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子野
裴子野(469—530),字幾原,祖籍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寓居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南朝齊梁間著名史學家、文學家。太中大夫裴松之曾孫。官至鴻臚卿。因曾祖裴松之於宋時任吳興郡故鄣令而留寓,故宅在今安吉縣境內。在朝廷任官十餘年,默然靜守,安貧樂道,僅起茅屋數間,妻兒常苦饑寒。晚年篤信佛教。著作甚豐,有抄合後漢事40卷、《眾僧傳》20卷、《方國伎圖》1卷、文集20卷等。► 0篇詩文
人物生平
幼年時期
裴子野出生於世族家庭,曾祖裴松之,南朝宋太中大夫,曾為《三國志》作注;祖父裴駰,南齊中郎外兵參軍,著有《史記集解》,都是著名史學家;父裴昭明,南齊通直散騎常侍。裴子野出生後母親病逝,由祖母殷氏撫養。殷氏“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不幸,在他九歲時,祖母也去逝了。裴子野悲痛萬分,哀毀過人。
少年時期
裴子野聰穎早慧,勤奮好學,少年時代就以善於著述文章聞名。年輕時即開始步入仕途,初任南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後為江夏王參軍。南齊中興二年(502年),父裴昭明去世,裴子野辭官回鄉。正在這時,南齊王朝也被蕭梁王朝替代了。
青年時期
蕭梁初始,梁尚書僕射范雲很讚美裴子野的文才、品行,準備上表推薦他,可惜未奏就突然去世了。當時文學家任昉頗負盛名,很多文人投靠到他門下,請求推薦仕官,唯獨裴子野不願走這條捷徑,為此任昉很惱火,不在朝廷為他說好話。過了很久,裴子野才任安成王參軍,兼廷尉正。廷尉是掌刑獄的機構,一次廷尉上奏一件判獄,裴子野不在場,同僚們代他簽了名。誰知,梁武帝對此案很不滿意,把辦案的人全撤了,裴子野也在其中。有人勸他把事情真相講明,可官復原職。裴子野笑著說:“丟官固然可惜,我豈能靠訴訟辯解當官呢?’他在家呆了很久,終無悔意。著名無神論者范縝在朝中任國子博士,與裴子野素未相逢,卻很敬佩他的學識和為人,上奏請朝廷將自己的官職讓給裴子野。朝廷以裴子野資歷太淺為由,未予採納。過了很久他才任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後又任諸暨(今浙江諸暨)令。任職期間,以理取信於民,“百姓稱悅,合境無訟。”數年後,裴子野被吏部尚書徐勉推薦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後又兼中書通事舍人,掌中書詔誥,不久又遷中書侍郎。梁大通元年(527年)轉鴻臚卿、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530年),死於任上,終年六十二歲。
中年時期
裴子野仕官期間,忠子職守,任勞任怨,且為政清廉,是—塵不染的清官。他把朝廷的俸祿分攤給生活困難的親戚朋友,自己則與妻子恆苦饑寒,居住在數間茅草屋內,“唯以教海為本”。晚年信奉佛教,嚴守戒律,病重期間“遺命儉約,務在節制’。裴子野死後,梁武帝為之流涕,親下詔書,稱“文史足用,廉白自居。謚曰貞子”。據說過去,五品以上的官職才有諡號, 裴子野“以令望見嘉”破了先例。裴子野下葬,湘東王蕭繹親自寫墓志銘,藏在墓葬中,邵陵王蕭綸為他立墓誌,立於墓道中,“羨道列志, 自此始焉”。子裴謇,官至通直郎。
文史足用
宦海沉浮 幾起幾落
裴子野的曾祖父裴松之、祖父裴駰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受家庭的薰陶和影響,裴子野從小就對史學極感興趣,三十歲左右,就將沈約寫的史書《宋書》刪撰為《宋略》二十卷。此書一出來,立即博得朝野上下一致讚賞,連和裴子野打過筆墨官司的沈約本人,見後也自嘆不如。除《宋略》外,裴子野還有《眾僧傳》、《續裴氏家傳》、《方國使圖》等著作行世。可惜這些著作都已亡佚,未能流傳下來。裴子野雖然是以史學和文學成就聞名於世,但他一生所擔任的公職,絕大多數卻是秘書官職。他宦海生涯三十多年,其間只到諸暨任過很短一段時間的縣令,其餘所擔任的參軍、錄事參軍、記室參軍、左常侍、尚書比部郎、中書通事舍人、中書侍郎等,都是秘書官職。當然,裴子野的仕途並不平坦,剛開始擔任公職的十幾年內,宦海沉浮,幾起幾落,得意時少,失意時多。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幾年,由於受到梁武帝的賞識和器重,他才得以充分顯示和發揮自己的才幹和作用。
才華初露 無不嘆服
裴子野被任命為中書通事舍人,成為皇帝的高級秘書,是吏部尚書徐勉直接向皇帝推薦的。在此之前,尚書僕射范雲、中書郎、國子博士范縝,也都推薦過他,范縝甚至提出將自己的職務讓給他。由於裴子野官位低,資歷淺,用人部門都沒有同意。梁武帝對裴子野的名聲雖然早有所聞,這次經徐勉推薦,也說得上是破格任用了他,但在使用上,起初卻不怎么放手。後來由於裴子野在工作中顯露了淵博的學識和非凡的才幹,博得梁武帝高度賞識和器重,梁武帝才對裴子野刮目相看並予以重用。
有兩件事給梁武帝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第一件事是裴子野擔任中書通事舍人掌中書詔誥後,西北邊界外有兩個叫白題和滑國的小國派使者到梁朝來進貢,由於和這兩個國家好幾代都沒有交往了,朝廷里無人知道這兩個國家的來歷,甚至連是否有這兩個國家都不清楚。裴子野卻引經據典道:“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其博識如此,眾人無不嘆服。梁武帝於是命令裴子野撰寫《方國使圖》,對鄰小國家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發動北伐戰爭,進攻北朝的魏國,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他援筆而就,很快完成了任務。為慎重起見,梁武帝又把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異等人叫到壽光殿來,要他們認真斟酌修改這篇文稿。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又是公認的文書大手筆,他們看後,竟沒有一個不說寫得好的。這樣,梁武帝自然放了心。他久久地注視著裴子野,深情地說:“看你的樣子是這樣贏弱,文章卻寫得如此雄壯。”接著,他又吩咐裴子野,趕快再去寫一封信給北魏的宰相元叉,以曉喻大義。這時已是深夜,裴子野說天亮就可交稿。但還未動手,五更鼓聲就已敲響了。而梁武帝這時又派人來催說:“趕快把稿子送去!”裴子野於是操起筆,黎明時就寫好了。梁武帝讀後,深為嘆服。
從此,朝廷所有的符檄檔案,都由裴子野起草。
文史足用 廉白自居
說到裴子野學識的淵博,不能不再帶上一筆。裴子野是一個著名的文人學者,因此同他交遊的人,也多半是些學界名流。文人相輕本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傳統,然而當時那些博覽群書,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學界名流如劉之遴、劉顯、殷芸、阮孝緒、顧協、韋棱、張纘、肖勱等人,對裴子野卻極其推崇和嘆服。他們在一起討論古籍時,每遇意見不合,“鹹折中於子野”,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見為判定是非的標準。裴子野博識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裴子野受到時人的推崇,當然還有別的原因。比如他文思敏捷,起草文書,倚馬可待,一揮而就。還有他那簡練樸實的文風,也是人們推崇的一個原因。南北朝時盛行駢文體,這種文體偏於形式,堆砌詞藻,空尚浮泛,不切實際,過分講究對仗和聲律,表面上看十分華麗,讀起來也琅琅上口,但很不實用。時人隨波逐流,文風敗濁。裴子野卻不然,他作《雕蟲論》,對文章的注重藻飾,表示極大的不滿,主張作品應做到“勸美懲惡”、“止乎禮義”;對繁文要“刪撮事要”。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對《宋書》刪繁就簡,壓縮成二十卷的《宋略》,是他實踐中的一個大膽的嘗試。後來他成為皇帝的秘書,起草公文也是直陳政事,不尚麗靡之詞,摒棄形式主義。他寫的公文雖然首尾貫通,頗具氣勢,深得梁武帝的賞識,但由於與當時的文風有明顯的差異,因此還是招來不少人的非議,有的甚至為此而指斥詆毀他。裴子野全然不顧,堅持走自己的路,到最後,就是指斥詆毀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公文應當這樣寫,於是更加敬重裴子野。
更難得的是,裴子野的個人品德和修養,也堪稱古代秘書人員的楷模。
南北朝時期,中書通事舍人這一官職,是十分重要的。朝廷的事權可以說大都落在這些人身上。他們在皇帝左右,可以直接代皇帝發布詔令,有的甚至分別擔任各部門的政務,尚書反須受其指導,因而“勢傾天下”。裴子野在中書省工作十幾年,一直擔任中書通事舍人這一官職,後來梁武帝又很賞識器重他,說他是個大權在握的人,應不為過。但他能正確對待和使用手中的權力,從不用它來謀一己之私利。據史書上記載,他為官清正廉潔,不謀私利,從沒有向組織上提過什麼要求,或請求解決什麼困難。他的外祖母家裡和表兄弟家裡生活十分窮困,他就拿自己的俸祿接濟他們。由於俸祿大都給了親戚,自己家裡的生活也就過得相當艱難。他生活儉樸,淡泊自守,終身“飯麥食蔬”,以致妻子“恆苦饑寒”。對於妻子的叫苦,他總是溫言勸喻。說來更讓人難以相信,他在朝廷里當這么大的官,家裡卻連住房都沒有,後來借了兩畝官地,建了幾間茅屋,才得以棲身。他的孩子和侄子,對他“奉若嚴君”,十分敬畏。他去世前,還反覆告誡子女,要“儉約,務在節制”。其高風亮節,連梁武帝都十分感動,聞其死訊而流淚,下詔即日舉哀,讚譽他“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清高自愛 堪稱楷模
像裴子野這樣清正廉潔的官員,不要說在南北朝這樣一個生活奢侈腐化,官吏貪污成風的社會裡不多見,就是在整個封建社會,也可以說是鳳毛麟角。他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大概有三個原因。一是他信佛;二是家庭的薰陶和影響;三是他注重自我修養。
南朝佛教流行,很多人相信“因果報應”,迷信“來生”。認為今生多受些苦難,死後就不會被打入地獄。裴子野篤信佛教,於是“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裴子野的父親裴昭明,是一個當官清勤、不置產業的人。據《南史》記載:裴昭明歷郡皆清勤,甚貧罄。齊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太守),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裴昭明自己也常對人講:“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置產業。俗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裴子野為官清正廉潔,受其父的影響無疑也是一個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他注重自我修養。《南史·宋本紀》載: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一次宴會前,宋文帝“敕諸子且勿食”,說是到時將賜給他們豐盛的肴饌。天色已晚,而“食不至”,皇子們皆面露飢色。宋文帝這才告訴他們:“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裴子野在《宋略》中也記了此事。但他不是記罷了事,而是藉此大發議論:“善乎太祖(宋文帝廟號‘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資治通鑑》卷一百二十四)。言為心聲,從中不難看出裴子野之為官清廉,乃是有其思想基礎的。
裴子野的品德和修養好,還表現在他對待朋友和同事心胸寬大、氣度恢弘方面。梁天監初,裴子野步入仕途不久,在他擔任右軍安成王參軍時,曾兼任過廷尉正這樣一個司法官職。當時的訴訟案件,必須三官署名才有效。有一次裴子野不在,同事就把他的名字簽在獄牒上,報上去沒有得到批准,怪罪下來,把裴子野的所有官職給免了。有人勸子野去說清楚,就會復職的,他一笑置之,不去解釋,情願為同事朋友分擔責任。這次免官,使他賦閒了很長時間,但他對同事始終不抱怨恨。
裴子野還是一個清高自愛的人。梁代齊後,和沈約齊名、時人號為“任筆沈詩”的南朝著名文學家任昉,時任義興太守等職,頗負盛名。有意仕途的年輕人經常出入其門下,希望得到他的引薦。任昉也是個獎掖後進、愛才如命的人,對來訪者,只要有才學,堪任用,他一概向上推薦。而經他推薦的人,又都受到任用。任昉的母親是裴子野的堂姑母,兩個人是堂表兄弟,裴子野當時沒有工作,卻從不去拜訪任昉,求其推薦,使任昉感到非常遺憾。裴子野的所作所為,在現今的某些人看來,也許會覺得他太清高、太要面子了,殊不知正是他的清高自愛,才使得別人更加尊重和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