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八十二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 “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義，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 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系盈虛以稽決滯，視奸盜有無以稽禁御，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

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

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恆、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硃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饟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眾，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御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河陽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

又言：

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御，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眾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硃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

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芃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之術。

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

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

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眾，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於追呼，膏血竭於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勛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囂然而關畿不寧矣。

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御，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

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

自比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敕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舍己以從眾，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

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是極諫曰：

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回響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

《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奓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眾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

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炫聰明，厲威嚴，恣強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

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 帝從之。

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強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闥。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

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盪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瑰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 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藉晟。”贄即美其強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並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掎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 “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為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

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 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里，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勛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勛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勛、散、爵號，止於服色、資廕，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勛、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

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

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雲？難則嘗之，何定之雲？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勛臣之憤。”帝乃止。

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氓、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

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為左右權幸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惟韋皋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為學士。入謝，伏地鯁泣，帝為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台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眾，自異為不群，趣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台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案牒叢淆，偽冒蒙真，吏緣以為奸，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奸，天下便之。

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咨輒判。

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

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

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萬一橈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強。且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

若乃擇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鬥；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眾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舍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眾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眾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御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馳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御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忲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聞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鏇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

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譬輗軏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噪於眾，僨軍緩救者畜奸不畏，褒貶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於眾，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眾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

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眾，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御，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榷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眾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強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眾，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慹其眾不敢抗，靜則憚其強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尪，眾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污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鹹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稟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遙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核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為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樵婦，罄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為一，獲者衍百為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恤於罪；陛下以權出己，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

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倖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揵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愛重其言，不從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奸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皋數上表請贄代領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恤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只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幸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譯文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歲考中進士，又在吏部考中博學宏辭科，調任鄭縣尉，後被免職回鄉。壽州刺史張鎰名望很高，陸贄去參見，交談了三天，張鎰認為他是奇才，請與他結為忘年交。

告辭時，張鎰贈錢百萬，說“：請作為母親大人一日的費用。”陸贄不肯接，只收了一串茶葉，說：“斗膽不收您贈送的厚禮。”他憑文牘判詞寫得出類拔萃，補任渭南縣尉。

德宗登皇位後，派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視天下。陸贄遊說使者，請求用“五術”察看風俗民情，“八計”考察地方官政績，“三科”選拔才智出眾的人才，“四賦”管理財政“，六德”安定疲睏的人，“五要”精減官員。“五術”是：聽民謠考查民間哀樂；接納商人觀察他們的好惡；審察官署文捲來考查判別民間訴訟當與不當；看座車服飾來衡量他們的儉樸、奢侈；省察從事的業務、工作來考察其所取捨。“八計”是：看戶口的增減來考查撫養愛護；看開墾土地的增減來察看農業和商業的比重；看徭役賦稅的輕重來考查是廉潔奉公或是侵害百姓；看案卷繁簡來考查聽訟斷獄的才能；看監獄關押囚犯的多少來考查斷案的快慢；看有沒有惡人強盜考查防範的鬆緊；看推選賢才的多少來考查風俗教化；看學校的興辦或廢弛來考查教誨開導。“三科”是：茂材異等科；賢良方正科；幹練有才科。

“四賦”是：查看莊稼的好壞來定稅；估量土地財產的多少來徵稅；統計壯丁的數量來計算賦庸；測算商業來協調稅利。

“六德”是：尊敬老人；慈愛幼童；醫治病人；撫養孤兒；賑濟貧窮；安排就業。“五要”是：裁減吃閒飯的士兵；免除枉害百姓的法規；精簡閒散官吏；去掉沒有用的器物；停止不緊急的事務。當世的人都對他的主張稱好。朝廷提升他為監察御史。

德宗皇帝當太子時，已經知道陸贄的名聲，召他到朝廷任命為翰林學士。

正逢馬燧在河北征討叛軍，長期不能取勝，請求增援；李希烈又侵犯襄城。德宗皇帝下詔書詢問用什麼策略應敵，陸贄說：為征服遠敵而勞苦，不如修治近處的防務，用各種策略挽救失敗，不如改變德行。現在幽、燕、恆、魏等州的形勢和緩，為害較輕，汝、洛、滎、汴等地形勢危急，為害嚴重。田悅失敗之後，再也沒有長遠的圖謀，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寡斷，他們互相牽制，形勢危急就聯合一致，形勢緩和就分裂仇殺，不可能有特別意外的禍患，這就是我所說的形勢和緩。

李希烈攻伐果斷，屠殺殘忍，占據富饒的蔡、許等州，又加上在鄧州、襄城搶掠的財物，向東進犯就會截斷我方的糧草運輸通道，向北攻打就震動京都，這就是我說的形勢危急。代、朔、..、靈等州自昔日來的精銳騎兵，上黨、盟津等地當今選練的精銳部隊，全部部署在華山以東，將領雖多但軍事力量分散，兵雖多但財力又告枯竭，而屯田的部隊失誤在於輪換頻繁。李勉是文官卻擔當指揮汴州軍家必爭之地的作戰重任；哥舒曜的部隊是烏合之眾，卻抵擋襄城銳氣正盛的叛軍。

打仗本不是他們平素所熟悉的事，因而畏縮不前，守御失誤在戰鬥力不足。現在如果調回李凡艹的河陽部隊來救援東都洛陽，李懷光解救襄城的圍困，專門用太原、澤、潞等州的部隊抵抗華山以東的叛軍，那么，梁州、宋州就安全了。

又說：立國的權謀，在於明察輕重緩急，根大而枝小，所以能穩固。所以治理國家，就像人體的軀幹驅動臂膀，臂膀揮動手指一樣，大小適當又不互相矛盾。京城周圍地區是天下的根基，京城又是京城周圍地區的根基，那形勢就如同京都是軀幹，京都周圍地區是臂膀，而天下是手指一樣，這就是天子最好的權謀。所以前朝轉運天下的租稅，遷移郡縣的豪傑，用來充實京都。太宗皇帝設定八百所府兵，而關中就有五百所，全國比不上關中，那是取占據重而駕馭輕的意思。現在天下安定很久了，武備漸弱，所以安祿山乘著地方勢力強盛的機會，一叛亂就攻陷了東都洛陽和京都長安。但各牧場還有馬匹，各州縣還有糧草，肅宗才能中興。肅宗乾元年以後，外部的憂患接連發生，全部軍隊往東征討叛亂，所以吐蕃乘虛進犯關中，但先帝無力抵抗，這是失去了駕馭輕的權謀了。從陝州回朝後，吸取以前離京避難的教訓，逐漸增加了京都的警衛部隊，所以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的部隊用來抵抗西邊各族來犯，河東地區有太原的部隊防備北方的敵寇。現在，朔方、太原的部隊已駐紮在華山以東，而神策軍的六支部隊全部鎮守在函谷關外，將領不能抵擋敵軍，就請求增兵，陛下為此撤掉邊防部隊，抽空禁衛軍。竭盡宮內的馬匹，武器庫內的武器，命令將領家的子弟增加部隊，徵收私人飼養的馬匹來增加騎兵。再報財經匱乏，陛下又為他們徵收戶口稅，向商人借貸，設立各種專利專賣科目，一天比一天厲害。萬一有像朱滔、李希烈一類的人倚恃邊防堡壘強固，偷襲京都地區，靠什麼來防備呢？

關中是帝王基業的根本，關中的豪傑，與名籍在軍營一樣；關中的車輛、馬匹，與放在馬廄和牧場中一樣；關中的財產物資，與儲藏在國家錢庫中一樣。一旦急需，就能取用。敬望陛下聽取我的計謀，命令李凡艹的河陽部隊回軍援救洛陽，李懷光救援襄城，李希烈一定退逃。

請把神策軍和將家子弟受命東征的追回來，凡是京都的房屋稅、專利專賣項目、酒稅、官府抽取的每貫一百文的匯兌費、向商人借貸、點卯的命令，一切都停止執行，這就是正本、治亂的方法。

德宗皇帝不採納，後來涇州的部隊很快叛變，陸贄的話都應驗了。

陸贄隨德宗皇帝逃亡到奉天縣，機要事務的匯總、遠近的調度徵發、臣子的奏章、皇帝對下的命令，每天寫數百道詔書，陸贄動筆之初好像不假思索，等到寫成，全都敘事詳盡、情理周全、推理分析深思熟慮，人人都能懂。別的官員寫不贏，其他的學士擱著筆不會寫，陸贄卻遊刃有餘。

當初，德宗皇帝遭逢倉促的變亂，經常自責，陸贄說：“陛下承擔錯誤，做自我批評，這是堯舜的用心，但招致叛賊作亂的是臣子們的罪責。”陸贄的言外之意是指責盧杞等人。德宗皇帝袒護盧杞，於是說：“你不忍心把錯誤推到我的身上，才說這樣的話，但是自古以來，興衰是由天命決定的吧？現在的惡運，恐怕是人力改變不了的。”陸贄退朝後又上書說：自從安史之亂，朝廷仍按前朝的法律容讓供養方鎮，而各方鎮自己割據土地，不曾來朝見陛下。陛下統領天下，才任命將帥調度軍隊，征討四方。一人當兵打仗，需十家出錢供給，家裡的人被轉運給養拖累得疲敝不堪，當兵的人被戰爭害得痛苦難言，出征的和家裡的人都騷動不安，鄉里不得安寧。徵集士兵，日益眾多，軍需給養，日益增多，平常的賦稅不夠用，於是議定限期催逼、增加賦稅；增加的賦稅用盡後，又另加臨時攤派，另加的攤派款又不夠用，因此設立專利徵稅科目，實行按率向商人借貸。防範的法令愈益繁多，官吏越發不能承擔使命，在胥吏沿門呼喝催逼下農桑荒廢，百姓血汗被刑具榨乾，億萬百姓嗷嗷哀哭，因此郡縣不安寧了。邊疆的守衛部隊保衛國土，宮城的警衛部隊巡邏警戒，應付非常事變，這是保衛國家的大堤。

但陛下命令他們全部在東部征討叛賊，邊防守備空虛，又搜求私人牧場的馬匹，責令將領家出士兵出戰馬。私人牧場都是國家元勛和皇親顯貴的，將領家庭，都是軍事統帥和邊疆大吏的後代。他們免除徭役是老制度了，現在奪取他們養的馬匹，令他們的子弟服兵役，為供給錢糧衣甲去借債，為備辦戰馬賣光家產。大臣顯貴，誰還不與朝廷離心解體？現在還要徵收王侯家的房屋稅、徵收小商販的緡錢，顯貴不被優待，親近的沒有特別待遇，大家情緒躁動，因而關中和京城周圍不得安寧了。

陛下又說各種制度廢弛，就以堅持道義作為遍施恩惠，濫用法律來促成安定，決斷失之於太快，辨察則受損於太嚴。決斷太快對人很少寬恕，因此是非不清不容分辨；辨察太精則對事物多猜疑，猜測估計的又未必正確。少寬恕就使臣子害怕招禍，所以反覆無常的裂痕就產生了。多猜忌就使臣子防避猜疑，所以得過且過的毛病就產生。因此叛亂相繼爆發，憤恨和誹謗一齊發作，危及國家的災禍，只皇帝一個人不知道。兇悍的士兵大張聲勢地集團行動，在白天侵犯宮城，前後宮門沒有堅固的防衛，皇宮也沒有巡邏盤查的士兵。陛下雖說有輔佐的大臣，親信的侍衛，但遇見危難不能為皇帝盡忠，碰到禍患不能為皇上死節，這是臣子的罪過。

陛下剛才把國家興衰推給天命，也錯了。《書經》說：“上天看到的，就是我的百姓看到的，上天聽到的，就是我的百姓聽到的。”那上天的視聽，都依順著百姓，不是人世事務之外還有天命存在。

商紂王推託說“：我的生死不是上天決定的嗎？”這是把人力能決定的事，推給上天的旨意，必然不能治理國家。《易經》上說“：自有上天的佑助。”孔子依據這話闡釋說“：佑就是輔助，上天輔助順應民心的人，百姓輔助講信用的人，想著順應民心而講信用，所以上天輔助他。”《易經》論述天命和人事之間的關係時，一定先講實行德政，凶吉是實行的結果。這意思是說天命決定於人的努力，就明明白白了。人世間太平安定而上天降給禍亂的，還沒有這樣的事；人自己製造禍亂，上天降給幸福的事，也從未有過。恐怕您還有可懷疑的地方，請讓我用最近的事例證明。

自從近年戰亂發生，人力財力全消耗盡，人心驚疑像風中波濤一樣洶湧不寧，聚集在一起分析議論，說一定有變亂發生。京都的百姓本不是都懂得占卜的法術和天命的。那招致兵災的原因，哪是命運應該這樣呢？國家太平有的發生了動亂，天下動亂有的求得太平，又有的無禍而亡國，或者多難卻興邦。國家太平有的發生動亂，原因是依仗太平而不實行德政；天下動亂有的求得太平，原因是遭逢動亂而勵精圖治。沒有災禍而失去天下，是因為忽視國家的日常政務的重要，忘掉應警惕戒懼；多難興邦，是因為經歷了眾多世事的艱難，知道警戒自己。現在國家發生動亂失去控制的現實是不可挽回了，那謀求太平復興國家的事業，在於嚴格要求並激勵自身，謹慎地治理國家。面對導致危難的關鍵，求得道義的支持，就能復興，失去道義的支持就會衰敗，那中間不容再有反覆，惟有深思熟慮。不固執己見而聽取大家的見解，違背私人慾望來遵守道義，遠離奸惡的小人，親近忠誠正直的臣子，用至誠待人，去掉猜疑欺詐，這道理很容易懂，很容易實行，不勞神、不費力，只是在心裡約束自己罷了，如果能這樣哪裡還憂慮什麼亂臣賊子？還怕什麼險惡的命運？

還擔心什麼國家不太平呢？

德宗皇帝又向陸贄詢問切合現實的謀略，陸贄勸皇帝說：“群臣朝見的時候，讓他們儘量講政事的得失。如果提出有關軍務的對策，可以打破常規接見，聽取不倦。兼容天下人的智慧，成為自己的才智。”德宗皇帝說“：我對臣子哪裡是不用誠心相待呢？然而送給我的奏章，只是批評別人的錯誤，好像不是忠誠正直的人。以前說君臣一體，所以信任不疑，以致奸惡的人藉以炫耀威福。現在產生的禍亂，就是真誠相待的弊端。進諫的人又不保密，總是把責任推到我身上，以此博取好名聲。我繼承皇位以來，看到向我提出的很多政見，大多是相同的不實傳言，加以質詢就無話可說，所以近來不召臣子詢問政事，怎么能說是厭倦了呢？”陸贄因此竭力勸諫說：從前有因噎廢食的人，又有怕淹水自己沉到水底的人，他們防備災禍的做法，不是太錯了嗎？希望陛下以這為鑑戒，不要因小的擔憂而妨害常理正道。

我聽說百姓幫助國家，原因在於皇帝守信用，守信用的根本在於真誠待人，一不真誠，心就難以知曉；一不守信用，諾言就不能實行。所以聖人注重待人真誠和守信用。經書的注釋說“：待人真誠和守信用貫穿‘物’的始終，否則沒有‘物’。”

這“物”就是功業建樹，說的是不講真誠和信用就無所建樹。一般老百姓不講真誠和信用還不能成大事，何況皇帝要依靠講究真誠和守信用來鞏固自己的皇位，而能對人不講究真誠和守信用嗎？

陛下說對人真誠和守信用能招禍，我私自認為不對。孔子說“：可以同他談話的人不談，是喪失人心。不可以同他談話的人而同他談，是說錯了話。聰明的人不失人心，也不說錯話。”陛下可以審察他的言論，但不能不信任，可以謹慎地交往，但不能不真誠待人。所謂百姓，最愚昧但又最神聖。敦厚之輩，表面上看有的迷糊，有的淺陋，這像是愚昧。但皇帝的對或錯他們沒有不明白的，喜好厭惡沒有不知道的，秘密沒有不傳開的，做的事沒有不仿效的。用謀略駕馭，他們就會欺詐；表露出疑心，他們就會得過且過。不按照禮節接待，那他們就不屑於為仁義而死；不用真情撫慰，那他們就輕視為皇帝效忠。皇帝怎么做，臣民就跟著怎么做，皇帝施恩惠，臣民就報答他。

這就像影隨形體、回聲應響一樣。所以說“：只要國家用至誠相待，就能為他獻出生命。”不求全省察自己而求全責備別人，不在前對人真誠，卻希望後隨者一片至誠，就一定會欺詐和不講信用。現在方鎮不忠於國家，陛下發動軍隊征討他；臣子欺騙皇上，陛下下令殺死他。有關官吏聽從命令而不敢赦免，是拿陛下擁有的權力來責求他們不應有的行為。所以真誠、信用一刻也不能丟掉。希望陛下千萬信守，努力實行，擔心不是陛下後悔的理由。

《傳》中說“：人誰沒有錯呢？錯了能夠改正，沒有比這更好的了。”仲虺歌頌成湯的品德說“：改正錯誤不吝嗇。”吉甫讚美周宣王的功績說：“天子有錯誤，仲山甫幫他改正。”成湯是聖明的國君，仲虺是聖明的輔臣，聖明的臣子輔佐聖明的國君，不說他沒有錯誤，而說他改正錯誤；周宣王是中興周朝的賢王，吉甫是文武雙全的賢臣，吉甫歌頌他的君王，不讚美他沒有過失，而讚美他補救錯失。那聖賢的心愿，把改正錯誤看成是可貴的，已很明顯。錯誤缺點，最聰明的上等人和最愚昧的下等人都難免，只有聰明的人能改過從善、愚昧的人以改過為恥而走向邪惡。自古以來，其間有的臣子崇尚阿諛奉承，有的國君自封聖明，遏止大仁德，實行小伎倆，才有進朝廷就親近、出朝廷就詭辯不實的臣子。奸惡由此產生，善美因此阻斷，天子的頭腦因此昏亂，直言諫諍的臣子因此獲罪，獻媚討好的伎倆盛行，危害很大。太宗皇帝有文武仁義的美德，治國達到太平盛世的功勞，可說是威極一時，可是人民到現在仍以他聽從勸諫、善於改過作為首要稱頌的美德。由此可知聽從勸諫、知錯就改是帝王的大功業。陛下說諫官議論國政，把好事歸於自己，把錯誤推給皇帝，實在不是美事，但對於大德並沒有虧損。

聽取勸諫而不避忌，傳揚開來，正好增添美譽；拒絕、避忌勸諫，又怎么能禁止它不傳播呢？不應該用這做藉口阻塞進諫的途徑。

聖人不忽視細微的事，不欺侮鰥夫寡婦。大話不能實現的不要採用，實話合乎道理的莫要拒絕；順心意的話不必都肯定，不順心意的話不必都否定；與大家不同的意見不一定對，與大家相同的意見不一定錯；言辭笨拙而見效慢的意見不一定愚蠢，甜言蜜語過分重利的主張不一定聰明；用社會實際考察，只要是好的就保留，就可以獲取全國的民心。

人的情感容易被偏信蒙蔽，被猜疑阻隔，忽視看不起的事務，偏愛欲求的事物。

偏信，聽取意見就會不顧實際，所以有失去分寸的話；疑心太大，就會即使是實話也不願聽，所以接受失實之辭。輕視某人就可能遺漏應該重視的事情，追求某事就可能容納應該拋棄的人。如果放縱私慾，不考察實際，這就失去天下的民心了。所以常情所輕視的，聖人所重視的，不一定就羨慕高深、偏愛奇異。

陛下又認為相同又沒有根據的話，加以詢問就啞口無言了。我認為，陛下雖然問得他沒話說，沒有問明他的道理，能使他口服不一定讓他心服。況且臣子的心意沒有不希望表達給皇帝的，皇帝的心愿沒有不想讓臣民了解的，但是臣民經常因下情難於向皇帝表達而苦悶，皇帝也經常為自己的意願難被臣民理解而苦惱。為什麼這樣呢？這是因為九種弊病還沒有去掉。我所說的九種弊病，皇上有六種，臣子有三種：喜歡超過他人；恥於聽到批評；顯示能言善辯；炫耀才智；強化威嚴；剛愎自用，這是皇上的毛病；獻媚奉承；瞻前顧後；膽小怕事，這是臣子的毛病。好勝又以聽批評為恥，一定愛聽花言巧語，避忌直話、實話；獻媚者得以進言，忠誠真實的話就聽不到了。賣弄巧辯又炫耀才智，必定憑言辭來折服人，料定別人說假話，那么持觀望態度的人就考慮自己的利益不說話，切磋的好處就不可盡得。強化威嚴而剛愎自用，一定不能平易近人和承擔錯誤，那么膽小懦弱的人來了，合乎情理的話就不會陳述了。連堯舜也擔憂難於深刻地了解一個人，怎么能憑一問一答就斷定全部了解了他的才能呢？如果想治理國家，但不努力爭取人心，那么國家根本不會太平；努力爭取人心，但不盡力接近臣民，那人心根本就爭取不到；努力接近臣民，但分不清君子小人，那臣民根本就接近不了；努力分清了君子小人，但厭惡正直的人，偏愛阿諛奉承的人，那君子小人就根本分不清了。求一團和氣，討皇帝喜歡，有的人從中得到極大利益；冒著災禍觸犯皇帝的尊嚴提意見，有的人因此遭到大禍害。當皇帝的人為求言用重利誘導，還怕忠誠正直的話聽不到，何況疏遠、阻攔和猜忌呢？

這時，叛賊沒有消滅，德宗皇帝想第二年就改換年號，而掌握律歷的官員堅持說國家適逢厄運，應該改變年號，表示國家新的開端。德宗皇帝於是商議改加堂皇名號。陸贄說“：現在皇上遠離京城避難，叛亂的罪魁禍首還沒有消滅，這是人心決定向背，天意決定去留的時候，陛下應該深刻地反省自己，振奮民心，不應該替自己增添美好的名號來牽累您謙虛的品德。”德宗皇帝說：“您的話本來好，但應當稍有變革，請您為我謀劃這件事。”陸贄說：“古代帝王，品德符合上天的名號是‘皇’，符合大地的名號是‘帝’，符合於人民的名號是‘王’，以天為父親，大地做母親，來養育人民，創造財富、都能適宜的人的名號是‘天子’。這都是很大的名號了。夏、商、周這三代以前，頌揚君主的美德，不敢超越以上名號。到秦朝才兼稱‘皇帝’。流毒影響到後世昏庸的國君，才有‘聖劉’、‘天元’的名號。

所以帝王權衡輕重的，不是名號，而是看品德如何。如果認為逢艱難應該有變革，不如承認錯誤，降低名號，以此敬奉上天的禁戒。況且改革舊政，矯正失誤，是最明智的；去掉浮名虛榮，是最聰明的。怎能寧可加多餘的名號來遭受實際的災禍呢？”德宗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

恰逢改年號為興元元年的赦令剛寫完，德宗把草稿交給陸贄，讓他商議周詳。陸贄了解皇上實行仁政不堅定，遭難就想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了就放縱，想激發和增強他的信念，就建議說：“經歷突發危難的人，不能按常規辦事；解決緊急的紛亂，不能用普通的命令使他明白。

陛下用了全部軍隊和武器，耗盡了財富，京師發生叛亂，叛賊占據皇宮。現在已有四個兇惡的偽王、兩個偽帝，其他懷著野心持觀望態度的人還數不清，但想解除這些禍患，收服人心，只有靠赦免的命令了。但用言詞感動人心，被感動的少，言詞又不符合他們的心意，誰還肯歸附朝廷？所以心不至誠就不能感化別人，‘害’不發展到極點‘利’就不會來。悔過不能不深刻，承認錯誤不能不全面，招攬人才不能不廣泛，施恩惠不能不大，讓天下的人聽了，覺得大為一變，人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所希望的東西，哪還有人不心服呢？那些需要改革的法令條規，我已另外封著送給您了。我聽說承認錯誤不難，改正錯誤難；說好話不難，做好事難。《易經》說：‘聖人感化了人心，天下就和睦太平。’感化是從心裡產生的，並且表現在所做的事上，所做的事有的不能讓人理解，所以用語言來表達，言語必須顧及謀慮，謀慮必須符合現實，這三者相合，才能求得感化人心。只有陛下先確定標準，以便措詞行文。估計能實行的措施就公布，做不到的就刪掉，不要隨便許諾，後來又反悔。”德宗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

當初，德宗皇帝離京流亡，皇宮倉庫里財物都丟掉了，衛兵沒有冬衣。到這時，各地獻給朝廷的給養、貢品漸漸運來了。德宗皇帝竟在行宮兩旁的廊屋設定瓊林、大盈兩個御庫，另行收藏貢品。陸贄勸諫他，認為：“瓊林、大盈這類御庫古代沒有典籍記載。老臣都說：開元年間，顯貴的臣子弄巧求寵，建議郡縣的賦稅，應當交給有關部門安排常用，那些貢品，全部歸天子私有。使天子放縱慾望，最終還是送給了叛賊。現在軍旅正疲苦，傷病員呻吟聲不絕，竟把珍寶貢品私藏在另外的倉庫，恐怕眾臣民失望，請陛下全部拿出來賞賜有功的人。命令以後收取的貢品，一定送歸有關部門，先用來賞賜軍中有功的兵將，並不得進獻珍奇和華貴的絲帛。這就是散發小儲藏成就大輔佐，放棄珠寶穩固帝位。”德宗皇帝醒悟，立即撤銷了那兩個御庫。

李懷光有反叛的意圖，想激起他的部下叛亂，就寫信給德宗皇帝說：“我的部隊軍餉少，與神策軍不是一樣，難以作戰。”李晟秘密報告德宗皇帝說李懷光要反叛，因而請求移動軍營。德宗皇帝派陸贄見李懷光商議軍務。陸贄回來報告說“：李懷光不追擊敗逃的叛軍，軍隊長期不作戰，眾將帥想進兵，他就阻止他們進軍的圖謀。這情形必定反叛，應該用計謀制止。”因而勸說德宗皇帝批准李晟移動軍營。當初，陸贄與懷光談到李晟，懷光狂妄地誇耀說：“我用不著藉助李晟！”陸贄順口奉承他威武雄壯，讓他不能反叛。到這時，陸贄請朝廷下詔令順著懷光的心意，暫且使他沒有藉口把錯誤推給朝廷。又建議：“派李建徽、陽惠元與李晟一起合兵駐紮在東渭橋，推說李晟兵少不能抵擋叛賊的攻擊，讓他與李懷光形成掎角之勢。懷光即使不想放行，也將沒有理由和辦法來阻止移營。”

德宗皇帝猶豫說：“李晟的軍隊移防，懷光本來就不高興，如果又派李建徽等人一起向東移動，那將成為他反叛的藉口，還是稍等些時候。”李晟遷營後不到十天，李懷光果然吞併了兩個節度使的兵馬，李建徽挺身搏鬥而逃脫，陽惠元被殺死，行宮震驚，於是德宗皇帝又流亡到梁州。

路上有人給德宗皇帝獻瓜果，德宗皇帝嘉獎他們的好心，想封他們為試官，陸贄說“：爵位，是國家的名位，不可輕易封給人。”德宗皇帝說：“試官是個虛名，況且已經與宰相商量決定了，您不要不滿意。”陸贄稟告說：“獎賞講信用，懲罰堅決執行，是成就帝王事業的條件。隨意封爵，濫用刑罰，是國家混亂衰弱的開端；不立功而獲得爵位就會使爵位輕賤，沒罪而任意用刑就褻瀆刑律。天寶末年，被寵愛的人有傾國的姿色，因感情好就授予爵位，因被寵愛就給予重賞，法紀才敗壞了。安祿山乘機反叛，為禍國家。

當財物賦稅不夠供賞賜，於是職官的封賞便興起了，職官的數額不夠封賞有功的人，接著散官、試官的名號實行起來了。現在可憂的是把爵位看得太輕，想辦法提高它的價值還嫌不莊重，如果又自己丟棄它的價值，那將用什麼獎勵有功的人呢？陛下說試官是虛名，恐怕是考慮不成熟吧？建立國家，只有用禮義和權力，招引人才只有用名和利。名位接近虛無，但對於教化來說是重要的；利祿接近實惠，對於道德來說是輕微的。

凡是用以判斷是非、制定法令制度的標準，就要考慮禮義；檢驗虛實、衡量輕重，就要想到權力，如果專一講實利但不用虛名輔助，那財物就不夠消耗；如果專一講虛名但與實利不相符，那就會心情散漫而沒有追求。所以賞賜財物、排列俸祿的等級以突出實利；使品位的高低不同，服飾有別，以美化虛名。當皇帝的人通達權變，看需要交替使用名利，使它們互相補充，那就掌握了治理國家的關鍵。

按照法令，有職事官、有散官、勛官、爵號。那授給職事享受俸祿的，只有職事一種官，依照才能安排職事的大小，依照功績和品德決定名位，這就是既給予實利又包含著虛名。勛、散、爵的名號，只從服飾的差別、品位的承襲來尊崇高貴，來表彰功勞，這就是借虛名又輔以實利。

現在，員外、試官與勛官、散官、爵位的名號一樣，用這來犒賞那些衝鋒陷陣、排除禍患的人可說是很莊重了。現在獻一筐瓜、一籃果，就授官位，那些捨生忘死為國家的人就會相互說‘：我們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樣。’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與草木一樣，怎能嘉勉人呢？陛下一定要取得農夫庶民的歡心，重賞他們就行了。”

不久，陸贄因功勞升為諫議大夫，仍然擔任翰林學士。當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死了張鎰，奪了他的官位，雖然多次向朝廷送貢品，但諫議官多批評他腳踩兩隻船，暗中窺伺機會。德宗皇帝也不能容忍他，他的使者來，都沒有召見，想用渾蠨取代李楚琳。陸贄勸道“：楚琳犯罪的事過去已經很久了，議事官現在才議論紛紛，不是太晚了嗎？況且在京城周圍救援朝廷的部隊，緊急向他們宣召告急，一刻也不能差錯。商嶺已是曲折遙遠，駱谷又被叛軍截斷，能通朝廷命令的只有褒谷斜谷了，如果再阻斷，各方鎮持觀望態度的將領，我方取勝就會跟朝廷走，敵方勝利就會投降叛賊，在這關鍵時刻，不容有差錯或挫折。如果楚琳逞凶敢做猖狂的事，在南邊阻塞交通要道，與東部的敵人聯合，那就卡斷了我們的咽喉，心和臂就分開了，那豈不很危險嗎！現在楚琳腳踩兩隻船，這是上天誘導他的忠心，保障我們歸路通暢，成就復國大業。”德宗皇帝放了心，召見了他的全部使者，下詔書嘉勉慰問他。

德宗皇帝想把皇宮內外隨他一起逃難流亡的官員全部加上“定難元從功臣”

的封號。陸贄說：“皇宮官宦，恭敬地為皇上奔走效勞，吃了點苦是有的，有什麼功勞呢？經歷了點難是有的，哪談得上平定災難呢？現在把他們同那些拚命保衛朝廷的人同列，恐怕會冷了將士們的心，引起功勳大臣們的怨恨和憤怒。”德宗皇帝就沒有那樣做。

京城收復後，德宗皇帝想下詔書給渾蠨查訪宮中逃散的宦官、女藝人，供給盤纏讓他們回到皇帝行宮。陸贄勸諫說“：大難才平定，被各種徭役累得疲病交加的百姓、受重傷和殘廢了的士兵，都帶著病，忍受著死亡的威脅，想聽到皇上降恩的詔書。事情有先後，禮義有輕重，重的應該先做，輕的應該後做。昔日周武王消滅商紂王，有的事還沒有下戰車就做了，有的事是下了戰車後做的。當前要做的事，我認為應該派大臣乘驛站的車馬緊急行動，迎接安放祖宗的神位，休整京郊的祭台，舉行祭天禮，陳述謝罪的心意，撫恤為國家大義而死的人，犒賞有功勞的人，重用忠心正直的人，慰問老年人，定叛變首惡的罪，寬大脅從的人，給在戰亂中失去官職的人復職，恢復荒廢了的事業，這些都是應該先做而不應該後做的。修葺宮室，置辦服飾，玩好聲色之娛，準備梳洗的宦官、宮女，這些是應該後做不能先做的。況藝人、宮女、宦官逢戰亂離別的變故後，有的人被將士占為私有。古代人用摘掉冠纓的辦法掩蓋臣子的過失，送酒給盜馬賊喝而寬恕他的盜馬罪，難道他們忘記了自己喜愛的東西嗎？這是他們懂得當國君的道理才這樣做的。天下本來多的是舞樂伎女，為什麼一定要找回失散的那幫人呢？”德宗皇帝不再下詔書，但還是派使者告訴渾蠨取出財物把她們送到行宮。

當初，劉從一、姜公輔才能低劣，比陸贄差得很遠，只是憑一句話或一個計謀偶然合皇帝的心意，由下級小官鑽營到台閣宰輔的高位。陸贄一片孤忠，被德宗皇帝左右的奸佞權臣進讒言，又加上參議朝政無所避忌，暗中失去了皇帝的歡心，長時間不能當宰相。回到京城後，只任中書舍人。母親韋氏仍然在江東，德宗皇帝派宦官接她回京城。不久陸贄因守母喪，解除了官職，寄住在東都洛陽。各方面贈送的禮物一概不收，只有韋皋是貧賤時的故交，事先通報，說所送的禮物是皇帝命令他收的，他才收下。

德宗皇帝又命令宦官把陸贄父親的靈柩從吳會護送到洛陽安葬。守喪期滿，以臨時主管兵部侍郎職務召回，又任翰林學士。陸贄入朝謝恩時，拜伏在地抽泣，德宗皇帝也感動地站起身來，改換容儀撫慰他。愛重禮遇更加優厚，天下的人認為他能當宰相。但竇參對他一向心懷不滿，嫉妒他。陸贄也多次向皇上報告竇參的罪過。貞元七年(791)，罷免了他的翰林學士，任他為兵部侍郎知貢舉。

第二年(792)，竇參被罷官，才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德宗皇帝當初信任楊炎、盧杞，楊、盧兩人結黨營私，排斥忠良，天下的人都很怨恨。貞元年以後，德宗皇帝從失敗中吸取教訓，雖然設立了宰相，但到任命百官，需要向他反覆稟報，經詢問後才能任命。到陸贄執掌朝政，才請求讓台閣長官能自己推薦他們的部屬，如果有不稱職的，就處分推薦的人。德宗皇帝開初答應了，但有的人說各衙門被引薦的人都是引薦人的親信黨羽，引薦人接受賄賂，沒有真才實學，德宗皇帝又詔令宰相，由他自己選擇人才，任命百官，陸贄上奏說：“齊桓公問管仲哪些事損害霸業，管仲回答說：‘得到賢臣不給予重用，損害霸業；任用賢臣不能持久，損害霸業；開始信任後來又不信任，損害霸業；與賢臣計議國事，但一些小人說三道四，損害霸業。’所謂小人，不全是懷著奸邪不正的心腸來顛覆國家的人，而大多是氣量狹小、刁鑽刻薄，把能提反對意見當作出類拔萃、自命不凡的人。他們謀取小利，沒有遠見，講小信用，損害國家大政方針。所謂台省長官，是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御史中丞這些人。陛下選拔的宰相，多數出自他們之中，生平行事不能突然不一樣。如今竟說他們不能選拔一兩個屬官，難道下一位宰相就能選拔天下所有的人才嗎？尋求人才貴在面廣，考查人才貴在嚴格。過去武后收攬人心，致力於選拔人才，不只準許人們推薦有才能的人，也準許毛遂自薦，這難道不容易嗎？然而考核嚴格，提拔或罷免都快，所以當時的人稱讚她有知人善任的賢明，以後的幾朝皇帝都依靠這些人才資源得到好處。陛下把選拔考核人才的任務一個人擔當起來，大家難以舉薦，有引進的道路，沒有精細務實的方法。武后因簡易得到人才，陛下因為精明失去人才。現在陛下重視在各級官員中選拔宰相，在地位低微的人中選拔各台省長官，到宰相向您建議，台省長官推薦人才，就又聽信讒言，放棄開始的決策，這是任命他擔任重要職務又輕視他的建議，職位低的又讓他辦重要的事。”

德宗皇帝雖然讚賞他的意見，但最終還是停止下達推薦人才的詔書。

舊的制度規定，吏部每年考核、選拔一次官吏。乾元年以後，天下戰亂不息，大致三年調選一次。官吏的考核不能進行，導致案卷繁多雜亂，假相掩蓋真相，官吏藉機作惡，法紀廢弛，甚至有十年不被考查調遷的官員，官吏缺額有的幾年不補齊。陸贄請求把京官和地方官分為三個部分，每年統計缺額，選拔人員來補足，阻止官吏作惡，國家會因此安寧。就在這期間，賈耽、盧邁、趙憬一起輔理朝政，凡是各有關官吏的稟報，三個人互相觀望推諉，不肯批示。陸贄又請求按原來的舊規，每十天一人執筆，所請示的事務當即做出決定。

又因為西北邊防每年徵調河南、江淮地區的士兵，稱為“防秋”。士兵平時沒有訓練，多次打敗仗，將領統領指揮不一樣，不能對敵作戰，陸贄於是上奏章陳述它的弊病說：自從安祿山叛亂，肅宗皇帝才撤除邊防軍，用來平定國內的叛亂，藉助外族軍事力量，平息內地戰禍，因此吐蕃乘機侵犯邊境，回紇倚仗戰功不敬奉朝廷，中國不能振興有四十多年了。率領被戰爭傷耗的百姓，全力為吐蕃、回紇服務，向西部吐蕃繳納絲綢，向北方回紇賠償戰爭經費，還不能滿足他們的貪慾。因此，在全國各地徵調賦稅，用來屯兵邊疆，但又不能制止他們的侵犯。所以侵入邊境不遠就驅馬巡哨，深入邊境就嚴密戒備。

在當時討論安定邊境的人，都致力於難辦的事，忽視了容易辦的事；強行使用自己的短處，忽視了自己的長處；實行它又不明白要領，圖謀攻取它又功業不就。

面對的情勢有難易，辦事情有先後。

我方力量大而敵人脆弱，就先攻難打之敵，這是先奪人心志；我方兵力少而敵人強大，就先打容易打敗的敵人，這是盯著敵人的空隙用兵。現在財政空虛，百姓疲勞未恢復，卻想徵發士兵攻打侵犯邊境的敵寇，收復被他們侵占的土地，攻打那堅固的城池，這樣一來，前方有勝負未定的憂患，後方有給養運輸中斷的危險，萬一失敗，恰好引發了敵人的侵略野心，折損了國家的聲威。用這種辦法安定邊境，可說是不分析形勢而做難辦到的事。

上天的賜予有區別，土地出產有差異，所以各地的風俗各不相同。強行用自己的短處去抗擊敵人長處會失敗，用自己的長處去襲擊敵人的短處就取勝。況且追隨水草居住，靠打獵為生，善於騎馬賓士衝鋒、不認為失敗死亡是恥辱，這是吐蕃、回紇的長處，中國的短處。想增加兵力、搜選戰馬，在原野上賓士打仗硬拼，靠通常的戰法定勝負，用這樣的辦法抵抗敵人，可說是強行用自己的短處去與敵人的長處較量，做難辦到的事。強行運用自己的短處，付出了百倍的辛勞和費用，終究不能成就功業。即使堅持實現了，不失敗也要廢棄。這實在是超越上天給予的條件，脫離土地上的物產，違背現實狀況的趨勢，來違反事物所宜呀。

為什麼不堅持容易做到的，發揮自己的長處呢？

如果選擇文官武將，把軍紀整頓好，把軍隊訓練精良；宣揚仁德而輔以軍威，親善近鄰為遠邦樹立榜樣；禁止欺凌來顯示信用，制止進攻來表明仁義；對方請求和解就友好相待但不與他會盟，對方進犯就戒備但不報復。這是現在容易做到的事。看輕武力，重視智謀，愛惜生靈，厭惡屠殺；輕視小利，尊重百姓，忍耐小忿，顧全大局；讓他安居一地然後用兵，等待時機然後進攻；整頓邊防，守衛戰略要地，開挖壕塹，設定兵營，仔細偵查、嚴加防衛，從事農業生產使糧食充足，不是萬全之策不採用，沒有百戰百勝的把握不作戰；小股敵軍進犯就阻擋他進入邊境，敵軍大規模進犯就截斷他的退路，占據險要之地遏制他的攻勢，用各種方法消耗敵人，讓他施展勇力沒有對象、軍隊沒有用武之地，掠奪無所收穫，攻城不能取勝，前進有腹背受敵的顧慮，後退有首尾不相救應的危險。這叫作趁敵人疲敝，不用作戰就使敵軍失敗，這是中國的長處。我方的長處是吐蕃、回紇的短處；我方容易做到的是敵人難做到的。用我方之長制敵方之短，那就事半功倍。用我方有利條件制敵方的不利條件，那就財物不會缺乏，目的很快就能實現。放棄這些策略不用，反而給敵人可乘之機就等於倒拿戈矛，把矛柄送給敵人來殺自己。現在這些都做了，還是不能牢固地守衛邊疆，敵人沒有受到懲創，是什麼原因呢？毛病在策略經常變更，軍隊無所適從；擔任要職的人不能確保有才能，有才能的人不能確保擔任要職；顯達的人不一定有真實本領，有真實本領的人不一定能顯達；受信任的人不一定忠誠，忠誠的人不一定受到信任；實行的措施不一定正確，正確的措施不一定會施行。

又有六條失誤。軍隊有的負責進攻討伐，有的負責鎮守一方。負責解救危難，迅速隨機應變，隨勢靈活處置，謀略奇異詭詐，不按常規行動，不順從士兵的常情，只聽從將帥的命令，這是負責進攻討伐的軍隊的特點。人的性情是對他有利的，他就努力從事，習慣了就會安於其事，親戚得以養育之後才會各安生業，眷念了家業之後就能捨生忘死，可以用人道的方法來統治，不宜用法律手段強力驅使，這是負責鎮守的軍隊的特點。當皇帝的想守衛疆土，抵抗外敵，就設定負責鎮守的軍隊去布防。古代善於選官設位的人，一定分析軍隊能適應哪些地理條件，考察他的作戰技能和戰鬥力，了解他的好惡。使用他的力量，但不違背他的特長；讓生活習俗一致，但不改變各人適合的習慣；引導他們向善，但不苛求他們做辦不到的事；禁止他們的不良行為，但不布置他們做不想做的事。使部隊遵守條令，使他們的家室保持安定，這樣才能讓他們習慣在這裡生活，人心安定。

施用恩惠軍隊就會感奮又不驕橫，施展威嚴就會整肅又不死板。這樣，不用督責考核就能自動效力，放鬆防範也不會叛離。因此守衛就堅固，作戰就堅強。

這沒有別的訣竅，只是讓邊境百姓生活安定罷了。現在從遠方徵調屯墾的士兵用來守衛邊疆，希望他做到沒有能力做的事，強迫他做不願做的事，擴充軍隊數量而不考核他的戰鬥力，要求他們盡力守邊而不考慮他們的士氣，這樣的軍隊只能當作儀仗隊用，而對守衛邊疆、防禦侵略的實戰沒有用處。為什麼呢？邊遠荒涼的地方，千里蕭條，寒風吹裂皮膚、豺狼成為鄰居，白天要扛著武器耕作，夜晚要靠在烽火台上放哨，有遭受攻擊的憂慮，沒有休息閒暇的歡樂。他們不是出生在本土，習慣了當地風俗，從小看見它，長大了安於它的人，就不能安心久居並習慣面對的環境。函谷關以東各種物產豐富，這些地方的士兵習慣於溫飽，比起邊疆來，真是天壤之別。他們聽到極寒冷荒涼的邊遠角落，就倍感辛酸，悽愴之情形於色；聽到兇悍的敵人，就嚇得掉了魂。又讓他們離開親人，丟棄田園房屋，甘心忍受辛酸，抵抗他所害怕的敵人，將領還要求為他作戰，不是不切實際嗎？另一方面，有輪流休假的日期，沒有統領管理的好措施，供給奉養一味姑息，好像對待寶貝兒子一樣，進擊不要求他立功，退逃不用軍法來處罰。他們掰著指頭計算回鄉的日子，張著嘴只等吃飯，軍隊一打敗仗，就乘著危敗之機，分散向東潰逃。國家平時竭盡儲藏的物資來供養閒散無用的士兵，碰到危難就丟棄城鎮來動搖邊疆的防衛，它的弊病豈只是沒有益處呢？判罪流放來的人，本來用來增加戶口，充實邊防，讓他立功贖罪的。本已不是好人，那他們對打敗仗幸災樂禍又超過守邊的士兵，恰恰有防範他們的麻煩，沒有立功的好處。即使前代實行過，現在也不是非沿用不可。將帥又不親自到邊防前線，只有一部分兵力布防。精銳的士兵，大都選拔去保衛自己，派疲敝病弱的士兵守在關卡要道。

敵軍進犯不能支撐，被敵人活捉、隨心所欲地蹂躪濫殺，等到帥府聽到敵情，敵軍已經勝利回師了。像這樣治軍，可說是處置違背規律。這是第一個失誤。

獎賞用來撫慰嘉勉，刑罰用來顯示懲戒，憑它來勉勵有功的，威懾不恭順的。所以賞罰對於統領指揮軍隊的作用，就好像車子行走靠銜接車轅前端與車衡的銷釘，馴服馬匹靠鐵嚼口一樣。

現在將帥的命令在軍中不能執行，國家的法典不能在將帥中執行，上行下效，苟且度日。想表彰一個有功的人，又擔心沒有立功的人怨恨，事理不明而不行賞；想處罰一個有罪的人，怕同流合污的人畏懼，因而忍耐著不殺。這樣一來，捨生效命的人被眾人攻擊，遲遲不救敗軍的人被包庇而不畏罪。表彰批評、稱頌誹謗，紛亂混淆。公正的人保持自己正直不向人求情，就陷入艱難困境；奸邪的人徇私獻媚討好，卻取得優厚的待遇和好名聲。這就是仁義、勇敢的人痛心離散的原因。又比如遇到敵人進犯防衛不堅固，運用的謀略不能取勝，批評將帥，將帥藉口糧草不足，批評有關官吏，有關官吏說供應的糧草沒有缺少，互相推諉辯解，朝廷的態度含糊，從不追究責任。所以心懷正直的人忍氣吞聲，欺矇上司的人不覺得羞愧。像這樣指揮軍隊，可說是考查缺少法度。這是第二個失誤。

因考查缺乏法度，調度指揮不協調，將帥不能竭盡才能，士兵不能全力作戰，屯兵雖多，不布陣作戰，致使敵軍橫衝直撞，好像邊境無人防守一樣。官吏習以為常，只推說士兵少不能抵擋，朝廷不做任何審查，就又徵發士兵增兵，對於防禦不但無補益，反而對於軍需供給有害。

民間財富一天天消耗，朝廷徵稅一天天增多，百姓有的傾家蕩產，國家實行食鹽專賣、抽取酒稅，沒想到財政收入的一半用在了邊防。像這樣控制資財，可說是財政因士兵太多匱乏了，這是第三個失誤。

現在國家四周少數民族政權最強盛的沒有誰比得上吐蕃。但吐蕃所有軍隊抵不上中國十幾個大郡的多，並且內憂外患與中國沒有差別，能用來侵擾我方邊境的軍隊沒有多少，加上武器不犀利，盔甲不精良，才智不機敏。他們發動進攻，中國按兵不動不敢抵抗；他們駐紮不動，中國士兵又怕他們強大不敢去攻擊。

為什麼呢？實在是我方節度使多，而吐蕃的統帥僅有一人。節度使多人心就不齊；人心不齊號令就不能執行；號令不能執行，進攻退守就無法實施；進攻退守難以實施，軍隊的行動快慢就失當；快慢失當，就失去戰機；失去戰機，軍隊的氣勢就不戰自衰。這樣，勇者變為跛足，軍多反成弱旅。開元、天寶年間，制服西北的兩個藩國，只朔方、河西、隴右三個節度使，還擔心權力分散，有時朝廷任命其中一人兼領其他節度使。國家中興，沒有閒暇對外討伐，就把淪入敵手的四鎮安置後隸屬於安定郡，把隴右隸屬於扶風郡。抵擋兩個藩國的，就只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個節度使，讓函谷關以東的士兵隸屬於他們。雖然任命的人不恰當，但調度安排的法度還是存在。自從叛賊朱氵此反叛，又引誘涇原節度使，李懷光在朔方反叛後，朝廷又分朔方為三個節度使，共有鎮軍將軍近四十人，都只下詔書任命，各軍中有宦官監軍，都互相制約。已無軍法監督下級，沒有人能承當朝廷的囑託，邊關送來告急文書，朝廷才派人通知作戰，這就像慢吞吞地去救落水的人，又像互相謙讓著去救火。打仗是靠銳氣和戰鬥力來發揮功用的事，銳氣凝聚就軍勢強盛，分散就軍勢消蝕；軍隊聚合就軍勢威猛，分離則軍勢削弱。

現在的邊防部隊銳氣消失，戰鬥力弱。

像這樣建設軍隊，可說是軍力分散在於將帥太多了。這是第四個失誤。

管理軍隊的關鍵，在於一視同仁而已。所以執行軍法沒有貴賤的分別、多少的差異，靠這來統一軍隊意志，使之全力以赴。受命在邊疆長期鎮守的士兵，都身經百戰，滿身創傷，比較他們的作戰技能則十分熟練，思量他們的處境則極其危險，考查他們的服役則非常繁重，觀察他們的作戰則異常勇敢，然而只發給每人本人的給養，又被家裡的人分享，經常受凍挨餓。而函谷關以東的士兵，按期換防，打仗怕死，勞動懶惰，然而他們衣食供給優厚，還供給茶水、醫藥、蔬菜、醬品。豐厚和刻薄懸殊很大。又有的邊防軍要求向朝廷申請隸屬於神策軍，這樣物資供應就優厚，比原來多出三倍。

這就是士兵們恨忿，錢糧物資供應不足的原因。擔負的任務沒有差別，給養立顯懸殊，這是人心不甘的事。不投順敵方，已經是不錯的了，何況要他們同心協力抵禦敵人的侵犯，我知道這是做不到的。像這樣供養士兵，可說是怨恨產生於不一視同仁。這是第五個失誤。

凡是任命將帥，一定要先考核他的品德修養和才能。然後指示他守衛的地區和任務的關鍵，讓他獨自揣摩哪些策略可行，哪些策略不行，體察要領，諸如需要多少衣甲武器，聘用哪些僚屬，用多少步兵、騎兵，計畫要多少糧草物資，在什麼地方紮營、什麼時候完成作戰任務，再審察他的見解，檢驗他的實績。如果不堪任用，應當讓他開初經歷困苦，不宜因其失職之後留下痛悔。如果可以任用，就應當始終如一信任他，不應當在內部牽制妨礙他。所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選拔時花氣力費精神，任命時嚴肅不苟。然後考核好壞，賞罰切實，受賞的人不認為隨意，應當責罰的不敢推卸罪責。授權委任專一，那得過且過的念頭就會消失。所以古代拜帥命將，國君虔誠如鄃助成般任命他，又賜給代表朝廷的斧鉞儀仗，所以軍隊的禮節不進入朝堂，朝廷的禮節不進入軍營，將領依據戰機所採取的適宜的決策不能由遙遠的朝廷來裁定。軍隊不能既聽將帥的命令又聽朝廷的命令。現在陛下任命統帥，首先尋求的是容易控制的人，又把他統帥的軍隊分成幾個部分來分散他的力量，削弱他的職權，使他責任心不強。因此，出守一地的統帥完成使命的責任感沒有了，承擔臨陣退卻的死罪的思想消失了。

一是聽從君命，二還是聽從君命，只要採取馴順的態度就可以了，如果要留心平定戰難就不行了。兩個強敵相鬥，兩軍對壘、軍情緊急、刻不容緩，何況京都千里遠、皇帝宮殿深、軍情難陳述清楚，皇帝聽取見解難一致，想計策處處沒有失誤，即使是聖賢也辦不到。邊防守衛部隊藉口兵少不抵抗，鎮軍將領藉口沒有皇帝命令不救援，逗留的瞬間，敵人已經奔襲逼近。牧場的戰馬、欄里的耕牛，早搶殺乾淨，男女百姓，已俘捉一空。如果皇帝發來出兵命令才互相觀望，就沒有人敢去阻止。打了敗仗的將領，就可把損失一百人減為一人，打了勝仗的將領就可把戰果一百擴成一千。統帥認為總指揮權在朝廷，不擔心治他的罪；陛下認為權從己出，也不追究敗將的罪責。像這樣任用統帥，可說失去戰機在於皇帝遙控前線的統帥。這是第六個失誤。

我愚笨地認為，邊疆應取消入秋後四面八方地設防軍隊，將其分為三部分：一部分：責令本道節度使，招募願意屯墾邊疆的壯士遷移到那裡；一部分，僅拿出本道的衣物供給責成關內、河東兩郡招募來的少數民族和中原願依附軍隊的子弟；一部分，把繳納國庫的糧食物資發給他們，讓他們安排生業。命令度支買牛、召集工匠在各屯田營地修整好器具。到邊疆的家庭，發給一頭牛，農具、家具全備好，每人每年發雙份糧草，賜給種子，勸勉耕作待到一年時間，就讓他們自給自足；有多餘的糧食，縣官用雙倍的價錢收購。既免除了徵調運輸的麻煩，又沒有要朝廷減免的弊病。出征人人可獨立作戰，在家人人可耕種莊稼。與那暫時屯田、輪流換防相比，哪可同日而語呢？

然後設立一位文武雙全的大臣擔任隴右元帥，從涇原、隴右、鳳翔接近長武城，直到山南西道的邊界，凡是節度府的兵都歸他指揮；再下詔書任命一人擔任朔方元帥，從..坊、..寧到靈夏邊界，凡是節度府的兵都歸他指揮；另下詔任命一人擔任河東元帥，全河東到振武縣的邊緣，凡是節度府的兵都歸他指揮。各元帥在靠近邊境的州治或府治設立元帥府，從所管轄的州府中選拔清廉賢能的官吏任刺史，對軍外徵集財物供給軍用，對軍內督促耕織。嚴格地保持我方的長處，謹慎實行現在容易實行的策略，那就能得到八種利益，避免那六種失誤。

德宗皇帝喜歡這些謀略，但不實行。

班宏兼任度支，死在任所，陸贄推薦李巽，皇帝隨口答應，但自己任用裴延齡。陸贄說“：延齡性情怪僻，暴虐浮躁，任意胡為，不能重用。”德宗皇帝不聽。

不久，裴延齡靠奸滑獻媚、花言巧語得到寵信，天下的人都怨恨他，憎惡他，但敢怒不敢言。陸贄上奏章苦苦地勸諫，皇帝不高興，竟然以陸贄是太子的賓客為藉口，罷免了他。陸贄本來謹慎小心，一向不與賓客交往。延齡猜到德宗皇帝對陸贄薄情，趁機進讒言，百般污衊他，德宗皇帝發了火，想殺掉陸贄，多虧陽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陸贄分辯，才免死降為忠州別駕。後來德宗又漸漸思念他，恰逢薛延任忠州刺史，傳達皇帝慰勞的旨意。韋皋多次上奏章請求讓陸贄代領劍南節度使，皇帝還記恨他，不肯給。順宗即位後，召他回京，詔書還沒有到達任所，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二歲，追贈兵部尚書，諡號“宣”。

當初，陸贄進翰林院，年紀還輕，憑才學得到皇帝的信任，天子常用輩分稱呼而不叫他的名字。在奉天縣，雖然早晚都能進見皇帝，但謹慎精誠廉潔，不曾有過失，因此德宗皇帝親信倚重，甚至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同列官員沒有人敢怨恨他。雖然朝廷外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陸贄常在皇宮中參與謀劃決策，當時號稱“內相”。他曾經對德宗皇帝說：“現在強盜遍天下，應當自己深刻反省，來感化人心。古代成湯自己檢討錯誤而興國，楚昭王出逃，靠一句好話恢復了國家。陛下如果真心不惜改正錯誤，向天下的人認錯道歉，讓我持筆寫詔無顧慮，那么反叛的人就有可能洗心革面。”德宗皇帝聽從了他的意見，所以從奉天縣頒布的制書，即使是武夫和兇悍的士兵聽了也沒有不感動得流淚的。後來李抱真回朝進見，向皇帝說：“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免的命令傳到華山以東，聽到赦令的士兵都感動流淚，精神振奮，這時我就知道了叛賊不難平定。”議諫官說興元年間平定戰禍的功勞，雖然靠軍隊努力作戰，但陸贄有輔佐的功勞。德宗皇帝流亡山南時，道路艱險難行，與跟隨的官員失散，夜晚召見，不見陸贄，德宗皇帝又驚又急，流下淚來，下令軍中，找到陸贄的賞給千兩黃金。過了好長時間，陸贄才回到駐地參見皇帝，皇帝喜笑顏開，從太子以下的人都向皇帝祝賀。輔佐朝政時，不顧惜自身，政事的正確或錯誤，一定發表意見，所說的意見都懇切深刻，都切實地矯正皇帝的過失。有的人規勸他太過分了，陸贄回答說：“我上不辜負天子，下不辜負自己的學識，還顧慮什麼呢？”流放到邊遠荒州後，經常關著門戶，人們都看不見他，又避免誹謗不著書。

流放地區的居民被瘴氣和惡性瘧疾等傳染病困擾，陸贄蒐集整理了《古今集驗方》五十篇傳給當地百姓。

贊說：德宗不亡國，豈不是幸運嗎？

患難危急時，聽從陸贄的計謀；叛亂平息後，記恨他言無不盡。因偏信奸臣的讒言憤怒地驅逐有道之士、剛正之臣。對延齡等人，長期寵愛信任，像山嶽一樣不動搖，這真是昏君和姦臣臭味相投呀！

世間傳說陸贄被罷免翰林學士，是因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的死，是陸贄泄漏了他說的話，事實上不是這樣。有道是君子和小人在朝廷勢不兩立。奸邪的小人被寵信，忠誠正直的人士就危險，這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呢？讀陸贄數十上百篇論述朝政、勸諫皇帝的奏章，批評陳述時弊，都從仁義出發，足可被後人效法，耿耿丹心，光彩照人，德宗皇帝才採用十分之一。唐朝福運不昌，可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