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蔡琬（1695～1755）清代女詩人。字季玉，漢軍正白旗，遼陽人。生於清聖祖康熙三十四年，卒於高宗乾隆二十年，年六十一歲。

蔡婉其祖錦州蔡士英孫女；尚書珽（蔡珽）之妹也；其父是清朝綏遠將軍、平“三藩之亂”的名臣蔡毓榮；其母國色，相傳為吳宮舊人號八面觀音曾是吳三桂的寵姬之一。蔡琬後成為雲貴閩浙江兩江總督、戶部尚書高其倬繼室。

蔡琬自幼濡染家學，博極群書，工詩詞，通政事，其倬（高其倬）歇歷中外，奏疏文檄每與之商榷定稿，夫婦實為閨中良友。其現存詩歌皆“擲地有聲者。”蔡琬不僅工詩詞、通政治，而且明於世事，有《蘊真軒詩鈔》二卷、《蘊真軒詩餘》一卷行世。

儘管蔡琬母親身世坎坷，蔡琬作為高其倬的“繼室”進入高家，但她“明艷嫻雅，淹貫群書”，以淵博的知識在高其倬的政治和家庭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被誥封為一品夫人，也被世人譽為“出泥清蓮”。嘉關間，鐵保輯滿洲、蒙古、漢軍許多工作人詩，為熙朝雅頌集，以琬為集首。

人物評價

高其倬是清朝雍正年間較有作為的雲貴總督之一，他兩次出任雲貴總督，革除土司承襲弊端，在麗江、姚安、中甸、魯魁山等地進行了改土歸流，為鄂爾泰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鋪平了道路；他妥善處理好了鄂爾泰改流的善後事宜，平定普洱等地的民族起義，鞏固了改流成果，完成了改土歸流後雲南社會的平穩過渡和發展，為雲南的開發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提到高其倬的歷史功績，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妻子蔡琬。蔡琬在高其倬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他的政績應有蔡婉的一分功勞，徐世昌在《大清畿輔先哲傳·附列女傳》中稱：“其倬章疏移檄，多出其手裁，號為閨中良友。”蔡琬還是清初一位很有個性的女詩人，著有《蘊真軒詩鈔》二卷和其它雜詩一卷，雖未能留傳至今，但殘存的幾篇均為“擲地有聲之作”，在清代的女性詩詞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但對這位在蔡士英 《清史稿》、《碑傳集補》、《清詩別裁集》、《大清畿輔先哲傳》、《清詩紀事》等重要史籍的《列女傳》或《名媛》中，以及清代有關的詩詞集中，對其事跡和詩才均有記錄且評價較高的傑出女性，迄今為止，無論是從女性詩詞的角度還是從婦女史的角度，都沒有人關注到她，也沒有人注意到她在高其倬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同時，她作為與兩個雲貴總督有密切聯繫（一是父親、二是丈夫）的女性，在清代雲南歷史的研究中更是屬於一塊沒有開墾的處女地。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記載她事跡的史料內容大多簡單且相似；二是高其倬雖然對清代雲南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但一直沒有人對此進行專門研究，也就沒有注意到這位站在高其倬身後的“閨中良友”。本文僅依據有限的史料，對這位曾經“聞名”，卻又在當今“無聞”的女性的生平事略作一簡單述論。

一．系出名門 清蓮出泥

蔡琬，字季玉，遼陽人，漢軍正白旗，生卒年不詳，清朝綏遠將軍、平“三藩之亂”的名臣蔡毓榮之女 。其母八面觀音曾是吳三桂的寵姬之一，“與圓圓（陳圓圓）同稱國色，吳亡歸毓榮，生婉”。王堷荀《聽雨樓隨筆》說：“八面觀音尤為明艷，將軍（按：指蔡毓榮）平吳得之，生女名琬。”後蔡毓榮獲罪充軍的原因之一就是“隱匿應官婦女即徇縱逆黨狀”。

蔡琬特殊的家庭環境對她的成長產生了巨大影響：蔡毓榮是清漕運總督蔡士英次子，漢軍正白旗人，初籍錦州，授佐領兼刑部郎中，三藩之亂爆發後，任綏遠將軍，戰功卓著。為恢復和發展平叛後滿目蒼萸的雲南社會經濟、穩定清政府在雲南的統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雲南社會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最後改任倉場總督侍郎，年底因罪解職，後赦還，出家遁入空門。他輝煌的戰功和不幸結局，在蔡婉心中造成很大創傷，後來她的詩文多為追懷父親戰功之作，充滿了功在人亡的感傷之情。琬兄蔡珽為尚書，在雍正朝時與侍郎李穆堂、侍御謝梅莊“以名節相砥礪，為田文鏡所構，下獄幾死。”

因此，身為朝廷命吏的父兄所具有的文化底蘊和作為一個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所擁有的宏闊胸懷和氣度，不僅讓童年的蔡琬有了一個良好文化教育環境，史書稱其“濡染家學，博極群書” “無書不讀”，張裕犖、築澗在評價《蘊真軒詩鈔》時，曾有“喜讀書有過人之識者，此類是也”的稱道，也使她養成了寬宏豪邁的性格。

但父親獲罪，家運突變，使她的生活發生了較大改變，對其性格和心理成長造成了較大影響，在豪邁中又滲入了堅強和剛毅，在詩詞中表現出了一種封建女子少有的恢弘氣勢和柔中見剛的詩風，擁有了“古丈夫遺風”的讚譽，也使她在婚後的家庭生活和高其倬起伏多變的政治生活中從容自如，在夫貴妻榮的封建社會中表現出了一名妻子對名利和宦途沉浮的淡泊，從而使她作為一名女詩人的性格特徵更加突出和豐滿。

母親的曲折經歷也對蔡琬產生了較大影響。八面觀音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藝妓，曾是明末禮部侍郎李明睿家的名妓，後隨吳三桂並因美貌和善於歌舞而得寵，吳亡後又隨蔡毓榮。這在中國正統的封建禮教中，母親的出身是不為名門大族所容忍的。但蔡琬從母親的經歷中學到了另一種品行：一是隨遇而安，二是積極向學，在學習中陶冶了政治涵養、思想和超凡的見識，在有關的史籍中多有“明艷嫻雅，淹貫群書”和“夫人無書不讀”等記載。

後來她相夫教子、守禮教、詩文留名，走出了一條與母親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時人譽為“出泥清蓮”，即閔爾昌《碑傳集補》中說的：“君子曰：琬之母，一吳家姬耳，而生女賢明若此，可謂出淤泥不染者矣。詩曰：倭倭佗佗，如山如河，世有之焉。”

總之，蔡琬的家庭環境對她的成長和性格的形成產生了較大影響，為她在婚後的家庭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和詩詞上形成獨特的風格及取得巨大的成就奠定了良好基礎，從而使她扮演了一個封建士大夫家庭生活中罕見的、集賢妻良母與才女於一身的角色，成為封建時代的傑出女性之一。

二．總督夫人 內助有方

蔡琬母親的出身和在蔡家的地位，使她的地位略顯遜色。因為她是作為高其倬的“繼室”而嫁入高家的 ，雖然這並不影響她在高家的地位和在高其倬的政治和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被誥封為一品夫人，王堷荀《聽雨樓隨筆》也說：蔡琬“嫁高文良公其倬，才德兼擅。”因高其倬為官清廉、且又常在管轄地區有災情發生時率先捐助，致使家庭生活與一般的官員行比，顯得貧蔽不堪，在這種情況下，蔡琬的賢妻形象就表現得更為完美，高其倬《寄內》詩有“無計憐貧病，親衰賴汝賢”、《行役曉發》詩有“家品萬事乏，供饋倚病妻。嫁衣典已盡，不復余襜幃。男兒羞低顏，舍子將語誰？”的句子，表達了他對賢妻的無限深情和謝意。在高其倬任雲貴總督時，其《霑益驛樓雨夜寄內》詩中，有“百般相思又秋來，鹿門舊約仍虛擲，何日雲梨手共栽？”的句子，表達了這位封疆大吏對妻子的相思與柔情。但蔡琬的“繼室”地位與婚後的和諧生活，使得他們在中國古典的金玉良緣型的婚姻中滲進了一絲遺憾。

高其倬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以行事謹慎、穩重而聞名，即“章之為人淵深凝重”。王蘊章《然脂餘韻》稱：“公卓然孤立，喜慍不見於色”，清代一則名為“高其倬柔奸”的逸事，也可從以個側面看出高其倬性格之一斑。對日常政事尚且如此，給皇帝的奏疏就更使他在措辭行文上慎之又慎，何況他還在雍正元年（1723）任雲貴總督時，由於在奏疏中誤以“大將軍”與“皇上”並寫（高其倬原折上把“聖主”雙抬，允禵的稱號“大將軍王”抬一格）而被“革職留任”。而蔡琬對政治又有濃厚的興趣，且極有思想和見地，即《清史稿》等史籍稱讚的“諳政事”或“諳於政治”。

作為一位“詩詞之外，兼通政術” 的傑出女性，當時的人就給她以很高評價：“夫人才識過人，魚軒所至，幾半天下。”因此，這位才華橫溢、頗有見地的女子嫁入高家以後，自然而然地充當了丈夫的賢內助，並很快在丈夫的政治生活中顯示出了她的不凡，在高其倬的有關史籍中常見到“文良公名重一時，奏疏移檄，與夫人商定”，“奏疏移檄等項，每與商酌定稿”，“文良敭歷中外，奏疏文檄，出自閨中者居多”等等的記載。

雖然我們對高其倬與蔡琬“商酌定稿”的具體經過或詳情不得而知，但經過蔡琬“手裁”的奏疏，每每贏得雍正帝的稱讚和誇獎。翻開《雍正朱批上諭·高其倬卷》，在涉及一些政事的看法及措辭上，常見“好”、“斯論通極是極”、“甚好”、“甚是”等朱批，即“每奏事，天語褒嘉”。在這種夫婦相諧的生活歷程中，蔡琬逐漸成為高其倬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閨中良友”。在高其倬官運順通的時候如此，在其仕途不順的時候更是如此。尤其是高其倬在雍正晚期的仕途逆境中，蔡琬作為“閨中良友”的價值就顯得更為重要和突出。因高其倬為官常代屬下受過，即“治事勤與人恕，屬吏有才者，往往代為受過，累任盤錯，不喜功、不釀亂，所至人鹹懷之”。

雍正十二年（1734），終因庇護知縣趙昆珵承修海塘工程賠項而受到牽連，“部議降調”，不久才又授江蘇巡撫職，這與原先的總督職務相比，其失意和種種不順可想而知。在擔任巡撫期間，因“與總督不合，卓然孤立”而屢次被總督趙宏恩“傾陷”，趙“每齮齕之”。

因此，孤苦失意中的高其倬每每借詩舒懷：“風雨初更歇，涼蟾已在天，涔涔終不濕，炯炯只孤懸。”在這種情況下，才識超群的蔡琬便成為丈夫在精神上的知己，高其倬曾詠《白燕詩》一首，在寫完第五句“有色何曾相假借”後，沉思未能下對，適值深諳丈夫心事和秉性、卻能保持淡泊心境和清醒頭腦的蔡琬來到，聽出了丈夫詩文中雙關的語意，便“代握筆”規勸：“琬應聲代對之曰：‘不群仍恐太分明’。”這一佳話為眾多輯錄蔡琬詩文的學者所推崇，成為有關蔡琬詩、事的經典故事，“閨中良友”的稱譽由此而來。

蔡琬這種賢內助的風範和能力，使仕途失意的高其倬在公務之餘，還能在閨房中得到慰籍，得以度過人生中最為苦悶和孤獨的時光，這在封建官吏的家庭生活中，實屬難能可貴。

三．女中丈夫 詩文留名

高其倬不僅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還是一個很有造詣的詩人，被稱為“一代作手”，只是他的詩才被他的政治功績所掩蓋而較少有人注意，即“文良公詩為勳業所掩，不知一代作手直駕新城而上”，有《味和堂集》六卷傳世，清代的詩詞集內常見其詩，具有 “才筆清新，吐屬輕倩”的特點，並有婉約派詩風，如《行役曉發》詩云：“升堂告行役，暗淚腸中垂。未言向何處，先說還家期。慈親起送我，語好顏色淒，愛我不便哭，願我平安歸。……在家同一愁，出門成兩悲。傷心最何物……今日出門前，明日行天涯。塞水嗚咽流，木葉高下飛。天晴尚愁人，風雨秋淒淒。”《寄內》詩云：“風雨方如此，歸期愈渺然，深愁通日夕，遠蘿共山川。”

蔡琬不僅是高其倬在政治和生活中的賢內助，更是一個在詩文上有很高造詣、能與丈夫琴瑟相諧的女才子，既有“琬素工詩”的記載，也有“夫人……工詩善畫”的稱讚。袁枚《隨園詩話》有“夫人生而明艷，閒雅能詩”的評價。與丈夫的詩文成就相比，蔡琬毫不遜色，有詩集《蘊真軒小草》及其他雜詩，惜未能全部保存下來，“夫人詩集不傳世”。殘留下來的幾篇被各種詩文集輾轉摘錄，清朝內閣學士鐵保錄滿洲、蒙古、漢軍旗人的詩作，輯為《熙朝雅頌集》，以琬詩為余集的首卷，也僅只收錄了四首，即“《歸思簡齋》皆未見其全什，《雅頌集》亦僅錄其四”。

若與丈夫的作品相比，蔡琬的詩作少了女性詩詞常有的哀怨情愁和脂粉氣息，充滿著一種宏闊磅礴的剛強氣勢，時人既有“有古丈夫遺風”的評說，也有“擲地有聲”的稱讚，同時，沈善寶《名媛詩話》說：“季玉詩筆，極其雄健。”雷瑨、雷瑊《閨房詩話》也有“皆沉鬱頓挫，不似巾幗中語”的評價。

蔡琬留存下來的詩作，大多為懷念父親戰績而作，極其悲壯，即時人評說的“諸詩沉鬱悲涼”。尤其是當她在雍正元年（1723）跟隨已擢任雲貴總督的丈夫到雲南任所時，重履父親當年征戰的舊地，睹景思人，其感傷之情油然而生，寫下了不少傳世佳作。對此，由雲龍《定廠詩話》有記：“文良繼配季玉夫人，……亦工詩，有《蘊真軒詩鈔》二卷，其隨任到滇時有詩序云：‘滇南為先大夫舊蒞之地，四十年後，余隨夫子督滇，目擊勝概猶存，而大人之墓有宿草矣。扶今憶昔，悽然有感，因得八長句，用志追思之痛。’” 郭則澐《十朝詩乘》也記：“仁庵女季玉適高文良，後從文良入滇，所經皆當日戰地，有《關索嶺》雲……皆感仁庵舊事。”蔡琬殘留下來的詩作中，比較著名且為後人傳誦的有《辰龍關》、《關索嶺》、《江西坡》、《九峰寺》、《鸚鵡峰》、《雲南坡》、《鐵索橋》、《謁祠》等。

從蔡琬感懷父親際遇的詩篇中，可看出其詩作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一是追憶父親顯赫的戰功，悲懷其不幸結局：

《辰龍關》詩云：“一徑登危獨惘然，重關寂寂鎖寒煙。遺民老剩頭間雪，戰地秋閒郭外田。聞道萬人隨匹馬，曾經六月墜飛鳶。殘碑灑盡諸軍淚，苔濕塵封四十年。”表現了詩人登臨辰龍關，透過惘然的雙眸，只見四野寂寥，惟有關上裊裊的“寒煙”顯示出這裡曾經是戰略重地；當年的“遺民”如今已經衰老得頭髮斑白，父親馳騁過的戰場也已經成為了“郭外田”。詩人以“匹馬”比喻率領千軍萬馬前來平叛的父親，以“飛鳶”比喻據地稱王、但終被父親擊敗的平西王吳三桂。如今往事如煙而逝，只留下曾經灑滿“諸軍淚”的“殘碑”，卻也已經被青苔和灰塵遮蔽了四十年。

《九峰寺》詩云：“蘿筆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廚有蠹蟫。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棲（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九峰寺是蔡毓榮的“杖錫”即削髮出家之地，故蔡琬寫此詩的心境和目的可一目了然矣。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有“綏遠將軍平吳逆後，隨獲譴咎，歸空門以終。四章皆懷滇南征戰地，悲歌感慨”的評說，李岳瑞《春冰室野剩》也有“九峰寺一章曰云雲，蓋為綏遠作”的評價。其中，“赤手屠鯨千載事”和“征南部曲今誰是”之句，是較為明顯的懷念父親在疆場上叱吒風雲的英姿及顯赫戰功、哀嘆物逝人非之作。

因在吳三桂叛亂之初，清王朝沿襲開國時的慣例，以諸王貝勒督軍，不肯委兵權於漢臣，然此時承平日久，身經百戰的名將已相繼謝世，其承襲爵位的子孫皆不諳軍旅，即便是八旗健旅，也“稍有脆弱”，致使吳三桂等人的叛亂很快席捲了湖南、江西等地，吳軍所至之處，勢如破竹。清軍率領重軍的將領雖雲集荊湘，卻不敢率軍渡江與吳軍角戰。因此，朝廷才不得不重用漢臣，蔡毓榮等人“乘時而起”，在平叛中建立了大功。

然由於蔡毓榮行事不慎，再加上滿清諸將之間日益嚴重的猜忌，終使他落得個奪爵削職、棄家歸隱空門的下場。這才有了蔡琬“白頭歸佛一生心”和“剩有枯禪守故林”的詩句。但昔日父親曾經征戰和生活過的地方，如今已經是“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廚有蠹蟫”了。對於這種情懷，蔡琬在《鸚鵡峰》中還有“紅旗指處人馬迎，白首歸來雪滿鞍。澗底波流如哽咽，寺門聯額半摧殘”等的描寫。

蔡琬這種對父親際遇的感懷和由於朝廷、世人對父親戰績的淡忘而生的悲涼情調，在《關索嶺》和《江西坡》中尤為集中。《關索嶺》中有“……烽靜戍樓孤上屋，風喧古木鶴驚群。……叱馭昇平猶覺險，揮戈誰憶舊將軍”，《江西坡》中有“西嶺千重鏃劍芒，曾麾萬騎驀羊腸。鬼燈明滅團青血，野冢荒涼嘯白楊。夢斷層雲空漠漠，事隨流水去茫茫。只今剩有殘兵卒，指點空山說戰場”的刻畫。

在《感懷》詩中，蔡琬還有“星槎曾逐泛銀河，手按珠宮第一歌，夢破不須重話舊，當時驚鶴已無多，八面旌旗七寶車，曾揮彩袖斗朝霞，秋風原上無人識，獨倚柴門看暮鴉”的描寫。這種感傷痛悼之情，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有如是評價：琬詩“皆傷其父毓榮平吳三桂被讒而作，感慨悲涼，定非其倬所能。”

然而，作為女兒、作為一個能目睹父親平叛後穩定繁榮的社會環境的後人，她的詩不僅僅只是停留在一般意義上的“感懷”，更多的還是寓意於詩，期望世人不應如此之快就淡忘父親的戰功及其對後世的巨大貢獻的真摯情懷。這種思想在《雲南坡》一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榮枯浩浩海無邊，功就名成自古傳。白鉞幾過新驛站，赤燐曾遍舊山川。吳雲已變如蒼狗，署魄惟能化杜鵑。試看絳侯千戶邑，應知懋績在當年。”

二是從父女之情的角度，即從普通人的心理或人性的角度來懷念父親，悲感自己失去父親後孤獨無依的“孤兒”心境。

假如說蔡琬懷念父親戰功的詩作中包含有巨觀的或國家治亂興衰色彩的話，那么，她的詩作具有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她從普通人的心理或人性角度，即從普通的父女之情、從一個失去了父親垂愛的孤獨無依的平常女兒心的角度，抒發自己對父親的深切感情。

這在《謁祠》中表現比較明顯：“迴腸百結淚如絲，一奠椒漿拜舊祠。箕尾已歸應有處，音容何處杳難思。環鏇故壘青山在，寂寞虛廊白日移。不謂霜淒雲幻後，南人猶惜召棠枝。” 郭則澐《十朝詩乘》對此評價道：“《謁祠》一律，尤字字血淚。”

《鐵索橋》和《鸚鵡峰》也是較為集中地反映這種心境的兩篇詩作。《鐵索橋》云：“……細柳營空雲似幕，霸陵原靜草如茵。臨風一灑孤兒淚，不見題橋續後人。”《鸚鵡峰》云：“鸚鵡峰前恨依欄，思量遺事獨長嘆……澗底波流如哽咽，寺門聯額半摧殘。豈知石上傷心事，留與孤兒掩淚看。”這些生動感人的刻畫，讀來更有字字血淚之感。

總之，提到清初的一代名臣高其倬及其歷史功績時，他的妻子蔡琬是一位不能迴避的人物。蔡琬作為一名封建時代普通卻又不平常的女子，作為一個在清代女性詩史上以其獨特風格留名的傑出詩人，不僅成功地扮演了賢妻良母的角色，發揮了賢內助的重要作用和影響，得以在一個封建士大夫的政治生活中垂名青史。她以女性細膩寬柔的情懷和在文學藝術上的造詣成為丈夫的紅顏知己；還以自己超凡的德才和學識進入正史的《列女傳》。因此，無論是從古代史或婦女史的研究和從清代文學詩詞研究的角度，還從清代雲南歷史研究的角度，蔡琬都是一個不應該被研究者忽視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