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天順三年己卯（1459年）1歲　出生於南陽府（河南省）南陽縣陸營鄉孟家村（今王宅村）。

成化二年丙戌（1466年）8歲　在本村義學教師的關心和資助下入學受教。

成化十一年乙未（1473年）14歲　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縣學。

成化十一年乙未（1475年）16歲　在參加知府段堅為選拔人材舉辦的由40多人參賽的“才子宴”上考取第一名，榮獲“南陽才子”之盛譽。並選錄前8名，其中7人留在府、州、縣中當吏員，知府段堅唯將其送豫山（獨山）書院深造，免繳學費並以自己的俸祿予以資助。廣交了包括3位王爺在內的一大批朋友。

成化十三年丁酉（1477年）18歲　學業完成，應段堅邀請到府衙當書佐，初出茅廬即以優異的政績受到知府段堅的青睞。

成化十四年戊戌（1478年）19歲　段堅提升為做提學副使，協助教授管理南陽的教育文化事宜。

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23歲　按段堅的計畫辭去府衙職事，與吳萍成親後讀書備考。

成化十九年癸卯（1483年）24歲　秋參加在開封舉行的鄉試。此鄉試共錄取40名（舉人），考取第一名，榮獲“解元公”盛名。以上都是段堅為關心和培養步入仕途而做的具體安排。時知府段堅病，鄉試後回到南陽，料理知府段堅病疾。長子王可恩出世。

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年）25歲　左右料理知府段堅病至卒，並放棄了會試機會。在家認真讀書為參加下一屆會試作準備。時鴻儒跟著段監在府衙內幹了幾年小吏，手中有了點積蓄，在孟家村置買了30多畝土地，雇了兩名長工幫助父親料理農活，依靠勞動所得，家裡蓋起了7、8間瓦房，用磚砌起了院牆，生活比較富足。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1487年）28歲　次子王申邑降生。參加會試，考中二甲第六名，賜進士出身，步入仕途。原定留在翰林院任檢討，但由於萬安、劉吉等人的干擾被改為南京戶部主事。去金壇賑災，鏟惡除暴使老百姓安居樂業，被授為戶部員外朗，官職由六品升為五品。之後在淮安、風陽摧稅，懲治貪官、惡霸，又著廉績。

弘治四年辛亥（1491年）32歲　升遷為工部朗中，攜夫人及二子到京城做官。在任其間對所經辦的各大建築工程精心管理、精打細算，為國家節約了大量銀兩，而自己兩手清風，一塵不染。經常寄銀兩回故里孟家村，家中購買了田地建起了新房。再就是胞弟王鴻漸成親後，許家、呂家陪嫁的東西多，藉此又蓋了不少房屋，已變成了三重院落，數十間房子，特別矚目。更重要的是由於王鴻儒、王鴻漸雙雙成為解元公轟動了整個南陽，故世人改稱孟家村為王宅。

弘治九年丙辰（1496年）37歲　被調任為山西僉事（按察使的佐理官，四品），歷任4年，其間審理、處理了大量冤案、錯案，確保了一方平安。後晉升為山西提學副使，成為一省專管教育、文化的地方高級行政長官，使山西的文化教育、名勝古蹟建設、戲劇等事業獲得極大發展。

弘治十八年乙丑（1505年）46歲　孝宗帝卒，其兒子朱厚照（武宗）繼位後宦官當道，忠良受氣。

正德元年丙寅（1506年）47歲　辭官還鄉。時可恩23歲，次子王申邑19歲。回鄉後，適逢母病及卒，守孝3年。其間寫出“凝齋筆語”留於後世。

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50歲　被任命為“國子監祭酒”，為國家最高學府的最高長官。時夫人吳萍在家照料父親，後娶劉文娟為妾。父病及卒再次回王宅赴喪。數月後三子王協邑出生（劉文娟生）。

正德六年辛未（1511年）52歲　長子王可恩28歲，中進士，被任命為望江縣承。

正德七年壬申（1512年）53歲　朝廷任命鴻儒為南京戶部侍朗（尚書副職）。時次子王申邑25歲，庠生。在任3年，主要的政績是抓好紙幣印製、銅錢鑄造和金融、財稅、商業、外貿的執法，辦了許多利國利民之事。長媳李蘭君於望江生下長孫王汝愚。

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55歲　春長子王可恩31歲，調任山東寧陽當縣令。

正德十年乙亥（1515年）56歲　被調入京城，擔任吏部右侍朗（二品），成了朝廷要員。主持考察官吏政績、官職任免、選賢任能、罷免冗官、懲治貪官、奏提留辦事公正而有成效的官員等成績卓著。

正德十四年己卯（1519年）60歲　被任命到南京去當戶部尚書，官職提升一級，成為朝廷的一品官員。時次孫王汝魯降生、王可恩調任池州通判。新上任之初即觸及南昌寧王宸濠謀反一案，受命督軍餉，父子共同上前線，歷42天官軍破判王。九月九日因搭背瘡發，醫治無效而卒。靈柩歸里之日，南京10萬人送行。在宛城，王爺親率儀衛部隊開道為其送終，大小轎50餘頂，車輛100餘乘，加上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樂人，浩浩蕩蕩，擺有3、4里地遠，葬於王宅村東北角。朝廷謚為“文莊”。其陵園占地100多畝，內有朝臣名仕的題詞數十首，墓西道旁立下馬碑一座，文官到此下橋，武官到此下馬。

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冥壽63歲　世宗朱厚熜坐朝後，令南陽知府在其陵園內重修三門、碑樓、祠堂等，建築宏偉，金碧輝煌，極一時之盛。

文學創作

王鴻儒的散文數量頗豐。從體裁上來講，多而雜：有“序”、“記”、“文”、“論”、“辯”、“議”、“書評”、“雜錄”、“傳”、“墓志銘”、“碑文”、“贊”等等；從內容上講，有記實性的、應酬性的、學術性的、史論性的、政論性的，等等。而其中思想、藝術價值較高的當屬他的“序”、“論”、“議”、“辯”類散文，它們多表達了作者對政治及史實的見解，多屬政論、史論文範疇。如其《〈三公篇〉序》中，主要闡述了為臣之道：君主代表國家，國治則需君仁、君義、君正，而這一切皆需為臣者“格君心之非”，盡心輔佐君主。因此，要求為臣者不只要精心為政，且要德才兼備。文章表面上是泛論為政之道，實乃隱含對當政者亂政的不滿和對時政的警告。在《讀〈戰國策〉》中，王鴻儒對史書中的“吳敗於越，在於不聽伍子胥規勸，在越國大飢時濟其糧草”的論斷進行了批駁，指出了吳國之敗，根本在於其國內不治，民心背離。在有些文章中，王鴻儒則直接關涉時政：如《念亂論》中，論述了國家安定的重要性，呼籲世人皆應懷念亂之心，行事以禮，治國安邦。在《〈荒?政·?治盜〉議》中，作者對現實中盜賊橫生深為憂慮，並提出了自己的治盜方案：招募勇者，利之以重賞以治盜；或用間諜，施以“反間計”以瓦解盜賊。在《治河私議》中，他又針對黃河為患，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方案……總之，他的政論、史論性文章，皆顯現了他為人臣的憂國憂民的拳拳忠心，這可作為其政績卓著的一個說明。

王鴻儒的散文總的來說，表意明晰，務求其理；文風樸素、自然，不事雕琢、鋪張——與其詩作風格是相通的。王鴻儒指責辭工而意拙的文風：“自古文士之論，多夸而少實，好騁浮辯而不稽事情。讀其辭則是非利害真若指掌，考其實則背而馳焉者，往往是也。此蓋其求工於文，故立意造詞，務出新見而不蹈故常；其意誠奇，其辭誠工，其實則不然也。”由此可解其散文的特點。董其昌評王鴻儒詩文曰：“其詩文以自得為宗，自然為趣。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為戰國之縱橫；其學無所不闕，而束之以裁，不為六朝之雕繪；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為莊列之宏恢；於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為屈宋之怨誹。”（董其昌：《重刻〈王文莊公集〉序》。）明代黃臣引用古人語曰：“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黃臣：《書〈凝齋集〉後》。）顯然，一方面論其創作重於世教，另一方面客觀上道出了其詩文“不工”的特點，而黃臣對此加以褒揚。類如黃臣評論的還有楊衍嗣，他在《跋〈王文莊公凝齋集〉後》中說：“雖有作者，非雕繪於詞采之末，則摹寫於情景之間。又或獵僻以為奇，取俚以為真古，雖博而不洽詞，雖華而不可適於用者，間以有焉。以之而進於朝廷，則不足以裨政治；以之而置於詞林，則不足以鑑古今；以之而布於學宮，則不足以勵風教。亦奚貴乎？”當然，這些評價難免囿於褒美而失於偏頗，但客觀上也都反映出了王鴻儒詩文創作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