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述

丘氏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其道教詞是同類中的上乘之作，前人對其評價甚高，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詞》收入其詞作的全部內容，顧嗣立編《元詩選》、陶湘補編《景宋金元明詞》、周泳先編《唐宋金元詞鉤沉》、朱祖謀輯《瞗村叢書》亦收入其詩詞。丘詞收入《磻溪集》，該書主要是丘處機居磻溪、龍門修道時所作，後由其門人編輯結集，共六卷，《正統道藏》收入太平部。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詞》收入其詞作的全部內容，該書“據影印金本及道藏校補朱本”，又據相關書籍增補了十九首，這樣一來，丘詞被唐圭璋先生搜羅殆盡。

丘處機遺著有《大丹直指》、《攝生訊息論》、《蹯溪集》和《鳴道集》等。其詩詞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的代表性，後人所編《元詩別裁》、《詞林紀事》都選有他的作品。《蹯溪詞》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輯於《疆村叢書》。丘處機西遊經歷，由其弟子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詳載。

評價

一言止殺
丘處機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當時，蒙古鐵騎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打遍天下無對手，滅國無數，建立了一個世界歷史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當時，蒙古騎兵每攻占一個城市、一個國家，輕者大肆劫掠、抓戰俘和女人為奴隸，重者屠城，滿城人口盡數屠殺。可是後來當成吉思汗的子孫滅宋之時卻少有屠城，也使得中國多少年來的文化、建築等等諸多方面沒有遭到毀滅性打擊，這中間丘處機所起的作用的不可估量。成吉思汗西征印度之時，丘處機受成吉思汗邀請第一次去會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深感丘處機知識淵博，以長者之禮待之，丘處機於是以中原文化，諸如孔孟之道引導成吉思汗，才使成吉思汗放棄了攻進中原後大肆屠城掠奪的打算，並且讓其子女學習中原文化，以禮御兵。
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勸說，減少了蒙古軍進攻中原時的殺戮和破壞，使他在當時已得到大眾的高度評價，亦使全真道成為當時最興盛的宗教。後世不少評價，都盛讚丘處機拯救生靈的功德，甚至超越他在宗教上的貢獻，例如全真道道士撰寫的《金蓮正宗記》便收錄了一個故事，記載三個人在討論丘處機的貢獻，首兩個人分別稱許他的修煉精湛和弘道有功，而最後一人則批評兩者“見其小不見其大”，讚揚丘處機的最大貢獻是使“四百州半獲安生”，幸免於難的百姓“不啻乎百千萬億”；又清高宗撰寫一副對聯，謂“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都表達了同類的看法，其中“一言止殺”四字成為簡括丘處機貢獻的常用詞。

局限性
在肯定丘處機歷史功績的同時，也要認識到他還有其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例如他的濟世安民思想與實踐活動，雖然對元統治者施行某些緩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有一定影響，但卻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統治階級對各族人民殘酷剝削和壓迫的狀況。他利用蒙元統治者賦予全真教的特權，雖一時拯救了許多無以為生的貧苦農民，但對元朝統治下的廣大人民的幫助仍是杯水車薪，顯得軟弱無力。
從本質上說，丘處機仍是一位虔誠的宗教領袖，他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宣傳和推廣其教派服務的。宗教在金元時期是統治階級維護和鞏固其統治的重要工具，不可能真正為勞苦大眾服務。再者全真教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它的宗旨與活動和人民民眾的要求與願望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也就決定了丘處機在當時所能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148年（皇統八年）農曆正月十九日，丘處機生於山東登州棲霞。自幼失去雙親，嘗遍人間辛苦。從童年時就嚮往修煉成“仙”，少年時棲身村北的公山，過著“頂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的生活。傳說，他為了磨鍊意志，曾一次次將銅錢從石崖上扔進灌木叢，直到找到為止。

年十九出家寧海崑嵛山，（今牟平境內）。1167年開始學道。1168年拜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為師，王重陽為他取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

1169年（大定九年），王重陽攜弟子4人西遊，途中得道飛升於汴梁城，囑咐：“處機所學，一任丹陽。”自此，丘處機在馬丹陽教誨下，知識和道業迅速長進。和其他師兄弟合稱“全真七子”他們是：丹陽子馬鈺、長真子譚處端、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清靜散人孫不二（馬鈺之妻）。全真七子隨王重陽一起弘揚道教全真派，丘處機在王重陽仙化後入磻溪穴居，歷時六年，行攜蓑笠，人稱“蓑笠先生”。後又赴饒州龍門山（今寶雞）隱居潛修七年，成為全真龍門派創始人之一。

1168年（大定八年）至1170年（大定十年）間，丘處機跟隨王重陽在山東和河南傳教。

1170年（大定十年）春，王重陽在河南汴梁升天后，丘處機跟隨同門馬鈺、譚處端和劉處玄到陝西終南山拜會王重陽的朋友，及後於1172年將王重陽靈骨遷葬終南山。

聲名大振
1174年（大定十四年）8月，丘處機隱居磻溪（今陝西寶雞境內）潛修7年，又到隴州龍門山潛修6年。這期間，他“煙火俱無，簞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獨坐”，生活極為清苦，但“靜思忘念，密考丹經”，潛心於養生學和道學的研究，並廣交當地文人學士，獲得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

1188年（大定二十八年）三月，丘處機應金世宗召，從王重陽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陽、馬丹陽（時已去世）像於官觀，並職“高功”，主持了“萬春節”醮事。對皇帝作出了“持盈守成”的告誡。此時丘處機已名聲大振。

1191年（明昌二年）秋，丘處機東歸故里，修建了一處修道之所，金章宗賜匾額“太虛觀”，即後來的太虛宮。因該宮地處濱都里村，棲霞人俗稱之濱都宮。

到訪嶗山
丘處機多次到訪嶗山，開創了全真道教的“龍門派”。《太清宮志》載：“宋慶元元年乙卯，真人丘長春……七真來嶗山。止於本宮，講道傳玄，宏闡教義，道眾大悟，各受戒律。”太清宮三皇殿之後巨石上刻有他的石刻十首。

1208年（泰和八年），他到萊西永真觀後又來嶗山，較長時間在這裡修道，今白龍洞（仰口景區）有他的石刻20首。他認為“牢山”名不好，山如同一座大鰲伏于海畔，命名為鰲山，因而明代在山畔建“衛城”的時候叫“鰲山衛”，海畔叫“鰲山灣”，是青島藍色矽谷主要“一極”。後又來青島，在上清宮有題“詞”和“詩”。

嶗山有許多丘長春的題詞、詞、詩的刻石，多為丘長春所寫，後人上石刻字，如上清宮旁的丘長春詞《青玉案》：“長春真人於大安己巳年膠西醮罷，道眾邀請來此山，上至南天門，命黃冠士奏空洞步虛畢，乃作詞一首，名曰《青玉案》。”白龍洞刻詩20首，是嶗山最大的一片石刻。

掌教時期
1203年（泰和三年），劉處玄去世，丘處機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處機掌教時間長達二十四年，期間他在政治和社會上積極發揮自己的影響，使全真道乃至整個道教的發展都進入了興盛時期。

在1203年（泰和三年）至1219年（興定三年）間，他在山東蓬萊、芝陽、掖縣、北海和膠西等地傳教；1214年（貞祐二年），山東發生楊安兒起義，金朝駙馬都尉仆散朝恩請丘處機協助招撫亂民，憑藉丘處機的聲望，登州和萊州等地很快恢復平靜。

1216年（貞祐四年），金宣宗下詔派東平軍王庭玉召丘處機赴汴梁，但丘處機認為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惡”，推辭未前往。

至1219年（金興定三年，宋嘉定十二年），宋寧宗派遣將領李全、彭義斌持詔書敦請丘處機赴臨安，丘處機認為南宋皇帝有“失政之罪”，也推辭未前往。

萬里西行
1219年（興定三年）五月，成吉思汗派使者劉仲祿等人攜帶詔書前往山東邀請丘處機前往蒙古帝國相見，十二月，劉仲祿到達山東萊州昊天觀，奉命邀請丘處機前往蒙古帝國與成吉思汗會面，丘處機說：“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欣然同意前往。

1220年（興定四年）農曆正月，丘處機挑選門人弟子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離開山東昊天觀，啟程西去，這時他已經年屆73歲。幾個月後到達大蒙古國統治的燕京（原金朝中都，1215年5月31日被蒙古帝國攻陷後改名燕京），丘處機一行人入駐玉虛觀，得到當地官員的熱情接待。此時，丘處機聽說成吉思汗已經於1219年（興定三年）六月統兵西征中亞的花剌子模沙朝，而自己年事已高倦冒風沙，欲約成吉思汗來燕京會見，於是寫了一份陳情表。劉仲祿乃令曷剌急馳報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忙於西征戰事，不能東到燕京，便寫了回復詔書，派遣曷剌帶回復丘處機。

丘處機知道燕京會見不可能，便於1221年（興定五年）春天繼續西行。當時劉仲祿欲為成吉思汗挑選處女，丘處機當即勸阻，他說，“春秋時期齊景公為了削弱魯國，派人挑選美女80人送給魯定公。定公與國相季氏朝歡暮樂，朝政日衰，孔子為此指責定公：君相沉溺於聲色，國家何以圖強？”後成吉思汗知悉而罷選。

1221年（興定五年）四月出居庸關，途經漠南和中亞地區，在漠北草原拜會鐵木哥斡赤斤後一路西行，途經鎮海城時接納田鎮海的建議留下宋道安、李志常等九名弟子修建棲霞觀，然後再經回紇城、昌八刺城、阿里馬城、賽藍城。於同年冬天抵達撒馬爾乾。

一言止殺
1222年（興定六年）四月，丘處機途經鐵門關抵達“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八魯灣行宮覲見成吉思汗，實現了龍馬相會（成吉思汗屬馬，丘處機屬龍）。成吉思汗稱他為“神仙”。同年秋冬，成吉思汗三次召見丘處機，詢問治國和養生的方法，丘處機向他以“敬天愛民”、減少屠殺、清心寡欲等為回應。及後，成吉思汗下詔耶律楚材將這幾次的對話編集成《玄風慶會錄》。

1223年（元光二年）春天，丘處機向成吉思汗辭行，成吉思汗下詔豁免全真道的賦役，並沿途派兵護送，一行人於冬天抵達宣德府。

跟隨丘處機一路西行的十八名弟子之一的李志常，根據一路上的西行見聞，後來寫成《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晚年生活
1224年（正大元年）春天，丘處機應燕京官員的邀請主持天長觀。

1227年（正大四年），成吉思汗下詔將天長觀改名長春宮（今北京白雲觀），並贈“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處置”，即詔請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

1227年（正大四年）農曆七月初九日，丘處機在長春宮寶玄堂逝世，享齡80歲，瑞香氤氳整個北京城三日，世人稱奇。逝世一周年，他的弟子將他安葬在長春宮內的處順堂。

元世祖時，追尊其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天下百姓為紀念“邱神仙”的無量功德，遂定其生辰正月十九為燕九節，歲歲慶祝至今，現已成為京津地區的著名風俗之一。

軼事

金興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聽隨行的中原人介紹丘處機法術超人，遣使相召。1220年秋，丘處機率弟子從山東萊州動身，經宜化（今河北宜德），越野狐嶺，東北行至呼倫貝爾，再沿怯綠連河西行，穿越蒙古高原、金山，甫下經別十八里、昌八里（今薪疆昌吉）、阿力麻里，塔刺思河、塞藍。（今哈薩克斯坦奇姆肯特）、霍闡沒輦（錫爾河）、撒馬爾罕、碣石（今烏茲別克斯坦沙赫里·沙勃茲），越阿姆河而南，1222年初夏在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與成吉思汗會見。進言“敬天愛民為本”，“清心寡欲為要”，被尊稱“神仙”。東歸後，受命在燕京太極宮主管天下道門，使全真道得到較大發展。死後遺骸葬於白雲觀（在今北京宣武區）。著有《溪集》、《鳴道集》等。徒弟李志常著《長春真人西遊記》，記其西行經過。

成吉思汗對他的話很讚賞，感嘆地說：“天賜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記錄下來，以此教育幾個兒子，並賜予丘處機虎符和璽書。璽書內容就是現存於內鄉縣石堂山普濟宮《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的碑文。後人評說丘處機有“一言止殺”之功。在行宮中，成吉思汗對丘處機尊禮備至，不喚其姓名，只稱呼“神仙”，並命丘處機統管天下僧道，豁免道士賦稅差役。他們雖為君臣，無綱常之禮，誠摯相見，肝膽相照，被後人傳為佳話。

《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全文共406字。至大二年（1309年）四月石堂山普濟宮道人們為不忘成吉思汗的皇恩，紀念丘神仙的功德，請鄧州（當時內鄉隸屬鄧州）石堂山石匠李進忠將此手詔刻於圓頂石碑上，以詔後人。碑高2米，寬0.63米，碑文行楷。手詔碑文如下：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餐。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缺。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問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先生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防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遲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眾生小願哉！故慈詔示，惟宜之悉。御寶五月初一

《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依然立於石堂山山坳里。石堂山普濟宮毀於20世紀中期。1976年石堂山普濟宮被內鄉縣確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歷經690多個春秋，被完好地保存下來。

成就貢獻

政治方面
丘處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領袖，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的最大貢獻是將其濟世安民的思想付諸實踐，對當時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丘處機雖長期從事宗教活動，但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論有長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須要在實踐中給人們帶來好處，而這種實踐又必須要得到統治階級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首先取得當時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睞，一月內兩次在京召見，尋問其長生與治國保民之術。丘處機對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愜上意”。這是丘處機首次向最高統治者宣傳自己的主張，並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僅親賜大桃以示褒獎，讓他主持萬春節醮事，而且下令在宮庵中塑全真教創始人王喆之像以為紀念，為丘處機擴大全真教的影響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金興定三年（1219），丘處機應邀赴中亞成吉思汗行營與其論道。這是在宗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丘處機得以實現自己理想與才幹的重大舉措，意義極為深遠。在此之前，丘處機看到金朝國勢衰敗，乃隱居於家鄉棲霞傳道授徒，並先後謝絕了金朝與南宋統治者欲請其輔政的邀請。然而他卻毅然接受了成吉思汗之邀，不辭數萬里艱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內興都庫什山）行營，面見蒙古大汗，充分表現出這位道教領袖在政治上高瞻遠矚的洞察力。
一方面，他深明天下大勢，看到了結束戰亂使國家統一的重任已歷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蒙元政權身上，為全真教日後的發展和實現自己的宿願，必須要得到即將出現的新的封建王朝的支持。
另一方面，丘處機也從成吉思汗向其下達的詔書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成吉思汗的邀請書表面上請丘處機為己講養生之道，實際上則是詢問治國安邦大計。成吉思汗為治理國家求賢若渴的心境躍然紙上，其深情打動了丘處機，使他把實現理想和抱負的希望寄托在成吉思汗身上，所以能不顧72歲高齡，歷盡艱辛，萬里西行，開始又一次“外修真功”的重大實踐。
在駐紮今阿富汗境內的成吉思汗西征軍行營內，丘處機與這位大汗朝夕相處數月，多次與之論道，具體內容見於耶律楚材所編的《玄慶風會錄》一書中。從該書的記載看，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宣傳“去暴止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元統治者對所征服地區人民所推行的殘酷殺戮政策。丘處機針對成吉思汗希冀長生之心理，要他將追求“成仙”與行善結合起來，勸告成吉思汗，養生之道重在“內固精神，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就是不要四處征伐，外修陰德就是要去暴止殺。丘處機首先讚揚了成吉思汗起兵滅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迎合了這位大汗的心理，然後勸其務須禁止殘暴殺戮，才能使事業最後成功。成吉思汗後期統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緩，在山東為官的木華黎及其繼任者對各地反抗大都採用招安措施，固然是由多種因素推動的，但丘處機雪山論道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丘處機仍然不斷勸告蒙元將帥，減少對人民的屠殺，“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於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眾”。後人對此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救生靈於鼎鑊之中，奪性命於刀鋸之下”。“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二是宣傳濟世安民思想，為恢復和發展中原地區社會經濟、救濟貧困百姓、安定社會秩序做出了貢獻。長期以來，丘處機盼望出現一個好皇帝，以便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金世宗統治時期，一度政治比較清明，因此，獲得丘處機的擁戴和高度評價。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元軍進入中原，與金戰爭不斷，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目睹人民痛苦，生靈塗炭，丘處機寫下了“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忍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等滿懷悲憤的感人詩句。他把西行面見成吉思汗當作一個實現自己濟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機，並在西行途中，用詩句來表白自己的這一宿願：“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他不顧年邁，跨戈壁，過草原，心中念的是“山東二百州”人民。這首詩正是表達了他不辭勞苦萬里西行欲救民於水火的心情。
在成吉思汗大營，丘處機反覆向其灌輸愛民的道理。《元史·丘處機傳》云：“（太祖）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丘處機還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現象，勸告成吉思汗及蒙古人要有行孝之心。他說：“嘗聞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眾。”丘處機特別向成吉思汗論述了治理好中原地區的重要性：“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之術為之大備。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魚、鹽、絲、蛋，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為大國，歷代有國家者，唯爭此地耳。”他強調蒙元政權如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讓百姓“獲蘇息之安”，減免中原地區百姓賦稅，真正做到“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
由於丘處機循循善誘的說教，對成吉思汗思想多有所觸動，認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還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要他們按丘處機的話去做，又派人將仁愛孝道主張遍諭各地。
丘處機不僅宣傳濟世安民主張，而且也身體力行。在蒙古軍控制的邪米思干城（今阿富汗境內），他就將從蒙古貴族那裡得到的糧食救濟饑民。史載：“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饑民，又時設粥，活者甚眾。”為蒙古統治者樹立了榜樣。他返回中原時，沒有要成吉思汗饋贈的大批金銀財寶，卻接受了成吉思汗免除全真教徒賦稅的“聖旨”。他利用成吉思汗授與“掌管天下道門大小事務，一聽神仙處置，宮觀差役盡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護衛”這種特權，在黃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宮觀，“自燕齊及秦晉，接漢沔，星羅棋布，凡百餘區”。他利用宮觀廣發度牒，安撫了大批無以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從而免除了他們承擔的苛捐雜稅。
《元史·丘處機傳》稱：“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至今稱道之。”此舉在當時影響巨大，以致各階層人士紛紛湧入全真教門下，文人、官吏以與全真教相交為榮，道教其他派別甚至佛教寺廟也掛起全真旗號。丘處機在北京建長春宮（今白雲觀），作為全真教大本營，又在各地建立道觀向全國推廣。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時間全真教達到“古往今來未有如此之盛”的興旺局面。

文化方面
丘處機不僅在政治上有遠見卓識和濟世安民的抱負，而且有淵博的文化知識，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對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貢獻。
丘處機詩詞也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從保留下來的近五百首詩和一百五十首詞看，丘處機繼承了唐詩宋詞之長，不追求辭藻之華麗，自有樸實、流暢、明快之風格。他把寫詩填詞作為宣傳道教理論、談機鋒、唱玄的一種方式，許多與文人學士唱和的詩詞中都表現出共同研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還有部分詩詞直接反映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憫物》、《因旱作》等詩將社會動亂、萬民塗炭、百姓的痛苦生活和自己悲憤的心境描寫得淋漓盡致。
丘處機對道教傳統文化的匯集尤為重視，“嘗視道經泯滅，宜為修復之事”，晚年組織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他委託其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支持下，歷時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道藏》的重修印行，不僅保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時也弘揚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
丘處機西行面晤成吉思汗，也是元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縮影。丘處機西行途中遍及今蒙古、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等國，在所經過的城鎮，宣講道教等中國傳統文化，讓當地人民了解中國和中國的傳統文化，起到了宣傳推動作用。
在今蒙古西部科布多，他還讓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駐於此，建立起全真教的棲霞觀，在當地各民族中招徒授道，宣傳中國傳統文化，並仿效山東等地全真教組織法在當地建立了全真教組織。在中亞的撒馬爾罕等地，除了宣傳道教文化外，還利用成吉思汗賜予的糧食賑濟災民，頗得當地人民擁戴，從而擴大了丘處機和全真教在中亞人民中的影響。丘處機一行所到之處，受到各國統治者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在蒙古境內大石林牙（今吉爾吉斯伏龍芝）、塔什乾、邪米思乾等地，當地人民均獻出美酒佳肴，甚至出現“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的盛大歌舞歡迎場面bt。李志常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多處記載了丘處機一行受到中亞各國、各族人民歡迎的實況。可以認為，丘處機西行過程也是一次增進中國與中亞人民友誼，傳播中原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
總觀丘處機一生，他的三教合一的理論，他的濟世救民的思想與實踐，以及他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貢獻，都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與同時代宗教界、思想界代表人物相比較，可以說無出其右者。

培養人才
他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還培養了一批學識淵博的接班人，如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弟子，均是名聞遐邇的高士。尹志平撰寫的《北游錄》等書，創造性地繼承、發揮了丘處機三教合一思想，是元代全真教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李志常儒學功底也很深厚，元太宗窩闊台曾邀其為皇太子講授《道德經》、《孝經》、《易》、《書》等。元憲宗蒙哥還向其請教治國保民之術。他根據親身伴隨丘處機西行的經歷所撰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內容翔實，文筆生動，堪稱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

醫學方面
丘處機還是一位有傑出成就的養生學家和醫藥學家。他堅持全真教“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宗旨，不僅做到了匡救時弊，而且時刻樂於助人。他認為養生學和醫學知識是救人性命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他長期研習中國傳統醫學知識，充分汲取《內經》等理論，寫出了《攝生訊息論》這部養生學、醫藥學專著。在這部書中，他根據人身及其活動應與四時相適應的原則，從起居、飲食、精神、環境和防病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如在起居方面，主張人體氣血運行盛衰及腑臟經絡生理機能與四季晝夜之間發生陽消陰長、陰消陽長的生理變化相適應。春季要“夜臥早起，廣步於庭”；夏季要“夜臥早起，無厭於日”；秋季要“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季要“早臥晚起，以待陽光”。起居要保持一定的規律。他還根據內臟病理變化與症狀表現，分述了相肝臟病法、相心臟病法、相肺臟病法、相腎臟病法及其內臟病變的外在表現等，並提出了因時制宜，運用理、法、方、藥進行辯證治療的方法。如強調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以補之；當服升麻疏散之劑。心病欲濡，急食鹹以濡之，用苦以補之，甘以瀉之；宜服補腎湯藥，壯腎陽，濡心陰，制心火。肺病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補之，苦以瀉之；肺氣燥，宜食芝麻以潤其燥。腎病，宜食鹹以補之，用苦以瀉之，辛以潤之；宜以溫補腎陽、滋補腎陰，利濕化痰等等。
書中還把一年四季按五行、五味與臟腑相配，依照生克制化與陰陽消長原理，論述了每季攝生訊息及注意事項。丘處機在書中提出的養生學和醫藥學知識，至今仍有其科學性極高的參考價值。

主要思想

丘處機是“萬里赴詔，一言止殺，悲天憫人”的道教全真龍門開創祖師。在學術界有不少人對他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並撰文予以評價。尤其是在對他思想評價的認識上，各有說法。

三教合一
長春真人直接繼承了王重陽三教合一的思想，認為先聖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貫，不相違逆。他曾說：“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適時而用，只是世人執迷不悟，自造憂患。在處世上，他說“和光同塵隨是非，化聲相待無相潔”，然而“達士隨方化有情”（《磻溪集》卷三），就是說達士無除暴懲惡之權，只宜隨緣說法，方便行事，弘揚教化，引人向善而已。雖然“眾人皆不悟，三教莫能規”（《磻溪集》卷四），而長春真人仍致力於“建德隨方料物宜，因時設教從人樂”（《磻溪集》卷三）。真人年逾七旬，西遊萬里，度化成吉思汗戒殺。

悲世憫人
追溯長春真人往昔的悲世憫人思想言行，就更可以知其為人了。《述懷—調寄滿庭芳》詞：“漂泊形骸，顛狂縱跡，狀同不系之舟。逍遙終日，食飽恣遨遊。任使高官重祿，金魚袋，肥馬輕裘。……深知我，南柯夢斷，心上別無求。”說明了他不為名利所動，專心濟人利物的思想。在“憨物詩”中寫道：“天蒼蒼兮臨下上，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又詩云：“呈天生萬象，萬類屬皇天，何事縱凌虐，不救生命全。陰陽成造化，生滅遞浮現。最苦有情物，難當無善心”。他在“秦川吟”中寫道：“十年苦志忘高臥，萬里甘心作遠遊”。這些詩句都是他面對當時的社會，目睹生靈塗炭而發出的嘆息和疾呼聲。抒發了他悲天憫人，甘願為人民而奔走的情懷。
另外一些史料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有關丘處機平生熱心濟世及其弟子傳其道的思想言行記載。如弟子《尹清和語錄》云：“丹陽師父全行無為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為而行有為，是執古是謂道紀，無施不可。師父嘗云：‘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為靜坐上得。是以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這段記載說明長春真人與丹陽真人所處社會環境的不同，在修養上所走的路子也不同。說明了他只是在積功行，存無為而行有為的力行思想。元商挺《大都清逸觀碑記》說：“長春丘公應騁南還，至蓋里泊，夜宣教語，謂眾人說：‘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失。此修行之先務，人當銘諸心’。既居燕，上庶之託跡，道侶之來歸坂者，不窗千數”。丘處機在當時亂世中，無處不以“救世為先務”作其行動的指南。正如《古今圖書集成·跋長春真人手帖》所言：“雖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開闢了救世濟民的有利條件，開創道教“十方叢林”體制。元王鄂《大宗師典常真人道行碑》說：“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離於燕者，往往竄名名籍；公（李志常）委曲招延，飯於齋堂者日數千人，或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之誠，類如此”。這一類覺世救人的史料尚多，元戈彀《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徒單公《履沖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等均有類似的記載。

創立全真教
王重陽祖師創立全真教，而全真教的崛起，又是與丘處機的濟世之奇功不可分的。當時人民信仰全真之事，隨處可見，其推行之遠，傳布之速，足以驚人。《奉聖州永昌觀碑記》云：“……全真教興焉，淵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從之，實繁有徒，其特達者各潛戶多。“一敦純樸素，有古遺民之遺風焉”。這就道出了全真教於金元之交的盛況。清末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說，全真教是亂世中積極的宗教，而丘處機更是積極的人物。乾隆曾為北京白雲觀丘祖殿題聯曰：“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真可謂至言之筆。長春真人之所以能為世人而立奇功，取得前哲後賢之佳譽，是他以“救世濟民”思想為行動指南的結果。
丘處機在《長春祖師語錄》中指出：“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只有一點陽光，超出劫數之外，在身中為性海，即元海也。”全真道把成仙證真的根據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超出生死或長生成仙之道，唯在自心中體認真性。“按全真道的觀點，自心真性本來無欠無餘，只因被邪念遮蔽迷亂而不自覺，只要在心地上下功夫，於一念不生處體證真性，便可於一念間頓悟，乃至超出生死”。全真道的這種唯重修心見性以期超出生死的修煉路線，已十分接近佛教之道。修心見性的具體做法是什麼呢？
丘處機在《北游語錄》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臥皆是行道。如心定，有為也是，無為也是；心不定，處有為也不是，無為也不是。”也就是說，首先要心定，從而清除妄念，磨盡愛欲、除去舊習。故丘氏在《捨本逐末》詩中云：“一念無生即自由。”又如其《月中仙·山居》云：“天生耿介，愛一身孤僻，逍遙雲壑。利名千種事，我心上、何曾掛著。”他的《無俗念·性通》上片很好地表現出這一點：“法輪初轉，慧風生、陡覺清涼無極。皓色凝空嘉氣會，豁盪塵煩胸臆。五賊奔亡，三尺逃循，表里無蹤跡。神思安泰，湛然不動戈戟。”又如：“放四大，優遊無所為。向碧岩古洞，完全性命，臨風對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鍾美酒，日月循環不老伊。”故況周頤曰：“丘長春磻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清切之語。”其《無俗念·靈虛宮梨花詞》最為後人所欣賞：“春遊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爛漫，玉樹瓊葩堆雪。靜夜沉沉，浮光靄靄，冷浸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舒高潔。萬化參差誰信道，不與群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材卓犖，下土難分別。瑤台歸去，洞天方看清絕。”
其次是外修功行。王喆去世後，七大弟子分至各地傳教，但他們對王喆的宗教思想的理解各有不同，丘處機在繼承王喆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龍門派內外雙修的基本原則。與王喆的其他弟子相比，丘氏所開創的龍門派更注重吸收儒家思想，顯示出儒家所具有的入世傾向。
著名學者錢穆曾論述丘處機之學與馬鈺之學的差異，他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中認為：“丹陽（馬鈺）之學似多參佛理，獨善之意為多。長春之學似多儒術，兼善之意尤切。而兩人之學皆出重陽，蓋重陽宗老子而兼通儒釋，而丹陽、長春則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錢先生所論極是。丘處機在論述修心見性時，主張從積累功行開始。如前所述，全真道認為自心真性本來無欠無餘，只因被妄念遮蔽迷亂而不能自覺。雖然制服妄念可以真接從煉心方面入手，煉盡妄念，僅存正念，久而久之正念亦除，達到於一念不生處體證真性，直到超出生死。但丘氏根據自己的修行體會，感到僅僅單純地以心制念，難度很大，也應該在塵世中錘鍊，同時在這種錘鍊中積累功行，直到功行圓滿，道心自成。
《北游語錄》中轉引丘處機的話說：“俺學者，下志把握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回，雖鬼神至靈不能窺測，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它，只是少闕功行也。”所以，丘氏開創的龍門派一方面重視修心見性，另一方面也重視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內外結合實際上就是儒道結合，內道外儒，這也是王重陽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種體現。任繼愈先生認為它已成為儒教的一個支派：“應當指出，金元時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與世俗的忠孝仁義相為表里，把道教社會化，實際上是儒教的一個支派。”
丘氏的外修功行主要表現在為民做實事上，最著名的是他不顧年老體衰，萬里西遊，勸成吉思汗戒殺這一壯舉。《磻溪集》收錄了他在出發前寫的《復寄燕京道友》，詩云：“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游。不辭嶺北三千里，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其愛民之心溢於言表。實事上，他也得到了人民的愛戴、關心，如其《滿庭芳·述懷》云：“逐疃巡村過處、兒童盡、呼飯相留。”《無漏子·樂道》亦云：“昏告宿，餒求食，坊村沒阻顏。”
第三，積極進行齋醮活動。雖然金元全真道繼承的是鍾呂內丹派，以個人修煉成仙為其宗旨，但是也繼承傳統的修煉方法，進行齋醮鍊度。另一方面，個人修煉的影響畢竟有限，為了全真道的發展，故從馬鈺開始，在傳教的方式上逐漸興起了齋醮之風，通過禱雨祈晴等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信徒。劉處玄、王處一的齋醮之事較為頻繁，丘處機的齋醮活動就更多了。
全真道士所進行的內修心性、外修功行的修煉，是以極端的僧侶禁慾主義為基礎的，是苦修。他們從開始起，就仿印度佛教初期之制，建立了出家制度，倡修苦行，不準有妻室，該制度是與其成仙證真的信仰和內丹修煉的要求相適的。全真道還吸取了愛染緣起之說，把傳統道教的節慾思想發展到極端，宣稱家庭、親情的虛妄。他們把家庭看成“牢獄”、“火宅”，稱父子夫妻親情為“金枷玉鎖”，宣揚人的七情六慾是成仙證真的大障，要人把七情六慾都消散。丘處機身體力行，“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簟瓢不置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七年，如在磻溪時。”丘氏在磻溪六年，晝夜不眠，這是最使人驚嘆之處。
丘處機倡導內丹心性說理論和三教合一思想，有別於傳統道教多為“飛升煉丹之術，祭醮禳禁之科”，不重視文化修養的風習，力主文以載道、文道並重，在理論上有所建樹，以便更好地宣傳本門教義。他原先文化水平不高，自入道門以後即刻苦自學，不僅精通道教經典，而且對儒佛二家經典也多有研究。元代人陳時可說丘處機“於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蒿，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雕鐫而自然成文，有《溪》、《鳴道》二集問世”。除了上述兩書外，丘處機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大丹直指》。該書系統地介紹了全真教內丹修煉法之奧秘，理論博大精深，被後人譽為“文簡而理直，實修真之捷徑，入道之梯楷”，是中國道教經典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