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楊炎（727—781），唐代大臣，財政改革家。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卒於德宗建中二年，年五十五歲。美鬚眉，峻風寓，文藻雄麗，豪爽尚氣。父喪廬墓，號慕不廢聲。河西節度使呂崇辟掌書記。德宗時，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作兩稅法，一變租庸調舊制。當時便之。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後黨元載，坐貶。及得政，睚眥必仇，果於用私。以劉晏劾載及己，貶晏忠州，誣而殺之。及罷相，為盧杞所構，賜死。後詔復官，謚平厲。炎著有文集十卷，制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系蘇弁所編，並行於世。

他在唐德宗時任宰相約兩年，在財政方面進行了重要改革。唐中央財賦，本儲存太府寺所屬的左藏庫。安史之亂後，移貯宮廷的大盈內庫，由宦官掌管。宦官中飽私囊，賬目混亂，不可究諸。楊炎入相後，首先提出國家祖賦不能變成皇帝私產，建議把大盈內庫財賦仍撥歸有關部門管理。德宗採納了他的建議,恢復了安史之亂前國家公賦予皇帝私藏分管的制度，維護了國家公賦收支獨立的原則。建中元年(780年),他建議廢除租庸調製，創立並推行了兩稅法，為後代所沿用，是中國封建社會賦役制度一大改革。

他提出與西周以後的“量入為出”原則相對立的“量出為入”的財政概念，主張“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並主張“人無丁(丁男)、中(中男)，以貧富為差”，作為兩稅法的課稅基礎，拋棄了唐代原來以人丁為征課標準的租庸調製，以土地、業產等財富的多寡，按每戶的貧富差別進行課徵。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關係有所削弱，適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計資而稅的兩稅法代替西晉以來計丁而稅的制度，是一項帶有劃時代意義的措施，在中國財政思想史上是一個大突破。兩稅法還採用以錢定稅的原則，除穀米外，均按田畝計算貨幣繳納，反映了唐代中葉貨幣經濟的發展。兩稅法大為簡化了稅制，便利了租稅的徵收，免去了稅吏許多催索的苛擾，不但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而且也減輕了人民負擔。

唐代宗大曆時，楊炎官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掌詔敕的撰寫，其文筆受到朝土的讚許；稱為“常、楊”。大曆九年(774年)楊炎升為吏部侍郎。與當時宰柏元載有戚誼，又受到元載的賞識和提拔。十二年，元載得罪被殺，他也遭到牽連，被貶為道州司馬。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崔佑甫推薦楊炎可以重用，因而從貶所召回，任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建中二年，盧杞入朝為相，楊炎與盧杞不合。同十月，遭盧杞誣陷，被貶為崖州司馬。途中賜死。

楊炎之死

楊炎作為一個被貶之官，起用為相後，僅幾個月，以自己的政見開導德宗，給予有力的輔佐，很有政績，一時受到朝廷內外讚譽為“賢相”，寄予很大希望。不久，因崔祐甫患有疾病，不能處理政事，另一宰相喬琳也被免職，使楊炎得以獨攬大權。楊炎心胸狹隘，專權不久，便開始專意報恩復仇。楊炎由於對元載感恩戴德，總想有所報答。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先奏請實施元載生前提出的在原州修築城堡的規劃。德宗就派遣中使詢問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此舉的利弊。段秀實是一個正直不阿的人，就直言不諱地指出：“凡安邊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楊炎聽說後大怒，認為段秀實是在遏制自己。於是解除了段秀實節度使的職務，徵召為司農卿。任命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讓他率軍轉移到原州駐紮，派遣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崔寧各統領士兵萬人作為他的羽翼，同時下詔命令涇州將士準備築城工具。涇州將士憤怒地說：“吾屬為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荊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李懷光為朔方軍帥，法令嚴苛，接連殺死大將，涇州副將劉文喜就利用人們怨恨的心情，拒不接受朝命，上奏疏要求段秀實重新擔任主帥，如不用段秀實就請用朱泚為帥，於是朝廷任命朱泚代替李懷光。可是劉文喜又不接受詔命。涇州有強兵二萬，劉文喜以此擁兵自守，並請求吐蕃援助，當時天熱乾旱，人心不安，許多朝臣請求赦免劉文喜，德宗不聽，命令朱泚、李懷光等軍進攻。幸好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殺了劉文喜，否則必然會產生邊患。這些都是由於楊炎以個人喜怒撤換主帥所造成的後果。

楊炎還構陷了著名理財家劉晏的冤案。早先，左僕射劉晏任吏部尚書時，楊炎擔任侍郎，二人已有不和。後元載之案，主要由劉晏審理，元載被殺，作為其餘黨，楊炎也受到連累被貶，因此他對劉晏深加怨恨。德宗即位後，由於劉晏長期掌管財政大權，許多朝臣都很妒忌他，就上奏書說轉運使可以罷免，德宗又風聞劉晏秘密上奏勸代宗立獨孤妃為皇后。楊炎任宰相後，一心想要為元載報仇，就在德宗面前，流著眼淚說：“劉晏與黎乾、劉忠翼同謀，臣為宰相不能討，罪當萬死。”又建議“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以便剝奪劉晏的財權。於是德宗罷免了劉晏的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建中元年（780年）初，楊炎又以劉晏奏事不實為由，貶其為忠州刺史。當時司農卿庾準也與劉晏不和，楊炎就任命庾準為荊南節度使。不久，庾準迎合楊炎的意圖，誣告忠州刺史劉晏寫信給朱泚請求營救，言語多有不滿，又誣告劉晏召補州兵，想要抗拒朝命。楊炎作證說明確有其事，德宗信以為真。七月就秘密派遣中使到忠州殺死劉晏，然後下詔賜死。朝野上下都認為劉晏冤枉。

節度使李正己多次上表朝廷，詢問劉晏何罪被殺，譏諷斥責朝廷。楊炎“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己”，遂派遣使者前往各鎮，將過錯推給德宗。德宗知道後，派宦官到李正己那裡核實情況，果然如此，自此產生了誅殺楊炎的想法，但當時隱而未發。就提升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改任楊炎為中書侍郎，仍為平章事，但不再專任楊炎了。

楊炎與盧杞二人同時執政，盧杞相貌醜陋，又無文學才幹，楊炎對他很輕視，往往假託有病不和他在一起共事，議事又多有不合，盧杞因此懷恨在心。盧杞為人狡詐，為了發展自己個人的勢力，樹立自己的威信，對於不依附自己的人必欲置之於死地。於是薦引太常博士裴延令為集賢殿學士作為自己的羽翼，來圖謀異己勢力。

梁崇義自代宗即位以來，就據有襄、漢七州之地，擁兵自守。德宗即位後，對他進行招撫，但他態度頑固，抗拒朝命。建中二年（781年）六月，德宗任命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領各軍討伐梁崇義。楊炎勸諫說：“希烈為董秦（即李忠臣）養子，親任無比，卒逐秦而奪其位。為人狼戾無親，無功猶倔強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楊炎堅持己見，爭議再三，德宗不聽。在此之前，楊炎回歸朝廷時，路經襄、漢，努力勸說梁崇義入朝，梁崇義沒有聽從，已經圖謀反叛。不久，楊炎又派自己的黨羽李舟去勸說梁崇義，梁崇義頑固不聽，最後終於反叛。議論的人都歸罪於楊炎，認為是他促成梁崇義反叛的。此時，楊炎勸德宗不用李希烈，德宗對他更加不滿。德宗又曾詢問宰相，大臣之中誰可擔當大任，盧杞推薦張鎰、嚴郢，而楊炎推薦崔昭、趙惠伯，德宗認為楊炎議論疏闊，於是罷免楊炎宰相之職，為左僕射。過了幾天，楊炎入朝謝恩，在延英殿問對後，急弛而歸，沒有到中書省與盧杞見面，盧杞對楊炎更加怒恨。不久盧杞引薦嚴郢為御史大夫。以前嚴郢擔任京兆尹時，不依附楊炎，楊炎對他很不滿，就指使御史張著彈劾嚴郢，罷免嚴郢京兆尹之職為御史中丞。楊炎又提拔了與嚴郢有矛盾的源休為京兆尹。嚴郢後來又因犯有度田不實之罪，改任為大理卿，當時人們感到惋惜。此時，盧杞則迎合眾人的要求，又利用嚴郢與楊炎有積怨，故意引薦他為御史大夫。楊炎的兒子楊弘業很不成才，常違法犯禁，又接受別人的賄賂和請託，後嚴郢審理此案，便不遺餘力，並查出了楊炎的其他罪行。

先前楊炎為修建家廟，就請河南尹趙惠伯為他出賣東都的私宅，趙惠伯就把此宅買來作為官署。嚴郢審理後，認為趙惠伯是“貴估其宅”，楊炎得到不少餘利。盧杞召請大理正田晉處理此案。田晉認為：獲取餘利，以索取論罪，應該剝奪他的官職。盧杞對這樣判處很不滿意，就將田晉貶為衡州司馬，而召請其他官吏重新議罪，後判為：“監主自盜，罪絞。”此外，又有流言蜚語說：楊炎在曲江南修建的家廟，“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德宗聽說後更加憤怒，等到台司把審訊結果呈上，下詔三司重加覆按。於是在建中二年（781年）十月下詔宣布：尚書左僕射楊炎憑藉他文學才藝多次位居要職，但“不思竭誠，敢為奸蠢，進邪醜正，既偽且堅，黨援因依，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詢其事跡，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為顧全大局，特加寬宥，貶為崖州司馬。詔書下達後，楊炎踏上了流放的路途，途經鬼門關，他似乎已預感到前景不妙，寫詩感嘆：“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是，生度鬼門關。”在走到離崖州百里的地方，德宗又下詔賜死，終年五十五歲。

楊炎追隨元載，被貶起用為相後從個人恩怨出發，打擊報復，並陷害劉晏，引起了人們的不滿，遂使盧杞得以施展奸計而罹殺身之禍。

個人貢獻

革除弊政，倡行兩稅法

大曆十四年（779年）德宗即位，商議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薦楊炎有文學才幹。德宗在東宮為太子時也曾聽說過楊炎名聲，於是就起用為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他上任不久，就在經濟方面進行了重大改革。

按照舊制，凡天下的錢帛均貯存於“左藏”（國庫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報數額，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實錢帛的收支情況。第五琦擔任度支使、鹽鐵使時，京城中豪紳很多，索取賞賜不加節制，第五琦無法制止。他就上奏朝廷，請將左藏所貯全部貯藏歸大盈內庫，由宦官來掌管，皇帝也認為如此取用方便。由此“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這樣，宦官中掌管內庫者有三百多人，他們牢牢地把持著內庫。楊炎任宰相後，決心革除積弊，就向德宗奏告說：“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議，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楊炎的奏請政見，得以革除弊政，天下的人都很稱讚他。

唐初，徵收賦稅實行租庸調製，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這是以“人丁為本”的賦稅制度。到玄宗末年，戶籍制度廢弛，居民轉移死亡，土地買賣，財產變化，久未調查，也未重新登記造冊。這時，均田制已遭到破壞，但徵稅時，官府不管實際情況，只憑舊戶籍向鄉里按丁收稅。安史之亂後，戶口削減，按丁收稅已無法實行。至此，租庸調製積弊甚久，“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到至德年間，由於戰禍，到處向人民徵收賦稅，逼迫催促索求，也沒有固定標準，官吏巧立名目，隨意增加賦稅，新舊稅接連不斷，沒有限度。“民富者，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而徵收賦稅的官吏藉機對百姓進行侵奪，百姓無旬無月不在納稅，因不堪忍受而大多逃亡為浮戶，留在本地的百姓百無四五。
為了革除稅收的弊病，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並解決對藩鎮的軍事費用，建中元年（780年），楊炎向德宗建議實行“兩稅法”。具體辦法是：“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變，”德宗採納了楊炎的建議，可是掌管賦稅的官吏反對推行。他們認為租庸調製實行了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德宗堅信不疑，使之得以貫徹實施。

兩稅法的推行，在當時確有其一定的優越性，並取得了一定成效。《舊唐書·楊炎傳》稱：實行兩稅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兩稅法與租庸調不同，它“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這樣就多少改變了貧富負擔賦稅不合理現象。同時，貴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財產納稅，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兩稅法是中國稅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其他理財成就

楊炎在理財上的成就，除了創行兩稅法外， 還有兩點值得稱道： 其一， 他將皇室財政與國家財政分開； 其二， 他在中國財政史上第一個提出“量出制入”原則， 開中國預算制度之先河。楊炎拜相後， 向德宗懇請：“夫賦稅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 則天下動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德宗準炎所請，皇室經費與國家政費遂重新分開，在君主政體下，楊炎能夠說動皇帝改變主意充分展示了其勇氣和智慧。不但博得當時人的稱讚，而且為後世樹立了好的先例。

中國古代財政制度，一向遵循量入為出原則，所以在清代以前，中國始終沒有產生預算制度。預算制度本質上是量出為入的。楊炎主張“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這裡所謂“先度其數”，即是首先確定國家每年各項支出的數額， 然後根據這個數額向人民徵收。這樣，收支都預先有一定的數額規定，然後按計畫進行收支，從而有效防止浮收濫支現象的發生，所謂“量出以制入”，這樣做無疑有助於保持收支平衡。雖然他這裡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據“舊征額數”來確定要徵收的稅額，做法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預算制度那樣完善，但生在八世紀的楊炎開世界各國預算制度的先河實在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