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發。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
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吊,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創作背景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作於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三月。同年正月、二月,韓愈先後作《上宰相書》、《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上呈時相求仕,結果時相不予理睬,於是韓愈便在第一封書信未得答覆之後二十九天寫了這第三封《上宰相書》。第三次上書和前兩次上書一樣,都是杳無回音。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稱“祖籍昌黎郡”,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秘書郎韓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軍司馬,從平“淮西之亂”。直言諫迎佛骨,貶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遷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諡號為“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並從祀孔廟。韓愈作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與柳宗元並稱“韓柳”,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並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導“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寫作理論,對後人具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434篇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