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崔益鉉是朝鮮歷史上的一名碩儒，也是近代一位傑出的愛國志士，世稱勉庵先生。他本貫慶尚道慶州府，據說是新羅時期著名文學家崔致遠的後代，朝鮮純祖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34年1月14日）出生於京畿道抱川郡。14歲時拜當時的大儒金琦鉉和李恆老（號華西）為師，並在他那裡接受了理學的思想。崔益鉉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他在師從華西李恆老的過程中形成了憂國愛民的衛正斥邪思想、為國如家的忠義思想和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以實現王道政治為己任，同時也受到華夷之辨的很大影響，不承認滿清為中華正朔，而尊奉明朝為正統，這也導致他排斥一切外國，尤其是堅決抵制日本，這成為他後來屢次反日的思想根源。

朝鮮哲宗六年（1855年），崔益鉉參加科舉考試，並獲明經科甲科及第，被任命為順康園守奉官，轉任新昌縣監，隨後歷任成均館典籍、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吏曹正郎等職。崔益鉉在官場一向以清廉正直、剛強不阿著稱，仇視獨裁和腐敗現象，這被視為朝鮮王朝時期士林最大的美德。因此崔益鉉名聲大噪，再加上他學問廣博，許多士子慕名求學，崔益鉉逐漸成為了朝鮮儒林的領袖人物之一，他的門生也遍及朝鮮各地。但這也為他帶來麻煩。1863年朝鮮高宗李熙即位後，其生父興宣大院君攝政，成為當時朝鮮的獨裁者。大院君大力強化專制主義，實行包括裁撤書院等一系列令儒林不滿的措施，並傾盡全國之力重修象徵王權的景福宮。由於景福宮工程所需款項奇缺，大院君命令全國百姓貢獻財物，濫加引進清朝錢幣，並巧立名目，收取願納錢、當百錢、通門稅、水稅等苛捐雜稅，甚至大肆賣官鬻爵以填充景福宮工程的巨款。大院君的這些惡政都被擔任言官的崔益鉉看在眼裡，並多次向朝廷上疏指責這些政策禍國殃民，是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的權宜之計，自然得罪了當權的大院君。崔益鉉因此於高宗五年（1868年）被罷官，但他更加得到人們的稱讚和尊敬。

風口浪尖

高宗十年（1873年），興宣大院君自稱“大老”，勢力如日中天。為了籠絡儒林，大院君重新起用崔益鉉為承政院同副承旨，負責草擬國王教旨。從這時起，崔益鉉捲入了一場宮廷政變，第一次進入歷史的風口浪尖。崔益鉉上任不久就自發地上疏針砭時弊，批評大院君治下的朝鮮“挽近以來，政變舊章，人取軟熟。大臣六卿無建白之議，台諫侍從避好事之謗。朝廷之上俗論恣行而正誼消，諂佞肆志而直士藏。賦斂不息，生民魚肉，彝倫斁喪，0士氣沮敗。事公者謂之乖激，事私者謂之得計，無恥者沛然而得時，有守者苶然而濱死。以致天災見於上，地變作於下，雨暘寒暑，俱失其常。”但未直接提及大院君退位。這個奏疏經過大院君的審核，竟然被遞交到了高宗的手裡。大院君之所以批准崔益鉉的奏疏，一是上疏文中沒有直接提及大院君，一是大院君認為高宗不會“忤逆”他。誰料高宗看了奏疏竟然嘉獎崔益鉉，並給他擢升為戶曹參判，令大院君十分不悅。高宗敢違背自己親生父親，正是因為他的妻子閔妃在身後撐腰，高宗的王妃閔妃（明成皇后）由於世子冊立的問題與大院君產生矛盾，已經韜光養晦多年，此刻正欲使自己的娘家驪興閔氏聯合豐壤趙氏、安東金氏一起發動政變，打垮大院君，自己上台執政，便注意到了崔益鉉的上疏給了她絕佳的機會。高宗和閔妃深夜密召崔益鉉，授予其親近臣子才有的命召牌（表示國王有要事託付），讓他上疏彈劾大院君本人，讓他下台，好讓高宗親政。崔益鉉為高宗的信任所深深感動，同時也認為自己逼退大院君是在為國盡忠，便立刻寫下彈劾大院君的奏疏，並於十一月三日（1873年12月22日）遞交給高宗。同日，他就因為不當言事的罪名而被高宗下令流配到濟州島，圍籬安置。但這只是高宗和閔妃為了避免崔益鉉在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遭到大院君的報復而採取的形式上的處罰，其真正目的的保護崔益鉉免受迫害。

在這篇彈劾大院君的奏疏（《辭戶曹參判兼陳所懷疏》）中，崔益鉉這樣痛斥大院君的失政：

“皇廟（指萬東廟）之撤，君臣之倫斁矣；書院之罷，師生之義絕矣；鬼神出後，父子之親紊矣；國賊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錢之用，華夷之別亂矣。惟此數三條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蕩然，而無復餘存矣。加之以土木願納之類，相為表里，而為殃民禍國之資斧者幾年於此矣，此非變先王之舊章、斁天下之彝倫而何哉？”

因此，他總結為“政變舊章，彝倫斁喪”8個字來抨擊大院君的失政。特別是對撤廢書院說：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國學也，鄉校是古之州序也，書院是古之黨庠也。且設院之本意，則講學明道實為之主，而鄉先生崇德報功，仍其餘事也。不謀廣置，惟嫌疊享，並與其已舉者而加廢之，存十一於千百，則深違學校之古制，大失創設之本情”。

崔益鉉認為裁撤書院是廢棄教育，埋沒人才的愚民政策，影響國家的安危，他把這些錯誤歸咎於大院君，稱“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聰明，操縱威福，綱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最關鍵的是，崔益鉉還指出大院君和高宗屬於君臣關係，大院君不應以生父名義凌駕於國王之上，因此理應恢復君臣之倫，不準大院君干預朝政。這篇奏疏雖不乏崔益鉉囿於儒家君臣理論和華夷觀的腐陋之見，但也處處體現他憂國憂民、不畏權貴的精神。結果高宗順理成章的接受崔益鉉的上疏，宣布自己和大院君是君臣關係，宣布“親政”，並命令大院君離開京城，不許參與政事。大院君見此上疏，老羞成怒，指使手下官員領議政洪淳穆等人伏闕上疏，請旨殺崔益鉉。但高宗在閔妃的支持下不為所動，這些親附大院君的官員又集體辭職，企圖架空政府，這正中閔妃下懷，閔妃迅速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在朝廷各部，並不準大院君進宮。大院君無計可施，只好離開京城。崔益鉉的上疏竟成了使大院君十年勢道一夕之間垮台的關鍵棋子。崔益鉉也在1年多以後被赦免，並召回漢城任戶曹參判。

流放海島

高宗十年（1873年）大院君倒台後，高宗親政，實際上是閔妃外戚集團掌握政權。閔妃集團對外政策明顯比大院君時期厲行的鎖國政策寬鬆許多。從1873年開始，以三年間的流配生活為契機，崔益鉉清算了自己的官職生活，選擇了憂國愛民的衛正斥邪之路。高宗十二年（1875年）日本欲打開朝鮮國門，派軍艦騷擾江華島和釜山沿海，史稱“雲揚號事件”。第二年1月日本以雲揚號事件為藉口派使臣帶領7艘軍艦前往江華島，逼迫朝鮮打開國門。閔妃集團面對國內主戰的呼聲，最終還是向日本妥協，派申櫶、尹滋承與日本人談判。

崔益鉉本來就深受儒學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的影響，此事自然遭到崔益鉉的強烈抵制。高宗十三年（1876年）正月二十二日，崔益鉉聯合司諫張皓根率領數百儒生在王宮昌德宮門前持斧上疏，堅決反對同日本談判乃至締約。崔益鉉在《丙子持斧伏闕疏》中深刻洞悉了這個所謂“修好條規”的不平等性質以及日本侵略朝鮮的野心，認為：

“臣聞賊船之報，意謂廊廟當有定論，側聽屢日尚無所聞。外間喧傳意在求和，萬口同憤，四境洶洶。如其訛也，則公私幸甚；如其實也，則為賊人地也，非為國家也。此說施行，殿下之勢去矣。……和出於彼之乞憐，強在我而我足以制彼，其和可恃也；今和出於彼之乞憐耶？我之示弱耶？畏怯而求和，則為目前姑息，向後溪壑之欲何以充？此所以亂亡者一也。彼之物貨，皆淫奢奇玩；而我之物貨，民命所寄而有限者也，不數年東土數千里，無復支存，國必隨亡，此亂亡者二也。彼雖托倭，其實洋賊；和事一成，邪學傳授，遍滿一國，此亂亡者三也。……持斧伏闕，伏願亟正大策……如其不然，臣目見域中人沒於禽獸，不願靦面苟活為伍，乞以此斧加臣顯戮，使得歸陪二聖於地下，亦朝廷之大恩也。”

並預見了這些條款將對朝鮮社會產生的衝擊，指出“彼之物貨，皆淫奢奇玩；而我之物貨，民命所寄而有限者”，將會帶來後果不堪構想的掠奪性貿易，崔益鉉還提出“倭洋一體”，與日本媾和將會輸出“洋賊”之“邪學”（即天主教等洋教），動搖朝鮮的民族精神，使國家走上亡國之途，表示如果朝廷不接受他的主張就立即以斧劈頭而死。但閔妃集團本來就傾向開放，加上畏懼日本的武力威脅，一面同意日本的條款，與其締結《江華條約》；一面立刻將崔益鉉逮捕，武力驅散在宮門前示威的儒生，並下令將崔益鉉發配到全羅道西海岸的黑山島。崔益鉉由於他的正直敢言，再次觸犯權貴，遭到流放惡島的厄運。

崔益鉉被發配到黑山島以後，在那裡興辦學塾，成立了一心堂和黑山書社，並與當地的一些文人學士研究學問，吟詩作賦。崔益鉉在黑山島的詩文大都表現了他憂國憂民、孤憤失意的情懷。現今大黑山島上的淺村還保存著“勉庵崔先生謫廬遺墟”。另外，崔益鉉還特別鍾情於黑山島上的一塊岩石，用朱熹的“為我重指掌”一句將其命名為“指掌岩”。他還在指掌岩上題寫了“箕封江山，洪武日月”八個大字，充分表達了崔益鉉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高宗十六年（1879年），崔益鉉獲得赦免，離開了黑山島，回到了故鄉抱川郡。

反日活動

崔益鉉被放逐歸鄉以後十多年間，他致力於招收門徒，興辦教育、鑽研學問，對政治絕少干預。但他實際上成為19世紀末朝鮮衛正斥邪運動的精神領袖。這段時間，朝鮮的局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隱士之國”——朝鮮終於全面打開門戶，朝鮮原來的宗主國清朝與後來居上、包藏禍心的日本在朝鮮半島的爭奪日趨白熱化。日本在面對清朝的固有優勢而處於下風的情況下，一方面秣馬厲兵、靜待時機，一方面通過經濟侵略對朝鮮不斷蠶食，大肆掠奪朝鮮的農產品，使朝鮮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江華條約》締結前崔益鉉在上疏中的內容竟然一一得到應驗。終於，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鮮爆發的東學黨起義給日本以絕佳時機，日本利用清朝出兵朝鮮的機會，調兵遣將入侵朝鮮，扶植親日傀儡政府，並發動了中日甲午戰爭，接著驅逐了中國在朝鮮的勢力，開始了對朝鮮的吞併進程。

這段時間崔益鉉雖然沒有參與政治，但日本蹂躪朝鮮的一切行徑都了如指掌。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六月親日政權成立後，斷行所謂“甲午更張”，模仿日本、並在日本的“指導”下進行內政改革。“甲午更張”雖然帶有資產階級改革的性質，短期和表面上有利於朝鮮社會的進步，但實際上卻是日本推動朝鮮同化於且合併入日本的過渡工具。崔益鉉深知這個“更張”表面文章背後的日本陰謀，於是向朝廷上了一道《請討逆復衣制疏》，請求廢除“甲午更張”的一切措施，處斷朴泳孝、徐光范等開化黨“逆賊”，並問罪於侵略朝鮮的日本。然而日本對朝鮮的侵略變本加厲，甚至在開國五百三年（1895年）八月發動乙未事變，殘忍殺害了朝鮮的國母——閔妃。接著又指使親日的金弘集內閣下達“斷髮令”，要求朝鮮男子一律剪斷長發，改留西式平頭。斷髮令是對朝鮮信仰的儒家學說的徹底否定，也是日本對朝鮮同化陰謀的露骨表現，因此崔益鉉毅然站出來，對“斷髮令”進行強烈抨擊和頑強抵抗，最後被內部大臣俞吉浚下令將其逮捕至漢城，投入監獄。崔益鉉被投獄後始終拒絕斷髮，表現出堅強的民族氣節和志士精神。最終，建陽元年（1896年）2月10日，隨著“俄館播遷”事件的發生，親日內閣倒台，“斷髮令”被廢，崔益鉉也得到釋放。

由於乙未事變和“斷髮令”造成了朝鮮全國的騷亂，第一次反日義兵運動（乙未義兵）風起雲湧，因此剛剛通過“俄館播遷”而從親日派手中獲得權力的高宗不得不採取懷柔政策，來使全國性的義兵運動平息下去。崔益鉉是朝鮮儒學界的領袖，威望極高，又在20多年前受高宗知遇之恩，所以高宗於建陽元年（1896年）2月任命崔益鉉為“各府郡宣諭大員”，到全國各地招安義兵。這些義兵都是因“為國母報仇”和發對“斷髮令”而於乙未年冬起義的，其中柳麟錫等義兵領導人和崔益鉉有密切關係。崔益鉉對義兵運動抱同情和支持的態度，後來他自己也成了義兵首領。20多年未涉仕途的崔益鉉再次做官，光武二年（1898年）以後先後被任命為宮內府特進官、議政府贊政、中樞院議官、京畿道觀察使等高級官職，但由於崔益鉉堅持儒學，看不慣當時社會上的開化風氣，更由於不滿官場的腐敗和傾軋，這些職務不久都被他在1896年上《宣諭大員命下後陳懷待罪疏》、1898年上《辭議政府贊政疏》及再疏、《辭宮內府特進官疏》及再疏、1904年上《辭宮內府特進官疏》的三，四疏主動辭退。正是由於與當時社會方枘圓鑿，崔益鉉再度歸鄉，住在忠清道定山，並遊歷各地，從事教育事業。但這並不代表他不問國事，崔益鉉還曾向高宗上《漱玉軒奏箚》、《闕外待命疏》及再，三疏、《時務十五條》等，提出“修武備”、“明大義”等建議，都體現出崔益鉉憂國憂民的忠正之心。

起兵抗爭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又一次入侵韓國，並在日俄戰爭爆發不久後逼迫大韓帝國政府簽訂《日韓議定書》，把韓國拉進日本陣營；又在同年8月強迫簽訂第一次日韓協約，開始了對韓國內政外交的控制。面對國難當頭，已經隱居數年的崔益鉉再次奮起反抗。崔益鉉於光武八年（1904年）收到高宗皇帝的密諭，並在次年1月進入漢城與高宗面談。崔益鉉指出自從乙未事變以後復仇心漸漸缺失，導致親日分子猖獗，堅決主張反抗日本，並提出了人才擇用和聚斂禁止等5條時務策。正由於如此，崔益鉉遭到日本人的迫害，日本駐韓司令官長谷川好道命令日本憲兵將崔益鉉逮捕，將他強制押往故鄉抱川監禁。後來他被釋放後，又一次上疏痛斥日本和賣國賊的罪行。結果再遭逮捕，押至定山，後又釋放。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強迫韓國政府簽訂《日韓保護協約》（即《乙巳保護條約》），將韓國變為事實上的殖民地。崔益鉉悲憤欲絕，立刻上了一道《請討五賊疏》及再疏，要求高宗皇帝向國內外宣布乙巳條約無效，並處斷李完用、朴齊純等對日締約的“乙巳五賊”。由於乙巳條約的簽訂，韓國又一次爆發了反日義兵運動，崔益鉉對此感到異常興奮，十分關心和支持各地義兵的反日鬥爭。此時73歲高齡的老儒崔益鉉，毅然決定親自起兵反抗日本。

光武十年（1906年）6月4日，崔益鉉與林秉瓚、林樂、崔濟學、高石鎮等80多名文人在全羅北道泰仁的武城書院舉義，他們還發布起義檄文《倡義討賊疏》，聲討日本罪行，號召人民起來鬥爭：

“我有鄰國，而不能自交，使他人代交，則是無國也；我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監，使他人代監，則是無君也。無國無君，則凡我三千里人民皆奴隸耳，臣妾耳。夫為人奴隸，為人臣妾，則生已不如死……噫！彼日本之賊，實我百世之仇敵，……魚肉我眾庶，掘毀我冢宅，占奪我田地，凡系我民命之資，孰非彼掌握之物？……去年十月之所為，實是萬古之未有。一夜間，勒紙片印，五百年宗社遂亡。……凡我宗室、大臣、公卿、文武、士農、工賈、吏胥，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殄滅逆黨，食其肉而寢其皮；殲剿仇夷，絕其種而搗其穴，無往不復。措國勢於泰磐，轉危為安；拯人類於塗炭，所恃師直。”他們還發表了號召動員的告示《布告八道士民》和分為16條的名為《寄日本政府》的義舉疏略，提出要進兵北上漢城與日本統監伊藤博文談判。之後崔益鉉在淳昌結集450人的義兵隊伍，自任義兵大將。崔益鉉帶領的起義隊伍作戰英勇，多次打敗日軍，直逼全羅道首府全州城，義兵隊伍也發展到近千人。被日本控制的韓國政府先派人招降，許以高官厚祿，但崔益鉉不為所動，嚴詞拒絕；接著韓國政府派遣大軍前往全州，準備鎮壓崔益鉉的義兵。崔益鉉在交戰的過程中得知這是政府軍（鎮衛隊），認為不應同胞相殘，便致書鎮衛隊統帥韓鎮昌，對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請其退兵以避免自我殘殺。誰料韓鎮昌不但不退兵，反而利用崔益鉉的天真和麻痹襲擊包圍義兵，結果崔益鉉的義兵隊伍猝不及防，陣腳大亂，義兵將領鄭時海陣亡，崔益鉉和林秉瓚等人當場被俘，押往漢城。崔益鉉的義兵隊伍就這樣曇花一現，很快就被鎮壓了。

崔益鉉在被俘後，再一次表現他的民族氣節。他在被押送漢城的途中，一直吟誦著屈原的《離騷》和諸葛亮的《出師表》，以抒發他的憤懣失意和壯志未酬。由於崔益鉉名望很高，所以統監府沒有將他判處死刑。8月，崔益鉉等人被判流放對馬島，並監禁在嚴原衛戍營里。崔益鉉見自己身陷囹圄，加之年事已高，因此對亡國在即而自己卻報國無門感到十分痛苦。他對一起被流放的林秉瓚說：“八十非從戎之年，然吾所以如此者，圖所以取大義於天下。”這句話既充分體現了他的愛國之心，又表現了他對獨立自由的渴求。在被囚禁在異國他鄉的痛苦和煎熬中，崔益鉉選擇了以死明志。光武十年（1906年）12月30日，崔益鉉絕食而死，並留下絕命詩一首：

起瞻北斗拜瓊樓，白首蠻衫憤涕流。

萬死不貪秦富貴，一生長讀魯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