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七日，郁達夫出生於浙江省富陽市滿州弄（現更名達夫弄）的知識分子家庭。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郁達夫的父親去世，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郁達夫進入私塾讀書。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就讀富陽縣立高等國小。

清宣統二年（1910年），郁達夫與徐志摩、厲麟似一同考入杭州府中學堂，後又到嘉興府中學和美國教會學堂等校學習。 

宣統三年（1911年），郁達夫進入蕙蘭中學讀書；在這一時期，開始創作舊體詩，並向報刊投稿。

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浙江大學預科，卻因參與學潮被校方開除。

民國二年（1913年），郁達夫隨長兄郁華（郁曼陀）赴日本留學。

民國三年（1914年）七月，考入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醫科部，並開始嘗試小說創作。 

民國五年（1916年），改讀法學部政治學科。

民國六年（1917年）七月，畢業，十一月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學習，留學期間，郁達夫閱讀了大量外國小說，尤以俄、德小說居多。

民國十年（1921年），郁達夫與同為留日學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組創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開始小說創作，民國十年（1921年）十月十五日，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沉淪》出版，轟動國內文壇。

民國十一年（1922年）三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同年郁達夫回國，在安慶法政專校教授英語（一說為安慶一中），與當時同為該校教員的陶希聖頗有交往。

民國十二年（1923年），辭職，出任北京大學講師，講授統計學。

民國十三年（1924年），赴國立武昌師範大學任教，為期亦僅一年。

民國十五年（1926年），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年底辭職，返回上海後，郁達夫開始主持創造社出版工作，發表了《小說論》《戲劇論》等大量文藝論著。

民國十七年（1928年），郁達夫加入“太陽社”，並在魯迅支持下主編《大眾文藝》。

民國十九年（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郁達夫為發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同年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僅四個月。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十二月一日，郁達夫在《現代》（2卷2期）上發表短篇小說《遲桂花》。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郁達夫加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四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創作大量的山水遊記和詩詞。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郁達夫任浙江省政府參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擔任《中國新文學大系》內的《散文二集》之主編。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二月，郁達夫應當時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出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在福州，郁達夫號召文化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兼公報室主任，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為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寫了《懷魯迅》一文。十一月，郁達夫訪問日本，十二月十七日，郁達夫在離日歸國途中訪問台灣，會見楊雲萍、黃得時等文化界人士，抗日戰爭初期，郁達夫任《福建民報》副刊主編。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八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郁達夫被公推為理事長。並與楊騷一起擔任《救亡文藝》主編。在47天內，郁達夫發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連續8天每天寫一篇）。他在光祿坊寓所為文學青年程力夫的題詞中寫道：“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在武漢宣告成立，郁達夫赴武漢擔任政治部設計委員，參加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會上周恩來和郭沫若相繼發表演說，郁達夫並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大會上當選為常務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戰文藝》編委。期間曾赴徐州勞軍，在各前線參訪。

台兒莊大捷後，郁達夫受命作為特使率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代表團到台兒莊勞軍，巧遇想去台兒莊考察、但未獲批准的美駐華武官史迪威。後經郁達夫協調，李宗仁答應史迪威到台兒莊考察。史迪威後來寫了一篇關於台兒莊戰役的詳細報告，在一份軍事雜誌發表，在美國政府和軍方引起了很大反響，促使美國開始對華援助。這次前線考察讓郁達夫受到了極大鼓舞，他回到武漢寫了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堅決抗戰的英雄氣概。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應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郁達夫前往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在船上他寫下了《歲朝新語》，堅信“中國決不會亡，抗戰到底，一定勝利”。到達第二天，郁達夫連生活都沒安排好就寫下了《估敵》一文，堅信“最後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決不會動搖”。文章引發了強烈反響。

在擔任《星洲日報》主筆期間，他還同時編四五種刊物，發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政論、雜文、文藝雜論等，宣傳抗日，海外華僑紛紛捐款捐物支持抗戰，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黨員《南洋商報》主編胡愈之的領導下成立“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兼任幹部訓練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團長。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一日，郁達夫便發表了舊體詩《雁》，指出“文化人要做識風浪的海鷗”。同日發表政論文《估敵》，全文三千餘字，分析日軍動向，剖析敵人虛弱本質，曰“敵國內既無可調之兵，國外亦無存聚之貨”“最後的勝利，當然是我們的”。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郁達夫與關楚璞、姚楠、許雲樵等文人創建新加坡南洋學會。

民國三十年（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星華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和“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執行委員，組織“星洲華僑義勇軍”抗日。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年初，郁達夫出席了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成為新加坡華僑抗日領袖之一。二月，新加坡淪陷後，胡愈之、郁達夫等參加抗戰委員會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亞公務市，郁達夫化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廠，後來日本憲兵得知他精通日語，脅迫他當了7個月的翻譯。其間，他暗中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曾對中共黨員國外統一戰線負責人夏衍說：“那時郁達夫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日本人逮捕的華僑。”一位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說：“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由於漢奸告密，日本憲兵開始全面調查郁達夫，並準備對郁達夫在內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實施大屠殺。身處險境的郁達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離開印尼。六月，郁達夫流亡至蘇門答臘西部市鎮巴爺公務，化名趙廉，在當地華人協助下開設酒廠謀生。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被日軍殺害於蘇門答臘叢林。

文學成就

創作風格

文學創作階段特色

早期：1920年－1933年。在這十幾年的時間裡，郁達夫一共寫了《沉淪》《銀灰色的死》等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七十篇議論雜文，表現了他從日本回國時滿懷希望的心情和見到滿目瘡咦的祖國後無限失望的感嘆，既有他對革命的前途感傷悲觀的思想，又有對革命慷慨激昂，疾聲吶喊的激進的理論。

中期：1933年－1938年。這個時期，是郁達夫思想的一個低潮期，由於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極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種落後的“名士”風度，留連往返于山林江湖。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為從封建舊營壘中出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弱點——軟弱性和妥協性。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他憎惡現實，不願同流合污，才逃遁的這一面。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郁達夫參加了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他用筆參加戰鬥，寫下了許多政論文章，用自己熱情的聲音來鼓舞人們戰鬥。

文學創作中的“自敘傳”色彩

郁達夫的散文無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現”，而且是“自敘傳”式的自我表現，是最為坦誠、露骨的自我表現。在郁達夫看來，小說帶有作家的自敘傳，“現代的散文，卻更是帶有自敘傳的色彩。”其作品《還鄉記》《還鄉後記》和小說《遲桂花》，都運用大量內心獨白式的抒情、描寫、記敘，錯落有致，感情真摯，打上有很深的個人印記。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著這一原則構造的。他不加掩飾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將自己的信仰、習慣、性格甚至病態也大白於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現了在舊社會的壓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悶，從而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文學特色。這種特色就是感傷的弱者的情調，浪漫的青年覺醒者的理想，反壓迫的民主主義者的傾向。

首先，郁達夫強烈地表現出作家個性，這是郁達夫散文創作的理論認識，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文中無所顧忌地對自己的思想、生活細節進行詳細的描寫，非常強效地表現了他“自敘傳”的獨特風格。第二，憂鬱感傷的情調。郁達夫的散文，與小說一樣與眾不同，憂鬱感傷的情調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創作中。第三，恣肆坦誠、熱情呼號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迴腸盪氣的詩的調子。另外，郁達夫散文中那種不拘形式縱情宣洩的抒情方式，郁達夫的散文發出的是帶有強烈個性的自己的聲音，篇篇洋溢著迴腸盪氣的詩的情調，熱情坦白，毫無遮掩地表現了一個富有才情的知識分子在動亂社會裡的苦悶心情，展現出一幅幅感傷，憂鬱而又秀麗、雋永的情景交融的畫面。

文學創作中的傷感情緒的表現形式及其意義

在郁達夫作品中，其強烈的傷感情緒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頹廢，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無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廢物——既不能事業有成，又不能擺脫苦悶，郁達夫就乾脆自我放縱。其作品中的《感傷的行旅》《歸航》可以看出其拚命地發泄一個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態中滿足自我。這種情感和行為顯然具有消極性，這是郁達夫文學作品中不健康的內容，但卻絕不是反動的內容，絕不是與時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調。郁達夫主要是以這種病態來發泄一個從封建禮教羈絆中覺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悶。這種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著五四“人的發現”所寄寓的積極的意味。

郁達夫自然地慨嘆自己生不逢時，郁達夫將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煩惱，所有悲苦，一齊傾向這個黑暗的軍閥混戰時代，向一個不人道的制度發出了一個哀鳴著的青年的控訴，表現了顯而易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傾向，這種傾向雖不能說很深刻，但鮮明的態度、強烈的情緒卻也給這種傾向塗上了積極戰鬥的色彩。

文學創作中感傷情調的時代意義

郁達夫雖然在文學作品中傷感得無以復加，但他也並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無論是傷感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還是幾乎墜入頹唐境地的時光，他的心中總有一個誘惑著他的理想。這個理想談不上崇高，也不具備多么深刻的內涵，但對郁達夫來說，卻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動他奮鬥，創造的動力，這就是女人的愛。1927年，郁達夫曾在日記中寫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愛，那么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人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郁達夫對女性的這神聖、痴想的情感，一方面當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現，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著五四人的發現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曾說過，女人和兒童的發現，是歐洲近代文明的產物。而對五四時期的中國來說，對女性的讚美和痴愛，那就不僅僅是一種現代意識的表現，也是對封建禮教最直接的批判。所以，郁達夫將女性作為自己的理想來追求，這種行為和藝術傾向，雖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備“崇高”的屬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識卻是鮮明可見的。 

文學主張

郁達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此，他常常把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個性和人生際遇，郁達夫的自傳體小說代表作品是《沉淪》，郁達夫在《沉淪》中大膽地描寫了男女性愛、性心理，同時也發出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的悲號。

郁達夫的小說創作因為對傳統道德觀念提出了挑戰，並且首創了自傳體小說這種抒情浪漫的形式，對當時一批青年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壇一股浪漫派的壯觀潮流。郁達夫還是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位在世時就已出版日記的作家。

從他的小說中找到了與自己心靈相撞的東西，那些不敢與封建道德決裂的文人，也把矛頭直接指向了郁達夫.郁達夫在自傳體小說中，除了反映下層知識分子失意、苦悶外，還有一些作品通過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映處於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表現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關懷，如《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軼事典故

生死迷局

由於郁達夫的失蹤太過詭秘，關於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謎一般沒有解開。

較為流行的一種說法緣於1946年8月8日，邵宗漢先生從棉蘭蘇門答臘聯軍總部情報處所獲取的訊息。該訊息證實，聯軍當局在日本戰犯口中得知郁達夫於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槍殺，同時被害者尚有歐洲人數名，遺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這一說法卻有個重大的疑點難以解釋，即有研究者曾翻閱棉蘭法庭的審訊記錄，卻完全尋覓不到有關郁達夫（趙廉）的蛛絲馬跡。如果此說成立，那么郁達夫和同時遇害的幾位歐洲人的被埋地點也應該很清楚，可是，郁達夫的遺骸在整個東南亞都找不到，所以這種說法的可靠性未能得到證實。

戀愛經歷

文學與戀愛，在郁達夫是互為表里的。戀愛的激情，本來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觀其一生，無時不在飛揚著由戀愛所激發的才情，然後表現到文學的創作之上，寫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樣，他的戀愛經歷也如同他的文學名篇一樣，煥發著迷人的光彩，悵惘也罷，迷離也罷，悲歌也罷，總之都成了傳世的名作。 

魯迅著詩《阻郁達夫移家杭州》

魯迅曾以世道艱難而著詩勸郁達夫不要移居杭州，可他“兒時曾作杭州夢，初到杭州似夢中”，終於在1936年－1938年，郁達夫實踐了“把家安在杭州”的那個夢，雖只匆匆居杭兩年，可他漂泊一生，故居多處，只有杭州這座屋，他出手親自設計。

後是魯迅先生親筆手書的著名七律《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淒涼處士林。何以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