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李璮襲為益都行省（今山東境內）長官，擁軍自重。宋開慶元年（1259），李璮加速準備反叛蒙古 ，一面進犯南宋，取海州（今江蘇連雲港西南）等4城，一面積極加固益都城防，儲存糧草，截留鹽課。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其幼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自立為大汗，兩兄弟為爭奪汗位發生戰爭。忽必烈為了穩定李璮，加封他為江淮大都督，並對他的上述活動隱忍不發。李璮乘忽必烈傾全力抗禦阿里不哥南犯之機，三年二月，舉兵反叛，他獻漣海3城於南宋，殺蒙古戍兵，從海州泛海還攻益都，進據濟南。南宋封李璮為齊郡王節度使封號，但並沒有在軍事行動上給予有力配合。李璮在進攻濟南時，曾傳檄河北，希望取得華北地區漢人軍閥的支持，但應者寥寥。因此，處境完全孤立。忽必烈迅速集中蒙漢諸軍，以宗王合必赤統領征李璮。三月，史樞、韓世安、阿術等於高苑老僧口擊敗李軍，李軍退守濟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澤專征。史天澤與哈必赤定議，築環城圍濟南，進行長期圍困。濟南被圍四月，李璮糧秣告罄，軍心離散。七月，李璮投大明湖不死，被俘，被史天澤斬于軍前。李璮的岳父王文統，當時任中書省平章政事，頗得忽必烈信任，因與李璮書信交通，被忽必烈殺死。

叛亂平定後，忽必烈罷地方諸侯世襲，收漢人軍將兵權，在地方上實行軍民分治，並引用色目人作為統治的幫手，以對漢人進行牽制等等。這些措施，都對元王朝中央集權政治的建立，蒙古、色目貴族與漢族官僚之間矛盾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鞏固權力

李璮受任前後，其勢力似尚局限於益都一路之地。蒙古滅金前一年，“金人以海（今江蘇連雲港）、沂（今山東臨沂）、萊（今山東萊州）、濰（今山東濰坊）等州降”（《元史·太宗紀》），足見這時益都周圍地區多不在李璮集團手中。然而，此後不到十年，他的勢力就逐漸伸展到益都以東和東南的差不多整個山東半島。據民國《牟平縣誌》卷九《昭武大將軍總管萬戶姜房墓碑》（碑立於1255年），在碑主病死於1240年以後，其長子和次子分別由“山東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襲膠（今山東膠州）、濰、莒（今山東莒縣）、密（今山東諸城）、寧海（今山東牟平）等州總管萬戶及寧海州刺史之職”。可見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領之下。不過，他雖然保持著“山東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稱號，實際上未曾控制過位於淮南的宋朝邊地。1252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將州治從位於海島的東海縣移回舊址。蒙哥汗後期，璮又出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與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東路。是為李璮勢力所至的最南線。

在處心積慮地拓大地盤的同時，李璮採取各種方式鞏固和加強對自己轄境的實際統治權力。益都民戶在窩闊台朝丙申（1236）分封時被劃為成吉思汗幼弟鐵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後王塔察兒的妹妹為妻，即應在丙申分封之後。通過政治聯姻方式與黃金家族中“東諸侯”之長締結起“肱脾相依”的關係，當為李璮在北方諸侯中表現最為桀傲不馴的重要原因。益都地處蒙宋對峙的戰略要衝，也經常被李璮利用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繕益兵計”（《元史·李璮傳》）。蒙哥汗時期幾次徵調諸路兵，李璮都“詭辭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後，卻向朝廷要求從東平等路份運餉給軍，即使運輸代價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傳》）。在轄地之內，他還試圖逐漸確立制度化的官制，並修湮廢多年的試院、文廟，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統治來延攬人心。

策動叛亂

釣魚城之戰1259年，蒙哥汗死於四川攻宋前線。黃金家族內部隨即爆發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爭奪汗位的戰爭。中統年間，世祖不得不以相當的兵力應付盤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顯然是想利用這種形勢，進一步鞏固自己割據山東東路的地位與權益；他對世祖政權的違抗態度也越來越不事掩飾。1260年，世祖親征北邊，“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養精兵七、八萬，卻獨以御宋為辭，“即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從”。大汗回京以後，諸侯紛紛朝覲，惟李璮不至。中統二年（1261）正月，璮以御宋為名，擅自發兵修益都城防，以磚石築牆，外掘深塹圍之。蒙古奄有華北之後，普遍禁止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舉動，確實是異乎尋常的。北方各地的馬匹，當時“無論軍民，概屬括買”，而此令獨不及李璮地盤，璮並散遣部下到轄境外以高價與政府爭購軍馬。1260年以後，北方各路通用中統鈔，惟璮境使用宋政府發行的漣州會子。納於朝廷的鹽課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統初，世祖尚無暇南顧，因此對宋採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輕啟邊釁。但李璮卻在淮邊潛師侵宋，想破壞國信使郝經的使宋之命。他與北方其他世侯之間窺測時勢，批評朝政的聯絡活動也相當頻繁。李璮與其同鄉和岳丈、首任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之間更保持著密切的交通。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中曾有“期甲子”等語，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統透露過自己的預謀。

中統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軍親征漠北。李璮抓住這個機會策動叛亂。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還蹕燕京。但這時舉兵稱亂，已如箭在弦上，無容遲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驛召回留質燕京的兒子李彥簡，三四天后，即盡殺境內蒙古戍軍，宣布以漣、海等城獻於宋，公開稱叛。

驚動朝野

李璮舉事之前，朝廷對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覺。粘合南合和張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進言，謂李璮必反。由於當日北邊未靖，中原守備空虛，世祖只能對他專用安撫、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動聲色。中統元、二兩年之間，元廷加璮為江淮大都督，賜金、銀符共六十餘枚，褒賞獎諭竟至再三。種種殊遇，其實都是為了將他暫時穩住。三年初，李彥簡逃歸山東，世祖立即召謀臣姚樞入對，要他預測李璮動向。可見朝廷對益都事態始終保持著高度警覺。

根據姚樞的判斷，李璮舉事之後，有三種戰略可供選擇：“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問“今賊將安出”，姚樞斷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樞傳》）

事態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姚樞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稱亂時，他本人似乎難在漣、海一線。璮事先雖已遣人向南宋納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書方遞達臨安。宋廷認為“情偽難憑”，要李璮實獻出漣、海，以示誠信。李璮於初十致書宋廷，保證“來意真確”，在此前後，宋朝方正式接收漣、海諸城，遂於二十四日詔封李璮為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開叛亂之前，並沒有與宋取得確實的聯絡；起事後即匆匆領兵北走益都、濟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兩淮邊軍乘李璮之亂，在滕（今山東滕縣）、徐（今江蘇徐州）、邳（今江蘇邳縣）、宿（今安徽宿縣）一線頻頻出攻。李璮也沒有向南移兵，以期與宋軍腹背相倚。可見他向宋納款，仍是玩弄“挾敵國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沒有認真考慮過“與宋連和，負固持久”的策略。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進據濟南；此後頓兵濟南達兩月之久，直至被元軍團團圍住。又可見他也根本沒有奔襲燕京，拒元北征之師於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亂求變的膽魄。他採取的，恰恰是姚樞所說的“下策”，即出兵濟南，坐待山東諸侯應援。

出兵濟南

李璮起兵之後，便立即從漣海趨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據益都，發府庫犒其將校。十七日，元廷詔令山東各地修築被拆毀的城垣以御李璮。這時，河北山東各路世侯從征北的軍隊雖已班師南還但似乎還來不及回到各自原來的駐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們“盡發管內民為兵以備”。同時，命令濟南萬戶張宏、歸德萬戶邸浹、武衛軍炮手元帥薛軍勝等部主力會濱（治在今山東濱縣東北）、棣（今山東惠民），割斷在平灤（今河北盧龍）擔任總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統女兒所生）與山東的聯繫，而水軍萬戶解成，張榮實，大名萬戶王文廣，東平萬戶嚴忠范所部則集結東平。二十日，元廷又詔令匯集於濱棣、東平的軍隊分別由北、南兩路向濟南靠攏，以期將李璮封鎖在山東東路。但是，李璮比元軍搶先一步抵達濟南。張宏守城之卒數不滿千，只好攜祖父張榮棄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領濟南。張宏在告變京師途中遇討璮元軍，遂充前鋒回攻濟南。在益都一線相峙。他雖然也屢次出擊元軍，但是總的戰略意圖都是用主力固守濟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回響。以致在最關鍵的幾十天裡，他在軍事上竟一無進展。

蒙古取代遼金以來，以宋為正朔的觀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復宋室的號召很難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漢人世侯們親眼看到了蒙古軍隊的作戰能力，也認識到諸侯之間實力均衡、互相牽制的複雜形勢，所以往往滿足於大汗君臨之下割據一方的實權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統治集團中，世祖的確更被他們視為最適合於推行漢法的君主人選。因而儘管這些漢人軍閥在平時的私下談論里或有誹議朝政的不遜之辭，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把握，他們絕對不肯輕易地舉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稱亂後即傳檄各路，結果只有太原路總管李毅奴哥，達魯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萬戶張邦直（張榮子）回響。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責之下帶兵參加對他的圍剿。李璮把成功的賭注完全壓在不切實際的空想上，結果只能一步步地將自己引向坐而待斃的死路。

就在李璮頓兵觀望的時候，元廷逐漸完成了圍攻濟南的軍事部署。四月初，濟南郊外已集結了“十七路人馬”（《元史·王綧傳》），高麗軍隊也奉調助攻。元軍開始樹柵鑿塹，圍困濟南。四月底，詔右丞相史天澤專征山東，諸將皆受節度。史天澤接受軍前行中書省參議宋子貞的建議，與前線統帥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溝高壘，“以歲月斃之”（《元史·史天澤傳》）。五月初，元軍又在原有圍城工事基礎上進一步構築環城。是月中旬，濟南被完全困死。從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復得出。六月初，宋軍曾由海路北上，進攻滄、濱等州（均在今山東），是舉或有接應李璮的意圖，但未克成功。除濟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東東路大部很快被元軍規復。

被擒處死

史天澤重圍之中的濟南，全力作圍獸之斗將近一月，士氣逐漸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以後糧餉日漸不支，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至六月中旬，城內糧盡力竭。“甚至截屋檐拌鹽飼馬；已而亦無，相將食人”。於是全城人情潰散。李璮本人也情緒低落，“日復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強整軍出戰，希冀突圍。但因缺糧乏力，被元軍掩殺，倉皇退回城內。守軍由是陸續“什佰相結、縋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墜於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於此’。於是坐庭中，以鑷摘去長髭。二十日早，吩付眾人出，各討路去”。是日城潰。璮自手刃愛妾，乘舟自投城內大明湖中，因水淺未死，被元軍捉獲。

李璮被擒後，即被帶到宗王合必赤帳前。史天澤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隨即由史天澤等人會審李璮。據《前聞記》的描述，嚴相公（指嚴忠范）首問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與我相約，卻又不來。“嚴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問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問曰：”忽必烈有甚虧你處？“王曰：”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喚黃眼回回砍去兩臂，次除兩足，開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斬首。”看來史天澤很擔心李璮會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間在私下窺測時局，指摘朝政，甚至語涉反意的隱密，因此一反“慎密謙退”的穩重作風，在軍前擅命處死李璮。

翌日，史天澤即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元史·史天澤傳》）。李璮之亂至此完全平息。

叛亂影響

三齊叛亂牽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職的漢人親信。中書平章王文統與李璮長期秘密溝通，“有反狀者累年”，事發後與其子王蕘一同被誅。推薦過王文統的劉秉忠、張易、商挺、趙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懷疑。商挺從關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軟禁和盤查；趙良弼更被“威刑臨恐，譴訶百至”。至於史天澤在濟南城下之日匆忙殺李璮滅口，回朝後則以“擅殺自劾”。忽必烈雖未加罪責，但璮與漢地世侯們私下交通，他心裡顯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實上，世侯中間走得最遠的如濟南張榮之子張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應李璮從南線發動攻擊時，獻邳州城投降過宋朝。在汗位爭端尚未完全解決的情況下，過分追究北方世侯與李璮之亂的關係，可能把他們逼到公開與朝廷對抗的立場上去，這會給世祖政權本身帶來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繼續優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們鋌而走險；同時也充分利用他們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權力，把這些專制一方的軍閥變成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統治下的文武官僚。從中統三年起，元廷先後在北方漢地實施兵、民分治，罷世侯、置牧守、行遷轉法，易置漢人將領部屬、將不擅兵等制度。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李璮之亂失敗，進一步促成世祖政權對華北各地統治的集權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