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第十六章
作者：房玄齡等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谷、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谷、魯，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闢為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中書侍郎。鹹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荊、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浚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強兼併，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
頌在郡，上疏曰：
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采，冀補萬一。
伏見詔書，開啟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鹹出之籓，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慚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乂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是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眾事，儻有足采，以參成制，故皆並列本事。
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泛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采，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
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於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台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穨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於鹹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鹹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眾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概聖心夫！
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籓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
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籓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籓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謀，傾盪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跡所及，皆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勛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啟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
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眾，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暗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後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穨，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乾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眾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籓屏強御，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群後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
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於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系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回眾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籓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谷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
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眾，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群臣乃服彩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眾職及死生之斷、谷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眾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為宜。
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後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奸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後，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岳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
今閻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慾，節慾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穨，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大難期。然教穨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捐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己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於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眾，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暗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恆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恆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眾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暗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群司遍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征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
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並。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製，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台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台閤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
故善為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強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大奸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奸，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
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眾，此為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眾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穨。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盪並，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鹹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並，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遍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為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谷積矣。無為匪他，卻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為指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沈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乾此任。夫創業之美，勛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為，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宮署，凡諸作役務為恆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系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回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
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勛矣。掃滅強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於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籓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蹟，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雲！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勛，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
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
元康初，從準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為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
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後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為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沈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焉為嫡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眾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
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
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征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製，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乾之議，此皆衰世逾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
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眾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眾。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
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醉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為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逾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系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岩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沈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韞韣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遁逸之節，行成名立，搢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征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
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史闕其行事。於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樸，乃諮詢朝眾，搜求隱逸。鹹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硃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征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耋耋，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趙王倫用為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鹹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核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游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仇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亹癖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浚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乃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譯文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劉胥的後代。世代為名門望族。同郡有雷、蔣、谷、魯四姓，都出於劉姓，當時的人為他們編諺語說：“雷、蔣、谷、魯，劉為最祖。”父名劉觀，做過平陽太守。劉頌從小就能辨析物理，被當時人所稱頌。推舉為孝廉、秀才，都不就。文帝召用為相府屬官，奉命出使蜀。當時蜀地剛剛平定，百姓飢餓，土地荒蕪，劉頌上表請求救濟，不等答覆就實行救濟，因此被除去官職。晉武帝即位，授劉頌為尚書三公郎，主持法律法令，申昭冤案。逐漸升任為中書侍郎。鹹寧時，詔劉頌與散騎郎白褒巡視荊揚地區，因為奉使合乎旨意，轉任黃門郎。再遷為議郎，代理廷尉。當時尚書令史扈寅無罪入獄，韶派劉頌複查，他主持證明無罪，扈寅得以免罪，當時人把劉頌比之為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稱詳密公平。恰會滅了吳國，諸將爭功，派遣劉頌校理此事，劉頌認為王渾應為上功，王浚應為中功。皇帝以為劉頌執法失理，降為京兆太守，未上任，轉任河內。臨出發前，上奏利國之事，多被採用。各郡界內多由公家設定水碓，堵塞水流，反而成為災害，劉頌上表請求罷除拆毀了這些水碓，使百姓得到了便利。不久因母喪離職。喪服期滿後，任淮南相。在任嚴肅整飭，很有政績。過去修築芍陂，一年動用數萬人的勞力，豪強乘機兼併，孤弱貧困的人失去了田地，劉頌叫老幼一齊努力，按所修多少計值，百姓都歌頌他為政公平施惠人民。
劉頌在郡上疏說：
我過去任職河內，臨別時接受詔令說：“你所講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到任後也應該把大小事情都上奏。朕平常苦於事多，或許不能給你一一答覆，你也不要因此而有所懷疑。”臣下接受詔令那天，歡喜和恐懼交集，更加思慮竭力盡忠，因此忘記了自己的鄙淺，願用小小的一點燭光，增加皇上的光輝。到郡任後草草寫成下面所說的話，沒等到奏上，恰好我遭母喪，停職多年，現在謹慎地奏上以前想上奏的事。我雖然才能不足以治理好，言語淺陋違錯，但希望陛下能夠審閱，使我的忠誠能讓聖上知道，不至於被丟棄到文書堆裹。如果有可以採用的意見，還希望對治理國家能起到一點補助作用。
我見到詔書中說，開闢國土，建立百世的基業，分封親族，讓他們出守藩國，難道就不思念他們，但公理就是如此。建設國家健全制度，到今天取得成功，超過了秦、墜、秀繼的狹隘的禮法制度，發揚了五帝三伐的絕跡。功績流被天下，光輝照耀後代，巍巍盛美，前代的一些帝王大概會慚愧自己仁德不厚。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因循自然而成就功業，和今天在絕跡以後另創大業根本不同。即使這樣，把年紀幼小的皇子分封到星蜀，以我之見，認為不是最好。吳、越一帶的人輕浮，廬、蜀一帶地方險峻絕遠，因此常出變故叛亂，是容易發生事情的地方。況且自從平定吳以來，讓東南六州的將士守衛墾遼下游，這是目前最大的隱患。加上內地軍隊出守外地，吳人自己有不信任朝廷的心理，應該有強壯的主將鎮守安撫他們，使他們內外都安於現狀。又孫氏建國後，文武眾多官員，人數和我們天朝差不多，一旦滅國，使他們和百姓一樣。他們看不到蒙受再生之恩德，而自認為災禍困苦逼著他們，使他們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因此心中懷著作亂的意圖。現在應有一位年長德高的封王統治吳地，量才任職，文武並用，使軍隊和各種勞役不出於這些地方，想求得富貴的人向封國之內求取。內兵就可以解散，新得的封國可以平安，兩全其美，遣樣處理也非常合宜。所以應該選擇同姓的諸王中年齡在二十歲以上有高才的人，分封吳、蜀。以他們去地遠近，給他們分封的土地，加倍於過去的封國。如遷徙所封故地，皇子年紀幼小，等到皇子長大便派他去統治那些地區，那時也不算晚。解決了那些地區的急務，又得到年紀大的藩主，這樣處理比較合宜。我所陳奏有關分封的事，現已列舉了大概，但還有其他一些事務，如果有足以採用的，可用來參考以前各項制度，因此都一起列舉在下面。
我知道：不害怕危險災難，而願意進獻所聞所見的人，是盡忠心的大臣；聽取逆耳的言語，甘願採納苦言的，是能治世的國君。臣運氣好，榮幸地遇上了無所諱忌的朝廷。雖然曾經直言上書陳辭，廣泛議論國政，但仍沒有把所見所聞全部陳奏，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白白地承蒙恩寵，和凡俗的人沒兩樣。我心裹非常慚愧，不能盡忠力諫，難以報效，僅列舉我的見聞如下。我的確不敢自稱所說的一定妥當，但大要是以不隱諱自己的所思所想。如萬一有可採納的，那將是我的再生之年；如都是妄說，也是國家的好事。請皇上花一點時間，看我的奏言。
我想陛下雖應天順人，登上皇位，成為開創基業的國主，但所遇的時機，卻是末世。為什麼這樣說呢?漢末衰敗，宦官專權，小人把持朝政，君子在野，國政荒廢人民離散，終於衰亂滅亡。魏武帝以其雄才大略，撥亂反正，整頓文教，積數十年，到了延康之初，官吏清廉百姓順服，法令制度大行於天下。到了文帝和明帝，驕奢淫逸。成為使國家覆亡的國主。但仍然在內盛行遊山玩水和喜好音樂美色，在外有三方英雄豪傑的威脅，國家大事都能成功，很少有失誤，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實際上全憑以前的興旺，用來接濟當時的業績。但立法刑政等制度，已經逐漸衰敗了。從嘉平初年，晉朝開始建立，到鹹熙末年，這期間好多年。雖然常常動用鈇鐵刑具，剪除一些兇殘之人，但遣留下來的好人卻都蒙受一時的恩賜，受不到法律的制裁。泰始初年，陛下登基後，所任用的人都是前代功臣的後代，不是他們的子孫，就是他們的曾孫玄孫。古人說，貪圖美食佳肴的本性難以改正，因此我說遇上了末世。在逭多事之秋，天下剛剛安定，正是洗心革面整頓綱紀的機會。但陛下仍以用人適宜，法律寬鬆，假以時日，逭和漢魏的創業者不一樣；經歷三位祖先才興起的我朝，改朝換代初期的作為，不能一朝一夕就使用嚴法統治，這也的確是應當如此。但在為政方面，矯正各種事情，自然應當逐漸出於公正之途，法律公正威嚴，一天天地走向整肅，就像水上行舟，雖然不能橫截急流，但側著船身，漸漸地向前，終能渡過江河。從少積多，到了今天，就可以好好地治理國家。但從泰始年間以來，近三十年，國政功績，不能符合聖上的旨意，各項事業，比不上過去。以陛下的英明，仍未改變末世的弊病，成就偉業，傳給後世，沒有憂慮嗎!或者說，我的話難道就不能放在聖上的心上!
回想千萬年以來的大事，有兩條道理。天下國家，一旦安定就很難傾覆，一旦傾覆就很難反正。因此思慮能使後世長久的君主，必然精心治理當前的政事，政權穩固遺留大業，才能使後世有所依靠。如果同時建立諸侯王而立藩國，使根深蒂固，就會國運延續沒有窮盡，可以和三代相比。如果自身在位時的國政，遺風遣業傳不到後代，即使立藩國，但成就大國基業的制度不建立，後繼者衹能憑自己的才智來建國家大業。如果不能依理而行，雖然到了以後的時代，憂患的責任仍然會追究到陛下頭上，那時將怎么辦!我希望陛下能很好地治理今天的國家，建立堅不可摧之勢，那樣天下就沒有遣患。
聖明不能傳到後世，後繼的人不是必然賢明，這是常理。因此善於治理天下的人，會順應形勢而不是依靠人。順應形勢，指的是分封諸侯；依靠人，指的是郡縣。考察郡縣，就使小的政務得到治理但大的局勢卻很危急；諸侯作為藩邦，則會日前雖多失誤但從長遠考慮卻很穩固。聖明的帝王推測前後弊端，權衡輕重之理，包容諸侯的小錯誤以穩固大的安定，然後足以使國內外藩屏鞏固，維持統治天下。武王是聖主，成王是賢能的繼君，但武王不依靠成王的賢能而建立封國的原因，就是考慮到國家大業的長久流傳。況且善於談論今日國政的人，他必然是拿古代發生的事作為驗證。唐虞以前的事，史書記載殘缺，難以知道那時的詳情。到了三代，就立聖明的仁德，以及把那些興立帝王的親族，都按五等爵位分封他們，使他們開國承家，用來保障皇室，使國運久長，其中時間短的五六百年，時間長的將近千年。到了秦朝，罷除諸侯設立郡縣，帝王子弟不分給尺寸土地，孤立而無人輔助，兩代就滅亡。漢承周、秦之後，諸侯郡縣混雜設定，前後兩朝各傳了二百多年。考察當時是不用分封，雖然諸侯國強弱不同，制度錯誤百出，很不完備，但從其衰亡的跡象看，常在於同姓王失去職權，諸侯王勢力微弱，並不在於強盛。當年呂氏作亂，依靠齊、代二王的援助，安定了國家。七國叛亂時，梁王捍衛國家，終於平定了叛亂。從此以後，諸侯王的勢力被削奪，僅僅有享受封國租賦的權力，更嚴重的甚至於坐著牛拉的車子。因此使王莽能夠篡奪漢朝，實現了他的奸計，使天下傾覆動盪，禍害百姓。光武帝繼起後，雖然封立子弟為王，但不設立成國的制度，國運未能長久。魏氏繼承漢朝，禁閉親戚，關押子弟，因此國運很快傾亡，天命轉移到了陛下身上。長處短處的應驗，災禍福分的徵兆，由此可見。又魏氏雖然身居正位，面朝南而稱帝，但三方尚未服順，皇權不能凌駕於那些地區，實際上形成戰國時各國對峙的局面。大晉興起，宣帝平定了燕，太祖平定了蜀，陛下滅了吳，可以說是功蓋天下，國土比三王時還要廣，車船能通的地方，人跡能到的地方，都成了陛下的奴僕，四海統一，開始於今天。應該乘逭盛大功勳的機會，以及陛下聖明之時，分封國土，使同姓子弟為諸侯王，建立千秋萬代的長治久安，直至世代相傳。
我又聽說國家有能臣就安寧，有權臣就混亂。而帝王的制度，國君設立太子用嫡子而不是按年齡大小，設立嫡子用年長的而不是按他們賢能的程度，造是不能改變的。但賢明的極少，沒有才能的極多，這原是一般的情況。物類相求，相互感應而聚到一起，這是很自然的。因此愚昧的國君在位，就會權臣滿朝；賢明的帝皇臨朝，就會能臣占據職位。能臣和權臣，都是執掌國事而決斷朝政的，但成敗相反，邪正相背，這是何故呢?權臣憑藉權力樹立私黨，能臣通過權力盡力為公。盡力為公，是政治的根本；樹立私黨，是禍亂的根源。比較而言，安定的時日少，而混亂的時日多，政教逐漸頹廢，想讓國家沒有危險，是不可能的。不僅僅是這樣。假如愚昧劣弱的後繼者，承蒙前代哲王的遣業，得到中等賢能之才的輔佐，但建立國家的根基不深，沒有枝幹相輔的局勢，那樣的話所謂能臣的人也就變成了權臣。為什麼呢?國家出現傾覆的勢態，當權的人就受到懷疑，被眾人猜疑就難以自信，而甘願接受死亡，逭不是入之常情，因此為保護自己的緣故就成了權臣。如果國基深厚，作為屏障的藩國強大，那即使立幼小的君主天下人也不會憂懼，過去所說的權臣，現在反而忠誠而成為能臣。為什麼呢?從道理上講國家沒有危亡的情勢，大臣不受猜疑，忠誠的人得到表彰，正是由於不害怕奸邪的緣故。聖明的帝王知道賢能的哲王不會代代出現，因此設立藩國相持的局勢來統治大臣。因此一經設立五等爵位，大臣無論忠奸，都會一同盡力守忠，來順從他們的主上。諸侯一確定，繼承的人不論賢能還是鄙陋，也都一樣對待，等於沒有憂慮。況且封國如果穩固，那么所任用的大臣，賢能的人將會使國家治理得更好；委任中等智力的大臣，也足以長治久安。為什麼呢?是由於國勢本來就容易維持的緣故。
這樣說來設立邦國如果能事事合理，就會無所不成。所以周室自成康以來，到宣王以後，一直到赧王，逭中間有好些代，朝廷沒有名臣，但國家沒有墜毀的原因，正是由於諸侯的幫助。所以說，為社稷考慮，沒有比立封國更重要的。邪正逆順，是維繫人心的關鍵。現在建置藩國，應該審時度勢，讓諸侯王率義而行，同仇敵愾，使他們的力量足以維護京城。如果諸侯包藏禍心，因奸邪而起事，就會孤立無援，他所憑藉的力量也不足以有所作為。但要做到如此是很難的，陛下應該與通達古今懂得事勢的人共同謀劃。建立諸侯國，在於使諸侯以藩國為樂，大臣以能在封國的朝廷為光榮，各自福運傳承，傳到萬代；上下同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女，然後才能保持享受福祿，同時保衛王室。現在諸侯王的封土，都超過了古時的諸侯，但諸侯輕視的爵位，大臣以所處的職位為恥辱，沒有安定的心志，這是什麼原因呢?是由於他們地位和郡縣相同，沒有封國的制度的緣故。現在的建置，應該按照舊有的章程，一如古代的典制。但人心都是守常，不到十年，好惡不會改變，心愿不會變化。我的愚笨想法，覺得應該早建制度，遲緩就會失去眾望，要改變人心將更在十年以後，如早立制度然後就能使君臣各安其位，以所受的職位為榮，上下互相支持，形成藩屏輔助的事態。如果仍像現在一樣，那就祇能是虧損國家的儲存物資，白白地浪費糧食布帛，無補於鎮守國土保衛皇上的大局。
古時分封諸侯既定，各自有了封國，後來即便是諸侯王的子孫，再不分封尺寸的土地，遣在今天是必然行不通的。如果推論親疏，轉而廢黜疏遠的人，來立親近的人，那就像是郡縣的官制，不是建立封國的制度。現在應該預先實施分封，使十世以內，血緣關係親近的人分封在近郊地區。十世以後，近郊地分封完了，然後親疏相互支持，不能再如十世以內一樣。但建立親屬封國仍有地方，等到天下都分封滿了，就已經過了好幾百年上千年了。現在剛剛開始分封就使親疏關係倒置，很不合宜。應再次大規模地丈量天下土地的數量，都分封給人，用來使同姓的親族為王，讓親疏遠近不至於錯置而各得其所，這樣就可以永久安寧。古時的封國，大的不過方圓百里，然後人民很多，境內必然人力充盈，足以完備各項制度。現在雖然一封國將近千里，但國力實際上寡弱，不足以尊奉國家典制。所遇到的情形不同，就應當因時制宜，用來適應今天的局勢。所以應該使諸侯王國的禮儀制度少但軍隊紀律多，但對於古代典制中諸侯國應有的制度都給他們設立健全，對一些不是急需的制度，可以逐漸趨於完備，不能立即全部設立起來。要等到車甲器械都齊備了，群臣才佩帶彩色服飾；倉庫已經充實了，才建設宮室；百姓已經富足了，才完善官司衙門；國內充實了，才設定禮樂制度。但宗廟社稷，應先建造起來。至於境內的政務，任用官員，如果是內史、國相的話由天子任命，其餘各級職務以及決斷死生、糧食物資、刑罰賞賜、不是封爵位的事，都由諸侯王專權處理。我所列舉的兩點，是這事的大概；其中沒有寫的，應在這兩點範圍內的，應以此為準。現在的諸侯國原是一個郡的政事而已，如果設立古時的典章制度，就會官衙太多，不需要那些機構，虛設的官制損耗實力。至於刑罰賞賜，是統治下級的大權，權力不重就不能統治眾人保衛皇上。因此我的意見認為，想使諸侯有權，就應使他們禮儀少而軍隊法紀多，但最終仍以能處理今天的事為宜。
周建立諸侯，長久享有封國，和稱王的人並存，長久的近千年之久，時間短的也好幾百年；漢朝的諸侯王，傳位才到曾孫或玄孫輩。人性相差不遠，古今一樣，而這兩代諸侯王享國的年代長短相差太懸殊，這是什麼原因呢?是立意原本就不同而制度又不一樣的緣故。周朝設立諸侯，使封國重於君主，公侯之身輕於國家，因此無道的君主免不了被誅殺流放。切實振興繼承將要滅絕了的諸侯的封國，因此國家不至於泯減。免不了被誅殺流放，各諸侯王就會害怕；後代必然繼承國位，所以沒有亡國。諸侯王害怕，然後就遵守法度，也就使在下沒有滅亡的諸侯國，天子統治依靠他們，國勢自然安定，造就是周室之所以長期存在的緣故。漢朝設定封國，輕重相同，因此諸侯王失去法度，身陷罪遇被殺，封國隨著滅亡。不崇尚興繼滅絕的道理，因此在下沒有穩固的封國。下面沒有穩固的封國，天子居處在上，勢力孤單無人救助，所以奸臣把持朝政，容易使國家滅亡。現在應該改革漢朝的弊端，修復周朝的舊制。即使有失道的國君，被誅殺滅絕，又沒有子嗣繼承君位，但如果有當初受封的封國的後代，不論親疏遠近，也必然能繼承君位。如果沒有遺留下來的後代，就設立虛位，等皇子出生，來繼承國統，然後使國家繼興而不至滅絕。班固說“諸侯失去封國也是由於法網嚴密”，所以現在又應放寬對他們的檢查。況且建立封國的道理，關係盛衰，大制都確定下來，頒告各封王，昭顯盟誓，寫在玉板上，藏進金櫃中，安放在宗廟裹，副本藏在有關部門。這樣的話勢寡力弱的小封國也不會有危險，何況萬乘之國的主上呢!國君凌駕於難以傾覆的封國之上，就會穩固安全，如華岳般根深蒂固而天下太平。我的意見，是希望陛下能處於安全的地位，寄託大業於已成之勢，就可以沒有後患了。
現在鄉村沒有名士，官衙沒有賢才，這是什麼緣故呢?對時政的議論不整肅，人們不樹立德行，一舉一動都是為了取悅他人，所以沒有名士。下面的人不專管一職，又不進行考核，官吏不盡力，所以沒有很高才能的人。沒有很高才能的人，就會使國家大事遭受危害；名士太少，就使後進的人沒有來源，因此我覺得應該對官吏進行考核並整肅對時政的議論。想富貴而討厭貧賤，遣是人之常情。聖王非常懂得事物的情理，知道這種常情不能除去，所以將公私利益等同起來，而責成人們按道義來求取財富，使想富裕的人必先經過貧苦，想顯貴的人必先安於卑賤。安於卑賤就不驕傲，不驕傲就有了廉恥；堅守貧苦的人必然會節制欲望，節制欲望然後就能保全節操。這樣處理事務，便能盡力為公。盡力為公，是走向富貴的路途；不謀私利的人最終得到私利，所以說公私的利益是相同的。現在想謀求富的人不經過貧苦就得到富，想顯貴的人不安於卑賤就得到顯貴，公私利益相反，就導致了人情不能沒有私心，滿足私利不是通過為公的途徑，就會常常背棄公而取私利。所以風俗節操一天比一天頹廢，公理漸喪，人們謀取富貴，不是通過合法的渠道獲得。這樣處理政務，大小事情都難以實現。但政教頹廢由來已久，難以一朝反正。又社會風氣奢侈萎靡，競相營私，眾人渾然，庸俗的行為一樣，不能一下就整頓肅清，升降懸殊。況且政教不求盡善盡美，在於抑制大者，一樣奢侈的人中，還有更過分的。應讓那些不懂得適合情理而縱情的人，放棄他們顯赫榮耀的富貴，一下處在不毛之地；約束自己廉潔樸素的人，受到有儉約德行的報答，排列在清官的位置上。兩種情況分開來，使各得其所。但社會風氣奢侈，不能短期內整頓肅清，因此我私下考慮，希望漸漸地來改變。
天下極大，萬事極多，帝皇僅一位，如同天日僅有一個，因此不能事事都聽取遍覽。所以聖王的教化，抓住大要而已，委任政務於下面的官吏而不是事事由自己來處理。分職已定，就不再參與，不要日夜操勞，不要怕人說不管事，而是政體應該如此，事勢導致這樣。為什麼呢?剛開始創業策謀，不懂是非，難區別能與不能，很難對官員考察。已經實行以後，按照做事的成敗，來區分功罪，非常容易。容易識別在於考察以後，難以觀察在於創造以前，所以帝王常處在容易考察的情況下就很安然，大臣不處在危難之中就會罱。現在陛下常常精於注意事情的起始而忽略了考察其結果，因此各級官吏處理事務時很少有做得成功與否的憂懼，矯飾文詞來躲避眼前將要受到的譴責，所以政事沒有處理好。陛下如能抓住要領以統治臣下，然後大臣的功罪就能通過政事成敗表現出來，難以逃脫對他的賞罰。這樣就會罪不能隱，功不能沒。功不能沒，就使賢能的人得到勉勵；罪不能隱，就會錯誤減少日趨整肅，這是治理國家的大計。我推測陛下的心意，在於盡善盡美，又害怕政事有失誤，所以精心於事情的起始，以求得到沒有失誤。又因為眾多的官員中能勝任的很少，因此不委託政務給他們，寧肯自己終日忙碌。我認為現在想盡善盡美，就應當考察結果。為什麼呢?因為精於起始則難以考察結果。官員大多不能勝任，也應委任政務給他們，使有才能的人能夠取得成功，無能的人能夠顯現錯誤。錯誤表現出來就能廢除他的職務，取得成功的人可以得到進一步的任用，然後賢能的人就可以常居官位來很好地工作，愚劣的人就不能占據官位浪費俸祿來禍害政事。如此不斷地實行下去，就會使勝任職位的人慢慢增多起來，年代稍為久遠，各部門就都能得到勝任的人才。這樣考核，是為政的要務。現在陛下不依靠官員取得成功，而和眾位官吏共同謀劃事務的起始，就使功罪難以區分。下面的人不能專任事務，身居官位時間不長，因此能與不能難以區分。如何考察他們呢?現在的官員決不會都是賢良的人才，又決不會都是軟弱無能的人。但現在想舉薦一位忠誠賢良的人，卻得不到獎賞；查出一位無能犯法的官吏。也得不到懲罰。等到被免官退職，還自認為不應該，並不是沒有才能。升進的人自己覺得不過是資歷久和人們的獎譽而已，並不是有功績。如果說不是這樣，那么當今的政務不能使聖上稱心，造就是驗證。陛下利用現在的法度為政將近三十年，而功業不能日新一日，這原因又在哪裹呢?古人說：“琴瑟不調，必須改弦更張。”大凡我所說的，是政體的常規，但古今情況不同，遇到的事不同。陛下縱然不能盡得成功的途徑，將事務都委任臣下，但把如今應上奏的事務，去掉不是急務的，使重大的事情精減大約三分之一。
古時六卿分職，冢宰為首。秦漠以來，九卿執掌國事，丞相為總管。現在由尚書決斷，各部門遵照執行，比古代的制度要繁重，有些部門本不需要，但今天未能減省歸併。可以分出眾多事務交付外寺，使他們有專管的權力，由尚書總管，像古時的丞相。衹有創立法制，決斷死生，罷除流放官吏，斥退黜免的大事，以及收入支出等事，由台合上奏處理。其餘事務由外官專掌決斷，年底由台合考察計算功績就可以了。這樣由九卿起始創造，決斷實行，尚書記載主持，依法賞罰，其結果必然會更好地考察成績追究錯誤。當今執行的人一舉一動都受上面指揮，上面有了失誤，不能再歸罪於下，年底也不考核功績，不加責罰。監察部門依法糾舉罪責，獄官按罪查清事實，執法的官吏根據訟辭謹守律文，大法雖然相同，但在實施的過程中，監察部門和法獄官吏又有些小的差異。獄官注重事實，法吏重文辭，監察部門則想列舉大過而略去小誤。為什麼呢?捆微的過失，謬妄的缺點，這入之常情是每個人都必然會有的，而都依法追究，就會使朝野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就造成所謂本想治理卻反而使局面更為混亂的原因。
所以善於為政的人抓住綱要而放寬小罪，抓住綱要就會包羅面廣，法紀寬疏就會使小的過失被遣漏，包羅面廣就會為政不嚴苛，這是為政的關鍵。但從近世以來，監司官員，常常不抓住大綱但對細微過錯必加追究。細微的遇錯不足以禍害政務，追究的話就會苛捆而更亂；大綱不振，就會豪強橫行肆虐，豪強橫行肆虐，就會使百姓失業，造就是造成緩急失措輕重顛倒的原因。現在應命令有關部門改正平常的為政方式，使天下可以推行好的教化。要達到這種程度並不難，陛下如不喜好支離苛密的案件，必然會責成上奏重大案件，使官吏盡力為公，則禍害國政的奸臣自然會束手就擒。那些大奸犯法而擾亂百姓的人，大多出自豪強，而豪強勢力足以嚇人，財貨足以為所欲為，因此官員怯於他的勢力而不敢上奏。下吏放縱奸邪，但怕說他任職而不負責，就羅織一些小的過錯。使上奏彈劾不斷，看起來盡力為公，而擾亂法律不公平卻被掩蓋。不僅無益於政體，對時政的議論也更多。古人說：“君子的過失，像太陽發生日食一樣。”又說：“有了過失但能改正。”又說：“不犯第二次錯誤。”這幾條，都是講賢人君子也不能沒有過錯的言論。如果不至於禍害國政，就都應為法網所遺漏；所犯錯誤太大，然後加以王法，這是我所說的罪過深淺如何處理的大概。
君子應保全美譽來從事善政，不好的人必被誅殺來警戒眾人，這是為政或殺或赦的準則。為什麼呢?所謂賢人君子，也不能沒有過失，不因小的過失就廢免其人，動不動就繩之以法，就會愧對聖明。為什麼呢?雖然犯有錯誤，但輕重懸殊，對於士君子心中所受的責罰不同但名譽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不法之徒得以引用他們的聲名來自比，惑亂視聽，趁著名聲可以擾亂，藉力取直。所以對時政議論更不利。大凡糾舉過錯彈劾失誤，是要用來肅清誣陷整頓教化，現在糾舉小過，使清議更為頹廢。所以聖人深知人情而通達政體，所以說：“不因一點小錯誤而掩蓋了大德行。”又說：“赦免小過，推舉賢才。”又說：“不要對人求全責備。”因此戴著冕冠前有玉旒，用絲絮塞住耳朵表示不聽信讒言，用意在於對惡人的懲罰必須取其中大的，然後簡約但不疏漏，犯大罪的人必然受到誅殺，這樣法禁就容易全備。為什麼呢?危害法律在於犯大罪行，卻去嚴謹地搜尋小的過失，造和把豺狼虎豹放在大路上不管，而去嚴禁在牆角縫中偷盜物品的老鼠，又有什麼區別。古人說，“鈇鐵放棄不用而常使用刀鋸，不能為政”，這是說放棄大事而處理小事。當今政務的過失，有點相類似，陛下應當反過來去做，就能做應做的事。
權宜之制不能長期使用，政務乖謬不能保全，這是說攻與守的方法不同。百姓雖然愚昧無知，但他們的願望不會憑空產生，必定是隨時宜而產生。有原因而產生，那這一願望就不可剝奪；事情沒發生變化以前，那時機也不可違抗。聖明的為政之道，會迅速去處理，等不到下車，因此能一舉一動合乎時機，做到大得人心。昔年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們服役住家，各在一方；這既是形勢所需要，又不得意，權且用於一時，以應付急務，並不是常典。但沿用至今，積年不改，百姓雖然身受困苦，但不生私怨，實在是因為他們懂得三方尚未平定統一，知道暫時不能求得安寧的緣故。所以心甘情願服役就像在家裹一樣，視危險如同平安。到了平定吳的時候，天下想望平靜，但東南二方，六州的郡兵，將士武吏，戍守長江沿岸，或者給京城在水上運輸物資，父親在南，兒子在北，家人分離，都不安寧。又不習水土，運輸勞作頻繁生病，甚至有死亡的災患，這種情勢不可長久。這些事應當很好地加以解決，以滿足人們的願望。魏氏人役交錯，也應改革舊法。這雨點做得合理，百姓就會十倍於今天地感恩戴德，嫗歌歡樂的生活。自董卓作亂到今天，將近百年，天下苦於勞役，人丁艱難到了極點。天下統一，開始在今天，百姓想念安寧，不是憑空虛望。但古今不同，遭遇不同，確實也不能全照古人的方法，全部免役，但讓受各種勞役的人不出各自的地區，兵卒守備在各自的家鄉，的確可以做到。即使不能全部這樣做，但如果做到合理，就可以平靜三分之二的人，服役就可以不出千里。做到這些，天下人蒙受的好處就難以計算了。
政務千頭萬緒，世事尚未治理好的，難以全部在奏疏中列舉，提綱挈領，關鍵在於三條。想要政治清靜，清靜在於減少勞役，減少勞役在於無馬而治。想使倉庫充實，則在於發展農業，而利農在於平耀糧價。為政在於申明信義，申明信義在於簡選賢能，簡選賢能在於任官時間長。使官員任職長並不是困難的事，讓他們在位連任，如果才能不合適，就不要讓他轉任他官，這樣事情就能辦好。平耀糧價現在已經有了成法，其中尚未完備的可以補充完善，就能儲蓄穀物。要無為而治沒有別的方法，減輕煩重的勞役，抑制像是有益實則有害的事。如此而已，天下就清靜了。這三條一旦實施，雖然還不足以純厚教化，但可以做到安寧是綽綽有餘的。國家的利益，在於天地自然之財富，也就是農業。所建立的制度為農，就會有功益。如果妨礙農業，都專務於搜刮，遣都是好像有利實則有害的做法。但現在天下有必須要做的事，不能停下來，有的花費功夫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目前做的事，稍微有些廢弛，但到了最後會大有好處。農官有十倍百倍的好處，到後來有了妨害，在於有些事開始時看來似乎不要緊，但最終成了大患，應該反過來做工作，用來堵塞住這種禍患的發展。又如黃河、汴水合堤，沈萊治理，這些勞役不能停下來。諸如此類，也是不得已的。但事情要考慮緩急，權衡輕重，如果不是此類，就以此為準則，才可以用勞役，其餘都專務於清靜而與民休息。但要能精於計算輕重，權衡利弊，知道該興什麼廢什麼，這很難做到，如果不是上等的智慧型高超的才幹，不能勝任。創業的偉大，功勳在於垂範，使後世的人有所依賴得到安寧。安寧的局面，雖然看似昏暗實則光明，大智若愚。成就濟世功業的人，實際在於做好教化工作，其根本在於使國家清靜。至於修建官署，諸如此類的役作往往傷於過於奢侈，這些用不著擔心不做，將來會不等陛下下令就會做。至於承受前代的遣業，依靠時日，實際在於前代的遣風能得人心，他們的餘業可以匡救幼弱，但現在勤於所不需要的事，卻損傷了所依靠的事。造兩點，哪些事急需解決，陛下如稍微加以考慮，詳細選擇合適的事，就會天下大治了。
社會上的議論，私下將陛下比作孝文帝。我認為聖德的興隆還是衰敗，在於後世，不在當今。為什麼?陛下就像龍鳳飛翔，應時登上帝位，有創業的大功。掃蕩消滅了強大的吳國，很快又征服了南海而有之。以天子之尊，仍為百姓著想，有孝順節儉的仁德，超過了百王，又有這一功德。做事無論巨捆，一舉一動都成法度，又有這種品德。如果處理好在位時的國政，建立鞏固的封國，使晉代天長地久，後世瞻仰遣跡，考察功績，那實在能和湯武相比，孝文帝怎能同陛下相比呢!我遣番話，並不是褒揚虛美陛下的說法，事實就是如此。如果要問為何如此，或有未能做好，那恐怕優秀的史官在記載功勳的時候，沒有寫好，非常可惜。造就不能不使那些懂得政務的人士參與陛下的謀慮，等實行的年代稍長久，最終必然會取得成就。希望陛下能稍加注意我的言論。
又議論對肉刑的看法，見於《刑法志》中。下詔回答說：“得到陳奏建立封國制度，應遵照古代典制，用刑齊法，應該恢復肉刑，以及談到六州將士之役，居官任職的方法等，所陳奏的各條，我知道了你在忠心為國。以後有事仍請全部奏報。”
元康初年，劉垣跟隨淮南王司馬允入朝。正遇上誅殺楊駿，劉頌駐紮守衛殿中，當天夜裹，下詔任命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書議論律令方面的事，受到時論的稱讚。很久以後，轉任吏部尚書，設立九班制度，想使百官任職很少改任，以便考察其是否有才能，賞罰分明。當時賈郭專擅朝政，做官的人想迅速得到升遷，這一制度最後不能施行。
趙王司馬倫殺害了張華，哭得很悲痛。他聽說張華的兒子逃脫，又高興地說：“茂先，您還有後代啊!”司馬倫的黨羽張林聽到此事，大怒，但懼於聖墮為人持正而不能暗害他。孫秀等人推崇司馬倫的功績，認為應加九錫，百官不敢提出異議。惟有型墮說：“昔年出給墮加九錫，墊給置加九錫，都是一時使用，不能當常禮推行。現在宗廟平安，即使皇后被廢黜，專權的奸臣受到誅殺，但過去周勃殺諸呂而推尊孝文，霍光廢掉昌邑而奉孝宣，都沒有給予九錫的成命。現在違背舊有的典制而效法一時之制，不是前代帝王的制度。九錫的建議，請不要施行。”張並對此憤怒不已，認為劉頌是張華的黨羽，將要殺他。孫秀說：“殺了張華、裴頒已經傷了人望，不能再殺了劉頌。”張林才罷手。便任命塑墮為光祿大夫，在他官署前設有行馬。不久病逝，皇帝派人去弔唁祭祀，賜給二十萬錢、朝服一具，謐為貞。中書侍郎劉沈奏議，稱劉壇為當時小輩，應贈開府。孫秀平素忌恨他，沒有允許。頌無子，撫養弟弟劉和的兒子劉雍早死，又以劉雍弟弟型翅的兒子型歷為嫡孫，繼承封爵。永康元年，下詔因劉頌殺賈謐時統攝百事有功，追封為梁鄒縣侯，賜給食邑一千五百戶．劉頌的弟弟劉彪字仲雅，參與安東軍事。伐縣時，抓獲了張悌，多次升官至積弩將軍。到武庫發生火災，劉彪出主意拆斷了與著火地方相接的房屋，搶救出來很多珠寶器物。歷任荊州刺史。劉頌的二弟劉仲字世混，歷任黃門郎、榮陽太守，還未上任，逝世。
當初，劉頌把女兒嫁給臨淮人陳矯．陳矯本是劉氏人家的後代，和劉頌是近親，由他姑姑家收養，改姓陳。中正劉友以此事規勸他，劉頌說：“舜以後姚虞、陳田等姓本是同根一系，而世世通婚，禮律不禁。現在我家這件事也是一樣的道理，通婚是可以的。”劉友正想條列奏上。被速畫所阻止，因此未被彈劾。劉頌問明法掾陳麩、基毯說：“鄉人中誰最委屈?”二人都說：“劉友委屈。”型墮變色呵斥他們，鑒堂辯解說：“劉友因私自議論冒犯明府是錯了，但鄉人公論說他委屈。”劉友前後被徵召為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等職。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父李景，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奎重從小好學，有文采；早年成為孤兒，和眾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愛著稱。二十歲時任本國中正，謙遜退讓不上任。後任絲堊王文學，上疏陳述九品說：“前代帝王設立制度，隨時變革，變革的道理，在於變得適合國情。九品制開始實行於喪亂時期，是軍隊中的制度，不是長久實行的治國方法。況且檢查防備也變得煩瑣，刑罰失實，因此朝野的議論，都認為九品制亂風俗，已經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議更改，就又遲疑不決。我認為改革法令創立制度，應當首先考慮利害得失，然後實施，使大的體例通達而沒有阻礙並不輕易變動。古時候諸侯治國，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國有固定的王侯，人沒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祿，做官的人沒有超出自己本職的想法，大臣沒有超越國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們的道德歸於仁厚。窒反其道而行之，廢除諸侯設立郡守，風俗變得淺薄，就是由此。漢改革秦的弊病，參考題、台制度，設立了封國與郡縣，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縣官吏必須各自推舉賢才，貢舉士人要依據家鄉對他的評議，事情做得合乎聖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跡。當今聖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億萬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離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們沒有固定的居處，郎吏聚集在軍府，豪強集中在都城，事體駁雜乖錯，和古代不同。我認為九品制已經授輿，就應首先使各級遷移，聽任相互合併。而且申明薦舉的方法，不能濫收境外之人，這樣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別就可以達到均衡，就地解決實施。又建立官級制度，成功在於簡便而能長久推行。品級少，人心就安定；長期從事某職，就會取得成就顯出好壞，所以三代能夠直道而行。我認為選官按例分為九等，是當今的要務，現在應當加以實施。聖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簡易的方法來治理，所以在鄉里寄託那些隱逸的人，這樣家家戶戶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當，事務不合，那即使竭盡聖明之智，也不能辦好事情。由此看來，如果能使這兩點都實行的話，就會都想回歸本業，在鄉里的人也進德修業，奢華競爭的風氣就會自然止息，而禮貌謙讓的風氣將一天比一天隆盛。”
升任太子舍人，轉為尚書郎。當時太中大夫恬和陳上表，講到漢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過議論，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數量，以及禁止百姓賣掉田地院宅。中書認為可以實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條例。李重上奏說道：“先王的制度。士農工商各有分別，不變更他們的職業，所以物盡其用生活充裕，各盡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經營土地，分別五物九等賦稅的次序，然後公私的制度確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從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縣制度，這種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漠、魏，因襲舊制，國法所嚴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車輛等方面有高貴輿卑賤的差別，使人們不至於僭越仿效而擾亂了尊卑制度。至於奴婢作為私產，卻實際上沒有做遇限制。八年《己巳詔書》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車馬都不能違犯制度。如果一縣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違犯這一法令，洛陽縣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職。照詔書的方法，法制已經很嚴格。現在如恬和所陳奏中講的了L光、徐幹的建議，都是衰敗時代過於奢侈，成了當時的禍患。但盛漢在其初期並沒有這種制度，孔光等人提議了卻未實行，這不是遣漏掉而沒有實行，而是能推行但並未採用。是因為諸侯分封已滅，而井田制並沒有恢復，這樣國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們的私產。人們的田地宅院既然沒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奴婢也就不應該限制占有的數量，我害怕這是一種徒勞的法令，實際瑣碎而難以檢查。當今聖明天子統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簡單易行，各項法令禁律都已完備，恬和的上表請不要施行。”
司隸校尉石鑒上奏說，鬱林太守介登被諸侯王役使，請求召還他；尚書荀愷認為邊遠郡地不是人們所樂意去的地方，奏請降低介登的官級讓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駁議說：“我聽說立法沒有定製，用以整飭眾人糾察奸邪，不必瑣碎追究，無所遺漏。所以受阻滯的人少，而受幫助的人多。現在像介登一樣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聽任讓他降級任職，並成為準則的話，我擔憂才能平庸的人到邊遠郡地任職，會有貪污受賄的弊病，造不是整肅清明教化，使邊遠地區和輯安寧的辦法。我認為應該聽從石鑒所上的奏議，先召回介登，使國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為地方的遠近而實行不同的制度。”下詔聽從了他的建議。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駁議廷尉邯鄲醉等人，文詞繁多逭裹不記載。再升為中書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問的問題，他都參考經典進行處理，大多都被施行。升為尚書吏部郎，堅決抑制奢華爭競，不接待私下拜謁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隱逸的人才，於是眾多的賢才都被舉用，提拔任用習匕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室諶等人作秘書郎以及諸侯王文學，因此天下莫不歸心。當時燕國中正劉沈薦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劉沈又堅持向中書奏舉霍原，而中書又把這件事下達給司徒府討論。司徒左長史荀叄矓為：“所謂寒，應當指出身卑微貧窮的人，沒有世族淵源的資格。霍原是列侯，擁有金紫，當初在社會上做一些流通往來的事務，後來才致力於學習，小時候和長大成人後不一樣，年紀大了才樹立聲名，但鄉野間對他的稱譽還不大，聽不到他好的德行禮法，不應當把他看成是寒門出身。”李重上奏說：“按照《癸酉詔書》，應該推崇廉潔謙讓，廢黜浮華爭競。其中有自謙稱為寒門而端正謙恭要求自己的人，應先任用他。按詔書的意旨，如以二品作為資格，可能會失去廉潔退讓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門出身的人用來表明崇尚美德。司徒總管選拔人才，實際上是掌管國家教化，應當有嚴格的評定標準，來統一風氣。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棲身岩穴之中，有的隱跡在山丘園林，有的要求自己遵從禮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見稱，出處行動沉默寡言，惟義是從。不能因為年輕時和成人後操守不同，就懷疑他現有的美德，而責成他始終如一，這不是所說的選人必選其德之理。而確實應當以當地的情況來考察他，從任用薦舉的人那裹調查他。劉沈是中正，親自執掌選舉權。他陳奏霍原隱居求志，熱愛古制喜好學習，學習不圖謀利，行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藝，對外沒有希圖取悅於世的諛容，在內保全隱逸的氣節，成就了德行樹立了聲名，縉紳之士都欽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學生來自千里之外，有著孫子孟子的遣風，嚴光鄭玄的節操。劉沈一開始舉薦霍原，先諮詢了侍中、領中書監張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等。過了三年，各州官員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薦舉，把他擬任西河，請求加以徵聘任用。如劉沈所列舉的那樣，州裹已舉薦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舉薦，這樣還說他在鄉野的聲譽不好，沒有好的德行，捨棄了已徵驗考察遇的結果，而又沒有明確的道理和義正的言辭，使劉沈改變看法。況且薦應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堅定隱居深山，修述儒道，德義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將會辜負幽州人的願望，傷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詔書所要求的旨意，應舉霍原為二品。”下詔聽從了劉沈的奏議。
李重和李毅同為吏部郎，當時王戎任尚書，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稱讚，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識，雖然二人節操不同，但都身處要職，王戎以知音對待他們，各得其長。李毅字茂彥，史書沒有記載他的事跡。當時內官權重，外官權輕，加上官級繁多，李重奏議過這一弊端，見於《百官志》中。又上疏說：“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寵幸的人士，雖然違背當世，出處不同，但先王讚許他們的原因，是嘉許他們高尚的情操。過去先帝憂慮風俗奢華的弊端，想反歸純樸，就向在朝的官員諮詢，搜訪隱逸之士。鹹寧二年，徵用安定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沖為博士，太康元年，又徵用朱沖為太子庶子，雖然他們都稱病沒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興誠服。現在陛下發揚光大先帝禮敬賢才的宗旨，我尋訪朱沖的家鄉，說是他雖然年紀很老，但志氣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純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確是隱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為表率而使風俗敦厚。我認為應該宣示聖恩，趁他還沒有去世，給予表彰優禮。”當時朝政混亂，最終沒能聽從。李重出任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學校，表彰忠誠篤行之人，提拔賢能，清廉儉約而無欲，端正自己給下屬作表率，在職三年期間，彈劾罷免了四個縣的官員。他的弟弟李嶷死後，他上表辭去了官職。
永康初年，趙王司馬倫用李重為相國左司馬，因憂迫成疾而死，終年四十八歲。家貧，住宅狹小，沒有收殮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辦喪事。追贈為散騎常侍，謐號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聲，官至侍中，鹹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年輕時就在朝做官，竭盡忠誠努力為國，廣泛論述建立封國，深合時宜，詳細論述刑名，所論都適合政體。雖然文辭不夠華美婉麗，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時代的人相比，離買誼不遠；和束國的人相比，超過了郎顫。到元康之間，亂臣賊子專擅朝命，朝廷上下震驚，都苟且偷安；劉頌在這時，仍忠直不屈，痛哭張公的無罪，拒絕給趙王妄加九錫，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誰能如此。至於私議，對劉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惡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優點，推舉人才能不避仇敵一樣!李重講因循輿改革的道理，駁斥田產之制，詞合事當，都有可取之處。到他銳意主持選拔官吏，留意舉薦隱逸的賢人，浚沖當成知己，豈是虛假的!
贊曰：劉頌剛烈正直，德義形於言表。上下磨礪，他的確有這種德義。李重清廉雅正，心志無私。推舉賢良提拔隱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體現。兩位賢哲，是國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