正了自己用人的失誤，將自己的帝位傳給了舜，所以他不愧為聖人。”

曹髦說：“若說有善始又能善終，這隻有聖人才能做到；如果連個好的開端都沒有，又怎能稱之為聖賢呢？禹說辦好這件事對帝王來說是很困難的，然而最終堯帝還是廢去不肖之人，改授聖賢，也算得上是知人了。《經》上說：知人者為聖哲，能選拔賢能的人做官。若堯對鯀的品德沒有把握，試用長達九年，使得在繼位者選擇上失去了章法，這又怎能稱得上是聖哲呢？”庾峻回答：“臣下我讀經卷認為，聖人辦事也不是沒有一點失誤。所以就出現了堯帝信用鯀、共工、兜、三苗等四凶的失誤。周公失誤於重用管叔、蔡叔等叛臣，孔子失誤於錯誤對待宰予。”

曹髦說：“堯任用鯀治水，九年沒有取得成效，反而把天下河道弄得亂糟糟，給百姓帶來痛苦和災難。至於仲尼失誤，不過是宰予言行之間的事，與堯用鯀的失誤有著本質的區別。說到周公和管、蔡之間的複雜關係，本來在《尚書》中都有記載，作為博士應該知道得很清楚吧！”庾峻說：“這些事都不是先賢們能說清楚的，臣下孤陋寡聞就更難以細究其是非曲直了。”

接著，曹髦和群儒探討起《尚書》所言“有鯀在下曰虞舜”一句話的意思。曹髦問：“在堯做首領的時代，天下洪水泛濫，又有四凶在朝為虐，當時急需選拔任用賢明的君主來解救受難百姓。舜當時在社會上已有一定的影響，世人也都知道他是個有仁德的賢者，可他卻長期得不到重用，這又是什麼原因呢？”庾峻回答：“堯帝也曾諮詢四岳以徵求賢者，想禪讓自己的帝位。四岳告訴他如果挑選一個仁德不足的人會辱沒你這個帝位的。堯又讓他們舉薦那些貧賤無名的賢士，於是他們舉薦了舜。所以說舜被四岳舉薦，主要原因還在於堯，堯這樣做是為了讓天下人都滿意啊！”曹髦說：“堯已聞舜的賢名而不提拔，同時對一些忠臣也未見重用，最後還是讓四岳向他舉薦貧賤無名的賢者時才推舉了舜，這豈不是說堯並非急於選用賢士治理天下以解救受難百姓么？”庾峻搖搖頭：“這就不是愚臣所能回答的問題了。”

繼而曹髦又令學者們講《禮記》。他問：“《禮記》上說‘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同樣是治理天下，為什麼政策和手段不一樣呢？應該採取何種方法和政策才能做到建立德政、施而不報呢？”博士馬照回答說：“所謂太上立德，是說遠古三皇五帝以自己的德行感化民眾，治理天下；所謂其次報施，是指後來的堯、舜、禹時代以禮法治理天下。”曹髦又問：“上述兩個不同時代帝王們對民眾施以教化的深淺各有不同，這是因為帝王們本身的品行造成的呢，還是時代使然？”馬照肯定地回答：“當然是各自所處的時代造成的。誠如人類發展有原始時期和文明時期，故而帝王們教化也自然有所不同了。”

這一年的五月，鄴城和上洛等地都上奏稱有甘露，於是六月初一，改年號為甘露。八月二十六日，加封大將軍司馬昭為大都督，給他上朝奏事只報官職不報姓名的殊榮，並授予他統領全國各路兵馬和京師內外諸軍的黃鉞。二十九日，任命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任命司徒高柔為太尉。十月，封司空鄭沖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甘露二年（257年）五月一日，曹髦來到國學館，命群臣賦詩。侍中和荄、尚書陳騫等人作詩時拖延時間，掌管文化教育的朝官奏免他們的官職。曹髦說：“我是不太聰明的人，卻比較愛好風雅，今天讓群臣即席吟詠，不過是想從中了解朝政的得失。但你們不能理解我的意圖，說得不著邊際。這次就原諒了和荄等人，從今以後群臣都應認真鑽研古書的含義，弄明經典的意旨，這樣我才會高興。” 五月五日，諸葛誕在淮南發起勤王，討伐司馬昭，司馬昭挾持曹髦和郭太后征討淮南，於次年鎮壓，斬殺諸葛誕。

甘露三年（258年）九月四日，曹髦下詔說：“尊崇有德行的老人，推行教化，這是古代堯、舜、禹三代樹立風範垂之不朽的仁政。朝廷理應推舉德高望重的三老、五更給予極高的榮譽，不斷請他們對國家大事和朝政得失予以指導，把他們的德行言語記錄下來，然後全國都仿效他們，便可以收到教化之功。現在我們就該找出這樣仁德兼備的長者，來作為三老、五更的人選。關內侯王祥，歷來以仁、義的標準修身處事，溫文爾雅；關內侯鄭小同，溫良恭儉，依禮而行，都是當今著名的賢者。朝廷決定推舉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詔令發布後，曹髦親率有關朝臣，按照古代的習慣舉行聘任禮儀。

玉碎九重

曹髦見自己權力威勢日漸削弱，感到不勝忿恨，於甘露五年（260年）五月初六夜裡，命冗從僕射李昭、黃門從官焦伯等在陵雲台部署甲士，並召見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對他們說：“司馬昭的野心，連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廢黜的恥辱，今日我將親自與你們一起出去討伐他。”王經說：“古時魯昭公因不能忍受季氏的專權，討伐失敗而出走，丟掉了國家，被天下人所恥笑。如今權柄掌握在司馬昭之手已經很久了，朝廷內以及四方之臣都為他效命而不顧逆順之理，也不是一天了。而且宮中宿衛空缺，兵力十分弱小，陛下憑藉什麼？而您一旦這樣做，不是想要除去疾病卻反而使病更厲害了嗎？禍患恐怕難以預測，應該重新加以詳細研究。”曹髦這時就從懷中拿出黃絹詔書扔在地上說：“這樣就已經決定了，縱使死了又有什麼可怕的，何況不一定會死呢！”說完就進內宮稟告郭太后。王沈、王業跑出去告訴司馬昭，想叫王經與他們一起去，但王經不去。

曹髦隨即拔出劍登輦，率領殿中宿衛和奴僕們呼喊著出了宮。司馬昭的弟弟屯騎校尉司馬伷在東止車門遇到曹髦的軍隊，曹髦左右之人怒聲呵斥他們，司馬伷的兵士都嚇得逃走了。中護軍賈充從外而入，迎面與曹髦戰於南面宮闕之下，曹髦親自用劍拼殺。眾人想要退卻，賈充軍將敗，騎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濟問賈充說：“事情緊急了，你說怎么辦？”賈充說：“司馬公養你們這些人，正是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沒什麼可問的！”於是成濟立即抽出長戈上前刺殺曹髦，把他弒殺於車下。 司馬昭聞訊大驚，自己跪倒在地上。太傅司馬孚奔跑過去，把曹髦的頭枕在自己的腿上哭得十分悲哀，哭喊著說：“陛下被殺，是我的罪過啊！”

身後之事

曹髦死後，司馬昭進入殿中，召集群臣議論。尚書左僕射陳泰不來，司馬昭讓陳泰之舅尚書荀顗去叫他，陳泰說：“人們議論說我陳泰可以和您相比，今天看來您不如我陳泰。”但子弟們里里外外都逼著陳泰去，這才不得已而入宮，見到司馬昭，悲慟欲絕，司馬昭也對著他流淚，說：“玄伯，您將怎樣對待我呢？”陳泰說：“只有殺掉賈充，才能稍稍謝罪於天下。”司馬昭考慮了很久才說：“你再想想其他辦法。”陳泰說：“我說的只能是這些，不知其他。”司馬昭就不再說話了。因過於悲慟，不久吐血而死。

隨即司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說：當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這個太后數次呵責都不奏效，後來和大將軍司馬昭商量要廢立之，大將軍認為他年幼無知，但還可以雕琢，要以觀後效。但沒想到他得寸進尺，還拿弓箭射我的宮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後數十次讓大將軍廢立他，曹髦知道後，甚至賄賂我的身邊人打算下毒藥害我。後來事情敗露，就要出兵入西宮殺我。幸虧大將軍及時知道，而他自己混雜在士兵之中，被大將軍的將士殺死。這小兒“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應當“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由於曹髦死後被褫奪皇帝封號，因此其在位期間的年號均為高貴鄉公某年。

太傅司馬孚，大將軍司馬昭，太尉高柔等上疏稱“以為可加恩以王禮葬之”，於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瀍澗之濱。下車數乘，不設旌旐，百姓相聚而觀之，曰：“是前日所殺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勝。

不久，司馬昭以“教唆聖上”、“離間重臣”等藉口殺死了曹髦的心腹王經。《魏書》的作者王沈（王昶之侄）因為告密出首立功免死，因功封安平侯，食邑二千戶，時隔快二十餘天，司馬昭又因群情激憤，誅殺了成濟三族，成濟兄弟不服罪，光著身子跑到屋頂，大罵司馬昭，被軍士從下亂箭射殺。

軼事典故

高貴鄉公安在

晉朝建立後，賈充有次和朝廷的士人宴飲，河南尹庾純喝醉了，和賈充爭辯。賈充說：“你父親年老，你卻不回鄉供養，難道認為天地神明看不到嗎！”庾純說：“那么高貴鄉公在哪裡？”賈充於是羞慚憤怒，上表申請解除職位，庾純也上表自我彈劾。

以臣弒君，則加此刑

賈充對吳國末代皇帝孫皓說：“聽說閣下在南方挖人眼睛，剝人麵皮，這是什麼樣的刑罰？”孫皓說：“有做為臣子卻弒殺他的國君以及奸險狡詐不忠的人，就對他用這種刑罰。”賈充聽後，沉默不語，非常慚愧，而孫皓則臉色不變。

晉祚不得長遠

晉明帝時，王導、溫嶠一起謁見晉明帝，晉明帝問溫嶠前代統一天下的原因是什麼。溫嶠還沒有回答，一會兒，王導說：“溫嶠年輕，還不熟悉這一段的事，請允許臣為陛下說明。”王導就一一敘說司馬懿開始創業的時候，誅滅有名望的家族，寵幸並栽培贊成自己的人，以及司馬昭晚年殺高貴鄉公曹髦的事。晉明帝聽後，掩面伏在坐床上，說：“如果像您說的那樣，晉朝天下又怎能長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