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訓·先賢務農
《孟子》:“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氾,扶岩反,水名。又姓,出敦煌、濟北二望,本姓凡氏,避地於汜水,因改焉。
《史記》:“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養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貲擬王公。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為禾稼,而鹵莽種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
《前漢·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瓉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畝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引。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前漢,宣曲任氏。楚漢相距於滎陽,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以此起富。折節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趙過,為搜粟都尉,能為代田,以故田多墾闢;用力少而得谷多。
黃霸為潁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治為天下第一。
龔遂為渤海,勸民務農桑,今口種一株榆,百本睻,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
何武為刺史,行部必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召信臣為南陽,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
後漢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農收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餚而去。其隋懶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
杜為南陽,省愛民役,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每致睏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茨充為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惰窳,少粗履,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灸。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
張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樊重,字君雲,謚壽張敬侯。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鹹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王景為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景乃教民用犁耕,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著於鄉亭。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崔寔為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為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民得以免寒苦。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
仇覽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杜畿為河東,勸耕桑,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悌。河東遂安。
童恢除不其令,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
《齊民要術》:皇甫隆為敦煌。敦煌俗不曉作耬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谷更少。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傭力過半,得谷加五。又敦煌俗,婦女作裙,孿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貲。
僮種為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雞四頭,以供祭祀,死買棺木。
顏裴為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閒月取材,使得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有丁車引、大牛,整頓引豐足。
譙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
李衡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樹。敕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矣。”橘成,歲得絹數千匹。
仲長子曰:“天為之時,而我不農,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時及不為,而尚乎食也哉?”
北魏辛纂,拜河內刺史,督勸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資以物帛,惰者加以罪。
魏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飢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
晉桓宣鎮襄陽,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耘獲於壟畝。
唐張全義為河南尹,經黃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戶,四野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彩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
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
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負京有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譯文
《孟子》:“后稷教民農作、種植五穀;五穀豐收,人民得到養育。”
《汜勝之書》:“商湯的時候,發生過旱災,伊尹創造區田種植法,教民給區田施肥,背水澆灌莊稼。”氾,扶岩反,水名。“氾”字作為姓氏,起源於敦煌、濟北地方的兩個大家族,他們本來姓“凡”,因為避秦亂,逃到氾水,便改姓“氾”。
《史記》:“管仲在齊國做宰相時,他的喜好和憎惡,完全和世俗百姓相同。他曾說:‘糧倉盈滿,方可(教民)知曉禮節;豐衣足食,方可(教民)知曉榮辱。’”
猗頓是魯國的窮讀書人,聽說陶朱公非常富有,便前去請教致富的方法,陶朱公告訴他說:“要想很快致富,就養五畜牸。”他便開始畜養牛羊,繁殖的幼畜數量,可以用“萬頭”作單位來計算,他的資產可以和王公相比。
《莊子》:“長梧封人說:‘往年我種莊稼,漫不經心地將種子種下,莊稼亦漫不經心地回報我;鋤草時馬虎了事,莊稼也馬虎了事地報答我。第二年,我深耕田地,並且勤加耘鋤,莊稼生長得繁茂旺盛,我全年飽食不受飢餓。’”
《漢書·食貨志》:“魏文侯時,李悝倡行充分利用地力的教化。師古說:‘李悝是魏文侯的臣;悝,音恢。’他說:方一百里的土地,提封九萬頃,除山陵、沼澤、城市、村居,占地三分之一,剩餘的耕地還有六百萬畝。種田勤勉,每畝可增收三升,服虔說:‘是給農民三升。’臣瓚說:‘三升應作三斗,是說做務好時,每畝可增產三斗。’師古說:‘根據實地計算,三升應作三斗。臣瓚的說法是對的。種田不勤勉時,每畝減收的數量也是三升。所以說方百里的土地,增收和減收的數字,都會達到一百八十萬石。’又說:‘糧價過高會傷害市民的利益,韋昭說:“這裡的‘民’字,是指士、工、商。”糧價過低會傷害農民的利益。市民工商受到傷害,便會離此他往;農民受到傷害,便會使國家貧困;故糧價過高或過低,都會造成危害。’”
漢文帝時,賈誼勸說皇上說:“管子說:‘糧倉滿盈,方可(教民)知曉禮節。’民食不足,而能將國家治理好的例子,從古到今未曾聽說過。漢朝建國至今,歷時已近四十年,公家和百姓的儲糧,仍使人感到非常痛心。人世間有豐穰和饑饉,是天時運行的常事,雖禹、湯在位,仍不免有天災。假如不幸發生寬廣二三千里的大旱災,國家用什麼救濟百姓?再如邊境突然遭受敵人入侵,常須調動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軍隊,國家用什麼去供給軍糧?貯積一事,實為關係天下安危的大事。只要國家糧多和財力充足,還有什麼辦不成功的事情?用以攻城必取,用以守土必固,用以興兵作戰必勝。懷柔敵人,哪怕是遙遠的番邦也一定會歸順朝廷;那時還會有什麼人,不聽從朝廷命令!現在應當驅使眾人回到農業中去,讓天下的人都能自己生產自己吃;讓從事末技游食的人,都能從事農業生產,必會使蓄積充足,人民安居樂業。”
西漢時,宣曲任氏,善儲粟谷。那時楚漢兩軍正在滎陽激戰,米價上漲到每石一萬錢。大戶人家不得不用金玉交換穀子,金玉遂盡入於任氏手中,任氏由此大富。任氏折節為儉,努力從事種田和畜牧。別人買東西,都搶著要便宜的,唯獨任氏樂意出高價買好的。他家的富足,保持了好幾代人。任公所立的“家約”規定:“非自家田地出產,非自養畜禽所生,一概不準穿不準吃。國家的錢糧不繳納完畢,自己就不準飲酒吃肉。”並能親身力行作為鄉里眾人的表率。為此,他既極為富有,又受到人主的敬重。
趙過,任搜粟都尉,創行代田法,田地大多得到開墾。代田法花費的勞力少,但產量卻高。
黃霸,任潁川郡太守,讓郵亭、鄉官都飼養雞豬,(所得收入)用來贍養鰥、寡和貧寒人家。又讓(百姓)務耕農,事蠶桑,節省用度,增值資財,發展種植業和畜牧業,要民去除鋪張浪費,他的政績為天下第一。
龔遂,任渤海郡太守,勸導百姓勤務農耕,從事蠶桑;要求每人栽種榆樹一株、睻一百本、蔥五十本、韭菜一畦,每家養母豬兩頭、雞五隻。百姓有佩帶刀劍的,便讓他賣掉劍買牛,賣掉刀買牛犢,說:“為什麼把牛和犢佩帶在身上?”春天和夏天,農人必須到田間勞動;秋天和冬天,督促百姓收刈入倉,增儲果實、菱芡。全境吏民都過上富足殷實的生活。
何武任(揚州)刺吏,行部所至,一定要詢問州郡墾田若干頃畝,五穀生長好壞。
召信臣任南陽郡(太守),重視為人民興辦有利的事業,一心一意地要讓百姓快些富裕。他深入農村,出沒在路邊田畔,親自勸說農民重視農耕。他住宿過的地方,遍及全郡各地的鄉亭,極少有休息的時間。他視察郡中的水源,挖通溝渠,修建水門提閼共數十處,用來擴大灌溉面積。灌田數年年增加,多達三萬頃。人民蒙受到灌溉的利益,家有儲積。他為百姓制定《均平用水公約》,刻於碑石,立在田首地畔,以防發生爭水的糾紛。嫁娶、喪葬務求節約,禁止奢侈浪費。郡中百姓無不努力務農,勤勉耕耘。全郡官民無不對信臣懷有敬愛的感情,尊稱他為“召父”。
後漢王丹,家資累積,富有千金,為人好施捨,能幫助他人解決困難。每到年終收穫大忙過後,察訪勞動好收谷多的農人,便攜帶著酒肉,一一前去犒勞。常在田頭樹下,席地飲食,對其人進行勸勉慰問。臨走時把剩餘的酒菜留下,隨即辭去。那些少數懶惰的農民,得不到王丹的犒勞,他們都深感不能使王丹前來慰勞自己為恥,此後無不努力種田。由此全村百姓,無不富裕。
杜詩任南陽太守,省簡勞役,愛護百姓,墾田數量大大增加,全郡百姓家家殷實富足。人民歌頌他說:“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任延官為九真太守。九真地方的百姓,向來以射獵鳥獸為生,尚不知曉牛耕的方法,故時常陷於貧困。任延便叫百姓鑄造各種農具,教給他們使用的方法,開墾土地。從此新開闢的耕地年年增加,百姓生活充足。
茨充任桂陽縣令,當地百姓不知種桑,人民享受不到養蠶和紡織絲麻的利益,多用麻枲頭填充冬衣。百姓習於懶惰,生活簡陋,連腳上穿的粗履都極少見到;許多人的腳凍裂開口出血,嚴冬時都點火烘烤。茨充讓百姓多栽桑樹和柘樹,養蠶繅絲織履;並讓多種苧麻。經過數年的時間,便享受到絲麻的利益,穿上了溫暖的衣服和鞋子。今日江南知道種桑、養蠶、織作絲履,都是茨充的教導。
張堪官拜漁陽太守,開闢稻田八千多頃,勸百姓種稻,使人民過上富裕生活。百姓歌頌他說:“桑樹無附枝,麥穗分兩歧;張君施仁政,其樂不可支。”
樊重,字君雲,追封壽張敬侯,世世代代擅長農事種植和喜好經營商業。樊重為人性情溫和敦厚,治家有法度。三世同堂共居,子孫早晚向他請安問候,儼如身在公家。他經管家產,向來沒有被拋棄掉的東西;督促使用童僕,都很得當。所以能上下齊心協力,家庭收入年年成倍增加,開墾的田地多至三百多頃。他建造的房舍,都有好幾進廳堂和高閣,引陂渠水灌注庭院間。他家又養魚、飼牲畜,家中所有需用之物都能自給。他曾為了想做家具,先著手栽種梓、漆,受到別人的譏笑;但若干年後,梓、漆皆得到套用,過去譏笑他的人也前來向他請求借用。他的財產多達好多萬,便用來周濟撫恤本宗族的人,本鄉本土的人也得到他的惠賜。有外孫何姓,兄弟之間為爭家產鬧糾紛,樊重認為這事很不光彩,便用他自己的田地二百畝,平息了他們的爭訟,受到縣人的稱讚和好評。他平時借貸出去的錢款,累計不下數百萬,臨終留下遺言,把文契全部焚削掉。借債的人聽說以後,皆感到非常慚愧,爭先恐後地前來還債。樊重時常告誡兒子們說:“大富大貴的人家,沒有能保持始終不敗的。我並非不喜歡榮華富貴,怎奈天道厭惡驕滿,喜好謙恭,前朝權貴外戚的結局,都可作為明戒。但求保全父母,保全自己,豈不是很快樂嗎!”
王景為廬江郡太守,百姓不知曉使用牛耕,故土地雖然有潛力,但糧食卻常不夠吃。王景就教百姓用牛和犁耕田,所開墾的土地,成倍增加,使本郡百姓豐衣足食。他又教百姓養蠶和紡織,並編寫出蠶織方法規程,張貼在各地鄉亭。
王符說:“一個農夫不耕田,天下便會受到飢餓;一個婦女不織布,天下便會受到凍寒。如今世俗都捨棄農耕本業,轉而趨向商賈,這無疑是:一個人種田,供一百人吃食;一個婦女種桑養蠶,供一百人穿衣。用一個人的力量,供養一百人,怎么能供應夠呢!”
崔寔任五原郡太守,那裡的土地本來適合種麻,但當地百姓卻不知曉紡績織布。百姓冬天沒有衣穿,便將細草堆積起來,人臥在草堆里避寒。會見官吏,便身披細草當衣。崔寔為他們製作紡績織布的工具,教給紡織的方法,使他們免受凍寒的痛苦。
劉陶說:“百姓可以百年無器用,不可以一天沒飯吃,可見糧食是不可缺少的急需物資。”
仇覽任蒲亭長,勸令百姓搞好生活和生產,並制定出明文條令,詳細規定種植蔬菜和果樹的數量,餵養雞隻和生豬的數目。農事完畢,便讓子弟聚集起來學習。百姓中如有剽輕不軌或遊手好閒、恣意妄為的人,便責令他們從事種田和蠶桑勞動,並規定有嚴格的監督懲治條例。他本人能親自幫助百姓料理喪葬,賑濟貧窮,撫恤孤寡。一年過後,民風大變。
杜畿任河東郡太守,勸令百姓耕農、務蠶桑,督促他們畜養牸牛、草馬,甚至養雞豚多少,皆有規定,家家衣食豐足。接下來便是著手興辦學校,選舉孝悌。河東郡遂趨向安定。
童恢除任不其縣令,凡本縣官吏,只要能勝任本職工作,本人能行善事,皆賜予酒肉,以資獎勵。對農耕、紡織、播種、收穫,各種農活,皆規定有具體要求。全縣境內,安寧無事。
《齊民要術》載:皇甫隆任敦煌郡刺史,百姓不知曉製作耬犁,播種時既費人工和牛力,而且穀子的產量也很低。皇甫隆便教給百姓製造耬犁,節省的勞力超過一半,收穫的穀子增加五成。又敦煌的風俗,婦女穿的裙子,習慣做成折縐孿縮如同羊腸一般的百褶裙,一條裙子要費掉一匹布。皇甫隆加以禁止,並改用新裙式,所節省的費用也不可勝計。
僮種任不其縣令,規定每人養一頭豬、四隻母雞,以供祭祀或死後賣掉用來買棺材。
顏裴任京兆尹,於是讓百姓整修田間道路,(在路邊)種植桑樹和果樹。又規定在農閒月份,伐取木材,使民轉相傳授造車技術。又規定凡是沒有牛的人家,必須養豬,趁豬價貴時賣出,用賣豬的錢買牛。初開始時,百姓感到政令過於煩瑣,但一二年過去,每家都有丁車、大牛,事事整頓,豐衣足食。
譙子說:“早晨同時出發,到天晚投宿,便會有(遠近的)不同;(同時采野菜)勤快的人可采滿筐。即使有了羽毛,不織成布,仍然沒有衣服穿;人不能依靠吃青草喝涼水生活,不從事農耕,便沒有飯吃。難道一個人可以不自己努力嗎?”
李衡在武陵郡龍陽洲上,修建住宅,種植了一千株柑橘,(臨死)告誡兒子說:“我州里有一千頭木奴,不要你供給它們吃穿,每頭每年向你獻上一匹絹,也可以足夠用了。”橘樹長成後,果然一年可得到好幾千匹絹。
仲長子說:“上天替人作成四時,我若不務農,也不可能得到糧食。春天已到,時雨已經降下,從整地播種開始,到糧食收穫入簠簋結束,懶惰的人畝收一釜,勤勉的人畝收一鍾。農時已到,而不及時播種的人,尚可得到吃食嗎?”
北魏辛纂,官拜河內郡刺史,督促勸導百姓從事農業和蠶桑生產,常親自下鄉檢查視察。對勤勉的人,獎給財物、布帛;對懶惰的人,則進行懲罰。
曹魏陳思王說:“身受凍寒的人,並不貪求尺玉,而是渴望得到一件短褐;飢餓的人,並不願得到千兩黃金,而是以能得到一頓飽餐為美事。”
晉桓宣鎮守襄陽,督促獎勵農耕蠶桑,有時將鋤頭、耒耜置放在軺軒上,有時親赴田間參加鋤地和收刈勞動。
唐張全義任河南尹,當時經過黃巢作亂,接著又遭秦宗權、孫儒的大燒殺,居民不到一百戶,城四郊看不到有耕田的人。全義招流民安置,勸他們從事農耕;幾年以後,都城中大街小巷,逐漸恢復舊日的規模;各縣的戶口,亦多恢復。遍地是生長茂盛的桑麻,田野中看不到有不耕的荒地。全義為人明察事理,別人不能欺瞞,但他的治理方法,卻寬緩和平,政令簡約。全義每外出,看到有的田地莊稼生長好,便下馬和隨從人等共同觀看,召見田主用酒飯進行慰勞。誰家的蠶繭、麥子收成好,有時便親自到他家,叫出全家老幼,賜給茶彩衣物。民間傳說:“張公不喜愛歌舞女伎,有時觀看,亦不曾見他有笑容;只有看到好麥、好蠶繭,才會喜笑顏開!”
有的人家,田地荒蕪草多,全義便將此家人召集到一起,用杖責打。假如被打人申訴說,“田荒,是因缺乏人力牛力”,便召集他的鄰人加以責問說:“如他確是缺乏人力牛力,你們為何不幫助他?”直到眾人都承認錯誤,才放他們離開。從此鄰里之間有無相通,彼此互相幫助,所以家家有存糧,即便遇到災荒的凶年,也不會挨餓。(河南府)從此變成富足的地方。
李襲譽曾經告訴子孫說:“我家在京城附近有田地十頃,能耕種的好,可足夠吃的;河內有千株桑樹,從事蠶績,便可供穿衣;只要能勤於這些,便不需要他人的資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