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術訓

譯文

君主治理天下，應實施無為而治，推行無須說教就能使人明白的原則。君主自身應清靜而不浮躁，堅持自然法度而不動搖；以順循事物固有特性的態度任用下屬，充分發揮群臣百官的作用，使他們各盡其責而自己不必親自操勞和費心。所以根據上述的原則，君主心裡明白，藏有韜略卻讓國師來曉喻開導，能說會道卻讓行人去陳說，腳腿靈便卻讓相者引導賓客，耳朵聰敏卻由執政官員來轉達百官意見或計謀。因而，君主考慮問題便不會失策，行動計畫便不會過錯；言論合理，行為可作天下之表率；進退適合時宜，動靜遵循原理；也不會因事物的美醜而產生好惡之情，更不會因賞罰而喜怒；事物叫什麼名稱就隨它叫什麼名稱，事物屬什麼類別就讓它屬什麼類別；事物是什麼樣子都是自然而然的，並不是由個人意志所決定的。所以，古代帝王君主，帶的冠冕前面裝飾一串珠玉，這是用來遮擋視線的；冠冕兩側垂懸的綿丸球，這是用來堵塞耳朵的；皇帝宮外設立的屏風，這是用來阻隔自己、遠離小人的。因此君主管轄的範圍越遠，所審察的範圍卻越近；治理的事情越大，所操持的事情卻越小（越簡約）。眼睛亂看則易淫邪，耳朵亂聽則易迷惑，嘴巴亂說則易攪亂。這三道關口，平時不可不謹慎把持。如果要去規範它，則是離散了它；如果要去修飾它，則是傷害了它。

接受天之陽氣的叫魂，接受地之陰氣的叫魄；魂魄返聚心體玄房，各自所處自己位置，持守而不散失，人的精神就能上通太一元氣。這太一元氣是與天道融會相通。天道沉靜玄妙、沒有形貌也沒有常態規則，其大不可極，其深不可測；它常與人一起化育，而人的智慧卻無法把握它。

過去神農氏治理天下，精神沉靜而不躁動馳騁於胸中，智慧藏匿而不顯露於身外，只懷著一顆仁愛真誠之心。因而自然界甘雨及時降落，五穀繁茂生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按月檢查，每季考察，到年底向祖宗神靈匯報豐收成功的喜訊，按季節嘗吃新谷，在明堂祭祀祖宗神靈。明堂的建制式樣，有天穹一樣的圓形頂蓋而無四面牆壁，但風雨卻不能侵襲，寒暑也不能傷害。每當祭祀祖宗神靈時，懷著公心養育民眾的神農氏率領隨從胸襟坦蕩步履從容地進入明堂。他的民眾樸素穩重、正直誠實，不用互相爭奪，因為財物富足，不用過分勞累身體而能大功告成。他憑藉著大自然的資助，而與天地自然融會一體。所以，他儘管身處威厲地位，但卻從不逞威逞凶；制定刑法政令，但卻不必動用；法令簡略而不煩雜，所以對民眾的教化功效神奇。他的管轄範圍南到交趾，北到幽都，東到暘谷，西到三危，各處無不聽從歸附。在這個時候，法律寬厚，刑罰輕緩，監獄空虛，而天下風俗卻純一，誰也不懷奸詐之心。

而晚世的政治就不是這樣了。君主熱衷於索取而沒有休止，官吏貪婪得不懂得半點謙讓；民眾因貧困而被迫互相怨恨爭奪，費盡辛勞而不得報酬；智巧奸詐從此萌發興起，盜賊從此滋生泛濫；上上下下互相怨恨，法規號令不能推行實施；政府各級官員不致力于歸依天道，而是違逆治國的根本，只注意修飾枝節、小事；這時德政受到砍削，而刑罰卻得到加強增重，而想這樣來治理好天下，無異於手拿彈弓卻想招引鳥雀，揮動木棍卻想與狗玩耍，那只會亂上添亂。水混濁則魚兒就會浮出水面呼吸喘氣，政令煩瑣苛刻則民眾煩躁不安。所以那些馴養虎、豹、犀牛、大象的人，儘管給這些動物修建了柵欄，供給這些動物喜愛吃的食物，並適時投放不讓這些動物挨餓，改變這些動物的暴怒性情，使之馴馴服服，但就是不能使它們享儘自然壽命，原因何在？這是因為這些動物的身體受到了強制的約束和脅迫。因此，在上的君主多智巧，在下的臣民就多奸詐；在上的君主多事情，在下的臣民易生事；在上的君主好煩擾，在下的臣民必受干擾而不安定；在上的君主多貪慾，在下的臣民好爭鬥。不立足根本而去追求末節，就好像揚起塵土去制止飛塵、抱著薪柴去救火一樣。

所以，聖人簡省事務而治理容易，欲求少而容易滿足；不需布施而能表示仁愛，不須信誓旦旦反能顯示誠實，不需索取就能獲得，不用做什麼反能收到成效；他安然不動保守純真，懷抱道德以誠待人；天下人都歸順跟隨他，如同回音應和聲音，物影跟隨形體：這些都在於聖人修養根本的緣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易俗，殺戮不足以禁絕奸邪；唯有從精神上純化才是根本，那至精的無為之道才有神奇作用。

大聲呼喊只能傳到百步之遠，而心志精神卻能超越千里之外。冬天的陽光、夏天的蔭涼，萬物都嚮往和喜歡它，卻又沒有誰要萬物這樣子。所以，最純精的東西，你不用召喚它就會自然到來、不用揮手它就會自然離去；它幽深玄妙，神不知鬼不覺地就使事物自然成功；有智慧者無法說清楚，善辯者又無法形容它。以前，孫叔敖安然靜臥，使楚國不用刀槍卻能稱雄天下；楚都城南的勇士宜遼熊面對白公勝舉劍威逼，心志不懼泰然自若地轉動著手中的球丸，表達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場，使自己在白公勝和令尹子西兩家的戰難中免受牽連。披掛著皮革護胸甲和鐵制鎧甲，怒目扼腕、情緒激憤、立馬橫刀來抵禦敵兵的刀槍，其功效要比以德服人差遠了！以錢財籠絡、刑法鎮懾，這樣來解決危難，其作用要比以德感化小得多！憑眼睛觀察事物、靠言辭發號施令，這樣治理天下比無為而治難得多！

過去蘧伯玉做衛國的丞相，子貢前去拜訪他，問：“你是如何治理國家的？”蘧伯玉回答說：“靠不治來治理。”趙簡子準備征伐衛國，先派史墨前去偵察。史墨回來報告說：“蘧伯玉擔當衛國的丞相，所以不可以出兵。”由此看來，堅固的要塞和險峻的關隘又怎么能起到這種功效呢？所以皋陶儘管聾啞，但就是憑著啞疾而做上了舜帝的司法官，天下沒有暴虐的刑罰，啞巴卻有著比語言更值得珍貴的地方；師曠眼瞎而當上晉國的太宰，晉國便沒有混亂的政局，瞎子有著比明目者更珍貴的東西。所以說，不動嘴說話就能實行政令，不睜眼觀看就能明察秋毫，這就是伏羲和神農能成為後人師表的緣故。民眾受感化，不是根據君主的言傳，而是根據君主的身教。

所以，齊莊公好養武士和窮兵黷武，儘管他並沒有要百姓互相爭鬥，但國家就是多災多難，致使後來崔杼弒君作亂。楚襄王專淫好色，儘管他並沒有公開宣傳色情，但民眾卻淫亂昏昧，最後發展到國土喪失、逃離京城的災難發生。所以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就像春天生長、秋天肅殺一樣，哪怕是驛馬傳遞，都不如它快速。所以，治理國家的君主，大概就像射手一樣，瞄準發射時的毫毛之差，都會造成極大誤差的後果。所以要慎重地對待精神感化這一事情。

榮啟期彈奏一支樂曲，孔子聽了快樂三天，這是因為孔子受到了曲調平和之情的感染。鄒忌揮手彈撥一曲，齊威王聽了悲傷一整夜，這是因為齊威王受到了曲調憂傷之情的感動。人在琴瑟上的彈奏，感情通過樂曲聲音表現出來，人聽了後就會引起悲哀或快樂。頒布法令、設定獎賞而不能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這是在於實施賞罰制度的人沒有隨之推行他的誠心。寧戚在牛車下唱起商調歌曲，齊桓公聽後感嘆醒悟，明白了寧戚的苦衷，終於任他為官，可見最精粹的精神感化作用是多么地大啊！所以說，能聽懂看懂音樂舞蹈，也就能知道了解這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內容和風俗習慣，也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感化作用。孔子向師襄學習鼓瑟彈琴，並從中明白了周文王的志向，這是孔子通過音樂語言而領悟出的主題內涵。同樣，延陵季子從聆聽欣賞魯國的傳統音樂中了解知道殷商的風俗習慣，這是延陵季子通過今天近世而認知到遙遠的過去。這些創作完成於上古的音樂詩篇，流傳千年而不磨滅，還能給人以啟迪和影響，更不用說這些音樂在當時的感化作用了。

商湯的時候，連續七年乾旱，湯王親自到桑林向神祈禱，以自責來感化天神，因而很快烏雲密布四海，大雨降臨千里大地。所以說，懷著質樸真誠之心，就能感動天地，神奇般地感化所有一切；所以靠行政命令來規定人們乾什麼不可乾什麼，哪有上述如此神奇的功效！古代聖王將最精粹的精神形成保存在內心，又將好憎之情拋到九霄雲外；他言論符合真情，號令則闡明仁慈的旨意；他通過禮樂來陶冶民性，用歌謠來諷喻民風；他的這種精神感化功業持續貫通萬代而不會停止、橫貫跨越四方而不會窮盡；就連禽獸昆蟲也隨之受到陶育感化，更何況由這樣的聖王執法施令，天下誰不聽從感化？

所以治理天下，最上策的是從精神上感化，其次是用禮制方法來約束民眾使他們不做錯事，而用獎賞賢才懲罰暴虐的方法來治理天下是最下策的。秤對於所稱之物來說，不會根據自己的私心來改變它們的輕重；墨繩對於所量之物來說，也不會憑自己的私心來決定它們的曲直，所以秤和繩是公平、正直的。君主用法也是如此，不能因愛好、憎惡而改變執法的標準、量刑的尺度，正因為這樣，所以他能實施法制政令。權衡輕重，哪怕是蚊子頭那么小的誤差也不能發生；矯正枉屈，哪怕是針尖那么大的誤差也不能發生；糾正歪邪，不以私心迴避風險；奸詐小人不能使他枉法，讒佞之人不能使他亂法；因為執法公正嚴明，所以怨恨也不會產生藏匿，恩德也無從談起：這種憑藉法術治國而不重視人心改造的做法，真正治理天下的君主是不採用的。

船航行在水面，車行走在陸地，這是自然之勢決定的。行車時由樹木撞斷車軸、行船時急流暗礁撞破船隻，人們不抱怨樹木和礁石，而怪罪撐船者和駕車人的拙劣駕御技術，這是因為木石本身不含有像人那樣的智巧和心計。所以，人在遵“道”、循“道”中一旦摻雜了智巧心計就會使人惑亂，人在守“德”、行“德”中一旦加摻了心計智謀就會使人陷入危險，總之，人有了小心眼就會迷惑昏亂。心計智謀比兵器還厲害，莫邪寶劍與其比較也就算不了什麼；戰爭中沒有比運用戰略戰術智謀計策更重要的了，與它相比較，臨陣擊鼓進軍衝鋒就顯得微不足道了。現在人們使用的那些權衡規矩，一旦制定就不再變更了，它不因秦、楚強權政治而改變，也不因胡、越地域差異而變化，永遠保持一致而不偏斜，公正地度量一切而不走樣，一旦定型，便萬世傳下去，它們就是在無知無覺中為人們做著度量物體的事情。所以，世上會有被廢棄的亡國君主，卻不會有被廢棄的道術；人會有窮困潦倒的時候，而事理卻不會有困阻行不通的時候。由此看來，“無為”是道之根本。人能掌握無為之道，就能應對任何變化；只憑個人的才智，是難以實現天下大治的。

湯王、武王都是聖明的君主，但習慣於陸地生活的他們卻不能像南方越人那樣乘小舟而游泛於江湖；伊尹是賢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的他卻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樣騎著駿馬去馴服野馬；孔子、墨子儘管博學多才，卻不能像山民那樣自由自在出入草莽叢林、高山峻岭。由此看來，人的智慧型對事物的認知和駕御，是有限的；想以個人的有限智慧型光照四海、施震海內、保護四方，而不因循道術，只憑一己之能，那么他離走投無路的日子也就不遠了。所以，“智”不足以治理天下。夏桀算得上勇武有力，能徒手摺斷骨角、拉直鐵鉤、絞鐵成索、揉合金塊；桀王手下的推侈、大犧，下水能殺大鱉和鼉龍、上山能擒熊羆；但是一到商湯率兵車三百於鳴條圍著夏桀、擒困推侈、大犧於南巢時，這些勇武有力最終有力無用處。由此看來，憑恃個人的勇力是保不住天下的。

智慧不足以治國、勇力不足以逞強，那么個人的才智也不值得依恃，這是明擺著的道理。但反過來說，君主是不出朝廷，卻能知道天下大事，這是因為他能以身邊的事物推知其他事物，以身邊的人推知其他個人，這就是說積集體力量、聚集體智慧，所以能戰無不勝，事無不成。井裡、小水坳內之所以沒有黿鼉，就在於它們太狹窄；園圃中之所以沒有參天大樹，就在於園圃太有限。一個人舉重鼎，力氣小而舉不起，但等到眾人合力將鼎舉起移開，就不一定要等待大力士來完成了。所以千人之中必有棟樑之材，萬人聚集沒有辦不成的事。

驊騮、綠耳這樣的駿馬，一天跑上千里不在話下，但如果讓它們去捕捉兔子的話，那還不如獵犬，這是因為各自的技能不同的緣故。貓頭鷹晚上能抓得著蚤子和蚊子，真是明察秋毫，但一到白天，即使兩眼圓睜，卻連山丘這樣的龐大物體都看不清，這是因為貓頭鷹的生理特性所決定。這也就像?蛇在游霧中升騰、應龍乘雲氣上升、猿猴在樹林裡敏捷跳躍一樣，均由這些生物體的生理特性所決定。所以古時候造車子，漆工不管畫圖、雕匠不管砍削，各類工匠只擅長一種技能，就像士人不兼官職一樣，這樣各守其職，反而相安無事、互不侵犯、各盡其職；這樣人得其宜，物得其安，器具不受損傷，事情不會耽誤，職責明確不得懈怠。債少容易還清，職位職責少容易守職盡職，擔子任務輕容易完成且大家樂意承擔。所以在上的君主持守簡約，下在的官吏就容易做好本職事情，這樣君臣雖然長處一起，但不會產生厭倦之感。

治理民眾的方法，就應當像祭祀靈星時的屍主那樣：莊重靜默、端坐無言，使祭祀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吉祥受福。所以，得“道”之君不為醜陋掩飾，不為美善隱藏。一個人承受到君主的恩惠，不會覺得太大；萬人分享這種恩惠，也不會覺得太小。因此君主慎重對待恩惠和慎重對待懲暴，他不輕易施予人恩惠，就像他不輕易對人懲處一樣。這樣，使他治國之道暢通無阻。因為施行恩惠，就會熱衷於施捨給予，以致使無功者得到獎賞，無勞者得到爵位，這樣一來，使輕易得到爵位官職的人會玩忽職守、鬆懈職責，而那些閒居遊蕩的士人也會極力謀取爵位官職。同樣，施行懲暴，就會隨意誅殺懲罰，以致使那些無罪者得以屈死，品行端正的人受到懲罰，這樣一來，使那些注重自我修性的人不願再努力為善，而那些行為不軌者倒反而敢於犯上作亂了。所以輕易廣施恩惠容易助長奸邪、輕易施行懲罰容易滋生動亂；而一旦有這種奸邪、動亂，就是亡國的徵兆。

因此，英明的君主治理天下，他不因為國家有受誅罰之事而惱怒，也不會因朝廷有獎賞活動而讚譽高興。這是因為受誅罰者沒有必要怨恨國君，這是他們罪有應得；受獎賞者也沒必要感謝國君，這是他們勞動所得、功勞所致。而民眾一旦知道明白這賞罰的由來——均取決於自身表現，也就會努力工作，建功立業而不指望君主個人會恩賜什麼。這樣一來，政府機構——朝廷反而人跡稀少，大家都去從事自己的工作，使開闢出來的荒地都無雜草。這就是遠古時代的“無為而治”，現在大家都知道。桔槔的立柱直立而不活動，控制著橫木槓桿上下運動汲水取物；君主如同立柱莊重靜穆而不躁動，下屬百官就能辦好政事。這也好像軍隊中拿指揮旗幟的將領，這旗幟亂揮妄指就會導致部隊混亂、陣腳動搖。所以，治國如施以小恩小惠，是不足以使天下得到安寧的；施用智力聰慧也難以使國家轉危為安的；與其讚譽堯帝而詆毀桀王，不如現在就收起所謂的聰明而歸返到無為而治之道。奉行清靜無為的話，連上天都會賜給時運；推行廉儉守節，連大地都會助育生財的；而君主守朴處愚辦事合情合理，就連聖人也會為他出謀獻策的。所以說處於低處、謙卑自居的人，萬物都會歸附他，天下也會歸他所有。

君主治理天下，清明而不昏昧，心胸虛靜而心志溫和，這樣，群臣就會像車輻聚集到車軸一樣入朝輔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還是聰明的、賢能的還是不才的，無不各盡其能、各盡其力。達到這種君臣和諧的境界，才能談得上君臣之禮節，也才能建立起治理天下的基礎。於是，君主憑藉眾人力量作為車，駕御眾人智慧作為馬，這樣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險要的道路上，也不會使君主迷失方向。君主深居隱處以避開燥熱寒濕，室門關閉以避奸佞之徒。他內沒有親眼看到過巷裡民情，外沒有親自巡視過山川湖澤；居室以外的地方，他兩眼只能看到十里以內的東西，兩耳只能聽到百步之內的聲音，可是天下事物卻無所不知、無所不通，這是因為向君主輸送信息知識的渠道廣寬暢通、與君主一起商討並出謀劃策的人又很多。所以他足不出戶而能知天下事、眼不窺牖而能知天象。這就是說充分聚集、發揮眾人的智力才能，這天下就不夠他治理了；而只憑藉個人的智力，就有可能連自己的命都難保。

所以君主用道德來治理天下，而不只運用個人的才智，依順萬民之利益來辦事處事，因而他稍抬腳便能讓天下人獲得利益。這樣，百姓即使將君主頂在頭上也不會感到壓迫、放在眼前也不會感到礙事、舉過頭頂也不會感到高不可攀、推崇他也不會產生厭惡感。君主治國方法靈活圓通，周而復始而運轉不停，孕育萬物神妙無比，虛靜無為而因循天道，常居後而不爭先。而下屬大臣辦事處事方方正正，言論得體、處事恰當；遇事先行倡導，職責分明而不推諉，以此來建立功績。所以君行無為之道、臣行有為之道，君臣異道天下太平；反之君臣同道則天下大亂；這就是說君主清靜無為，臣則恪守職位，各自處在應處的位置上，這樣上下便能默契合作、互相制約和促進。

君主治理天下，心胸虛靜而心志溫和，清明而不昏昧，這樣，群臣就會像車輻聚集到車軸一樣入朝輔佐君主，不管是愚笨的還是聰明的、賢能的還是不才的，無不各盡其能、各盡其力。這樣君主能充分駕御下屬大臣、下屬大臣能充分事奉效力君主，治國之道就是這樣明了。周文王聰明而且好向別人請教，所以他聖明；周武王英勇而且好向他人討教，所以他能取得勝利。所以說憑藉利用眾人的智慧就沒有什麼不能成功的；利用藉助眾人的力量就沒有什麼不能勝任的。千鈞的重量，大力士烏獲不能舉起來；眾人一起用力，那么上百人就夠了。所以只用一個人的力量，那么像烏獲這樣的大力士也不值得去炫耀；而借用眾人的智力，那么天下也就小得不夠你治理。

大禹疏通長江引導黃河，替天下人興修水利，然而他卻不能使江河西流；后稷開墾荒地，引導百姓致力於農業生產，然而他卻不能讓禾苗冬天生長。這難道是他們還沒有將本事全部發揮出來？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趨勢不允許！如果勉強去做那些自然趨勢不允許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觀規律，那么你儘管是聖人神仙也是無法將事情辦成功的，又何況你還只是當今的普通君主呢？車載負荷沉重而馬又疲弱，這時你就是是高明的駕御手——造父都難以駕車趕路去遠方；反過來說，如果車輛輕便、馬兒健壯，你就是是一般性的駕御手都能駕車疾馳。所以，聖人辦事豈可違背事物規律、乖悖自然本性，將生來彎曲的變為筆直的、將原本卷屈的變為舒展的？他無不依循事物的本性天資而加以利用的。所以積聚眾力來辦事，沒有什麼不能勝任的；利用眾人的智慧來做事，沒有什麼不能成功的。聾人可以讓他去嚼生牛筋，而不能派他去伺聽；啞巴可以叫他去看守馬圈，而不能派他去傳話。這是因為他們生理形體上有缺陷，因而有些功能就不具備。所以有哪種功能的就安排他處在合適這種功能的崗位上，有哪種技能的就讓他乾合適這種技能的事情。他的能力能勝任這項事情工作，那么他就不會感到壓力重；他的能力和他做的這項事情相稱，那么他就不會覺得困難。所以，不論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讓他們乾適宜自己能力和水平的事，那么天下人都可以一樣發揮各自的作用，以至於不會有因無法勝任而出現的過失。這就是聖人兼容並蓄使用各種人才，所以天下也就沒有什麼無用的人。

君主看重和推崇正直忠誠的人，讓他們身處高位，擔任要職，執政理事，那么讒佞奸邪之徒就無機會往上爬，這就好像方圓不能相合、曲直不能相入。鳥獸不能同群，是因為他們不是同類；虎鹿不能同游，是因為他們力量不等。所以聖人受重視處高位，這讒佞奸邪之徒如果想要干擾破壞，那就像小鳥碰到鷂鷹、老鼠遇到狸貓一樣，必定要喪命的。所以君主的每一個舉動，都不可不慎。如果君主用人得當，那么國家就能治理得好，上下和洽，群臣親和，百姓歸附；如果君主用人不當，那么國家就有危險，上下乖悖，群臣怨恨，百姓動亂。所以君主一次政策失誤，便會終身受害。這國政的得失，關鍵在於君主。這就好比上面的繩墨取得正，下面的木材就必定直，這並不需要工匠花費多少力氣的，只要按拉直的墨線順勢修整就可以了。

所以君主如果誠信正直，那么國家政權也必定由正直人士來執掌，讒佞奸邪之徒就沒有活動的市場；反之，君主如果不誠信正直，那么得志者必定是讒佞奸邪之徒，忠貞之士就隱退藏匿。人之所以不去剖裂玉石而去剖裂開瓠瓜做瓢，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剖裂玉石沒有什麼用處，再加上玉石堅硬不易剖裂。如果君主公平正直，就像用繩墨水準測定曲直高低一樣，那么大臣中儘管有人敢搞歪門邪道，但這結果必定是像以卵擊石、以火投水那樣。這就說明君主在治理國家中的主導作用。正因為這樣，所以楚靈王喜歡楊柳細腰，楚國百姓則紛紛效仿縮食減肥；越王崇尚勇武，越國百姓則紛紛處危爭死。由此看來，君主的權勢，足以產生影響以致移風易俗。當堯還只是一個平頭百姓時，他的仁慈感化不了同一巷子裡的鄰居；而夏桀占居了帝位，便能令行禁止，推行他的一套。再由此看來，賢明倒反而治理不了天下，而權勢卻能移風易俗，這也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了。《尚書》說：“一個人做了善事，萬民都依仗著他。”說的就是這種情況。

天下人常常被一些表面的名聲所迷惑，而很少去考察這些名聲的實際內容。所以那些隱士就常常借著人們對他的稱譽而獲得尊貴，游士則常常憑著善辯而顯達。考察他們之所以尊貴、顯達的原由，實在是沒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只是由於君主沒有很好地明察他們的真實本領而一味相信眾人的溢美之辭而已。但如果要治理好一個國家就不能這么簡單了，那就需要君主對談論國事的說客一定要深究他們的言論是否符合國法，對那些仕人一定要放在官職上來考校他們是否真有才幹勝任；君主也一定要以官職的名分來要求下屬百官必須名實相符克守本職來奉獻功績；而下屬百官也一定要言論符合實際、行為符合法規；這樣才能使群臣緊密團結在君主身邊，沒人敢挾制君主。如果下面官吏所做的事不合常規，但只要於國有利、能輔佐國政，就必須加以反覆檢驗、考校後加以推行，君主還應暗中查訪官吏來觀察他們的歸向，並全面地聽取多方意見來觀察他們的變化；不偏聽偏信片面之辭，也不偏私地根據偶然一事作出結論。因此，君主能夠站得中正，看得全面，洞察一切；群臣們都公平正直，不敢做出邪惡事情；百官們都忠於責職，致力於政績功績。在上的君主精明審察，在下的百官勉力從事，奸佞之徒滅絕，眾人的功業日益進步。這樣，有智者勤於職事、有勇者盡力于軍事。動亂的國家就不是這樣了，只要是眾人稱譽的人，沒有功勞也受到獎賞；忠於職守的人，反而無罪受到懲罰；君主昏庸糊塗，群臣百官結黨營私沒有忠心；說客們搖唇鼓舌爭辯標榜，仕人們爭先恐後追逐名利；君主發布政令，下屬官員就開始非議誹謗；法令明禁的東西，下屬官員就用歪門邪道加以觸犯；憑智謀混飯吃的人就熱衷於搞計巧，靠勇力謀職位的人就全力以赴搞爭鬥；大臣專權，下吏持勢，結黨拉派，戲弄君主。這時國家表面上掌握在君主手裡，但按古人的說法是早已名存實亡了。再說那些不稱官職、不能披甲上陣、不懂稼穡而徒有“賢聖”虛名的人，是不能由他們來實施國家教化的。騏驥、 騄駬，是聞名天下的千里馬，但如果驅趕它它不前止，勒住它它不停止，那么這種情況下，笨蛋也知道不能去騎它。現在國家治亂的關鍵像車轍那樣清楚地擺著，可是當代君主卻不能察覺，這就是治國之道阻塞不通的原因。

權力帝位是君主的車子，爵位利祿是君主駕御人臣的韁繩和嚼頭。因此，君主掌握著權勢要害和控制著封賞爵祿的權柄，所以能謹慎地把握著處事緩急的分寸、施予剝奪的節奏，因而天下人也能竭盡能力而不倦怠。君臣相處，關係和感情沒有像父子那樣親密深厚，也沒有骨肉之間的親情，但下屬官員卻能竭盡全力、不惜為君主犧牲生命，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國家君主所利用的權勢而導致他們這樣做。

以前有個豫讓，本是晉國范氏中行文子的家臣。智伯攻打中行氏，吞併了中行氏的領地，豫讓背叛了原先的主子中行文子而投奔智伯。後來智伯為爭奪土地與趙襄子開戰，在晉陽城智伯慘敗被殺，由他掌握的晉國也因此分為韓、趙、魏三國。豫讓為了報答智伯的知遇寵愛之恩，決心向趙襄子報殺主之仇。他用油漆塗滿全身，讓身上生出惡瘡，並吞下木炭改變自己的聲音，又敲掉門牙，改變容貌以便能行刺趙襄子。同樣是長著一顆心的豫讓卻先後侍奉兩個主子，對先前主子背叛離棄，而對後來主子卻甘心奉獻生命，難道是豫讓根據主子的權勢大小厚薄來決定自己的取捨？不是的，而是主子的恩澤決定了豫讓的取捨去留。紂王占據整個天下，使諸侯無不對他朝拜，凡有人跡的地方、車舟相通的區域，無不稱臣降服。然而，周武王只率三千甲卒就將紂王打敗，難道是周朝百姓願為君主效死、殷朝民眾生就背叛的個性所決定？不是的，而是周武王對民眾德義深厚導致他們能聽從號令並加以執行。風大則波浪自然興起，林大則鳥雀自然聚集，自然界的現象就是如此。因此，下屬官員如果不能從君主身上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那么君主也就休想從下屬官員那裡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君臣之間的施予，就是這樣有施有報。所以下屬大臣竭盡全力、不惜犧牲生命來事奉君主，那君主就該按功勞大小賜爵封位對待臣下。因此君主就不該賜賞無功臣子，臣子也不會替無德之君拚死賣力，君主的恩澤如果不能遍灑人民民眾，卻想要他們乖乖聽驅使，這就像用鞭子去降服烈馬一樣，也好比不降雨水就希望莊稼成熟豐收一樣，根本不可能有這種統御之術的。

統治人民的方法，套用處靜以修養身心，以勤儉節約為下屬作出表率。君主如果處靜以修身則民眾就不受騷擾，君主如果勤儉節約則民眾就不抱怨。因為民眾騷擾不安，政局就混亂；民眾怨聲載道則說明君主恩德薄淺。接下來就是，政局混亂則賢能人士就不會替君主出謀獻策，君主恩德淺薄則勇武之士就不會替君主賣命拚死。所以，君主若是喜好收養觀賞猛獸凶禽、收藏怪異奇特之物、性情暴躁、好樂昏亂、不惜民力、馳馬打獵、出入不按時節，這樣朝政百官必定隨之混亂不堪，事務辛苦，財錢貧乏，萬民愁苦而生產荒廢。君主如果喜好高樓深池、雕琢刻鏤及華麗的紋彩、各種精美織物和珍寶珠玉，就必定要想方設法搜刮以致賦斂無度，這時民眾就會被弄得財窮力盡、疲憊不堪。堯帝擁有天下，不是為著貪求萬民百姓的財富，利用君位來享受安樂的，而是為百姓改變連年征伐戰爭、以強凌弱、以多欺少的混亂局面的，因此堯帝親自帶頭實行節儉、向民眾昭示仁愛之心、讓人們和睦相處。所以他的住房是茅草蓋頂、不加修剪，柞木為梁、不加砍削；乘坐的車子不加繪畫，蒲草蓆墊不鑲花邊；祭祀用的食物不調五味，吃的主食不舂搗細；巡視狩獵只為推行教化，辛勞地奔波於三山五嶽。這些難道是他所應得的奉養還不足以使他享樂而為此辛勞奔波？不是的，是因為堯帝一心為的是國泰民安、天下社稷，他在這當中並未獲得任何利益好處。而到他年老衰弱、精力不濟的時候，便將整個天下傳給舜，這猶如倒退脫鞋一樣簡單容易。而到衰敗時代，情況就不是這樣了。有些君主哪怕是只有一天擁有天下、處在君主位子上，也要竭盡全力來消耗百姓的財力和精力，以供養滿足他的聲色享樂，一心用在宮殿樓閣、池塘苑林、奇獸怪物、珍寶奇物這些事上。這樣導致貧苦百姓連酒糟、谷糠都吃不到，而皇宮裡畜養的虎狼熊羆卻吃厭了豬羊牛肉。貧苦百姓連粗布短衣都沒一件完整的，而宮室里的人卻穿的是錦緞。君主忙乎的都是些於社會民事無用的事情，從而使黎民百姓疲於奔命於天下，弄得憔悴不堪、精疲力盡，整個天下人都無法安生。

君主所處的地位，就像天空中發射光明的日月，天底下的人都側目仰視、側目恭聽、伸長脖子抬起腳跟來眺望。所以，君主只有淡泊才能顯示美德，只有寧靜才能維持久遠，只有寬大才能容納一切，只有仁慈才能懷擁民眾，只有公正才能明斷是非。因此賢明的君主任用人才，就像高明的工匠裁取木料一樣：大的用來做舟船柱樑，小的拿來做船槳楔子，長的用來做屋檐椽條，短的拿來做短柱斗拱；無論大小長短，都將它們派上用場，規矩方圓都恰到好處。天下毒物，沒有比烏頭更毒的了，然而良醫就是將它裝在袋裡收藏起來，因為有用得著它的時候和地方。所以，莽莽森林中的野草樹木，尚且沒有可拋棄的，更何況是人呢！今天那些朝廷不薦舉、鄉里不讚譽的人，並不是他們無才缺德，而是這些人用非所能。鹿上山時，快得連獐子都趕不上，但等到鹿下山時，牧童都可以追上它。這說明一種能耐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所以有雄才大略者不可用雕蟲小技來苛求他，而只能耍小聰明者不可委以大任。人有各種各樣的才幹，物有各種各樣的形狀，有人任一份工就嫌太重太累，但有人任多份工都不嫌吃力。所以能計較弄清毫釐小數的人，一定弄不清天下這大數；盤算精明到小數目都不會出差錯的人，碰到大數目就會糊塗困惑。這些就像不能讓狸貓去與牛搏鬥、讓虎去捕鼠一樣。今天有些人的才能，可以平定九州、兼併域外、挽救危難中的國家、恢復瀕臨滅絕的世族，這些人的志向在於宏揚正氣糾正邪惡、決斷處理煩難雜亂的問題，而現在卻要他們去管理一些宮內家庭事務；有些人只具備一些小本事，卻相當機巧奸詐、善於奉承獻媚、討好主子、追隨淺陋習俗、低三下四地譁眾取寵，卻被交付委任以天下大權，參與治理國家的機要大事：這種大才小用、無才重用的做法，就像是用斧頭去剪毛髮、用剃刀去砍樹木一樣，都失 去了它們所適宜的東西。

君主應憑藉天下人的眼光觀看事物、藉助天下人的耳力聆聽聲音、憑藉天下人的智慧考慮問題、依仗天下人的力量爭取勝利。因此，君主發布的號令能夠向下貫徹，群臣的情況能夠上達；百官同心協力，群臣緊密聚集；君主不憑一時喜怒而實施賞賜和誅罰；所以君主樹立起來的權威不易廢棄，聰明廣遠不易蒙蔽；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通達而不閉塞；善惡是非每天出現在眼前而不會弄錯。因此，賢能的人能充分地發揮他們的智慧，能力差的也竭盡全力；君主的恩德施予普遍而不偏私，群臣勤奮工作而不懈怠；附近居民安居樂業，邊遠民眾歸順德政。能夠有這樣的結果其原因何在？是在於君主採用了正確的用人選人方法，而不是只靠君主一個人的才能。所以藉助車馬的人，腳腿不辛苦而能到達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不會游泳而能橫渡江河大海。

君主在主觀思想上，沒有一個不想集天下人智慧、用眾人力量去處事辦事的，然而那些對君主表達效忠之心的人，卻很少不使君主產生困惑的。因此，君主對那些言論正確的，即使是役民樵夫，也不能棄之不用、拒之千里；對那些言論錯誤的，即使是常給朝廷出謀的卿相，也不一定非用不可。是非曲直，不是以地位貴賤尊卑來確定的。所以英明的君主聽取群臣意見時，如果他的計策管用，就沒有必要因他的地位低微而羞於採納；如果他的意見可行，就沒有必要嫌他嘴笨而不去採納。但是，昏庸的君王卻不是這樣。他喜歡那些熟悉的習性相近的人，即使是行為不正派，也裝作不看見；而那些他所疏遠、被看不起的人，即使是為他竭力效忠努力工作，也只當不知道。或者將那些進善言的人搶白得啞口無言，或者對直言進諫的人套以罪名無辜誅殺。像這樣的昏主還想光照四海、撫慰萬方，這就像堵塞耳朵聽音樂、蒙著雙眼看顏色，實際上他離耳聰目明還遠著呢！

法是天下社會的度量標準，也是君主手中的準繩。社會制訂頒行刑法，是為了依法懲處犯法者；設定實行獎賞制度，是為了獎賞有功之士。這種刑法和制度一經制定，符合獎賞制度的就要嘉獎、觸犯法律的就要受罰。尊貴者觸犯法律也不得減輕處罰，卑賤者犯了法也不會加重處罰。犯法者儘管賢能也一定嚴懲，守法者雖然無能也不可無端治罪。所以秉公執法風氣盛行，徇私枉法之路就被堵塞。古代設定理官，是用來制約民眾，不讓他們恣意放縱。設立君主，是用來制約官員，不讓他們專行妄為。而宗法禮義的制定，又是用來限制君主的，不讓他獨斷專橫。這樣，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人可以不受限制而放縱專行，那么“道”就占了主導地位、取得勝利，“道”取得勝利，這事理就通暢，於是便可返回到無為而治的境地。這裡說的“無為”，不是說什麼都凝滯不動，而是說不要任何事情都由君主一個人說了算而不考慮事物本身的規律和特點。“寸”的度量是根據禾穗的芒長來制定的，而穗的芒又產生於有形的植物，植物生長又離不開陽光，這就是“度”的本原。同樣，音樂產生於五音，五音產生於十二律，十二律產生於風，這就是聲音的根本原理。法的情況也一樣，它產生於公眾的道義，這道義產生於公眾生活的需要，並符合最廣大民眾的心愿，這就是法治社會的要害。所以，與這些“根本”、“本原”、“要害”相通，就不會被末節搞亂，掌握了這些“根本”、“本原”、“要害”，就不會被繁瑣搞糊塗。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而是產生於人間社會又轉過來制約人們使之正派。所以，自己身上有這樣的缺點過錯，就不要非難他人身上有的同樣缺點過錯；自己身上沒有的優點美德，也就不要要求別人有這種優點美德。由此推出，要求下層民眾遵循法律，那么上層君主百官也應遵循法規；禁止百姓民眾不能做的事，那么君主自身也不能做。這才叫法制社會。所謂“亡國”，不是說這個國家沒有君主，而是說這個國家沒有“法”；現在說變更法制，並不是沒有法，而是有法不用，有法不用等於沒有法。因此，君主立法，首先自己要作出執法守法的榜樣，這樣法令就能施行於天下。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還是一句話，君主如能用法嚴格地約束自身，那么法令政令就能夠在百姓中施行無阻。

聖明君主治理天下，就好像造父駕御馬車：善於控制韁繩、調節轡頭來使馬兒步伐整齊和諧，通過他平和的吆喝來調節車輛的快慢；駕御馬車的法術熟諳於胸中，而竹鞭又緊緊地握在手裡；那韁繩的鬆緊，吆喝聲的高低，竹鞭的使用等無不傳達他的意旨，而馬兒也能領會他的意思。所以馬車的進退、轉彎都能符合規矩，取道上路多遠都能到達，可人馬不會感到精疲力竭，這都應當歸功於神奇的駕御術。所以說，王位和權力是君主的車輛；而大臣則是君主的駕車馬匹。身體還沒在車上坐穩，馬兒又不聽使喚，就開始啟動而不出車毀人亡的危險，從古到今好像還沒有過。所以車、馬不協調，即使是王良也不敢驅車上路；同樣君、臣不和諧，即使是唐虞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掌握駕御法術，使管仲、晏嬰的才智得以最大限度地施展出來；明確君臣名分，使盜跖、莊 蹻這樣的大盜也難以作亂耍奸。

趴在井欄朝著井水照臉，眼睛視力再好也不易看清自己的眼珠子；而用明鏡來照臉，臉上的毛孔和斑點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英明的君主耳目不勞累，精神不耗竭，物體來到時能看清它們的形象、事情發生了能應對它們的變化，不論遠近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條。因此不靠偶然的機會而遵循必然規律，所以無論做什麼事，都不會有失誤。

那優秀的駕御手，使馬兒的體形動作和車子協調一致，御手的心思想法又和馬兒溝通一致，那么就是經過險阻，到達遠方，進退轉彎，沒有不稱心的。反過來說，即使有騏驥、 騄駬這樣的良馬，但讓臧獲這樣的愚者去駕御，那良馬反而變得暴躁放縱起來，沒法控制它了。所以治理政務的官吏，不貴在其自身行為的正確與否，而貴在不能做壞事。所以說：“不要助長人的貪慾，但也不要壓抑人的正常要求；不要鼓勵人爭名爭利，但也不要人放棄合理的競爭。”這樣恰到好處，人慾能合理釋放，真正的公正合理之道才得以實行。才德皆佳的人按法度正確使用，才德欠佳的人也應放適當的位置使用，這樣，天下就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如果不是根據人的才能是否稱職，而是根據他人的非議或讚譽來評品人之優劣，拋棄勤於公職努力工作的人而任用結黨營私之徒，那么奇異之才就會躁進躋身處在與他才能不相稱的位置，忠於職守的官員反被堵塞而不得提拔晉升。這樣一來，全國的民間風氣就被搞亂，有功之臣也因不得提拔晉升而爭於朝廷。所以法律準則是君主用來控制下面群臣百官民眾百姓的，如果放棄不用，就好像不用韁繩嚼子、騎光背馬疾馳一樣，百官百姓反過來會戲弄君主。所以說君主有法術就可制御群臣百姓，不用法術或無法術就要被群臣百姓控制。吞舟的大魚，離開水面跳到陸上，就會被螻蛄、螞蟻欺侮，這是因為它離開了賴以生存的水域；猿猴離開樹林，就會被狐狸擒獲，這是因為它處在它不該處的地方。 統御臣民的君主如果放棄君主本應持守之道，去干涉下屬官員分內的事，這樣使下屬官員反而感到不好辦，以無為的態度來對待自己職能範圍內的事；而那些忠於職責的官員也只能順從君主的意願、看著君主的臉色行動以討君主歡心；他們也只得收藏起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智慧不用，反將自己分內的事，乃至責任全都推到君主身上。

在這種君主事必親躬、包攬一切的情況下，那些尊貴的卿相對於勤勞政事，通達事理的官員對於考察事理，驕橫放縱的官僚對於恭謹守職，勢必不如君主。君主不很好地運用群臣的才能而喜歡每事必親躬，就會每天傷透腦筋、背著所有的責任包袱無法擺脫。這樣，君主原本有限的統御群臣之術就在日常事務中被削弱，辦事處事就不能合理有效；君主每天陷於繁瑣具體的國務之中，就不能很好地控制掌握天下大事。君主的個人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君主的威嚴不足以施行懲罰，這樣就無法與群臣百官產生交往。還有，君主如果在內心世界產生喜怒情感，就會在外表神態、言語中表現出來，這樣使那些忠於職守的人偏離正道而轉到逢迎阿附君主，有些官吏就會出於私心破壞法律來順從不正之風，於是獎賞與功勞不相符合，處罰與罪行不相對稱，上下離心離德、君臣互相埋怨。所以執政官員阿附逢迎君主，那么當他們有過失時，君主就無法責備他們；而有罪不加以懲處，百官群臣就會議論紛紛心情煩躁而思想混亂，這時君主再有智慧也無法解決這些思想問題；當誹謗和吹捧風氣一旦滋生，君主再英明也無法照亮人們。不正本清源返回自然無為，那么君主是越辛勞而下屬百官是越安逸，這就像代替廚師宰殺牲口，取代木匠斫削木料。你與馬賽跑，筋骨跑斷也追不上馬；但坐上馬車手操韁繩轡頭，那么馬就不得不聽你的使喚，以至累死馬兒也是相當簡單的。所以讓伯樂去相馬、由王良來駕御，英明君主只須穩坐馬車廂里，無須親手駕御就能到達千里之外，這就是在於能利用他人的特長才智來作為自己馳騁的羽翼。

所以統御民眾的君主就該持清靜無為之道而守著根本，有治國平天下的才能而無個人貪慾偏好。君主要知道，處處想插手表現自我，那么讒佞就會產生；而有個人偏好貪慾，那么阿諛就會興起。過去齊桓公喜愛美食，易牙就蒸煮了他的長子獻給齊桓公以騙取寵信；虞國國君貪好璧玉良馬，晉獻公就用璧玉良馬來滿足他的欲望以便能借道進軍；西戎國王愛好音樂，秦穆公就用歌女誘惑使之丟失土地。這些均因國君好利貪慾而被人算計。所以只有從內心世界建立起某種信念，只要自我不變質，外界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將此拔去的。反觀物質世界：那火雖然熱得灼人，但水能潑滅它；金屬雖然堅硬無比，但火能銷熔它；樹木雖然結實，但利斧能砍伐它；水雖然漫溢滲透，但土能堵遏它；只有自然造化的東西才沒什麼能制服它。所以心中的慾念不外逸，就叫做把住了門戶，外界的邪氣不能入侵攻心，就叫做守住了關卡。心欲不外逸、邪氣不入侵，還有什麼事情不能節制？什麼事情不能成功？那才是不用然後能用，無為然後有力。人的精神勞累就會離散，耳目淫蕩精氣就會衰竭。所以得道體道的君主是熄滅慾火、拋棄雜意，以清靜無為來對付所有一切；他不替任何人說三道四，他不將他人的事務攬於手中；他只是按照各種名分來落實實際事務，使各種官吏完成各自分內的事情。任用他們而不瞎指揮，提出責職權益而不多下指令；以無法規定、無可奈何的“道”作為法寶，這樣百官群臣就能各守自己的崗位而盡心盡力了。

君主如果能掌握利用好權勢，那么對於教化民眾這點來說，就非常容易了。過去，無能的衛國君之所以能役使勇武的子路，就在於他掌握了權力的緣故；而平庸的齊景公和齊桓公能讓精明能幹的管仲、晏嬰做他們的臣子，也是因為景、桓兩公身處君位的緣故。這怯懦的制服勇武的、愚庸的制服聰明的，是因為怯懦、愚庸的身處地位要超過勇武聰明的。所以樹枝不能大於樹幹、樹梢不能強於樹根，這樣大的重的就能夠制約小的輕的；就像五指屬於臂控制，手指的搏拉抓取十分敏捷靈巧，沒有不隨心所欲的，這就是說小的屬於大的控制。正因為這樣，誰獲得重要位置、有利形勢就顯得很重要，這樣他儘管掌握持有的很小，但所能勝任的卻很大；他儘管掌握守持的很小，但所能掌握的卻很廣。因此，十圍粗的木柱，卻能支撐千鈞重的房屋的重量；五寸長的插銷，卻能控制大門的開關。這難道是木柱和插銷的粗細長短足以勝任房屋重量和大門開關？不是的，而是因為它們處的位置太重要關鍵了。孔丘和墨翟研究先聖的學問、通曉六藝的理論，但是後來繼承傳播他們的言論思想、親身實踐他們的志向、仰慕追隨他們的義理和風格，並為他們奔走效勞的門徒只不過數十人。假使孔丘和墨翟處在天子的位置，那么天下儒、墨的門徒就不是數十個人了，可能天下到處都是儒、墨的門徒了。楚莊王為文無畏在宋國被害而感到悲傷，並為之揮袖而起，領兵攻打宋國，一路上跟隨前往的追隨者接連不斷，浩浩蕩蕩攻到宋國都城、並取得勝利，這一切因為楚莊王掌握權勢而導致的。楚文王喜好戴獬豸冠，使楚國人都仿效他；趙武靈王佩著貝帶、戴著砫砮冠上朝，整個趙國人都被他同化。假如楚文王、趙武靈王只是一個平民百姓、處平民百姓的地位上，即使也戴著獬豸冠、佩著貝帶、戴著砫 砮冠而上朝，就不免被人恥笑了。

在整個社會中，能夠自覺愛好善良，樂意正派，不靠禁令懲罰而就能遵守法規的老百姓，大概是一萬人當中也沒有一個。因為這樣，所以君主發布法令就應堅決、實行就應堅定，服從者就讓他得到好處，違逆者就叫他遭殃，這樣，轉眼功夫，天下就沒有不遵守法規的了。所以如果手握劍鋒，將劍倒著迎戰敵人，即使是像北宮子和司馬蒯蕢這樣的勇士恐怕也難以去與敵人交戰；而手握劍柄、以劍鋒對準敵人，即使是武功平庸的人也能戰勝敵人。這也可以這樣講，如果讓烏獲、藉蕃這樣的大力士去牽拉牛尾巴，你就是將牛尾巴拉斷，這牛還是不聽你的話，原因是在於你違逆了牛的本性；如果你用手指粗細的枝條貫穿牛的牛鼻，這樣即使是弱小的五尺牧童也能牽著牛週遊天下，使牛服服帖帖，原因是順應了本性。七尺船槳能夠控制船隻的左右方向，是由於憑藉水的作用力；天子君主發號施令能夠令行禁止，是依靠民眾的勢力。

能夠堵塞防止危害民眾的事，開發推行有益於民眾的事，這樣君主的威信，就像挖開池堤池水暢通灌溉田地一樣深入人心。所以說順流而下是很容易到達目的地，背對著風奔跑是容易跑得遠的。齊桓公登基執政，下令不許畜養食肉的猛獸和吃糧食的鳥兒，撤除捕捉動物的網羅，僅這三項措施實施就使百姓心悅誠服；而殷紂王殘殺王子比干就使骨肉間產生怨恨，斬斷早晨趟水過河人的脛骨就引起萬民叛亂，僅這二項罪行就使他丟掉了天下。所以君主的義舉，用不著使天下所有人同時都獲得利益，而其中只要有一人得利獲益，就能使天下人從中受感化；紂王的暴行，並沒有使天下所有人同時受害，但只要殘害了一人，天下人就會離心背叛。所以齊桓公靠辦三項事件便九次會合諸侯；殷紂王只做二件蠢事就遭滅亡，此時想做名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所以君主的一舉一動都不可不慎重。君主要向人民徵收賦稅，一定要事先盤算一下年成好壞，估計一下人民手中的積蓄，弄清百姓是飢還是飽、有餘還是不足，做到心中有數，然後才酌情徵收供君王車馬衣食所需的賦稅。高聳的樓台、層疊連片的榭屋和宮室，十分壯觀漂亮，但是老百姓還擠在土房窄屋裡棲身，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住入這些華麗的宮室樓台里為快樂；肥砵醇厚、甘甜酥脆的酒食，也十分味美可口，但是老百姓還過著糟糠粗糧都吃不上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享用這些美味佳肴為甜美；安適的床榻、細軟的席墊，也十分舒適，但是老百姓還過著戍守邊境、遭受危難、戰死野外、屍骨暴露的日子，那么英明的君主就不會以寢臥舒適為安適。所以古時候的君主，他對百姓的痛苦而擔憂、悲傷，只要國家裡有挨餓的人，他就不會對食物挑東揀西；只要國家中還有挨凍的人，他就不會身穿裘皮；只有當年成豐收百姓富足時，君主才懸掛鐘鼓、陳設乾戚，君臣上下與民同樂，國家因此無一人悲哀。

所以，古代製造銅鐘、石磬、簫琴，是用來表達快樂之情的；製造兵器、鎧甲、斧鉞，是用來表示憤怒的；制定祭祀、應酬禮節，是用來傳遞互相友善、喜悅的；而穿喪服系麻繩著草鞋、捶胸頓足號啕痛哭，是為了表述哀悼之情的。這些喜怒哀樂之情，都是發自內心世界，又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現出來。到了亂世昏主，搜刮民脂民膏時不顧百姓的承受力、聚斂財富時不看百姓的家底積蓄，民眾從事的男耕女織根本無法供給上面君王的奢求，這樣導致民力疲乏，財源枯竭，君臣互相怨恨。因此人民是被弄得唇焦舌燥、心急火燎，吃了上頓沒有下頓，在這樣一種生活狀態下卻去撞擊大鐘、擂擊響鼓、吹奏竽笙、彈撥琴瑟，就好像是披戴盔甲進入宗廟祭祀神靈、穿著細軟華麗的錦衣出征打仗一樣，完全失去了原本制定音樂的目的了。

百姓維持生計主要靠農業生產，一個男性勞動力所耕種的土地不過十畝，中等土質的地一年每畝收穫不過四石。妻子兒女老老少少都靠這些收穫過日子，有時還要碰到水旱蟲災，就無法繳納賦稅供給政府朝廷的車馬軍隊的費用。由此看來，人民百姓的生活也夠令人憂愁的。全國可耕種面積，按三年耕種積餘一年糧食來計算，九年只有三年積蓄，十八年則有六年的儲備，二十七年就有九年的儲備積累。這樣如遇水旱蟲災，人民百姓就不至於陷入困境流亡逃荒。所以，一個國家如無九年的儲備積累，就叫不足；一個國家如無六年的積蓄儲備，就叫憫急；一個國家如無三年的積蓄，就叫窮乏。正因為這樣，有的英明君主，取用民財知道節制，自己消費知道限制，這樣就能承受天地的施予和奉養，而不至於會遭受饑寒的災難。反過來，如果是貪婪殘暴的君王，那么他可能是不停地騷擾百姓，侵奪吞沒百姓的財物以滿足他的無窮貪慾，這時，百姓們就無法承受天恩地德所賜的福利。

食是人民的根本；而人民又是國家的根本；國家則是君主的根本。知道這道理，治理國家的君主就應上循天時、下盡地財、中用民力，這樣萬物就能順利生長，五穀就能繁茂生長。君主還應指導人民養育六畜，按季節種植各種樹木植物，致力於農業耕種，發展桑麻業，按各種不同肥沃貧瘠的高原山地來種植相宜的農作物。而對那些丘陵險地及不能種植五穀的地域，則種以竹木，春季可以砍伐枯林，夏季可以摘收瓜果，秋季可以積蓄蔬菜雜糧，冬季可以砍伐薪柴以供民用。因此，活著不會缺少用品，死後不至於拋屍荒野。所以，先王治國的方法是：畋獵時不得殺絕成群的野獸，不捕捉幼小的麋鹿，不放乾池湖之水而捕魚，不焚燒森林打獵。不到能捕殺弱獸的時間，不讓在野外設定捕捉的羅網；沒到水獺捕捉魚群的時間，不得在水中撒網；不到老鷹隼鳥捕殺兔等食物的時間，不得在山谷安裝羅網；草木還沒凋落之前，不許進山林砍伐；昆蟲還沒開始蟄伏之前，不準放火燒荒。不準捕殺懷胎的母獸，不準掏取孵化著的鳥蛋，不許捕撈長不足一尺的魚，不得宰殺不滿一年的幼豬。正因為這些規定，保護了生態環境，所以草木生長如氣一樣蒸蒸升騰，禽獸歸山如泉水一樣奔流，飛鳥入林如煙雲聚集，所有這些均歸功於君主保護生物的措施得當。所以先王執政理事，雨季將到之時就要農民修整田疆；蝦蟆鳴叫燕子歸來之時就組織勞力修整道路；陰氣降臨百川之時就發動民眾修建橋樑；黃昏張星宿位於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植穀物；大火星宿位於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播種黍豆；虛星宿位於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抓緊種好越冬麥子；昂星宿位於正南方中天的時候，就要做好收斂儲藏、砍伐薪柴以便過冬。這些政令，上告蒼天，祈求保佑，下達萬民，令其實施。先王之所以能順應天時，處事周全，富國利民，使國庫民囤財物充盈，讓遠方異族歸順，是因為他的道性完備的緣故。這道性不能顯現目見，但能付之履行；想使百姓得利獲益不忘於心，這樣這道性的器官功能就自然具備了。人心對於人體的九竅四肢來說，儘管它（人心）不能代替九竅四肢這樣具體器官的功能，但手腳的一舉一動和耳目的視聽都以心為主宰，並不忘心給予它們的主宰作用和好處。所以堯帝心地善良，眾人的心地也隨之善良起來；夏桀心狠手辣胡作非為，眾人也就隨之為非胡亂起來。善行積累則功業告成，惡貫滿盈則禍害來臨。

聖明之人所具備的條件，是這樣的：考慮問題要細緻，處事要謹慎，同時胸襟要開闊，志向要遠大；智謀要圓通靈活而品行要端正；才能要廣泛多樣而處事要簡約。所謂心要細，是說要在禍害尚未發生或形成之前就要有所預見而加以防備，警惕和謹慎地對待可能會出現的過失及萌芽狀態中的危險，不敢放鬆自己的思想。所謂胸襟開闊，志向遠大，是說能兼容所有的諸侯國，統一四方邊遠的異邦，庇護恩及天下百姓，讓他們親密聚合如同一個宗族的人；無論是和你一致的還是和你不一致的人，都要能將他們團結在你的身邊，就像車輻聚合在車轂周圍一樣。所謂智謀圓通靈活，是說智慧如圓環那樣反覆運轉、始終無端；像江河那樣到處奔流，四面暢達；又像深淵泉水那樣永不枯竭；這樣萬物因此興盛，沒有不回響隨從的。所謂品行端正，是說站得直、不彎腰屈服，樸素潔白而不受污染；窮困時不改變操守，通達時不放縱自滿。所謂才能廣泛多樣，是說文武具備，動靜符合法度，舉止恰如其分，沒有阻礙和牴觸，沒有不完全適宜的。所謂處事簡約，是說掌握權柄、運用權術，以簡約駕馭繁瑣、以少制多，處靜執中，如同璇樞掌握斗柄運轉一樣，以一合眾，就像符節相合。所以心細謹慎者就應將錯誤禁絕於微細萌芽中，胸襟開闊、志向遠大者就應無所不容，智謀圓通者就應無所不知，品行端正者必有所不為，才能廣泛者必無事不能，處事簡約者必持簡要原則。

古代天子上朝聽政，有公卿正面進諫，博士朗誦讀歌，樂師規勸告誡，平民百姓的街市議論由有關官吏報告君主，史官記載天子的過失，宰臣減少天子膳食以示思過，儘管這樣，天子對這些監督仍嫌不足。所以堯設定供進諫者敲擊的鼓，舜樹立了供人們書寫意見的木柱，湯設立了監察官員，武王備用了警戒自己謹慎的搖鼓，哪怕出現細微的過失，他們都已做好了防備的措施。這些聖人明主，對於善事，無論有多小也必定去做；對於過失，不管有多小也一定去改。所以，堯、舜、禹、湯、文王、武王，都能心胸坦蕩而稱王擁有天下。在那個時候，君主飯前要先擊鼛鼓，飯畢演奏完《雍》樂後再撤席，用過飯後還要祭灶神；他們辦事處事時不用巫祝通鬼神，而鬼神卻不敢作祟，山川之神也不敢為禍作亂，這可以稱得上最可貴的德政了。但是他們仍然戰戰兢兢，一天比一天謹慎小心。由此看來，聖人君主是多么地小心啊。《詩經》說：“就是這位周文王，言行謹慎小心，心胸光明地事奉上帝，給國家百姓帶來很多福利。”說的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武王討伐紂王，打開巨橋糧倉將糧食分發給百姓、將鹿台府庫里的錢財分發給民眾；同時修整忠臣比干的墳墓，在商容的故里表彰商容的賢德，朝拜商湯的宗廟以示敬仰，並解除對箕子的囚禁；讓人們都返回家園，耕種自己的田地；沒有故舊、新人之分，只要賢能就親近他們，任命使用的並不都是他自己原有的親信舊臣，但安然地如同本來就擁有他們一樣，使他們能像原有的親信舊臣一樣各安其位。由此看來，聖人君主的胸懷是多么地博大啊、志向是多么地遠大啊。文王全面考察先王施政的得和失，廣泛地研究以往治國的是和非，堯舜之所以昌盛、桀紂之所以滅亡的教訓，都記錄在冊存放明堂以供借鑑。然後廣泛求教、集思廣益，以便能處理應對所碰到的天下大事。由此看來，聖人君主的智謀是多么地圓通啊。周成王、周康王繼承文王、武王的事業，恪守祖宗留下的制度成法，研究觀察前人存亡的事跡，看清了成敗演變的規律，不合乎道的話不說，不符合義的事不做，一言一行都不隨隨便便，有所選擇後才去做。由此看來，聖人君主的品行是多么地端正啊。孔子算得上通才，他的智慧超過萇弘，勇力壓倒孟賁，腿腳靈敏能追上野兔，力氣能舉起城門閂門的橫木，他的才能夠多的了。然而孔子的勇力並不為常人所知，孔子的技藝也並不為人們所了解，他專門推行政教之道，終被人們尊稱為“素王”，可見他的處事原則是強調簡約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被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被臣下殺掉的國君有三十六，孔子收集善事、隱去醜事，編寫《春秋》以弘揚王道，其中闡述的理論也夠廣博的。然而孔子在宋國被人圍困，卻面不改色、弦歌不停，身臨死亡境地、遭受患難危險，仍根據義理行事而心無恐懼，這說明孔子對命運的理解也相當透徹的。到孔子擔任魯國司寇時，處理案件訴訟總能謹慎決斷。著述《春秋》，又不言及鬼神、也不敢專任己意主觀臆斷。聖人的智慧已經夠多的了，再加上他處事簡約，所以使他的事業興旺發達；而那些愚蠢的人，智慧本來就少，卻又喜歡捲入過多的繁瑣事務，處事又不簡約，所以一舉一動均行不通辦不成。正因為這樣，所以智慧不如孔子墨子的吳起和張儀，卻想使大國君主互相爭鬥，結果導致自己被車裂肢解。所以，憑著正道實施教化，則容易且一定能成功；以邪道欺矇世人，則困難且必定要失敗。大凡想在天下實施自己志向、卻又捨棄容易且一定能成功的簡約方法、而選擇採用繁瑣困難且必要失敗的方法的，都是由愚昧惑迷所造成的。這上述講的六種相成相反的處事原則，不可不察呀。

全面了解萬物而不知道社會人情世故，就不能叫做“智”；普遍地愛護各種生物而不愛護人類本身，就不能叫做“仁”。所謂“仁”，就是要愛護人的同類；所謂“智”，就是不可糊塗。仁慈的人，雖然有時不得不割愛，但他那不忍心的神色還是會流露出來。聰慧的人，雖然有時碰到煩難之事，但他那聰慧的心志還是會呈現出來。心地寬厚的人能經常反躬自省，自己所不願意的，就不會強加給別人；由近而知遠，由己而知人。這就是仁智結合運用的結果。對小的毛病加以管教，是為了使他大了有出息，對小的錯誤加以責罰，是為了使他大了能安寧，只是出於愛護同情之心才推行這種做法的，也就是智者的決斷做法。而一味講仁的人是難以做到這點的。所以仁和智有時是錯開有矛盾的，有時又結合相一致的。仁和智結合，就是正道做法，有時仁和智錯開不相合，就是權變做法。這兩者的含義則是一樣的，都是出於知人愛人。

一般官吏遵守法度，而一般君子則受義制約。如果光遵守法度而不講道義，就像一般的官吏那樣，是沒有資格主持國家大政的。耕作農田之事是相當辛苦的，紡紗織布之事也是相當麻煩的，但老百姓就是在這辛苦麻煩中也不放棄耕織，是因為他們知道只有靠耕織才能過日子。吃飯穿衣是人之常情，而要獲得衣食的途徑只能從事耕織，這道理平民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還知道，這種耕田織布像其他事物一樣，開始時是辛苦麻煩，但最終是會獲利的，然而在眾多蠢人中間能明白這一點的人是很少的。事情可以變通靈活處置的方法很多，然而蠢人能變通靈活處置事情的很少。這也就是愚蠢人之所以多災多難的原因。事物所具備的物性，聰明人也都具備；事物可以變通，聰明人也都能靈活變通。這也就是聰明人之所以順順利利的原因。所以聰明人往往是先處逆境而後順遂如意，愚蠢人常常是開始得意高興而後悲哀痛苦。

所以你告訴他今天干什麼便能成功享受榮華富貴、明天再考慮怎樣做合符道義的事，他很能聽得進；但你告誡他應該先做些合符道義的事，以後再考慮享受榮華富貴，他就很難聽得進你的話。這就是愚蠢人之所以愚蠢的地方。當問盲樂師：“潔白的顏色是怎樣的？”他會說：“就像潔白的絲綢那樣。”又問：“黑色是怎樣的？”他會說：“就像熟透的桑葚一樣。”但你真的拿出白與黑兩種顏色的東西叫他分辨，他就無法分辨了。這是因為分辨白與黑靠眼睛，而說出白與黑則靠口，盲樂師可以用口來描述白與黑色，但無法用眼來辨別白與黑，所以當他用口描述白與黑時，其能力與常人一樣；但當他要用眼睛來辨別白與黑時，其能力就與常人不一樣。在家孝順父母，外出做官忠於君王，這道理無論是聰明人愚蠢人、賢德者不肖者都知道是合符道義的，但要他們講清楚怎樣盡孝盡忠、為何要盡孝盡忠，那就很少有人能做到這點。大凡人們考慮問題，總是首先認為可行的，然後才去實施，但最後的結果是，有人收到預期的效果，有人卻沒有收到預期效果，這是由於聰明和愚蠢所造成的。

就人的本性來說，沒有比仁更珍貴的、沒有比智更重要的。將“仁”作為主體，用“智”去實施它；這樣以“智”、“仁”作為基礎根本，再加上勇力和辯才，處事迅速勤快、靈巧機敏，聰明地審察分析，這樣就集中了所有長處，十分完美了。如果自身的才能沒有多少，卻學會了一些雕蟲小技，又沒有仁和智來作為主幹表現在外，而擁有的上述這些“捷疾、劬錄”等，只會增加它的危害性。所以不“仁”卻勇武有力、果斷敢為，就會像瘋子握利劍一樣，後果難測；沒有“大智”卻能言善辯、機敏乖巧，就會像騎著駿馬馳騁而漫無目標。所以雖然有才能，但使用不當，所處不適宜，那就會被用來助長虛偽、粉飾錯誤，這樣，所具有的技藝多還不如少些好。所以不仁且有野心者，是不能讓他獲得有利地位、處有利形勢的。而那些天質愚笨者，是不能授予重要權力的。

魚得到水才能游得快樂；如果池塘決口水乾涸，脫離了水的魚就可能被螻蛄螞蟻所吞食。所以要有人負責修理池塘堤防，補好缺口，這樣魚就能得水而獲利。國家有賴以生存的東西，人也應有賴以生存的東西。這國家賴以生存下來的東西是“仁義”，而人賴以生存的東西則是“行善”。一個國家一旦到了不講“仁義”，那即使大國也必亡無疑；一個人一旦沒有了“善心”，就是勇武有力也必定會受到傷害。治理國家是上面君主的事，一般人難以參與；而在家孝敬父母、順從兄嫂、取信朋友這些事卻用不著君主發布命令就可去做的。撇開自己所能做、所應做的事，而要求自己去做那些自己無法控制的、自己不應做的事，這實際上是違背了事理。士人處在卑微隱逸的地位時，要想上進有所表現，必須首先從自我修身養性做起。所以進取為官是有門道的，你如果名氣聲譽不佳，還是不能被選中任用的。同樣獲取名譽也是有門道的，如果你不能取信於朋友，也是難以獲得好聲譽的。同樣取信於朋友也是有門道的，你在家侍奉孝敬父母都不能讓父母愉悅，那又怎么會使你在交朋友中取信於友？能讓父母愉悅舒坦也是有條件的，你自身的修養都不真誠，又怎么能侍奉好父母雙親？同樣，修身真誠也是有準則的，如果心不專一，就難以做到心性真誠。上述這些做人的道理相當淺易，並且就在你的身邊，就看你是做還是不做；但有些人卻要到遠處去尋找這些道理，所以總是無法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