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
夫損益殊途,質文異政。或尚權以經緯,或敦道以鎮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違。何以明之?
(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非曰)《語》曰:“士見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是曰)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古語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
(非曰)《呂氏春秋》曰:“夫人以食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杜恕曰:“夫奸臣賊子,自古及今,未嘗不有。百歲一人,是為繼踵;千里一人,是為比肩。而舉以為戒,是猶一噎而禁人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
(是曰)孔子曰:“惡訐惡以為直。”
(非曰)管子曰:“惡隱惡以為仁者。”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臼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料其數,而系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宏也。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也。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
(是曰)《越絕書》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
(非曰)《漢書》曰:“大行不細謹,大禮不讓辭。”
(是曰)黃石公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
(非曰)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後王業隨之。”
(是曰)《傳》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語》曰:“禮義之不僭,何恤於人言?”
(非曰)《語》曰:“積毀銷金,積讒磨骨,眾羽溺舟,群輕折軸。”
(是曰)孔子曰:“君子不器,聖人智周萬物。”
(非曰)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載形,聖職教化。”
(是曰)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非曰)孔子曰:“晉重耳之有霸心也,生於曹衛;越句踐之有霸心也,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覆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
(是曰)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現,故以鏡觀面;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非曰)老子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是曰)唐且曰:“專諸懷錐刀而天下皆謂之勇,西施被短褐而天下稱美。”
(非曰)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緆,則行者皆止。由是觀之,則玄緆,色之助也。姣者辭之,則色厭矣。”
(是曰)項梁曰:“先起者制服於人,後起者受制於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非曰)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又曰:“始禍者死。”《語》曰:“不為禍始,不為福先。”
(是曰)慎子曰:“夫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及至南面而王,而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物,而勢位足以屈賢矣。”
(非曰)賈子曰:“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耳,而民必勝之矣。故紂自謂天王也,而桀自謂天父也,已滅之後,民亦罵之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
(是曰)漢景帝時,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人,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非曰)黃生曰:“冠雖蔽,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君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
(是曰)太公曰:“明罰則人畏懾,人畏懾則變故出;明賞則人不足,人不足則怨長。故明王之理人,不知所好,不知所惡。”
(非曰)文子曰:“罰無度則戮而無威,賞無度則費而無恩。”故諸葛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是曰)文子曰:“人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國家多難;人君好色,而國家昏亂。”
(非曰)秦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以遠思慮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是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
(非曰)曹子建曰:“舍罪責功者,明君之主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三略》曰:“含氣之類,皆願得申其志,是以明君賢臣,屈己申人。”
(是曰)《傳》曰:“人心不同,其猶面也。”曹子建曰:“人各有好尚。蘭芷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鹹池有六英之發,眾人所樂,而墨子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非曰)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是曰)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非曰)古語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是曰)《語》曰:“忠無不報。”
(非曰)《左傳》曰:“亂代則讒勝直。”
(是曰)韓子曰:“凡人之大體,取捨同則相是,取捨異則相非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
(非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語》曰:“一棲不兩雄,一泉無二蛟。”又曰:“凡人情以同相妒。”故曰:“同美相妒,同貴相害,同利相忌。”
(是曰)韓子曰:“釋法術而以心理,堯舜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以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則萬不失矣。”
(非曰)《淮南子》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堅者,弓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杜恕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
(是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應敵。《左傳》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非曰)《左傳》曰:“士蒍謂晉候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仇焉;無戎而城,仇必保焉。”《春秋外傳》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人。夫備預,有未至而設之(修國備也。預備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若救火、療疾,量資幣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人未有患,輕而重之,離人匱財,是以召災也。)。周固瀛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人以佐災,無乃不可乎!’”
(是曰)《左傳》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
(非曰)晉楚遇於鄢。範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而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是曰)《三略》曰:“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恩施而附於下。”
(非曰)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欲使其少子裝黃金千鎰往視之。其長男固請,乃使行。楚殺其弟。朱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是長與我俱,見苦為生之難,故重其財。如少弟生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其財所從來,固輕棄之。今長者果殺其弟,事理然也,無足悲。”
(是曰)《語》曰:“祿薄者不可與入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慎子曰:“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祿不厚者,不與入難。”
(非曰)田單將攻狄,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弗能下也。何者?昔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而杖插,為士卒倡。此所以破燕。今將軍東有液邑之奉,西有蕢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後果然。
(是曰)《語》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非曰)《語》曰:“交接廣而信衰於友,爵祿厚而忠衰於君。”
(是曰)《春秋後語》曰:“楚春申君使孫子為宰。客有說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賢人也,而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為君危之。’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
(非曰)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其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賢人也,君何為辭之?”春申君又曰:“善。”復使人請孫子。
(是曰)韓宣王謂摎留曰:“吾兩欲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闞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力寡者,又藉於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主命;或外為勢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又曰: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文子為衍說魏王曰:“不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百步。今王以衍為可使將,固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之道。牛馬俱死而不成其功,則王之國傷矣。願王察之。”
(非曰)傅子曰:“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鼎釜乎其間,釁之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天下之物,為水火者多矣。何憂乎相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
(是曰)陳登為呂布說曹公曰:“養呂布,譬如養虎,常須飽其肉,不飽則噬人。”
(非曰)曹公曰:“不似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人用,飽則揚去。”
(是曰)劉備來奔曹公,曹公以之為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曹公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召俊傑,猶懼其未來也。今備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己而害之,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者?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曹公曰:“善!”
(非曰)傅子稱:郭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志而甚得眾心,關侯、張飛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以嘉觀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曹公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
(是曰)《家語》曰:子路問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也。昔東夷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婚,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矣。倉吾嬈(音奴鳥反。)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讓之讓也。今子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以非為是乎?”《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書》云:“事弗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
(非曰)趙武露王欲胡服,公子成不悅。靈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禮者所以便事。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人而厚其國。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毆越之人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犬戎之國也。故禮服莫同,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謀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謀可以便其禮,不法其故。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離教,況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邇之服,賢聖莫能同。窮鄉多異俗,曲學多殊辯。今叔父之言,俗也。吾之所言,以制俗也。叔父惡變服之名,以忘效事之實,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遂胡服。
(是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非曰)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是曰)李尋曰:“夫以喜怒賞誅,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平。善言古者,必有效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設上農夫欲令冬田,雖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於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非曰)太公謂武王曰:“天無益於兵勝,而眾將所拘者九,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而幸於天,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於時,敵人怯弱不敢擊而信龜策,士卒不勇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地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決勝敗。故明將不法。”司馬遷曰:“陰陽之家,使人拘而多忌。”范曄曰:“陰陽之道,其弊也巫。”
(是曰)翼奉曰:“治道之要,在知下之邪正。人誠向正,雖愚為用,若其懷邪,智益為害。”
(非曰)夫人主莫不愛己也。莫知愛己者,不足愛也。故桓子曰:“捕猛獸者,不令美人舉手;釣巨魚者,不使稚子輕預。非不親也,力不堪也。奈何萬乘之主,而不擇人哉?故曰:夫犬之為猛,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有猛犬之故。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為其主慮酒酸之患者,智不足也。”
(是曰)《語》曰:“巧詐不如拙誠。”
(非曰)晉惠帝為太子,和嶠諫武帝曰:“季世多偽,而太子尚信,非四海之主,憂不了陛下家事。”武帝不從,後惠帝果敗。
(是曰)《左傳》曰:“孔子嘆子產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而不為功。慎辭也哉!’”《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非曰)漢文帝登虎圈,美嗇夫口辯,拜為上林令。張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曰:“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弊,徒文具耳!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之間,不可不審。”帝乃止。
(是曰)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諷諫何異?”
(非曰)揚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以諷帝。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類俳優,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
(是曰)《淮南子》曰:“東海之魚名鰈(音士盍反。與床榻字同。),比目而行;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更候;南方有鳥,名曰鶼(音兼),比翼而飛。夫鳥獸魚鰈,猶知假力,而況萬乘之主乎?獨不知假天下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豈不痛哉?”
(非曰)狐卷子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兄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況君之欲治,亦須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是曰)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
(非曰)孔子厄於陳蔡,子路慍,見曰:“昔聞諸夫子,積善者,天報以福。今夫子積義懷仁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耶?則伯夷、叔齊為不餓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耶?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耶?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耶?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
(是曰)神農形悴,唐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乾湯,呂望鼓刀而入周,墨翟無黔突,孔子無暖席。非以貪祿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人之害。
(非曰)李斯以書對秦二世云:“申子曰:‘有天下者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桎。’若堯舜然,故謂之‘桎’也。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謂之‘桎’者,不亦宜乎?”
(是曰)《論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魏文侯受藝於子夏,敬段乾木,過其廬,未嘗不式。於是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國人稱仁,上下和洽,未可圖也。”秦王乃止。由此得譽於諸侯。
(非曰)韓子曰:“夫馬似鹿,此馬值千金。今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處士不為人用,鹿類也。所以太公至齊而斬華士,孔子為司寇而誅少正卯。”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否,還報曰:“可攻也。其君好見岩穴之士、布衣之人。”主父曰:“如子之言,是賢君也,安可攻?”李疵曰:“不然。夫上尊岩穴之士,則戰士怠;上尊學者,則農夫惰。農夫惰則國貧,戰士怠則兵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何待?”主父曰:“善。”遂滅中山。
(是曰)《漢書》曰:陳平云:“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亡,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玄孫坐酎金失候。
(非曰)後漢范曄論耿弇曰:“三代為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崇也?”
(是曰)《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
(非曰)孫子為書謝春申君曰:“鄙諺曰:‘厲人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審察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圖私,以禁誅於己也。故殺賢長而立幼弱,廢正嫡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圉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病,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率其黨而攻莊公,莊公走出,逾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近代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廟梁,宿昔而死。’夫厲雖腫胞之疾,上比前代,未至絞纓、射股也;下比近代,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厲雖憐王,可也。”
(是曰)《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莫大於聖人。”
(非曰)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教之,則並與仁義以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智耶?故逐於大道,揭諸侯,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是曰)《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非曰)《易》曰:“窮則變,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太史公曰:“鄙人有言:‘何知仁義?以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眨王;跖蹺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非虛言也。今拘學成,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代,豈若卑論儕俗,與代沉浮而取榮名哉?”
(是曰)東平王蒼曰:“為善最樂。”
(非曰)《語》曰:“時不與善,己獨由之。”故曰:非妖則妄。
(是曰)龐統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於才,時人怪而問之。統曰:“當今天下大亂,正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則聲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代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非曰)《人物誌》曰:“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而美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伐一而並失。由此觀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讓敵者,勝之也。是故,郄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於出奔;藺相如以回車取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鬥取賢於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
(是曰)《孝經》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
(非曰)酈生落魄,無以為衣食業。陳蕃云:“大丈夫當掃天下,誰能掃一室?”
(是曰)公孫弘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自理,知所以自理,然後知所以理人。天下未有不能自理而能理人者也。此百代不易之道。”
(非曰)《淮南子》曰:“夫審於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今人才有欲平九州、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合之禮,修鄉曲之俗,是猶以斧剪毛,以刀伐木,皆失其宜矣。”
(是曰)商鞅謂趙良曰:“子之觀我理秦,孰與五羖大夫賢乎?”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飯牛。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今君之見秦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
(非曰)《史記》曰:“藺相如因宦者繆賢見趙王。”又曰:“鄒衍作《談天論》,其語宏大不經,然王公大人尊禮之。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持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輔湯以王;百里奚飯牛,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鄒衍其言雖不軌,亦將有牛鼎之意乎?
(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陳留蔡伯喈以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宜先仲舉而後元禮。
(非曰)姚信云:“夫皋陶戒舜,犯上之徵也;舜理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庭諍,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若犯上為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當勝於吳、鄧乎?”
(是曰)《史記》曰:“韓子稱:‘儒者以文亂法,而俠士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季次,孔子弟子,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議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岩,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奚飯牛,仲尼厄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近代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者耶?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代,不同日而論矣。曷足小哉!”
(非曰)《漢書》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庶人,各有等差。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子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越職有誅,侵官有罰。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出自諸侯。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固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彰名天下。扼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郭解、劇孟之徒,馳鶩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覬而慕之,雖陷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好惡,齊之以禮法,人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微,竊殺生之權,其罪也,不容於誅矣!”
(是曰)《尸子》曰:“人臣者,以進賢為功;人主者,以用賢為功也。”《史記》曰:“鮑叔舉管仲,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也。”
(非曰)蘇建常責大將軍青曰:“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觀古今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為將如此。
(議曰:此一是一非,皆經史自相違者。)
班固云:“昔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諸家之術,蜂起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猶火水相滅,亦能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事雖相反,而皆相成也。”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之謂也。
譯文
廢除和增加是變革法令制度的兩種不同的方法,而仁義和禮樂是推行政治統治的兩種不同的方針。有的人崇尚用權力謀略來治理國家,有的人推崇用道德教化來安定百姓。因此,前代眾多思想家、史學家和典籍中留下的方方面面的理論觀念,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出一正一反的論述。如何來說明這一現象呢?下面就試以正反對照的方法來一一列舉之。
[正方:]《詩經·大雅》說:“既能明了善惡,又能辨別是非,才能確保全全。”《周易》說:“天地之間最偉大的德行就是愛惜生命。”
[反方:]《論語》說:“有教養的人遇到危險應當捨身赴難,見義勇為。”
又說:“君子只有勇於犧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沒有因貪生怕死而害仁的。”
[正方:]管子說:“如果現實生活使人困惑,就應看看古人;如果想預知未來,就應讀讀歷史。”古語說:“與死去的人患同樣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與滅亡的國家執行同樣的政治路線,是不可不亡國的。”
[反方:]《呂氏春秋》說:“見有人因吃東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所有人吃東西,荒謬呀;見有人因乘船不小心淹死了,就禁止天下的人都不乘船,荒謬呀;見有人因戰敗而亡國,就取消天下所有的軍隊,荒謬呀。”三國時魏國的名臣杜恕說:“奸臣賊子,從古到今,不是說沒有,可是如果百年出一個,就認為是接踵而來;千里遇上一個人,就認為是並肩同行,並以此作為舉薦人材的戒條,這就如同因為有人噎死就禁止大家吃東西一樣,噎死的人雖然不多,但是餓死的人就多了。”
[正方:]孔子說:“敢憎恨那些揭發別人陰私的人,才是正直無私的人。”
[反方:]管子說:“敢憎恨那些隱瞞別人惡行的人,才是有仁愛之心的人。”三國時魏國的大臣曹羲說:“世人所說的替別人掩蓋惡行、宏揚善舉,是君子最高的行為準則;保護、宣傳共同的愛好,是朋友之間最深摯的情誼。
這種說法,不過是市井俗人的胡說罷了。其目的在於把愛憎相同的人互相詆毀對方當作有共同語言。所以這類集中起來的街談巷議根本就不是誠實公正的真理。世上的讀書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據隻言片語來下結論,因此善惡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亂往往是這樣造成的。朋友之間不分是非,什麼事都一味的隨聲附和,這樣一來,失敗的種子就必定會從中萌發。
當然,對任何事情,不管是發表看法,還是評論得失,都要以求實的精神為準則,大可不必相互苛求,相互指責。相知的朋友要以平等不欺的態度作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隨聲附和當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達明志的人,只要大的原則一致,並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靈相通,並不在乎言語的一致。
[正方:]《越絕書》說“賣弄姿色的女子不貞潔,誇耀自我的士子不守信。”
[反方:]《漢書》說:“成大事的人不必拘泥小節,行大禮的人無須小心謙讓。”
[正方:]黃石公說:“土地貪圖得太多,種不過來就會荒蕪。追求仁德廣施於天下,國家才會強大。保護好自己擁有的東西,能使人安分守己,貪圖別人有的東西,就會發生殘暴的行為。殘暴的政治統治,雖然能成功一時,但終究會失敗。”
[反方:]戰國時秦國大將司馬錯說:“要想使國家富強,必須擴充領土;要想軍隊強大,必須使人民富有;要想稱王統治天下,必須推行德政。這三個條件具備了,才能成就王業。”
[正方:]《左傳》說:“只要心裡純潔無邪,又何必擔憂沒有歸宿呢?”
《論語》說:“只要禮義上不出差錯,又何必害怕別人說三道四呢?”
[反方:]古語說:“誹謗不實之詞太多了,金子也會被熔化。誣諂不實之詞太多了,能把人的骨頭磨垮。羽毛數量多了,也能把船壓沉。輕的東西多了,同樣能把車軸壓斷。”
[正方:]孔子說:“一般的讀書人,不象器皿一樣,什麼東西都能裝下;也只不過是在某些方面有所專長。而聖人運用智慧卻可以應付萬事萬物。”
[反方:]列子說:“天地不是萬能的,聖人也不是無所不知,世間的萬事萬物也不是什麼問題都能解決。所以天的職能是普育眾生,地的職能是承載萬物,聖人的職責是教育民眾。”
[正方:]孔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
[反方:]同時孔子又說:“晉國公子重耳有稱霸的雄心,是在曹國和衛國流亡時遇到不公正的禮遇和污辱後才萌發的;越國國王勾踐有稱霸的雄心,是在會稽(今浙江紹興)被吳王夫差打敗後萌生的。所以居在屈辱的地位而不憂患的人,說明他沒志氣。身在困厄中反而得過且過、苟且偷安的人,說明他心胸不廣。”
[正方:]韓非子說:“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於是發明了鏡子;智慧達到懷疑自己的認識是否正確的時候,才會用真理來反省、修正自己。”
[反方:]老子說:“善於藉助別人的聽覺來聽、別人的視覺來看才是真正的聰明,能自己戰勝自己才是真正的強大。”
[正方:]戰國時魏人唐且說:“吳國的刺客專諸懷裡藏著錐刀刺殺吳王僚,天下的人都讚許他勇敢;越國的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的人仍然稱讚西施漂亮。”
[反方:]慎子說:“毛嬙、西施,是天下最美麗的女子,假如讓她們穿上獸皮做的衣服,人們見了也會嚇得跑開;假如讓她們換上好看的細麻布衣服,過路的人都會停下來欣賞。由此看來,美麗則是好衣服襯托的結果。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也會姿色大減。”
[正方:]秦末的將領項梁說:“先下手的制服別人,後下手的被別人制服。”兵書上說:“先下手的人有奪取人心的優勢。”
[反方:]周朝史官史佚曾經說:“不要首先去闖禍,否則必死無疑。”
古語說:“不要做帶頭闖禍的人,也不要做帶頭享福的人。”
[正方:]慎子說:“賢能的人屈從於缺德少才之輩,是因為權力太小。
缺德少才者能甘心服從於有德才的人,是因為後者的地位尊貴。唐堯是一介平民的時候,連他的鄰居都指使不動,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必行,禁必止。由此看來,賢德不能服人,而權勢卻能使賢人屈從。”
[反方:]西漢政論家賈誼說:“從古到今,與老百姓結仇的帝王,他的滅亡遲早會到來,而老百姓必定會勝利。儘管商紂自稱天王,夏桀自稱天父,滅亡之後,老百姓照樣罵。由此看來,權勢不是最讓人尊崇的,頭銜也不是最光榮的條件。”
[正方:]從前轅固與黃生曾在漢景帝劉啟面前爭論。黃生說:“成湯和武王是通過殺害夏桀和商紂得到王位的。”轅固說:“不對。桀紂荒淫無道,才使民心歸順了湯武。湯武順應民心而討伐桀紂,老百姓反戈而擊,紛紛投入湯武的懷抱,湯武受臣民擁戴,不得已而為王,這難道不是受天命而稱王又是什麼呢?”
[反方:]黃生說:“再破舊的帽子也是戴在頭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腳下。為什麼呢?因為萬事萬物都有個上下之分。桀紂雖無道,但畢竟是國君,湯武雖英明,畢竟是臣子。國君有過失,做臣子的不去勸諫糾正使之尊榮,反而趁機討伐並取而代之,這不是謀殺又是什麼?”
[正方:]姜太公說:“懲罰嚴明,就會使人畏懼,畏懼就會發生變故;獎賞分明,就會誘發人的貪心,貪心得不到滿足就會怨恨。所以賢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讓人看出他喜好什麼,厭惡什麼。”
[反方:]文子說:“懲罰沒有尺度,殺人再多也沒有震懾作用;獎賞沒有分寸,花費再多也不領情。”所以諸葛亮說:“用法律樹立威嚴,執法嚴明,人們就會知恩圖報;用爵位鼓勵有功勞的人,區分級別,人們才會感到榮耀。”
[正方:]文子說:“人民對待統治者的教化,不是跟著他的號令跑,而是上行下效。所以人君好勇,國就逞強鬥狠,社會就多災多難;人君好色、國人就yín亂腐化。”
[反方:]秦王說:“我聽說楚國的刀劍銳利無比,但歌舞音樂卻很差勁。
這說明楚國的兵士英勇,君臣的圖謀久遠。用長遠的謀略來駕御英勇的兵士,我擔心楚國是在打我們秦國的主意呀。”
[正方:]墨子說:“國君即使很賢明,也不喜歡沒有建立功勳的大臣;父親即使很慈祥,也不喜歡沒用的兒子。”
[反方:]曹植說:“寬恕有罪的人,嚴格要求有功的人,才是賢明的君主;可憐愚笨的兒子,也喜歡聰明的兒子,才是仁慈的父親。”《三略》說:
“胸懷大志的人,都希望能有一展宏圖的機會,因此,明君和賢臣都能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為他們創造發展的機會。”
[正方:]《左傳》說:“人心之不同,有如人的面孔。”曹植說:“人各有所好。象蘭芒蓀蕙的芳香,人人都喜歡,可是海邊的漁夫,偏偏愛聞魚腥味;《鹹池》、《六英》這樣的樂曲,人人都愛聽,然而墨子卻否定它們。
怎么能夠讓天下人都喜好相同的東西呢?”
[反方:]古語說:“將心比心,人們就會融洽無間。”孔子說:“恕是什麼意思呢?恕就是自己所不喜歡的東西,不要強加於人。”
[正方:]管子說:“物資豐富,人民才知道講究文明;豐衣足食,人民才懂得榮譽和廉恥。”
[反方:]古語說:“人一旦成了權貴之後,雖然事先並不想驕傲,但驕傲會不請自到;人一旦發財之後,雖然事先並不想奢侈,但奢侈會不請自到。”
[正方:]古語說:“忠誠沒有不得到酬報的。”
[反方:]《左傳》說:“生逢亂世,讒言誹謗、邪惡奸詐就會壓到忠誠正直。”
[正方:]韓非子說:“人大體說來,凡是取捨相同,觀點一致,就能互相認可;取捨不同,觀點矛盾,就往往互相排斥。”《周易》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向潮濕的窪處流,火向乾燥的東西跑,雲跟著龍涌動,風伴著虎咆哮。”
[反方:]可是《周易》又說:“二個女子生活在一起,志向也不會相同。”
古語說:“一個窩容不下兩個雄性動物,一眼泉水容不下兩條蛟龍。”又說:
“人之常情往往是相同才相妒。”所以說:“兩個人同樣美就會相互嫉妒,同樣尊貴就會彼此謀害,同樣得利就會相互忌恨。”
[正方:]韓非子說:“讓眾人各依自己的主觀想法去解釋法術,即使堯舜再世也不可能讓全國的看法統一;捨棄圓規和直尺,忘記標準的度量,即使奚仲這樣有名的工匠也造不出一個車輪。可是如果讓一個只有中等才具的國君墨守法規治國,讓拙笨的工匠用圓規和直尺造車輪,都會萬無一失地成功。”
[反方:]《淮南子》說:“箭頭之所以能射往遠處並穿透堅硬的目標,是因為它藉助了弓弩的力量,但是它之所以能夠射中目標並使之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還在於人的心念。獎善罰惡,這是政令的職能,而政令之所以能得以貫徹執行的根本原因,在於人的精誠。所以,弓弩雖然強大有力,沒有人的參與,也不可能單獨射中目標;政令雖然嚴明,沒有人的參與,也不可能自行生效。”杜恕說:“世上有犯上作亂的人,但沒有雜亂無序的法律。
假如法律單靠某一個人就能貫徹執行,那么唐堯和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和契,商王和周王也不需要伊尹和呂尚的輔佐了。”
[正方:]事先沒有充分準備,就不可能應付突發事件;軍隊不預先武裝起來,不可以應戰。《左傳》說:“上古時代好的政府,都善於防患於未然。”
[反方:]《左傳》說:“晉國大夫士■對晉侯說:‘我聽說沒有喪事而悲傷,憂愁一定隨著到來;沒有兵患而築城,國內一旦有動亂,內敵必然據此頑抗。’”《春秋外傳》(即《國語》)記載:“周景王打算鑄造錢幣。
單穆公說:‘不可以。在古代,天災降臨時,政府才根據災情增加貨幣發行量,權衡輕重,用以救災。儲備貨幣,有時是在災禍還未出現就鑄造好了儲備起來(增加貨幣儲備,預防不測,是為做到居安思危);有時是等到災禍已經發生,然後根據需求量鑄造,投入救災(如救火、防治疾病等,就是這樣)。不能把這兩種情況下的貨幣鑄造混為一談(二者有先有後,不能混淆)。
可以預先儲備卻不去做,這就叫懈怠;可以事後進行籌備而提前做了的,這叫招災(意思是說在民眾還沒有遭受災害時,就把救災工作放在第一位,會使民眾產生離心力,從而引起國家資財的匱乏,因此帶來雙重的災難)。周本來是弱國,老天降災沒有窮盡,現在又要使老百姓離心離德來加重災禍,恐怕不行吧?’”
[正方:]《左傳》引用了古人這樣一句話:“一旦放過了敵人,就會造成數代人的禍患。”
[反方:]晉軍和楚軍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相遇。範文子不想作戰,便說:“我們的先君急於作戰,是有原因的。秦、狄、齊、楚都很強大,不全力拚搏,子孫將會被削弱。現在齊、秦和狄這三個強敵已經降服,我們的敵人只剩下楚國了。只有聖人才能做到既無內患又無外患。我們不是聖人,外部一安定,內部必然要產生隱患(太高傲,太強硬,必然會有禍患發生)。
我們何不放走楚國,把它作為轉移內部矛盾的外患呢?”
[正方:]《三略》說:“不要讓仁義的人管理資財,因為他會過多向老百姓施捨,從而收買人心。”
[反方:]范蠡次子殺了人,被囚禁在楚國。范蠡本想讓小兒子帶上一千鎰黃金去楚國營救二子,可是長子堅決要去救他弟弟,范蠡只好答應。長子到了楚國後,不但沒有救出他弟弟,反而連金子都沒有花出去。最後楚國還是把他弟弟給處決了。范蠡說:“我事先就知道他會坑害二子的,因為他與我一起經歷過生活的磨難,太看重錢財了,捨不得花。我所以想讓小兒子去,是因為他一生下來就見我如此富有,乘好車,駕駿馬,馳騁捕獵,好不威風,怎么會知道錢財是從哪裡來的呢?他要是去了楚國,一定仗義疏財,流水花錢,救出他哥哥的。如今大兒子事情沒辦成,弟弟果然給殺了,人情事理就是這樣,也不值得為之悲傷。”
[正方:]《論語》說:“不能讓薪水少的人去發生暴亂的地方辦事,也不能讓賞賜不厚的去完成艱巨的任務。”慎子說:“古代帝王不起用不肯接受俸祿的人,對於俸祿不優厚的人,也不用他處理艱難繁雜事務。”
[反方:]田單將攻打狄人,去拜見魯仲子。仲子說:“將軍這次去攻打狄人是不可能勝利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從前將軍在即墨,坐下編筐,站起鏟土,以身作則,帶動士兵,所以才打敗了燕國。而現在將軍東有掖邑的封地,西有賦稅供你玩樂,黃金腰帶橫掛,高車大馬馳騁在淄澠之間,只想享受人生的歡樂,卻沒有拚死的決心。所以說你不會取勝。”後來果如其言。
[正方:]古語說:“貧賤之交不能忘,糟糖之妻不下堂。”
[反方:]古語又說:“一個人交往太廣泛,對朋友的信用就會逐斷喪失;拿的薪水太優厚,對國君的忠誠就會逐漸衰退。”
[正方:]《春秋後語》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楚國的春申君讓孫子當邑宰。
他的門客中有人勸他說:“成湯以毫為根據地,周武王以鎬為根據地,方圓都沒有超過一百里,可是後來都得了天下。孫子是個很賢明的人,你把方圓一百里地方給他管理,我私下為你擔心,你這樣做很危險啊!”春申君說:
“說得對。”於是派人辭退了孫子。孫子離開楚國去了趙國,趙王任命他為上卿。
[反方:]過了不久,另一個門客卻對春申君說:“從前,伊尹離開夏國去殷商任職,結果殷有天下而夏滅亡;管仲離魯去齊,結果魯國因此衰弱而齊國稱霸。可見賢明的人在哪個國家,哪個國家的國君在國際上就受尊重,那個國家也因此而光榮。孫子這樣賢明的人,你為什麼要辭退他呢?”春申君又說:“說得對。”於是又派人把孫子請了回來。
[正方:]韓宣王問摎留:“我想同時重用公仲和公叔,你說可以嗎?”
摎留回答說:“不可以。從前晉國由於同時重用六卿,因而導致國家分裂;齊簡公同時重用田成子和闞止,結果自己被殺;魏王同時重用犀首和張儀,西河外的領土全部喪失。現在你要是同時重用了這兩人,那么兩人之中,勢力大的必然會在國內培植私黨;勢力小的必定要藉助敵國的勢力來支持他。
許多大臣,有的會在內樹立黨羽,以國王的名義號令臣民;有的則會與別的國家私下結交,以便分裂國土。這樣一來,你的國家就危險了。”
摎留還對他說:“公孫衍當魏國大將的時候,和宰相田儒關係不好。季文子替公孫衍高魏王說情:‘大王你沒見過把牛和馬套在一起拉車的情形嗎?
牛和馬同駕一車就連百步也走不了。現在大王把任公孫衍為大將,本應放手使用他,可你偏要聽從宰相田儒的計策,這就和用牛駕轅用馬拉車的道理一樣。牛和馬都累死了,事情也辦不成。這樣使用人才,國家就會遭受損失。
希望大王明察。”
[反方:]傅玄說:“天和地最神妙了,但是不能通過同樣的規律生育萬物;聖人是最英明的,但也不能用同一種方法去管理普天下的百姓。所以殊途同歸是大自然的普遍規律;因地制宜是聖人治理天下的共同原則。只要懂得這一道理,即使有互不相容甚至彼此相害的事物,也不防礙從大局上統籌治理。比如說吧,水與火在本質是互滅的,可是善用水和火的人,把炊具放在水與火之間,用火來煮水做飯,使水與火各盡其用,這樣做,還怕水火互相傷害嗎?天底下的事物當中水和火是最奇妙的東西,只要善於運用它們,根本用不著擔心它們會互相危害,用不著憂慮它們不能各盡其用。”《周易》說:“天高地卑,形象不同,可是它們化育萬物的功能是相同的;男女的體質不同,可是彼此的情志可以溝通;萬事萬物的形體、性質各各不同,可它們恰恰是以異相從的。”
[正方:]漢末,廣陵太守陳登為呂布遊說曹操:“大將呂布如同一頭老虎,需要天大給它吃飽肉,哪一天吃不飽就要吃人了。”
[反方:]曹操說:“並不象你所說的那樣。以養老鷹為例來說吧,餓了才能為人所用,吃飽了便會振翅高飛。”
[正方:]三國時劉備來投奔曹操,曹操任命劉備為豫州牧。有人對曹操說:“劉備胸懷大志,現在不早點兒除掉他,必為後患。”曹操就此事向謀臣郭嘉請教。郭嘉說:”有道理。不過話說回來,你現在起兵的目的,是為百姓剷除殘暴的邪惡勢力,以真誠和信譽來號召天下豪傑幫助你建功立業,如果殺了劉備,就怕把所有想來投奔你人才都嚇跑了。現在劉備已有英雄之名,因為走投無路才來投靠你,假如在這種情況下謀害他,就要背上謀害賢能的罪名,那么有智謀有才能的人就會懷疑自己找錯了對象,就會掉頭去重新選擇主人,到那時你和誰去平定天下呢?因害怕一人成為後患而除掉他,結果使普天下的人才都失望,值此安危之際,你不能不考慮其利弊得失。”
曹操說:“講得好!”
[反方:]傅玄在講到這段歷史掌故時,內容卻與此正好相反。他說郭嘉對曹操說:“劉備有雄才大略而且很得人心,關羽和張飛兩位大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且都甘願為他盡忠效命。依我看,劉備的謀略不可測度。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代之患。’應當儘快把他殺了。”可是曹操當時正在招攬天下英雄,一心想讓天下人相信他是最講信義的,所以沒有聽郭嘉的話。
[正方:]《孔子家語》記載說:有一次子路問孔子:“如果拋棄古人的倫理道德,只憑我自己的意願,隨心所欲地去行動,可以嗎?”孔子說:“不可以。從前東方沒有教化的人仰慕華夏的禮儀制度,有的女子成了寡婦之後,為她暗中招個夫婿,但是終身不讓改嫁。不改嫁是不改嫁了,可是這種做法並不符合貞節的真正含義。倉吾這個地方有位叫嬈的人娶了個妻子十分美麗,就把妻子讓給了他哥哥。讓是讓了,可是這種做法並不是出於禮義的謙讓。現在你想拋開古人的倫理規範,只按你自己的心愿做事,焉知你不是想把自己錯誤的當作正確的推行呢?”
古語說:“改變古人的禮義,攪亂代代相傳的常規,不是死就是亡。”
《尚書》說:“行事不師法古人,而想使國家能世代相傳,從來沒有聽說過。”
[反方:]趙武靈王想改穿胡人服飾,他叔父公子成對此很不高興。趙王說:“衣服穿戴,是為了生活方便,有利於國家;禮儀法規,是為了辦事方便。聖人入鄉隨俗,隨遇而安,因地制宜,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禮儀法規,所以才會給人民帶來利益,使國家富裕強大。剪髮文身,衣襟向左開,這是越國一帶人民的風俗;染黑牙齒,在額頭上塗梁花紋,用河豚的皮粗劣地縫製帽子,這是吳國一帶人民的風俗。所以說禮儀服飾雖然不同,但為方便的目的卻是一樣的。地方不一樣,使用的東西自然也兩樣,事情在變化,禮尚自然也要變化。因此聖人只追求能使國家便利的總體策略,而絕不會在貫徹使用時固定不變;只追求怎樣使其禮儀法規執行起來更方便,絕不會食古不化。老師可以是同一個人,但學生可以來自生活風俗習慣各不相同的地方。
中原地區的國家尚且可以禮儀制度相同,而文化習俗不同,更何況是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人民呢?所以捨棄還是保留,即使是智者也不能強求;遠近服飾的差異,聖賢也不能統一。窮鄉僻壤的民情風俗大多千奇百怪,邪辟玄妙的學說大多不同凡響,雄辯譎異。現在叔父所談的是一般的習俗,我所說的,是想造成一種新的習俗。叔父討厭改變服裝的樣式,可是卻忘了有利於辦事效果這一事實。這不是我所希望的啊!”趙武靈王的一席話說服了公了成,於是他也穿起了胡服。
[正方:]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
[反方:]孟子說:“天的法則是遵循它就會成就大事,改變就會脆弱消亡。所謂遵循天道,就是遵循人的情志。”
[正方:]李尋說:“假如只憑一時高興還是惱怒,而不是根據形勢來獎賞或是懲罰,即使有堯舜的智慧和仁愛,也不能使天下和平安寧。談論歷史,必須是對現實有所裨益,才算得上善於論古;談論天道,必須是對人事有所啟迪,才算得上是懂天意。假如一個高明的農夫突發奇想,要在嚴冬季節耕種田地,即使他光著膀子精耕,汗流滿面地播種,也不會長出莊稼。這倒不是沒有用心,而是違背了節令。”《周易》說:“該停止的時候就停止,該行動的時候就行動,一靜一動都不失時機,前途才會光明。”《尚書》上說:
“只因為我們崇敬天道,所以上天才賜予我們時間。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陰陽的變化,遵守四季節氣,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順應它,因此祥和之氣馬上就能到來,這就象用鼓槌敲鼓,擊之即應一樣。”
[反方:]姜太公對武王說:“上天對戰爭勝負不會有什麼決定性的影響,戰爭勝利的因素,將領所起的作用占九成。軍法、號令執行不下去,反而隨意殺戮無辜;不以厚德待人。而是一味依賴陰陽術數;不根據敵軍實力強弱,而是寄希望於天命;不靠智謀取勝,而是依據天象決定行動;不是鼓舞士氣,而是希望上天賜福;不了解地形卻埋怨天時不利;敵軍畏怯,卻不敢英勇進擊,而是觀看龜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卒不勇敢不採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於埋伏不巧妙因而讓敵人輕易溜掉,凡是種種,都是導致失敗的原因。
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見,聽不到,是不能決定勝敗的,所以英明的將領從不師法。”司馬遷說:“陰陽家容易使人束手束腳,瞻前顧後,多所忌諱。”
范曄說:“陰陽法術的弊端是裝神弄鬼。”
[正方:]西漢人翼奉說:“治國之道的要害在於了解下屬的邪正。人若誠實正派,即使有點愚笨也可以任用。若心術不正,越聰明反而越會壞事。”
[反方:]凡是人主沒有不愛自己的。那些不了解自己的人,不值得愛。
所以桓玄說:“捕猛獸的事,不能讓美人去乾;釣大魚的事,不能讓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們,而是他們能力有限不能勝任。何況是一國之君,哪能不擇人而用呢?拿猛犬來說吧,其所以厲害,是因為它,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一有非常情況便狂吠不已。它對主人的服務,可以說自覺到極點了吧?
然而能不能說這樣就很好了呢?從前宋國有家賣酒的,酒放酸了也賣不出去,什麼原因呢?原來是因為他家養的狗太厲害的緣故。那隻狗只知道愛它的主人,卻不知為主人考慮顧客因怕它不也來賣酒,酒放酸賣不出去會使主人生活困難的問題。這是因為狗的智力有限。所以說,做國王的不能用低能的人。”
[正方:]古語說:“做人乖巧狡詐不如笨拙誠實。”
[反方:]晉惠帝被立為太子時,中書令和嶠向晉武帝進諫說:“皇太子雖然仁信純樸,但現在世道險惡,他不具備君王的素質,恐怕將來無法應付險惡的局面,繼承不了陛下的基業。”晉武帝不聽,後來晉惠帝果然使國家走上了毀滅的道路。
[正方:]《左傳》有載:孔子曾讚嘆子產說:“語言是用來表達思想的,可是只有講究文彩才能充分表述他的想法。話都說不好,誰能夠知曉他的思想呢?說話而沒有文彩,就不會傳播到遙遠的地方。晉國能作為霸主,使鄭國能主動到晉國去議事,要不是子產能言善辯,文采蜚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講好話,可得認真對待啊!”《論語》上說:“熟讀《詩經》三百篇,讓他主持政事,不能勝任;派他出使各國,又不能使用漂亮的言詞對答。讀詩再多又有什麼用呢?”
[反方:]漢文帝到上林苑的虎圈去看虎,對管理虎圈的人的口才很賞識,要提拔他為負責上林苑的長官,張釋之上前說:“陛下認為絳候周勃這人如何?”文帝說:“是位長者。”又問:“東陽候張相如如何?”文帝又說:
“也是位長者。”張釋之說:“這兩位長者說話,經常張口結舌,結結巴巴,哪象這位一張口就喋喋不休,能說會道呢?陛下知道,秦朝所任的刀筆吏,爭相比賽看誰辦事更快捷、對人更苛刻,然而他們的弊病,就是只有空頭文章而沒有真誠地同情人的心腸。因此做國君的就很難聽到自己的過失。這種壞風氣一直延續到了秦二世,氯個國家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今陛下僅僅因這個管虎圈的小官吏口齒靈利就破格提撥,為臣恐怕天下會從此追隨這種風氣,爭逞口舌之能,而沒有實際行動。況且下邊受上邊的影響,會比陽光和聲音傳播得還要快,陛下的這種舉動,不可不慎重考慮啊!”於是文帝取消了他的打算。
[正方:]太史公說:“《春秋》的筆法,是從史實中推論出它所隱含的意義,而《周易》是要以隱晦幽微的神秘中來推求明顯可見的人事表現,《詩·大雅》所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司馬相如雖然文彩浮華、鋪排誇張,然而他的目標還是想歸結到節約儉樸上來,這與《詩經》的諷諫用意有什麼不同呢?”
[反方:]揚雄認為,賦的作用就是用於諷諫。賦一定要按類鋪排,用最華麗的辭藻,採用宏大富麗的形式,使人不能再往上增加什麼內容。可是,雖然它的目的在於正面引導,規勸諷諫,然而看完之後,人們卻把它的主題都忘了。從前漢武帝好神仙之事,司馬相如就獻上《大人賦》來諷諫皇帝。
漢武帝讀罷,反而飄飄然仰慕神仙的欲望更強烈了。由此看來,賦這種文學形式根本起不到規勸的作用。賦很象是滑稽劇,會被正確的法度淘汰。賢人君子的言論,才是詩賦的正統。
[正方:]《淮南子》說:“東海有一種魚叫鰈,總是雙雙並排而游;北方有一種獸叫婁,總是輪流地一個捕食,一個在旁守候;南方有一種鳥叫鶼,永遠比翼雙飛。連這些鳥獸魚類,都知道互相扶助,更何況萬乘之主呢?假如萬乘之主不懂得藉助天下英雄豪傑的力量,並與他們同心協力來治理天下,這豈不令人痛心?”
[反方:]狐卷子說:“父親再沒有比堯更賢明的了,然而他的兒子丹未卻被流放;兄長再沒有比周公賢明的了,然而他的兩個弟弟管和蔡卻被殺戮;臣子再沒有比成湯和武王更賢明的了,然而夏桀和紂王卻遭到他們的討伐。
何況當皇帝要想治理天下,就必須從身邊的人開始推行他的統治路線,這樣一來,哪個又是能靠得住的呢?”
[正方:]孔子說:“別擔心自己沒有地位,就怕自己品行不端正,立不起來。”
[反方:]孔子被困在陳國和蔡國,子路很不高興,去見孔子說:“從前老是聽先生說,為人只要多做好事,上天一定會用幸福來報答你。仁義道德的事先生已經做了好久了,影響深遠,天下聞名,今天為什麼會落到如此境地呢?”孔子回答說:“子路,這你就不明白了。來,讓我來告訴你。你以為仁義的人都必定會有人相信嗎?如果真是這樣,伯夷和叔齊就不會餓死在首陽山了;你以為智慧的人就部會被任用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王子比干就不會被紂王剖心驗證了;你認為忠實的人都會得到回報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么夏桀的忠臣關龍逢就不會被斬首了;你以為是忠告就一定會有人聽嗎?如果真是這樣,伍子胥就不會被吳王殺害了。因此說,賢者能不能遇到施展抱負的機會,是個時間問題;賢明不賢明,是個人的才能問題。學識淵博又有深謀遠慮的君子,因沒有機遇而被終生埋沒的太多了,何止我孔丘一人呢?”
[正方:]神農面容憔悴,唐堯瘦弱不堪,虞舜皮膚黝黑,禹手足磨出老繭,背鼎的伊尹輔佐成湯得了天下,屠牛的呂望輔佐武王打了江山,墨翟為了實現自己理想四處奔走,家裡的煙囪都不冒煙,而孔子連蓆子都坐不暖。
他們這些人,如此心力交瘁,都不是為了貪圖俸祿權位,而是想使天下人都幸福,為天下蒼生消滅禍害。
[反方:]李斯上書給秦二世說:“申不害說過:‘擁有天下而不肆意橫行,這叫做以天下為“桎梏”。’象唐堯和虞舜那樣,就是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了。如果別人為你犧牲,那么你就會顯得尊貴而別人顯得低賤;相反就是你賤而人貴。這種情況,自古皆然。唐堯和大禹為天下犧牲自己,因此說他們使天下成了自己的‘桎梏’。這種觀點不是很中肯嗎?”
[ 正方:]《論語》說:“推舉被遺忘的人才,天下百姓就心悅歸服了。”
魏文候曾受教於孔子的學生子夏,因為很尊敬孔子的另一個學生段乾木,當他坐車路過段乾木的住所時,沒有一次不下車扶著車把走的。秦國想討伐魏國時,有人說:“魏國君主很賢明,大家都稱讚他的仁義,上下級的關係也很融洽,不可打魏國的主意。”秦王於是取消了這個主意,魏文候因此而在各國諸候中變得很有名氣。
[反方:]韓非子說:“馬的形體如果長得象鹿,那這馬就會價值千金。
如今有千金之馬,而無值一金之鹿,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馬能被人使用,而鹿卻不能。如果隱居的高士不能被君王使用,他們就象鹿一樣了。所以姜太公一到齊國,就把那些誇誇其談,只會講漂亮話的讀書人給斬了;孔子當司冠時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殺了少正卯。
趙武靈王讓李疵去中山國偵察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來報告說:“可以打,中山國的君王喜歡召見住在岩洞中的隱士和平民。”趙武靈王說:“照你所說,中山君是位賢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說:“不然。君主尊敬隱士,戰士就會減少;君主尊崇學者,農夫就會懶惰。農夫懶惰,國家就貧困;戰士少了,軍隊力量就削弱。兵弱於外,國貧於內,不亡國還等什麼呢?”
趙武靈王說:“好。”於是就把中山國給滅了。
[正方:]《漢書》記載陳平說:“我有許多陰險的權謀都是道家禁止使用的,這些謀略恐怕在我這一世就要被廢棄埋沒了。算了吧,如果在我這一生永遠沒有出頭的機會,那是因為我所使用的謀略有損陰德啊。”後來他的玄孫因為上貢的金子不合皇室宗廟祭祀的要求而被除去了候位。
[反方:]後漢的范曄在說到耿弇時說:“耿弇三代為將,所用的謀略都很陰損,道家所忌,可是耿氏家族卻歷代以功績卓著而善始善終。帶兵打仗,都是要以暴易暴、以殺制殺的呀!他怎么就能世世代代獨獨受此尊榮呢?”
[正方:]《周易》說:“人類最崇高的事業,沒有比富貴更偉大的了。”
又說:“聖人最大的法寶就是權位。”
[反方:]孫子上書給春申君說:“民諺有言:‘得了癩疥病的人都可憐做國王的人。’這話雖然說得很不恭敬,但是自古流傳的這句諺語卻沒有一點虛偽和荒謬的意思,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啊!這句民諺是專指那些被人殺害的亡國之君而言的。作為一國之君,年輕歷淺,卻要恃才自傲,到處炫耀,又沒有心術和辦法識別奸人,這時大臣就會專擅大權圖謀私利,怕的是遭受殺身之禍。為此他們或則殺長立幼,或則廢嫡立不義。《春秋》曾就此勸誡道:‘楚王子圉要到鄭國訪問,還沒走出國境,聽說楚王病了,於是返回去問候病情,乘機用帽子上的帶子把楚王勒死,自立為楚國國王。齊國崔杼的妻子很美,齊莊公與她私通,崔杼就率領他的部下攻打齊莊公,莊公翻牆逃跑時讓箭射中大腿,被崔杼追上去殺死,擁立莊公的弟弟為王。李兌在趙國當政,把靈王圍在沙丘宮,百日後被活活餓死。淖齒在齊國當政,將齊閔王抽了筋,懸掛在廟樑上,過了一宿就死了。患癩疥的人雖然得的是皮膚病,還不至於象前代或近代這些人一樣用帽帶勒死、箭矢穿股、抽筋、餓死的辦法殘害國君。而那些被殘殺的君王,心裡所承受的壓力與勞苦,身體所遭受的摧殘,要比癩病患者所受的痛苦厲害多了。由此看來,說癩病患者可憐做國王的人,是有道理的。”
[正方:]《周易》上說:“能夠為人民準備必需的物資,設定完備的器械謀求天下福利的,沒有比聖人更偉大的了。”
[反方:]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什麼時候也不會停止。雖然讓聖人治是天下受到普遍的推崇,其實是給盜跖這種大盜提供了最大的便利。發明了斗斛以便稱量,結果連斗帶升一起都被偷了;發明了稱錘和稱桿以便稱量,結果連錘帶桿都給偷了;發明兵符和玉璽以便讓人守信用,結果兵符和玉璽一起都給偷了;為教育民眾創造出仁義禮制,結果仁義也被竊取走了。怎么知道是這樣呢?盜竊簾鉤的人被殺,而竊取國家的人卻成了諸候。只要是做了諸候,仁義道德也就有了,這還不是仁義和賢明和智慧一起都被盜竊了嗎?
所以人人爭著做大盜,爭著當諸候,紛紛去盜竊仁義,以及斗斛、稱以及符璽這些實際的利益。為此,雖然有高官厚祿的誘惑,有刀鉞斧鋸的危脅,仍舊阻止不了這些竊國大盜。導致這種無法制止的後果,實在是聖人的過失呀!
所以老子說:‘國家最厲害的武器是不能讓人看見的。’真正的聖賢是天下最厲害的武器,是不能把他暴露給天下人的。”
[正方:]《論語》說:“君子再窮也能堅持節操,小人一受窮就會無所不為了。”
[反方:]《易》上說:“窮則思變,變革才能通達,通達就能保持長久。
因此天會自動保佑他們,他們就吉祥而無往不利。”太史公說:“邊鄙之人有句俗語說:‘怎樣來知曉仁義呢?對自己有利就是有德。’因此,伯夷反對周王伐紂,餓死在首陽山,但文王、武王並不因此而被貶低;跖、0 暴戾無道,但盜徒們對他們卻大唱讚歌。由此看來,‘竊鉤者誅,竊國者候’,‘諸侯之門,仁義存焉’並不是一句空話。現在有的人死抱住他的學問不放,固守著自己的小仁小義,長期獨立於世外,落後於時代,哪如與世沉浮,順應時代的變化,求取功名富貴實惠呢?”
[正方:]東漢時的東平王劉蒼說:“成就善業是最快樂的事。”
[反方:]古語說:“時代不讓人做好事,想乾什麼就乾什麼吧。”因此說:不成為妖孽,就會變得狂妄。
[正方:]三國時的龐統喜歡談論人倫道德,善於品鑑人物,但他所稱許的人,多數都名聲超過才能。當時的人對此很奇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當今天下大亂,正道衰微,善人少惡人多。我想振興風俗,宏揚道義,如果不大力稱讚他們,那么人的名聲就不會引起人們羨慕了。人們再不企慕名聲,為善的人就更少了。如今我提拔十人,只有五個夠格的,還能得到一半,他們受人尊重,使之名聲遠揚,世代傳頌,使有志向的人能自己勉勵自己,不也是件好事嗎?”
[反方:]《人物誌》中說:“有才德的人知道吃虧受損實際上是有好處的,所以有一份功勞卻可以得到二份的美譽;見識淺薄的小人不知道自己占了便宜實際上是一種損失,所以自誇其功,結果功勞和名譽一起損失了。由此看來,不自誇有功的,實際上是真正的誇功;不爭名奪利的,實際上是名利雙收;對敵方有所讓步的,其實是戰勝了對方。正是由於這個道理,春秋時的郤至善於抬舉別人,實際上壓倒了別人,名望顯得更高;王叔愛爭高低,結果被迫出逃他國;藺相如用引車迴避的辦法戰勝了廉頗;寇恂因為不和賈復爭鬥,得到了比賈復賢明的美譽。物極必反,這就是君子常說的‘道’。”
[正方:]《孝經》上說:“居家過日子,能治理得井井有條,那么這個人的治家之道同樣可以用到為官之道上。”
[反方:]漢高祖的參謀酈食其落魄時,都不能養家餬口。東漢名臣陳蕃說:“大丈夫應當掃除天下,怎能只留心收拾屋子這些瑣事呢?”
[正方:]西漢大臣公孫弘說:“身體力行近於仁,勤學好問近於智,能知廉恥近於勇。明白這三條原則,就懂得怎樣修身自律了。知道如何修身自律,就會知道怎樣管理別人。大底下還沒有不能管理自己反而能管理別人的人。這是百世不易的真理。”
[反方:]《淮南子》說:“能把毫釐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對天下形勢的了解;對小事一點也不放過的人,對於大事就會感到困惑不解。
如果現在有人胸懷平九州、救危國的大志,不讓他去成就大事,反而拿類似三從四德的禮儀來要求他,讓他學習遵守民情風俗,這就好比拿斧頭割汗毛。
用寶刀伐樹木一樣不近情理。”
[正方:]商鞅問趙良:“你看我治理秦國,與百里奚相比誰賢明?”趙良回答道:“百里奚是來自荊楚的普通百姓,他聽說秦繆公賢明,就發願去拜見,但去秦國又沒有路費,於是把自己出賣給秦國的客人當奴隸,穿著破衣爛衫給人家餵牛。秦繆公知道後,把這個餵牛的人提拔起來,官拜左相,位尊身顯,秦國人都不敢仰視他。現在你被秦王任用,是通過秦王的侍從景監,不是因為你有名聲才被重用的呀。”
[反方:]《史記》說:“藺相如是由於有宦官繆賢的推薦才被趙王起用的。”又說:“鄒衍作了一篇《談天論》的文章,誇大其辭,荒誕不經,然而王人大人們照樣尊重他。鄒衍一到魏都大梁(今開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賓主之禮款待他;到了燕國,燕昭王親自打掃道路歡迎他。孔丘受困於陳、蔡,面帶飢色;孟軻受困於齊、梁,那種可憐巴巴的情景怎能和鄒衍相比呢?衛靈公向孔子請教兵法,孔子一言不發就離去了;魏惠王準備攻打趙國,想聽聽孟子的意見,孟子卻建議他讓出一片土地給趙國。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圓榫眼——格格不入啊!”
還有另一種說法:“伊尹善長烹調,扛著鼎去拜見商湯,後來終於輸佐商湯一統天下。百里奚給人餵牛,秦繆公起用他後,成就了霸業。可見要乾一件事,就得先把原來事收起來,然後把原來的道理用之於偉大的事業上來,這樣才會成就大事。鄒衍的學說雖然不正統,但也隱含著施展報負的深意呀!”
[正方:]東漢時的陳蕃性格高傲剛烈,具有帝王之臣的節操;李元禮忠誠正直,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蔡邕認為陳蕃敢於冒犯龍顏,李元禮對待下屬平易近人。冒上最難,善於待下較易,因此陳蕃應當排名在先,李元禮排名在後。
[反方:]晉人姚信說:“皋陶戒告虞舜,這是冒犯國君的表現;虞舜善於總理百官,這是平易待下的效用。所以漢丞相陳平對王陵說:‘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諫,據理力爭,我比不上你;至於說到鞏固劉氏政權,你就比不上我了。’如果認為敢於犯上最高,那么王陵當然要高於張良、陳平,劉秀的直臣朱雲也要勝過吳漢和鄧禹了。這樣說合適嗎?”
[正方:]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說:“韓非子認為讀書人以舞文弄墨來敗亂法度,俠士以武力挾持而觸犯禁令。這兩種人都受到韓非子的批評,可是有學識的人卻常常稱讚他們。那些以權術來謀取宰相、卿大夫的人,輔佐他們那個時代的君王,他們的事跡都已記載在史書里,當然沒什麼好說的了。至於象孔子的弟子季次(季次堅決不做官,所以孔子很讚賞他)
和原憲,本是窮人家的子弟,勤奮讀書,胸懷超凡脫俗的德行,不肯與世沉浮,當時的人也譏笑他們。當代的遊俠之士,其行為雖然與傳統的法治觀念相牴觸,然而他們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應別人就說一不二,寧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難中的正人君子,辦了好事決不自吹自擂。這些行俠仗義的人,確實也有值得讚美的地方啊!再說,人生在世,危難困苦、走投無路的情況說不定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就連許多賢人都免不了,如從前舜的父親要害他,在他打井的時候掩埋了井口,把他困在了井裡;伊尹曾是有莘氏送嫁娘到殷湯的陪臣,是個廚師,背著做飯的鼎,借向成湯講烹飪技術時才受到賞識;傅學是個在傅岩這個地方打土牆的奴隸;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以釣魚聊度時光;管仲曾被齊桓公囚禁;百里奚經給人家餵過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陳、蔡兩國挨過餓。這些人都是讀書人所稱道的有道德、有修養的仁人志士,都免不了遭受這樣的苦難,更何況中等之材而又處在這種末世呢?他們所遇到的災難真是一言難盡啊!身處這種亂世,作為一介平民的遊俠,自己給自己立下濟世救人、一諾千金的行為準則,行俠仗義的英名傳頌四方。所以,每當善良正直的人們走投無路的時候,就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而他們也不惜為之捨身赴難,這不是和人們所稱頌的聖賢豪傑一樣嗎?即便是鄉間村俚的普通俠義之士,同季次、原憲這樣的賢德之士比較起來,就其對當今社會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語的。所以俠義之士在信義和功德方面的意義,怎么可以輕視呢!”
[反方:]班因在《漢書》中卻反對司馬遷的這一看法,他說:“天子和諸候建立國家,從卿、大夫到老百姓,自上而下,都要有等級差別。因此,人們才馴順地忠心敬上,基層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說:‘天子統治有道,天下太平,那么國家的政權就不會落在士大夫手中。’百官各有其職,守法聽令,以盡其職責,越權被誅,侵犯受罰。這樣才會上下和順,把事情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時,禮樂制度和征伐叛逆的決策權落在了諸候手裡。齊桓公、晉文公之後,大夫掌握了國家大權,臣僚替天子發號施令。這種衰敗的情況到了戰國時代,又是合縱,又是連橫,諸侯各國競相用強權和武力征伐稱霸。於是各國的公子——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都借著王公的勢力,收羅遊俠,使雞鳴狗盜之類的事屢屢發生,老百姓不得安寧,而他們卻受到了各國君主的禮遇。趙國的丞相虞卿拋棄國家的利益去救他的患難之交魏齊;信陵君魏無忌竊取虎符假傳國王的命令,讓朱亥用錐殺死了將軍晉鄙,奪取軍權,去為平原君趙勝解救被包圍的趙國。他們就是用這種欺上瞞下的方式得到諸候的器重,因此而揚名天下。
人們在慷慨激昂地談論起大俠來的時候,都把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推崇為首領。這樣一來,就形成了背棄國家、結黨營私的局面,而忠守職責,為國效力的大義就被破壞了。等到漢代統一天下後,實行無為寬鬆的國策;這種不良風氣沒有得到徹底糾正。魏其候竇嬰和武安候田蚡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競爭誰家的死士更強;郭解、劇孟之類,在街頭巷尾橫衝直闖,騷擾民眾,他們的勢力可以達到郡縣城鄉,公侯王子對他們都得卑躬屈膝。
許多老百姓把他們當作大英雄,對他們羨慕不已。這些人即便是身犯國法,鐺鋃入獄,還自以為能揚名後世,有如季布、子路或李牧一類的勇士,死而無悔。曾子說:‘國王喪失治理天下的總則,那么人民就會長時間的妻離子散。’如果不是明智的國上當政,向全國人民講清好壞的標準,然後用禮法來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人們哪裡會知道國家禁止的是什麼,從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確看法是:對於象堯、舜和文王,春秋五霸就是罪人,而六國是五霸的罪人,以此類推,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國的罪人。何況象郭解這一類遊俠,以一個卑微的匹夫,竊取了生殺大權,他們的罪過,縱然是殺頭都太客氣了!”
[正方:]《尸子》說:“人臣以推薦賢者為有功;人主以任用賢者為有功。”《史記)說:“鮑叔牙舉薦管仲;天下人很少讚美管仲,而是稱讚鮑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反方:]蘇建經常責備大將軍衛青:“你自高自大,使得天下的賢士大夫都不稱頌你,希望你象古今名將那樣招攬、選拔德才兼備的人。”大將軍衛青抱歉地說:“自從魏其候、武安候大宴賓客,招賢納士以後,天子曾對此非常憤怒。親近士大夫,招攬賢士,罷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權力;做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就可以了,何必要去招賢納士呢?”衛青做為漢武帝的大將軍,終生都是這么做的。
[以上所列舉的一正一反的命題,都是從經史典籍中摘錄出來的自相矛盾的立論。]
班固說:“從前王道衰微,諸候各國竟相鞏固自己的政權,由於當時各國的君主好惡不同,因而使諸子百家的學說蜂擁而起。他們各執己見,大力宣揚自己的理論觀點,並且到處遊說,爭取讓諸候採納。他們的學說雖然各不相同,但就象水與火的關係一樣,相滅而又相生。仁和義,敬與和,雖然相反,然而它們卻都相輔相成。”
《周易》說:“天下人們的目標是一致的,而達到共同目標的途徑卻有各種各樣;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們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維方式和表述方式卻是千差萬別的。”《周易》所說的正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