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室

早在元朝末年(惠宗年間)，何家在蘇州就是世代出名的義門，不僅教育家族子弟，還收授平民學子，因有道義而多次受到表彰。

父族

何焯出身於書香門第，曾祖思佐、祖父應登、父親何棟都是縣學生。

伯父何棅，字與偕，清順治四年(1647)丁亥科進士，第三甲第十一名。 順治十七年任禮部儀制司員外，累遷禮部郎中、江西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何焯讚賞家中父老的品行，決心承繼祖輩的傳統門風，成人後自號義門。

母族

母吳氏，吳宏基之女。吳宏基經商、善算、善鑑別古器書畫，著有《駁證西洋算經集解》《雙龍劍傳奇》等，與尤侗、汪琬為莫逆之交。順治初，孝莊文皇后指令在蘇州採辦箔金十萬以修補五台山佛像，吳宏基參辦，卻因此涉訟多年，家產日落，竟窮老而卒。

舅吳斌，號紫臣（1663—1744〕，是繼姜采後裔的藝圃主人。蘇州織造李煦曾委託他采罝行宮陳設器具，他仿古制而加變化。1703年，康熙南巡駐行宮，見所陳器具，讚嘆良久，欲帶他北上辦理內府器物。他鑒於父親前此賠累的教訓，捥辭不去。著有詩4卷及《博占畫圖》、《博雅堂文鈔》等,惜均不傳。他於1696年移居藝圃。買下藝圃時，慨然同意姜氏子孫在部分宅屋內留居30年，並將亭危橋欹、苔蘚沒石的故園修葺得依然山峰林立、丘壑閒靜，晚年因常傾囊施濟而家業凋零。子吳永漢，以第一名入長洲縣學，屢考舉人不中，家益貧。著《姑蘇雜詠》百篇，《松漱軒文集》10卷、詩集8卷，均不傳。沒後，子孫不能長保名園，藝圃為敬字二房的吳傳熊所得。

表舅吳士玉（1665-1733），字荊山，號臞庵，諡文敏。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第二甲第二名進士。入史館二十餘年。歷官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纂修、總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資政大夫，入直南書房，左都御史，特旨許紫禁城騎馬，進禮部尚書。康熙五十八年（1719），吳士玉等奉敕撰《駢字類編》二百四十卷。康熙六十年（1721），與眾人奉敕撰《子史精華》一百六卷。士玉好扶植人倫，與徐乾學、韓菼以獎勵後進為己任。 

吳士玉弟吳士珣（1689-1737），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第二甲第三十五名進士。

吳士玉子吳喬齡（1705-1761），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科第三甲第八十二名同進士。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1760-1761）任山西澤州知府。

何焯妻

王氏

何焯子女

子：何壽余

有一女曾在何焯回鄉丁憂期間，被八福晉留在府中撫養。

人物生平

何焯少時鈍拙，14歲後方發奮攻讀，學問大進。焯於考據學頗有造詣，年輕時先後拜吳縣邵彌、安溪李光地為師，又與太原閻若璩為友，寓居閻家，與閻通宵切磋議論。焯治學嚴謹，藏書數萬卷，凡四部九流，直到雜說國小，無不一一探索考證，辨明真偽，疏清源流，各作題識。對書坊出版書籍的錯誤、缺漏，字型的正寫、俗寫，也逐一分辨訂正。焯校定兩《漢書》、《三國志》，凡議論人物，必究其家世，明其表里；議論事情，必曉其始末，盡其變化；指點時政，必根據國勢民俗，析其利弊。

何焯25歲時以拔貢生進京城，被尚書徐乾學、祭酒翁叔元收為門生。焯秉性耿直，遇事直言辯正，因而常遭妒忌和中傷，徐乾學也對他漸生惡感。焯便上書徐，更求削去門生名義。從此，六次應考被排擠。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皇帝南巡，訪覓逸賢，經宰相李光地推薦，通過考試，被安排在南書房供職，賜為舉人。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第二甲第三名，賜為進士，又選為庶吉士。後於皇八子府當侍讀，兼任武英殿纂修。康熙四十三年（1704）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賜進士，直南書房兼武英殿編修。通經史百家之學，長於考訂，論文與方苞各異。

不久，受人誣陷被囚，焯身陷囹圄時，身帶著鐐銬，仍在朗讀《易經》，門外也能聽到朗朗書聲。因何焯當官後遷回蘇州金獅子巷，朝廷便派員查抄何焯府第“齎硯齋”，萬卷藏書盡被查收。在查抄的藏書中，未見任何犯上之語，相反卻發現了焯退還吳縣知縣贈送金錢的信稿。何焯作為朝廷高宮，拒收賄賂，且並不張揚，足見其德行清正廉潔。康熙為之感動，加上何焯上奏的數百字《申辯書》筆劃端正，事實清楚，詞正辭嚴，覺得何焯犯罪，事出有因，應予見諒。終於發還書籍，僅免其官職，仍在武英殿工作，並表彰他清正廉潔。

何焯出獄後，託病回鄉修養。他在南歸的旅途上，感念栽培他成才，薦舉他為拔貢生的崇明鄉親父老，感慨地寫下了一首示歉詩：“江上春生歸已久，棲棲九陌競誰知。一竿自斷鱸鄉老，不用劉生五字詩。”詩大意是說，我本是海島春風撫育的一竿青竹，早就想歸來感恩示謝，誰知道，我忙碌在京城宮殿整整13年且身不由己。如今，本想沽名釣譽的青竹，折於爭權奪利的宦海，斷了功名，也斷了崇明鄉親父老對我的殷切期望，我無顏見你們，也無心模仿漢代《樂府詩集》中的劉生，任俠豪放，週遊天下。

康熙六十一年，何焯於62歲時去世。死後康熙皇帝下詔，復其原官。破例贈予侍讀學士，並賞賜金錢，給予立傳，回鄉治喪，令地方從優撫恤後代。雍正皇帝上位，全祖望寫的何焯墓志銘中明確指出無人敢給這位先帝認可的學士立碑，新皇威儀可見一斑。直到乾隆朝，才由其學生等籌措立碑安葬。何焯一生輕資財，重情義，把自己應得的產業推讓給諸弟，並經常接濟貧困的親戚朋友。學生中有才學而貧窮的，常常收留在家，接濟飲食、住宿、就學，有簿冊記錄的就有400多人，被學者們稱為“義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