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仕官曆程

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為避元末亂遷徙新鄭高老莊村。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高尚賢，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歷任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陝西按察司僉事等，至光祿寺少卿。

高拱生於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十三日，自幼受到嚴格的家教，“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 [1]  。稍長，即攻讀經義，苦鑽學問。十七歲以“禮經”魁於鄉，以後卻在科舉道路上蹉跎了十三個年頭，才考中進士，並選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授任翰林編修，九年考滿，升翰林侍讀。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裕王朱載垕開邸受經，高拱首被當選，進府入講。此時皇太子朱載壡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裕王與其異母兄弟景王朱載圳都居京城，論序當立裕王，而世宗似屬意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測種種、議論紛紛。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護，給裕王很大寬慰。

當時，內閣首輔嚴嵩、次輔徐階正互相傾軋，牴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於二人之間，未見有所厚薄。兩人因高拱為裕王講官，以後騰達有日，故也頗器重於他，有時甚至避讓幾分。時嚴嵩權勢熏灼，絲毫得罪不得，高拱卻不十分顧忌。一次他以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詩句，調侃嚴嵩在見其鄉袞、下僚時的傲態，嚴嵩聽了不僅不怪罪，反而為之破顏。在嚴嵩、徐階相與推薦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高拱遷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過九個春秋，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講授經筵，敷陳剴切，謹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師生關係。高拱離王府後，“府中事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後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翌年景王入藩之國，裕王為嗣的地位開始明朗，因而高拱與裕王的這層關係，不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對他刮目相看、趨之若鶩，而且也奠定了以後他在政治上大大發揮作用的基礎。

重為首輔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景王薨於藩地，裕王的地位確立。高拱升禮部尚書，召入直廬，並以青詞見寵，得賜飛魚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三月，由徐階薦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剛剛入閣，高拱即欲展抱負示才。當時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廬為榮，閣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諭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首輔徐階及“青詞宰相”袁煒以不能離開世宗須臾為由，不去閣中辦公。高拱對徐階說：“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春芳）、郭（朴）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同年十二月十四日，世宗嘉靖帝駕崩，朱載垕繼位為帝，封高拱為少保兼太子太保，並以文淵閣大學士入值內閣。不久，高拱與徐階反目成仇，竟至相互攻訐，後為胡應嘉、歐陽一敬所逼退。

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退休歸鄉。隆慶三年（1569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復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復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郁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布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徐階昔日對我有恩情，後來因為小事不睦，不足以怨恨”，“我自當徹底改變過去不好的思想和念頭，與諸君共同治理朝政”。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著自己是朱載垕心腹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 

政績斐然

隆慶四年（1570年）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御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布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十月，俺答汗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支持王、方意見，請奏朱載垕加封把漢那吉為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朱載垕準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汗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明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力主封俺答汗為王，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你們這些人喋喋不休，難道是國家籌劃輕重厲害嗎？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遂無敢復言者。同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廷封俺答汗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幾個月之間，邊陲晏然，沒有一個蒙古人侵擾，邊境百姓丟掉戈矛而拿起鋤頭耕作，關城熄滅烽火可以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贊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面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面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面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朱載垕以其“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建極殿大學士。

俺答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朱載垕讚賞這些意見並採納，兵部遂一一制定具體措施行之。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

專橫招議

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面。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凌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面。正是這一面，造成了他與同僚的讎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在隆慶四年（1570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使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朱載垕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全力，李春芳答應了。趙貞吉離開後，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隆慶五年（1571年）五月乞休歸田。

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當時殷士儋入閣輔政。殷士儋也是高拱在裕府時的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提拔。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面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隆慶五年（1571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逐歸田裡

高拱與張居正供職時國子監相識，二人志趣相投，相期將來入閣匡扶社稷。但當嘉靖帝去世當天，當時的朝廷首輔徐階只召自己門生張居正共同寫就嘉靖遺詔，並未通知已是閣臣的對手高拱，高、張二人頓生齟齬。此外，在隆慶五年高拱的親信傳言張居正接受徐階三萬兩白銀賄賂以救他的三個兒子，二人心中誤解日益加深。張居正暗中和對高拱不滿的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同盟。

隆慶六年（1572年）正月，以高拱為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因此遭致物議。御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高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復、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里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朱載垕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是年五月，朱載垕病危，召高拱、張居正及高儀三人為顧命大臣，穆宗握著高拱的手說：“以天下累先生”。朱載垕去世後因遺詔問題，高拱計畫發動百僚驅逐馮保，雙方正式決戰。

明神宗朱翊鈞即位後，張居正指使神宗“大伴”已是司禮太監馮保在皇貴妃李氏和陳皇后面前將高拱曾在內閣說過的一句話“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改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宣稱高拱謀擁立藩王，皇貴妃和陳皇后大驚。六月十六日早朝，“召內閣、五府、六部眾至”，切責高拱擅權無君。到會極門，太監王榛捧旨宣讀：“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皇帝主專。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高拱聽旨後，“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從後趕來的張居正將他扶起。馮保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幸賴吏部尚書楊博、御史葛守禮等力救，張居正“貽書相慰安，乃止。”高拱得免於難。

萬曆五年（1577年），張居正回故鄉湖北江陵葬父，路過高拱的故里，專程探望高拱，兩人相見掩面而泣，感慨不已。臨終前高拱寫了《病榻遺言》四卷，記述張居正勾結馮保陰奪首輔之位的經過，將張居正描述為陰險刻毒的人物，大罵張居正“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

萬曆六年（1578年）七月二日，高拱在新鄭家中去世，葬於縣城北郊今閣老墳村。萬曆七年（1579年），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復原官。張居正死後，《病榻遺言》刊刻，此書在北京廣為流傳，催化了萬曆皇帝對張居正的清算。

萬曆三十年（1602年），詔贈高拱為太師，諡號文襄，蔭其子高務觀尚寶司司丞。

學術思想

高拱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贊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

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只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制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