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范曄在獄中時，對他的外甥和侄子們寫信道：“我已經寫成了《後漢書》，細看古今的著述及有關的評論，很少有符合自己心意的。班固的名望最高，全是隨意寫的，毫無體例，不值得評判其優劣，只是他著述的志向可嘉罷了。在材料的全面和豐富上我可能比不上他，如果看材料的整理，我卻未必感到慚愧。我寫的雜傳的末尾的議論文字，都有精深的意旨。至於《循吏》以下及至六夷部分的諸篇序論，筆力雄健，盡情揮灑，實在是天下的奇作。其中適當的篇章，往往不低於賈誼的《過秦論》。曾經同班氏所作之書放在一起比較，強之多多，並不只是不感到慚愧。贊語的部分自然是我的文章的傑出構思之處，大概沒有一個字虛設，行文求變出奇，精彩處一個接一個，就是相同的內容也要用不同的敘述方式，竟然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稱讚它。這部書出現在社會上，必然應該得到人們的賞識。自古以來結構宏大並且思致精密之作，還沒有這樣的。”范曄自高自大，自吹自擂居然達到這種地步，至於自稱超過了班固最是不當，班固難道是隨便就可以超過的嗎？范曄所寫的序論，全無可取之處，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也只不過是有數的幾篇。人最怕沒有自知之明，像范曄這樣自誇，千年之後免不了被人恥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