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一百八十八

部分譯文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親朱松，字喬年。曾錄取為進士。胡世將、謝克家舉薦他，朝廷任命他為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軍馬時，招朱松為幕僚，被推辭。趙鼎再次任宰相，任命朱松為校書郎，遷升任著作郎。因為御史中丞常同的推薦，被任為度支員外郎、兼任史館校勘，歷任司勛、吏部郎。秦檜決定與金國議和，朱松與同僚上奏章，極力主張不可以與金國議和。秦檜惱怒，示意御史彈劾朱松與朝廷有異心，而自認為是賢才，結果讓朱松離朝出任饒州知州，還未上任，朱松便死了。

朱熹從小聰穎理解力強，剛能講話時，父親指著天告訴他說：“這是天。”朱熹問道“：天的上面是什麼？”父親感到驚異。從師受學時，教他讀《孝經》，讀過一遍，朱熹在書上題寫道：“不能這樣做，不是人。”朱熹曾經和一群兒童在沙子上玩耍，他獨自端端正正地坐著，用手指在沙土上畫，看他畫的圖形，是一幅八卦圖。十八歲時參加鄉貢考試合格，紹興十八年(1148)錄取為進士。擔任泉州同安縣主簿時，他挑選縣裡優秀的人才當自己的學生，每天給他們講授古代聖賢講求個人修養和治理百姓的學問，禁止婦女出家當尼姑道姑。朱熹罷官回鄉，請求管理一個祠觀，朝廷派他監潭州南嶽廟。第二年，因朝廷中的大臣舉薦，和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時被朝廷召見，朱熹以生病辭謝了。

孝宗即皇帝位，下詔要求朝臣直言朝政得失。朱熹陳上密封的奏章說“：皇上雖沒有過失，但為帝王的學問卻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沒有缺誤，但修明朝政、抵禦外敵的大計卻不可不早日決定。利害憂樂雖不可能全面列舉，但事關國家的根本問題卻不可以不加留意。陛下在培養自己品德的初期，親自批閱文獻奏疏，不過是誦讀詩文章句，吟詠情性，又特別留意道家、佛教的書籍。記誦詩文的詞藻，並不能夠探討事物發展的淵源而制定出治國之道；道家的虛無和佛家的寂滅，並不能夠貫穿萬物的始終而建立適當的大中之道。帝王的學問，必須先窮究事物的本原而獲得知識，以便透徹地認識事物的變化，使世間萬物的道理，都能存在於心中，對事物的纖細微末之處全都看得透徹，就會自然意念真誠，心地端正，而可以治理好天下的事情。”其次說：“修明朝政，抵禦外敵的方針之所以不能及時制定，是被講和的論調給耽誤了。金人是宋朝不共戴天的仇敵，不可能和好是很明顯的了。我希望根據公道、正義果斷地做出決定，封閉關隘，斷絕和約。任用賢明能幹的人才，確立國家法度，純潔士風民俗。幾年以後，國家富足，軍隊強大，根據我國力量的強弱，觀察金人內部裂痕的深淺，慢慢起兵設法打敗他們。”再接著說：“全國的利害，在於百姓的快樂與憂慮，百姓的安危憂樂，在於地方官員是否賢明。監司機構是監督地方官員的主要機關，而朝廷是委任監司機構官員的根本之地。要想讓百姓安居樂業，各得其所，根源也在於朝廷了。現在的監司機構及其官員，狼狽為奸，貪贓枉法，大肆地擄掠、害民的官員，主要就是宰相、台諫的親戚、故舊、門生、朋友。他們中失去了權勢的人，曾經按他們所得的私利情況而罷逐了他們；還在當權的那些人，難道沒有謀私利的嗎？敬請陛下親自去了解。”

隆興元年(1163)，又被朝廷召見。入朝奏對治策，其中第一點說：“大學的道理在於窮究事物的本原而獲得知識。陛下雖然有生而知之的天性，優秀於普通人的行為，但沒有能夠按照事物的發展變化來觀察治世的道理，按照這個道理以適應國事的治理。這是因為在採取治國措施的過程中還有疑問而猶豫不決，而聽從臣僚的意見時又不免有欺騙隱瞞的地方，所以治國平天下的效果不是很明顯。”第二點說“：君主父皇的仇恥與金人不共戴天。現在所應該做的，就是不同金人作戰就不能復仇，不堅守邊關就不能取得勝利。”所以暫且陳上古代先聖賢哲帝王們怎樣發奮圖強，鞏固根本，威懾、制服邊遠之地的夷敵們的強國之道。當時宰相湯思退剛剛倡導同金講和，任命朱熹擔任武學博士，等待上任。乾道元年(1165)，催促他上任就職，到了任上而適逢洪适擔任宰相，又主張同金講和，因觀點不相同，朱熹回鄉了。

三年(1167)，陳俊卿、劉珙推薦他為樞密院編修官，等待上任。五年(1169)，因妻子去世回故里服喪。六年(1170)，工部侍郎胡銓把他作為詩人推薦於朝廷，他與王庭王圭同時被召見，他以沒有服完喪事為由請求辭職。七年(1171)，服喪已完，又被召請，他以俸祿不能養家而推辭。九年(1173)，梁克家擔任宰相，申述從前的召命，又被推辭。梁克家上奏朱熹多次召他任官而不就職，應該得到褒獎鼓勵，大臣執政都稱讚這個建議。皇上說：“朱熹安於貧窮，遵守廉道，廉潔、謙退，應該嘉獎。”因此，特地改命他擔任官職，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因為要求退出官場而相反得以升遷，從道義方面考慮更覺得心中不安，再次推辭。淳熙元年(1174)，才開始接受任命。二年(1175)，皇上打算獎掖廉潔、謙退的人，以純潔士風民俗，龔茂良擔任丞相的事務，推薦獎勵朱熹，任命他擔任秘書郎，朱熹堅決推辭，並且親自寫信給龔茂良，說明一時被厚愛的原因。許多小人乘機會講讒言誹謗他，於是因為朱熹又推辭，即答應了他的請求，主管武夷山沖佑觀。

五年(1178)，史浩再次擔任宰相，任命他擔任南康知軍，皇上下詔令他上任就職，朱熹又推辭，沒有被答應、允準。到南康軍，興行利政，革除害事，恰逢那年不下雨，精心勤於荒年政事，許多人得以活命。到救荒事結束，上奏章請求按照法律條文獎賞交納粟米的人。有時到郡縣學校，招引進士學子與他們講習學問，議論道理。走訪白鹿洞書院遺址，上奏恢復原來的樣子，制訂《學規》使他們遵守它。第二年夏天，天氣大旱，下詔令監司、郡守分別闡明老百姓的快樂與痛苦，朱熹於是上奏疏說：

“治理天下的要事沒有什麼大於撫恤百姓，而撫恤百姓的根本，在於皇上端正心術用以立定規章紀律、朝綱。大概天下的規章紀律、朝綱不能自身形成，一定要皇上的心術公平正大，沒有受私情左右而偏頗反覆、猶豫不定，然後依賴於此而建立。皇上的心術不能自發地純正地確立，一定要親近賢臣，疏遠小人，講論明白仁義、道理的歸宿，關閉阻塞自私的邪路，這樣才能使皇上的心術純正地確立。

“現在宰相、台諫省官、師傅、賓客朋友、諫諍之臣都失職不負責任，而陛下與他們親近、商量謀劃的人，不過一、二個寵幸的大臣。對上以蠱惑陛下的心思與志向，導致陛下不相信先王聖賢的大道理，而以追求功利的卑下淺見為快樂；不喜歡志士的宏大言論，而安逸於私利、鄙陋的醜態。對下則招收聚集天下士大夫中好利而沒有廉恥的人，文人武士各以道分，都各自加入他們的門檻。所喜歡的人暗中引見接納，升遷為顯官要職。所不喜歡的人則私自進行誹謗非議，或是公然進行排擠。他們互相勾結、賄賂，所盜竊的都是陛下的財產。他們任命官吏配置將領，所盜竊的都是陛下的權柄。陛下所屬的宰相、師傅、賓客朋友、諫臣，或是反而出入於他們的門下，承受仰望於他們的示意主張；其中幸有能夠自立的人，也不過是拘謹自守，而不敢講一句斥責他們的話；其中十分敬畏公論的人，也僅能略加警告或驅逐他們的一、二個黨徒，既不能對他們有深重地打擊，而且最終也不敢以正直的言行直搗他們的藏身之所和巢穴所在。他們勢力已成，淫威已立，朝廷內外無不倒向他們，使陛下的號令、官員的罷黜升陟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一、二個人的私門，名義上是陛下獨自決定，而實際上是這么一、二個人私自暗中執掌權柄。”

又說：“巨大的災禍，一定會來臨的憂患，近在早晚，然而惟獨陛下還不知道。”孝宗讀了朱熹的奏章，悖然大怒說：“這是以為我宋朝將要滅亡了。”朱熹以生病為由，請求一個宮觀職務，沒有得到答覆。

陳俊卿以曾任宰相的身份駐守金陵，入宮覲見皇帝，極力推薦朱熹。宰相趙雄對皇上說：“士大夫喜好名譽，陛下厭惡他們愈是厲害，而人們讚譽他們就愈是多，這豈不是正好抬高了他們。不如根據他們的長處而加以任用，他們漸漸擔任政事以後，能力的強弱真假也就看出來了。”皇帝認為趙雄的意見對，於是任命朱熹擔任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不久便記錄到了朱熹救濟災荒的功勞，命朱熹任直秘閣，朱熹因為以前奏請朝廷獎賞納糧救災的人沒有得到批准，所以辭謝了這次任命。

恰好碰到浙東地區發生大饑荒，宰相王淮上奏改任朱熹為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並要他當天獨自快速上路，朱熹又以納糧救災的人沒有得到獎賞為由，辭謝這一任命。等到朝廷對納糧救災的人實行獎賞以後，朱熹才接受了這一職務。他入朝對答皇帝提問，首先陳說災異發生的原因和修養德行、任用人才的關係，其次說道：“陛下即位當政初期，曾選拔傑出的英雄豪傑，委任以國家政事，不幸的是這中間不能全部得到合適的人選，因此，不再廣泛求取賢哲人士，而暫時任用了一些性情柔和不得罪人而又容易控制的人以充任這些職務。於是皇帝左右的人，私自怠慢並使喚他們從事低賤的工作，侍奉於宴會之間，以供呼喚使用，因而宰相的權力日益減輕。又擔心他們的權勢有所偏重，而又借用權力重大來蒙蔽自己，就時常聽取外廷的議論，將以暗地察訪這些人違紀犯法的事實而從嚴從速地查辦他們。陛下既然不能夠遵循天理、公正本心，用以端正朝廷綱紀，早已失去治國根本，而且又想兼聽士大夫們的不同意見，作為駕馭群臣的辦法，那么士大夫進見皇上有一定的時間規定，而陛下親近的宦官則可以從容而沒有間隙。士大夫們端莊有禮而難以親近，他們的議論又苦澀難以入耳，陛下寵幸的宦官其逢迎諂媚之態就足以蠱惑陛下的心術與志向，那些小吏狡詐詭變的伎倆又足以迷惑陛下的視聽。因此陛下雖然想稍稍抑制這些小人之輩，然而這些小人們的勢力卻一天天加重，陛下雖然想廣泛採納公論，而士大夫的勢力卻一天天減輕。權重的小人既可以憑藉他所掌握的重要權力，進一步竊取陛下的權力，權輕的人又藉助於權重的小人，作為自己竊居官位，鞏固寵信的方法。這樣日積月累，漸漸損失權力，使陛下的德行基業一天天地毀壞旁落，國家的法度一天天地受到破壞，奸佞諂媚的人充塞朝廷，賄賂公行，士兵悲愁，百姓怨憤，盜賊不時發生，災禍怪異多次出現，災荒饑饉重新又來。奸邪小人互相引薦，人人都得以滿足自己的私慾，惟有陛下一無所得，而且獨自承受這些弊端的禍害。”皇帝聽後感動不已，臉色都改變了。朱熹所奏的一共七件事，親自書寫其中的一、二件事以防泄露秘密。

朱熹剛接受任命，就寫信到其他州郡，招募米商，免除稅錢，等朱熹到任時，外地船隻運來的大米已匯集到這裡了。朱熹每天外出調查訪問百姓的疾苦，走遍浙東全境，單人獨車，不帶隨從，所到之處，人們都不知道他來過。州縣官吏害怕他的嚴峻的作風，有些人甚至自行離職而去，他所管轄的地區風紀肅然，部下崇敬他。凡是丁錢、和買、役法、榷酤這一類政事，有不方便而禍害百姓的地方，全部加以改正和革除。在救濟災荒之餘，他都根據實際情況謀劃處理，必定做出長久的打算。有人攻擊朱熹，說他不盡心而疏略於政事，皇上對王淮說：“朱熹治理政務的確有很可觀的政績。”

朱熹因為前後幾次奏請多數被擱置，僥倖得到採用的，也都拖延遲緩耽誤了時間，蝗蟲旱災相互頻繁出現，他不勝憂憤，又上奏疏說：“為現在打算，只有決斷出自皇上自己的意志，迅速發布詔令，責備自己並徵求直言，然後君臣互相告誡，痛下決心反省改正。其次，拿出內庫全部錢財，把供給帝王大禮的費用改為收糴糧食的本錢，詔令戶部免徵百姓所欠舊債，詔令轉運使根據條例檢查放免百姓租稅，詔令宰相大臣淘汰受災路地區的州、軍監司、地方官吏中沒有政績的人，審慎選拔賢能之士，責成他們實施救濟災荒的政策，這樣也許還能下結民心，消除災民乘災荒之際叛亂的打算。不這樣的話，我恐怕所憂慮的不止於飢餓死的人，而將在於叛亂的盜賊；蒙受其害的不僅僅是官吏，而且要涉及到危害上面的國家政權了。”

台州知州唐仲友和王淮是同鄉並結為親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一起推薦他，遷升為江西提刑，還沒有上任。朱熹巡行視察到台州，控告唐仲友的人很多，朱熹調查到事實，三次上奏章彈劾唐仲友，王淮把朱熹的奏章隱藏起來不報告給皇上。朱熹更加致力彈劾他，唐仲友也上奏章為自己辯解，王淮才把朱熹的奏章進呈給皇上，皇帝命令宰相大臣們詳細審查，都司陳庸等人要求下令浙西提刑委派清廉能幹的官員去追查核實，仍舊命令朱熹迅速趕往遭受旱災侵害的州郡視察。朱熹當時留在台州沒有走，不久接到這道詔令，愈加上奏章彈劾唐仲友，前後上了六道奏章，王淮迫不得已，取消唐仲友的江西提刑的新任命轉授給朱熹，朱熹拒絕不接受，於是回鄉，並且要求一個宮觀閒職。

當時鄭丙上疏詆毀程氏的學說來敗壞朱熹，王淮又提拔太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陳賈在與皇上面對面地論說時，首先論說近日士大夫中有所謂“道學”之人，大多是藉助道學之名來宣傳騙人的學說，希望朝廷考察這些人，清除他們不再任用。大概指的是朱熹。淳熙十年(1183)，詔因朱熹多次請求祠觀，可以派遣他主管台州崇道觀，不久接連主管雲台觀、鴻慶觀達五年時間。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任宰相，任命朱熹為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朱熹因生病辭謝任命，朝廷沒有同意，他於是赴任。

淳熙十五年(1188)，王淮罷相，於是朱熹進奏，首先論說近年來刑罰處理不得當，獄官應該選擇合適的人擔任。其次接著說經制錢、總制錢損害百姓，以及江西路各州縣攤派課罰的弊端。奏章最後說“：陛下即位已經二十七年，因循守舊而時間漸移，沒有一尺一寸的功效可以回報陛下自己的志向。我曾經反覆考慮這件事，莫非是宴飲閒談於深宮之中，沒有表明待人接物的心地，天理有些不純正，人的欲望有些沒有止境，因此好的事情不能做到底，剷除惡事不能斷它的根，一閃念之間，公與私、邪與正、是與非、得與失同時交替出現於思想之中。因此，陛下以禮相待大臣並非不厚，然而阿諛逢迎諂媚討好的近臣小人也能得到陛下寄託心腹的重任；陛下日夜追求英豪之士並非不迫切，然而柔弱奸邪平庸乖謬之輩也能夠長久地竊掌朝廷大權。並非陛下不樂於聽取公平正直的議論，然而有時不能容納這種議論的存在；並不是陛下不憎恨讒言惡行，然而不免誤聽偏信；並不是陛下不想為祖宗報仇，然而不免畏懼怯懦而圖一時安逸；並不是陛下不愛護和培養百姓的財力，然而不免要發出嘆息產生愁怨。希望陛下從今以後，對於一閃之念必須謹慎對待仔細審察；這是天理呢？還是人慾呢？果然是天理，就慎重地對它加以擴充，而不讓它受到一點蒙蔽阻塞；如果真是人慾，就慎重地克制這個念頭，而不讓它在自己的頭腦中稍有滯留。把它推廣到一言一行之間，用人處事之際，沒有不用這一標準加以衡量，那么陛下的聖心就能通達，朝廷內外融合透徹，沒有一絲一毫的私利慾望可以隱身於兩者之間，而天下的事情將只根據陛下所想的進行，沒有什麼事會不合乎陛下的志向心愿。”朱熹這次赴京，有人在路上攔住他，認為“正心誠意”這種論調皇帝很討厭聽到，告誡他不要說這種話。朱熹說“：我平生一輩子所學習的，只有這四個字，怎么可以隱瞞不說以欺騙皇帝呢？”等到他上奏時，皇帝說“：很久沒有見到你了，浙東的事情，我已經知道，現在應該安排你一個高尚而重要的職務，不再用州縣的瑣事來麻煩你了。”

當時曾覿已經死了，王扌卞也被驅逐，只有內侍甘..還在任職，朱熹極力彈劾他。孝宗說“：甘..是德壽(高宗)舉薦的，說他有才能。”朱熹說：“小人沒有才能，怎么能夠打動皇帝。”第二天，任命朱熹為兵部郎官，朱熹以腳病請求祠觀的職務，兵部侍郎林栗曾經和朱熹討論《周易》、《西銘》，兩人意見不合，這時他彈劾朱熹說“：朱熹本來沒有什麼學問，只會竊取張載、程頤的殘餘東西，稱之為‘道學’。朱熹所到之處都帶上門人學生數十人，妄想仰慕孔子、孟子經歷幾次聘任的風尚，要挾索求高價，不肯就任朝廷任命的職務，他的這種虛偽不可掩蓋。”孝宗說“：林栗的話好像太過分了。”周必大說朱熹上任的那天，腳病沒有痊癒，勉強登殿答對。孝宗說“：我也見到他走路一跛一曳的。”左補闕薛叔似也上奏聲援朱熹，於是讓他仍舊擔任原來的職務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林栗辯論，說林栗的話沒有一句是事實“，稱之為道學”這句話，尤其沒有事實根據，過去王淮和台諫官里外呼應，陰謀廢棄正直君子，正是用的這種辦法。孝宗下詔說：“朱熹昨天入宮答對，所談論的都是新任職務的事情，我相信他的誠意，再次聽從他的請求，他可以迅速赴任就職。”恰逢胡晉臣任侍御史，首先抨擊林栗固執拗戾不通，喜歡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憎恨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沒有事實根據指責學者結黨營私，於是罷黜林栗，讓他擔任泉州知州。朱熹再次辭謝任命，孝宗委任他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沒有一個月再次召他赴任，朱熹又推辭了。

當初，朱熹曾認為用口述上陳的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全部說出來，要求密封奏事向皇帝報告自己的想法和意見。到這時朱熹把自己密封的奏章投至朝廷設定的匭中，裡面寫道：

“現在國家的主要形勢，好比人有重病，內部從心腹開始，外面達到手腳四肢，沒有一根汗毛一根頭髮不生病的。暫且以天下的根本和當今的急務，試為陛下陳說：國家的根本，就是陛下的心；當務之急就是輔育培養太子，選拔任用大臣，整頓政綱嚴肅法紀，改變士風民俗，愛惜培養民力，整飭清明軍政事務，這六事而已。

“古代聖明帝王兢兢業業，為了保持和守正這種心，所以設立師保之官，排列有諫諍之職，凡是帝王的飲食、酒漿、衣服、宮室、器用、金玉絲帛以及宦官、宮妾等政事，沒有一件不統領於宰相，使帝王的前後左右，一動一靜，沒有不受到有關機構法規的制約，因而沒有細微空間、瞬息時間，能夠隱瞞他們的毫髮私情。陛下所以精粹純一克己復禮而堅守此心，果真能有如此的功效嗎？陛下所以修養身心整治內宮而使自己的左右中正，果真能有如此的效果嗎？宮廷禁地的事情，我固然不得而知，然而賞賜爵位之濫，錢財賄賂之流，街頭巷尾都在竊竊議論，這種紛亂的議論我早已受不住了，那么陛下在整治內宮方面，恐怕還沒能比得上古代的聖明帝王。

“至於陛下左右近習嬖倖之人的私情，恩寵待遇已過分不當，過去龍大淵、曾覿、張說、王扌卞這類人權勢氣焰熏灼，一時能危害震撼朝廷，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說的了。獨有我前天對陛下陳述的意見，雖然經過陛下委婉開導勸說，然而我的愚見是，只能讓這些人擔任守衛宮門傳遞命令、供事打掃等勞役，不應當讓他們假借陛下的威望，使他們得逞奸邪諂媚，製作過度奇巧之物於內廷之中，以此來動搖陛下的心志，招攬權勢於外朝，以損害陛下的聖政。我在道路、民間聽說，自從王扌卞被驅逐之後，各位將領的派遣任命，仍大多出於此人之手。陛下竭澤窮盡百姓的民脂民膏來供養軍隊，軍隊卻不曾得到一頓溫飽，這都是將帥巧立名目，奪取士兵口糧，肆行賄賂陛下親近之人，以圖提拔重用的結果。能出入皇宮的心腹大臣，外面結交將帥，共同欺騙蒙蔽陛下，以致到了這種地步。而陛下不能醒悟，反而寵信親近這些奸邪小人，認為這是為我所用的家臣，致使宰相不能議論他們設定措施的得失，給諫官員不能評論他們任命官吏的是非，那么陛下在端正左右大臣方面，沒有能夠趕上古代的聖明帝王又是明顯的了。

“至於輔佐幫助太子，從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太子屬官的選拔號稱得到合適人選，然而能夠稱職的人，已經很少了。而又時時讓那些奸邪諂諛、輕佻薄倖、卑賤庸妄之徒，得以摻雜在裡面，所謂的講讀，也只是用文章應付充數，而沒有聽說他們有規勸諫戒的功效。至於早晚和陛下隨時在一起，陪伴侍奉陛下遊玩宴樂的人，又不過是使臣、宦官幾個人而已。太子的師傅、賓客已不再設定，而太子詹事、太子庶子這些官職也是有名無實，於是朝廷的左右春坊就讓使臣執掌，既沒有啟發太子崇尚師長親近賓友、尊敬德行喜好大義的用心，又沒有防止太子輕侮怠慢親昵放蕩、奇異邪惡夾雜而進的危害。應該討論以前的典章制度，設定太子師傅、賓客的官職，廢除春坊使臣，而使太子詹事、太子庶子各自恢復行使職責。

“至於選拔任用大臣，以陛下的聰明睿智，怎會不知道天下的事件，必須得到剛正光明公正之人而後才可任用呢？之所以經常得不到這樣的人才，反而收容庸俗鄙陋的人竊居這些職位，這隻因一念之間，未能看透他們出自私邪的蒙蔽，然而陛下宴樂時所喜好的人物，陛下親近寵愛的近習之流，不能全部依據法令制度辦事，如果任用剛正光明公正的人做輔佐皇帝的宰相，就恐怕他會妨礙自己的私事，損害自己的人，而不能任意放縱。所以在選用人才之時，常常先排斥擯棄剛正光明公正的人，而後選取拖沓無能懦弱軟熟、平時不敢坦率直言態度端莊的人而加以揣摩，又在這些人中間選擇最庸懦最卑陋、定可確保他不至於有所妨礙自己的人，然後薦舉他們而加以高位。所以任命官員的詔令還沒頒布，而人員已經事先物色確定，這些官員的姓名還沒有顯露，而朝廷內外已經預知這些人決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了。

“至於整頓嚴肅政綱法紀，改變士風民俗，那么今天宮廷與中書省署之間，禁廷密苑之地，怎么會有天下不公正的道理，不正派的人物反而能夠以此作為窟穴而盤踞其中呢？因而陛下看到和聽到的，無非是些不公不正的事情，那么在這些事情的熏蒸熔化之下，使得陛下好善之心不能顯著，痛恨罪惡之心不能深刻，這種危害已到了不能用語言表達的程度了。等到這些不公不正之人作奸犯法之時，陛下又不能深深割去自己的私愛，而把他們交給朝廷討論，按照有關法律處理，因此綱紀法度不正在上，士風民俗就頹廢弊坏於下，他們為害的時間已很久了。而且浙中地區特別嚴重。大都習慣做出柔媚的姿態，說著附合順從人的話，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最得計，更過分的人把黃金珠寶當作佐酒的肉脯食品，把地契債券作為詩歌文章，宰相可以引誘就引誘宰相，近習親信可以私通就私通近習親信，只求得到私利，再也沒有廉恥。一旦有剛強堅毅正直不阿、恪守正道遵循天理的人在他們中間出現，就群起譏諷合夥排斥，指責為“道學”，而加上強辭奪理、感情衝動肆意妄說的罪名。十幾年來，用這兩個字禁錮天下的賢人君子，又好像過去所謂的元..學術一樣，排斥擯棄詆毀侮辱，一定要使正人君子沒有容身之地才算罷休，這難道是大治之世的事情嗎？

“至於愛惜培養民力，整飭清明軍政事務，從虞允文擔任宰相以來，把戶部每年收入款項中必定可以指望得到的部分全部取走，號稱是年終賦稅盈餘的數目，運入內庫。而把收入中有名無實的、多年積累拖欠的、空登錄在賬冊上的、無法催討管理的款項，撥還給戶部，作為內庫財產的積累，將它作為今後用兵進取中原時的隨時需要使用的款項。然而從那時以來的二十多年間，內庫每年收入不知有多少，而且認為是皇帝的私人貯存，主管者也是私人，宰相不能用計入賦稅來均衡節制這些款項的收支，戶部不能用賬冊來勾定考查這些款項是在還是不在，天天銷月月耗，用來支付宴請私親費用，真不知道有多少啊，而何曾聽說能用這筆錢財來換取敵人的首級，如同太祖說的那樣。空使戶部費用缺乏一天比一天嚴重，朝廷的督促一天比一天嚴峻，以至於廢掉祖宗以來州縣催征財賦達到九成以上就不再催理，戶部也置之不問的好辦法，而以徵收賦稅一定要足足十成作為限度；朝廷認為賦稅徵收不足，就又建立監司，州縣官員以徵收賦稅多少為考課等差的辦法，用來引誘威脅他們。於是形成朝廷內外奉承這種風氣。競相使用苛刻急迫的辦法徵收賦稅，這是百姓的財力之所以嚴重睏乏的實際原因。

“將領們追求提拔，必然先在士兵身上聚斂錢物，用來增殖自己的財富，然後用這些錢物去結交陛下身邊的親近侍臣，而且祈求他們把自己的姓名告訴陛下身邊的地位尊貴的將領。這些地位尊貴的將領們拿到他們的名單，就把這些名單交給軍隊，使他們從基層什伍開始逐級得到保舉，稱讚這些人的才能武藝能夠勝任將帥，然後寫成奏章在陛下面前誇獎這些人。陛下只見到逐級推舉在前，文書檔案齊備，就真的認為是大家一致舉薦而得到了合適的人選，然而哪裡知道這些人是議價交錢，已經如同晚唐的債帥了呢？將帥，是掌握三軍命運的人，而選拔將帥的方法背離常道到如此地步，那么那些具有智謀勇敢才藝膽略的人，誰肯抑制內心低頭而立於宦官、宮姬的門下，而陛下得到以為可任將帥的人，都是平庸之輩和僅供奔走的小卒，但陛下還希望他們整飭清明軍政、激勵勸勉士兵，以增加國勢，豈不是謬誤嗎？

“這六件事，都不可以緩慢處理，而根本仍在於陛下之心，陛下之心光明正大那么這六件事沒有不正的，陛下心中一有私慾介入，那么雖想疲勞精力來求得端正這六件事，也將成為沒有實際內容的一紙空文，而天下的事情就會越來越不好治理了。”

朱熹這道奏疏送入宮中，夜間計時的滴漏銅壺已下七刻了，孝宗皇帝已經上床睡覺，立刻起身拿著蠟燭，把奏章全部讀完。第二天，任命朱熹主管太一宮，兼任崇政殿說書。朱熹極力推辭，被任命為秘閣修撰，管理一個外地的宮觀。

光宗即皇帝位，朱熹再次推辭秘閣修撰的職務，仍舊為直寶文閣，皇帝下詔誇獎他。過了幾個月後，任命他為江東轉運副使，朱熹以生病為由辭謝，改任為漳州知州。他奏請朝廷免除了漳州屬縣的無名雜稅七百萬貫，減少經制錢、總制錢四百萬貫。因當地的風俗習慣不合乎禮儀，他擇取古代喪葬嫁娶的禮儀之文，張貼出來告示大家，派當地父老進行解說，以教育他們的子弟。當地風俗崇信佛教，男男女女聚集在僧舍之中做傳經會，婦女不出嫁的就做庵房居住，朱熹下令禁止這些事。他常常憂慮不能推行丈量土地、劃定界限的危害，恰逢朝廷議論要在泉、汀、漳三州推行丈量土地、劃定界限，於是朱熹調查訪問有關事宜，選擇承辦人員以及制定丈量土地、劃定地界的辦法上報朝廷。而當地豪紳中侵奪貧弱百姓土地的人認為對他們不利，極力加以阻止。宰相留正，泉州人，他的鄉里親友也大都認為不可以推行。平民吳禹圭上書指責經界法騷擾百姓，皇帝下詔暫緩進行，又降詔令先在漳州實行經界。第二年，朱熹因為兒子死亡又請求宮觀職務。

當時史浩入宮見皇帝，請求招收任用天下有聲望的人，於是任命朱熹為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一再推辭，皇帝下詔說：“論撰這樣的職位，是用來恩寵著名儒士的。”朱熹這才接受了任命。朝廷派他擔任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朱熹推辭。漳州正經界法竟然宣告停止推行，朱熹因為自己的意見沒有得到採用而自己要求彈劾自己。被任命為靜江知府，他推辭了，主管南京鴻慶宮。沒有多久，朝廷派他出任潭州知州，朱熹極力推辭。黃裳擔任嘉王府翊善，他認為自己的學問不及朱熹，請求朝廷召朱熹為太子宮中的僚佐，王府直講彭龜年也向大臣們推薦朱熹。留正說“：我留正不是不知道朱熹，但是他性格剛直，恐怕到太子宮中不合適，反而會因此受到連累的。”朱熹正好再次推辭朝廷的任命，皇帝下聖旨說：“長沙是國家的巨大屏障，能得到賢能的人最為重要。”朱熹於是接受任命。恰逢洞獠騷擾潭州所屬的郡縣，朱熹派人把他們這樣做的禍福利害告訴他們，洞獠都投降了。朱熹申明朝廷敕令法律，加強武備，制止奸吏的不法行為，抑制豪民，所到之處興辦學校，倡導推行教化，四面八方的學者都來到這裡。

寧宗即位當皇帝，趙汝愚首先推薦朱熹和陳傅良，皇帝下聖旨要朱熹到臨安來奏事。朱熹一面上路一面推辭，任命他為煥章閣待制、侍講，朱熹推辭，皇帝不答應。朱熹入宮對策朝廷時，首先說“：從前，太皇太后親自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陛下恭謹地繼承國家大計，可以說是用變通的辦法來處理國事，幾乎沒有偏離過它。從那時到現在已有三個月了，有時反而不能對選擇逆與順、名與實的事情抱有疑問，我暗自為陛下憂慮這些事情。如有可做託辭的話，也只能說陛下的心事，即位前的時候不曾有過謀求皇位的計畫，今天不曾忘記思念親人的心情，這就是所以實行變通的辦法而沒有偏離過正的根本所在。充滿不曾謀取皇位的心事，以竭盡負罪引咎自責的誠意，充滿不曾忘記親人之心，以盡冬溫夏涼早晚問安侍奉父母之禮，而父子之間的倫理完全適當了，根本也就確立了。”再次當面向皇帝辭謝待制、侍講的官職，皇帝親自寫信說：“你研究經術學問有很深的根底，正好借用它來給帝王講經勸勉、從中答對的職務，不要再苦苦推辭了，以符合我崇尚儒學、尊重大道的心意。”於是朱熹接受了任命。

恰逢趙彥逾巡視孝宗陵墓，認為那裡土層淺薄，下面有水和石頭。孫逢吉重新去巡視，要求另外尋找吉利的地方。皇帝下聖旨要大家討論，御史台的官吏們害怕討論這件事，討論中途停止。朱熹卻上奏章議論說“：壽皇(孝宗)有至高至上的德行，埋藏孝宗衣冠的地方，應當廣泛地尋訪探察有名的山脈，不應該偏信御史台官吏的話，把孝宗的陵墓埋葬在水泉沙礫之中。”沒有得到答覆。當時議論的人認為皇帝沒有回到皇宮大內，那么名實不正而疑議產生；況且金國的使臣要來，會有所窺察暗訪，皇帝下聖旨修繕原來的東宮，修造房屋三百多間，打算搬進去住在裡面。朱熹上奏疏說：

“這一定是陛下左右親近寵幸的小人倡導編造這一說教來蠱惑、誤導陛下，而想通過這件事來實現他們的奸邪用心。我擔心不但上帝會震動發怒，災害怪異多有出現，正當恐懼反省修養自身的時候，不應當興造這個大工程，以違悖上天譴責時所告誡的驚動眾人的用意；我也擔心京城地區百姓飢餓交迫流離失所、臨近死亡的邊緣，或許有人會怨怒忿恨，因而發生其他變故。不僅無法感通太上皇帝的心意，以致沒有進見太上皇帝的日期，我也擔心孝宗皇帝大殮後沒有埋葬，因為孝宗陵墓的位置還沒有占卜確定，靈位前的供奉不允許稍有弛緩，太皇太后、皇太后都已到了受人尊敬的高齡，孤獨之身陷於憂愁困苦之中，早晚奉養尤其不可缺少。然而全國各地的百姓，只見陛下急切地要大量修造朝宮殿堂，迅速建成，一旦輕快自得地丟棄這裡而去太子宮殿，遷到安適方便的地方，將士百姓心中將會有憤憤不平的地方。前車之鑑不遠，這是應該感到特別可怕的。

“我又聽說太上皇后恐怕違逆太上皇帝的聖意，不想讓他聽到太上皇的稱呼，又不想讓他聽到關於內禪的說法，這又思慮過分了。難道不知道如果是這樣做的話，而不是婉轉地告知，那么父子之間，上面怨恨憤怒而下面憂愁恐懼，到什麼時候才能了結。父子之間這一大的倫理常道，是君臣、父子、夫妻之三綱所關係的大事，長久地拖下去而不去解決它，也可能會有假借父子大倫的道理來製造謠言橫生事端的人，這又是我十分恐懼的原因。我希望陛下明確地詔示大臣，首先停止修繕東宮工程，而把修繕東宮的人工材料弄回慈福宮、重華宮之間，簡單地建造可供休息的殿房一二十間，使它大概馬馬虎虎可以居住就行了。至於搬到皇宮去的打算，我又希望陛下須下詔書責備自己，減省出行時的車馬衛隊，入宮之後，暫時改變衣服顏色，如同唐肅宗一樣改穿紫色的袍子，在馬前面拉著韁繩駕馭馬匹，以表明負罪引咎的誠意，那么太上皇帝雖然有忿怒的情緒，也會迅速消散，而父子之間的歡情也就融洽地合諧了。

“至於像朝廷的紀律規章綱常法度，我又希望陛下下詔深切地告誡自己左右親近的人，不要干預朝政。其中確實有功勞而所得到的褒獎賞賜未能滿足公眾議論的人，也詔令大臣們共同討論他們的功績，考查獎賞功德的制度，重重地犒賞他們的功勞。而且凡是號令的弛與張，人才的進用和罷免，就全部把它委託給二、三個大臣，要求他們反覆比較衡量，不要固執己見，斟酌採取公論，上奏皇帝而後實行這些決定。有不恰當的地方，把它交給大家辯駁討論，選擇好的意見由皇帝做最後的決定，那么不僅皇帝左右親近寵幸的人不能幹預朝政大權，大臣們也不能專門任用自己的親信私黨，而陛下也得以更加明白熟悉天下的政事，而對得失的計算也就沒有什麼疑問了。

“對於像孝宗陵墓的占卜選擇，我希望陛下廢除御史台官吏的意見，另外尋找野外地區，以營造新的陵墓，使孝宗皇帝的遺體能夠安穩地寢居於內，而國家和百姓都蒙受福佑於外了。”

朱熹這道奏章進呈之後沒有得到答覆，然而皇帝也沒有生朱熹氣的意思，每次給皇帝所講的內容，朱熹都按次序編成冊子進給皇帝，皇帝也以寬大的胸懷容納了。

朱熹在上奏勸勉皇帝進一步提高德行時說“：我希望陛下在使用日常費用的時候，以求得放心作為根本，而在研習經書觀看史籍時，與儒學多多親近，多用一些功夫。多召見大臣，切磋治理國家的方法措施，大臣們進殿奏對時，也和顏悅色地對待他們，反覆詢問探訪，用來求出政事的得失，民情的憂樂，進而又根據這些問題來考察官吏的奸邪正直和長處短處，這樣也許能使天下之事各自得到合適的處理了。”朱熹上奏說“：禮經敕令規定，兒子為父親、嫡孫代父親為祖父服喪，都要服喪三年；嫡子應當為自己父親服喪，因故不能執紼服喪，就由嫡孫繼承大統而代替父親執紼服喪。自從漢文帝減少服喪的期限，歷代因襲這一期限，於是天子沒有三年的喪期。為父服喪尚且如此，那嫡孫代父服喪更是可想而知了。做人的立身處世之道廢棄衰壞，君臣、父子、夫妻三綱不明白，一千多年以來，沒能加以考正弄清楚。孝宗皇帝孝親之情來自上天，一個月之外，還是服執通行的全部喪禮，上朝穿戴的衣服帽子都是用粗布縫製的，這種孝行應該顯著地記錄在典籍中，成為子孫萬代的法則。近來，孝宗皇帝的遺誥剛剛頒布，太上皇帝偶然感到身體不適，不能親自參加喪禮。陛下以嫡孫繼承帝位，那么承受喪祭重任的嫡孫所應服的喪禮已著明在禮律中，所以應該遵循孝宗皇帝已經實行的方法。一時倉促行事，來不及詳細討論，於是用了漆紗淺黃色的衣服，不僅僅對上違背禮儀規定，而且使孝宗皇帝已經實行的喪禮反而重新遭到破壞，我暗暗為此感到痛心。然而已往的過失來不及追改了，只有將來孝宗皇帝靈柩啟行時，喪禮應當重新沿用初喪時的服色。”

恰逢奉孝宗神位入宗廟，討論宗廟更迭毀棄的制度，孫逢吉、曾三復首先要求並祀僖、宣二祖，把太祖神位安置在太廟第一室，合祭祖先時就把太祖神位放在太廟朝正東的位置。皇帝降旨讓大家討論：僖祖、順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的神主牌位，應該有所歸附。自從太祖皇帝首先尊崇這四位祖先的神位，治平年間，有人提議因為年代逐漸遙遠，請求把僖祖神主牌位搬遷到夾室去。後來王安石等人上奏認為，僖祖已有了神廟，與稷、契沒有什麼不一樣，請求恢復它的原來位置。當時宰相趙汝愚對於恢復祭祀僖祖很不以為然，皇帝的侍從大多支持趙汝愚的意見。吏部尚書鄭僑認為遠祀宣祖，把宣祖神位放進孝宗宗廟進行祭祀。朱熹認為把宣祖神位藏在夾室，就是把祖宗的神主牌位藏在子孫宗廟的夾室，神宗重新奉祀宣祖為始祖，已是得到正禮，合乎人心，這就是所謂有祭之後而不敢廢棄不祭的道理。朱熹又撰寫《廟制》一文參加辯論，認為世間萬物豈有無本而生長的。掌管祖廟的人沒有轉達給皇帝，馬上就撤毀了僖祖、宣祖在太廟中的廟室，另外建廟來奉祀四位祖先。

當初，寧宗被立為皇帝，韓..胄自認為有主謀尊立的功勞，在朝中當權。朱熹擔心他會危害國政，幾次上奏說到這件事，並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同上奏抨擊韓..胄。恰逢彭龜年出朝護送外國使臣，朱熹就一人上疏指出皇帝左右大臣竊取權柄的危害，在講席上再次申明這個觀點。寧宗御批寫道“：我憐恤你年歲已高，恐怕難以站著給我講課，已授給你宮觀官的職務了。”趙汝愚從衣袖中取出批覆交還給寧宗，一面進諫一面叩拜。內侍王德謙把皇帝的批文直接交給朱熹，台諫官爭相要求留下朱熹，寧宗沒有同意。樓鑰、陳傅良隨後把寫在黃紙上的朱熹任命狀封還給寧宗，修注官劉光祖、鄧馬日密封的奏章交替呈上。朱熹離開朝廷時，被任命為寶文閣待制，並給他一個州郡職務，朱熹推辭了。不久朝廷任命他知江陵府，朱熹推辭了，並仍然請求朝廷免除他的新舊職務，寧宗下詔讓他依舊擔任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1195)初，趙汝愚已經擔任宰相，收羅招徠全國各地的知名人士，朝廷內外殷切盼望朝政得到治理，惟獨朱熹因恐懼韓..胄當權而憂慮。既多次對皇上說這件事，又幾次寫信給趙汝愚，認為應當用厚厚的賞賜來酬謝韓..胄尊立寧宗的功勞，不要讓他來參預朝政，信中有“及時制止萌芽時期錯誤的發展，謹慎小心不可疏忽”的話。趙汝愚當時認為韓..胄容易制服，對朱熹的話沒有在意。到了這時，趙汝愚也因被誣陷遭到驅逐，而朝廷大權歸於韓..胄了。

朱熹開始以議論宗廟制度失誤而自認為有罪，寧宗不允許，朱熹以有病再次要求去職退休，寧宗下詔說：“辭公職謝絕政事，不是我優待賢才的心意，你還是擔任原先的秘閣修撰。”慶元二年(1196)，沈繼祖任監察御史，誣告朱熹十大罪狀，皇帝下詔削去朱熹秘閣修撰的職務並罷免他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的學生蔡元定也被送到道州監管居住。慶元四年(1198)，朱熹以自己快滿七十歲為理由，申請退休，慶元五年(1199)，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第二年朱熹逝世，終年七十一歲。朱熹病情危急時，他親筆寫下遺言囑託兒子朱在和學生范念德、黃乾，懇切地勉勵他們努力學習並要他們修訂自己遺留下來的書籍。第二天，朱熹端正地坐著把衣帽穿戴得很整齊，靠著枕頭去世了。

朱熹考中進士以後的五十年中，在外面做官僅有九年，在朝中做官才四十天。他家中一向貧窮，年幼時依靠父親的朋友劉子羽，寄住在建州的崇安，後來遷居建陽的考亭，雖然窮得經常吃不上飯，卻處之安然。學生中有從遠方來求學的人，吃的是豆飯藜羹，朱熹都和他們一起吃。經常向別人借貸來維持家庭開支，然而不符合道義的錢卻一文也不取。

自從朱熹離開朝廷，韓..胄的勢力日益擴張。何澹任御史中丞，首先抨擊所謂精通某一門學術的學問，是用欺騙世人的文章來沽名釣譽，請求辨別這種學問的真偽。劉德秀在長沙任官，沒有受到張栻學生的禮遇，等到他任諫官，首先彈劾留正引進偽學的罪名。“偽學”這個名稱，是從這時開始的。太常太卿胡..說“：近年來偽學十分勢盛猖獗，他們的企圖和行為越出常規，希望皇上告訴大臣，對他們暫且停止進升遷職。”於是皇帝詔任陳賈任兵部侍郎。不多久，削奪朱熹職務的命令也就頒布了。劉三傑說從前御史所彈劾的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等徒黨，前些日子是偽黨，這時又變而為逆黨。當天就任命劉三傑為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又說道學與有權勢的大臣結成頑固的反動集團，暗中窺伺帝位。皇帝就命令直學士院高文虎起草詔書在全國公布，於是攻擊偽學的聲勢一天比一天急劇，選人余哲甚至上書朝廷請求把朱熹斬首。

在當時的情況下，士大夫中循規蹈矩，在儒學上稍有名聲的人，沒有地方可以容身。他們的學生、有獨立見地、不隨波逐流的人，被摒棄埋沒隱居在山林草丘田野；曲意逢迎、卑順懦弱的人，改投靠其他老師，經過原來老師的家門也不進去，甚至改變衣帽穿著，在鬧市街區店鋪中隨意遊玩，以此來區別自己不是偽黨。然而朱熹給他的學生們講學一天也沒有停止，有人勸朱熹說明原因遣散學生，朱熹笑了笑而沒有回答。有一位籍田令名叫陳景思，是曾任過宰相的陳康伯的孫子，和韓..胄有姻親關係，勸韓..胄不要做得太過分了，韓..胄自己也漸漸後悔了。朱熹已經死了，準備安葬時，有人說：四面八方的偽學門生約定日期聚會，給偽學老師送葬，他們會聚的時候，不是越軌狂妄地談論當時人的長短，就是錯誤地議論當時治國政事的得失，希望命令地方官吏對這些人加以約束。皇帝同意了這個意見。

嘉泰初年，禁止道學的法令稍微放鬆了一些。嘉泰二年(1202)，皇帝下詔說“：朱熹已經退休(去世)，追任他為華文閣待制，給與他退休的恩澤待遇。”後來韓..胄死了，寧宗下詔賜朱熹遺表恩德惠澤，封諡號曰“文”。不久，追贈朱熹為中大夫，特贈為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追贈為太師，追封朱熹為信國公，改封為徽國公。

當初，朱熹年少的時候，慷慨激昂有追求道義、真理的志向。父親朱松病危時，曾經囑咐朱熹說：“籍溪人胡原仲、白水人劉致中、屏山人劉彥沖這三個人，學問有淵源根底，我一向尊重敬畏他們，我就要死了，你去向他們學習，而且要完全聽從他們的話。”這三個人，是指胡憲、劉勉之、劉子踂。因此，朱熹的學問既是廣泛地求索於儒家經典著作，又普遍地結交當代的飽學有識之士。延平李侗已經老了，曾經跟羅從彥學習，朱熹從同安卸任回來後，不惜遠行數百里，徒步前往李侗處從學拜師。

朱熹做學問，大都是深入研究事物的“理”而取得知識，反過來親身實踐所取得的知識，同時其中以身心修養、磨練的居敬工夫作為加強修養的主體。朱熹曾經說古代聖賢道統的傳授散播在典籍之中，由於對聖賢經書的宗旨不清楚，因而道統的傳授也開始隱晦不顯。於是他竭盡一生全部的精力，鑽研窮究聖賢經典的意旨和訓示原意。他所撰著的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注》、《辯證》，《韓文考異》；他所編寫輯錄的書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國小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這些書都流傳於社會。朱熹死後，朝廷把他注釋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作為學校的官定課本。他還有一部沒有脫稿的《儀禮經傳通解》，也作為學校的法定課本。朱熹一生寫的共一百卷，他與學生們的問答共有八十卷，還有別錄十卷。

理宗紹定末年，秘書郎李心傳請求把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入文廟中一同跟隨祭祀，沒有得到答覆。淳..元年(1241)正月，理宗視察太學，親自寫詔書以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以及朱熹一同在孔子廟中跟隨祭祀，配享孔廟。

黃乾說“：儒道的正統因為待合適的人而得以傳承，自從周朝以來，能擔任起繼承傳播儒道的責任人不過幾個，然而能使這個道得到發揚光大而顯著的，僅一、二個人而已。從孔子以後，曾子、子思在道統微弱之際繼承了它，到了孟子才開始顯著。從孟子以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在道統斷絕的時候繼承了它，到了朱熹道統又開始光大顯著了。”有見識學問的人認為這是有獨到見解、了解學術的內行話。

朱熹的兒子朱在，紹定年間擔任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張浚的兒子。聰明、有悟性，少年老成，張浚很喜歡他，從幼年始即就學，所教授的都是仁義忠孝之類的東西。長大後以胡宏為老師，胡宏一見他，就以孔門論仁義的要旨告訴他。張栻退下思考，好像還有所得，胡宏稱讚他說“：聖賢的門下有傳人了。”張栻也因此更加發奮努力，以古代聖賢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寫作《希顏錄》。

張栻以父親的蔭佑補官，擔任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任直秘閣。當時孝宗剛剛即位，張浚從貶謫之地而被起用，開府治理戎事，參佐都是當時一流的人才。張栻因當時年少，內贊密謀軍機大事，外參庶務小事，他所做出的綜合策劃，幕府當中的人都以為不如他。間或以軍事入奏，因此而上書進言說：“皇帝陛下上念國家之仇恨、恥辱，下憐憫中原之地生靈塗炭，謹慎小心於其中，而思量可以賑救他們。我稱此心之發，是即天理之所存的表現。希望更好仔細省察，而稽錄古代、親近賢能，用以自輔，不要使他們有稍微的歇息，那么，今天收復中原的大功必然可以成功，而因循守舊的弊端就可以革除。”孝宗對他的話感到驚奇，於是就開始有了君臣之間的默契。

張浚離職去任以後，湯思退執政用事，於是罷兵講和。金兵乘間隙縱兵入侵淮甸，中外大為震動，朝廷還主張和議，詔令各位將領不得隨意稱兵備戰。當時，張浚已去世，張栻剛剛埋葬完父親，就入拜上疏說：“我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原來朝廷雖然曾興兵復仇，然而又很快派遣攜帶玉帛的使節，是因為講和之念沒有在胸中忘記，而至誠惻隱的心意沒有能夠感動於天人之際，這就是事件所以多次失敗而功不成的原因。現在雖然又為各個奸臣所延誤，致使國勢緊迫而召來寇患，然而怎知這不是天意用此開啟聖心呢。認為應該深察此理，使我胸中瞭然無纖芥細小的迷惑，然後明白地詔示天下中外，公正地行使賞罰，以使軍民的情緒感到快樂，那么人心悅服，士氣飽滿，而敵兵就不難被打退了。從今以往，使抗金的意志更加堅強，誓不言和，專務自強，奮發有為，雖折而不撓，使這個心事純潔如一，貫徹朝廷、國家上下，等待一些時間，有什麼功業還不能建立呢？”上疏以後，沒有得到答覆。

好久以後，張栻被劉珙舉薦給皇上，任命為撫州知州，沒有上任，改任嚴州。當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中原為己任，然而，他所尋求的不與其道相類似，估計張栻平常所論當與自己的意見相合，數次遣人表示殷勤之意，張栻沒有答應。上書入奏，首先說道：“先王之所以能建事立功沒有不符合自己的意願的，是因為其胸中之誠意能夠感動天人之心，而與他們沒有什麼裂痕。現在籌劃打算雖很勞頓，而事功沒有立，陛下誠懇地深察於日用之間，思念考慮於當為之際，難道也有私意之發以害我的誠心誠意的行為嗎？有這種私意就應當克服而拋棄它，使我的門戶洞開沒有任何雜念，那么，洞察仁義必然精到，遵守仁義必然堅毅，而天人之應將不需等待求取而自然會得到。想恢復中原之地，先應該取得中原人的歡心，想得到中原人們的歡心，先應該取得我們民眾的贊同支持。尋求取得我們民眾的贊同支持的途徑，難道有其他的手段嗎？即不取盡民眾的人力，不損傷民眾的財力而已。今天的事情，本應當以曉明大義，使人心正為根本。然而其所施行的有先後，那么其緩急就不可以不詳細了解；所從事的有名實的區別，那么，其取捨就不可以不審察，這又是賢明的君主所應該仔細地觀察的。”

第二年，張栻被召為吏部侍郎，暫兼任起居郎侍立官。當時宰相剛認為敵勢正好衰弱可圖謀進攻取勝，建議遣泛使前往責難他們有關歸還陵寢的罪過，士大夫有憂慮其無備而召致戰端兵事又起的人，就斥逐而去。張栻進見孝宗皇上，皇上說：“你知敵國的事嗎？”張栻回答說“：不知道。”皇上說“：金國饑荒歉收連年，盜賊四起作亂。”張栻說“：金人之事，臣雖然不清楚，國內本朝的事情，則是清楚的。”皇上說“：為什麼？”張栻說“：我親眼看見近年以來各地有很多水旱災荒，民眾貧窮日甚，而國家兵力弱小財力匱乏，官吏荒唐、輕漫，不能夠依靠。即使是金國他們的確可以圖謀攻取，我擔心我們不具有足夠圖取他們的實力。”孝宗聽後，默然不做聲許久。張栻因而拿出所準備的奏疏讀著說：“我認為陵寢隔絕，的確是我不忍心所談論的切膚至痛，然而現在沒有能夠奉辭令以討伐他們的能力，又不能名正言順地去斷絕他們的要求，還想以謙卑的辭彙、優厚的禮儀去求於他們，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有不同意見的人還以為憂慮，則其淺陋畏縮怯懦，本來就很厲害了。然而，我揣測他們的心意，或者也有以為我們並沒有必勝的條件，而不能不有所顧慮。大概必勝的形狀，當在於平常早已顯示出來，而不在於兩大軍隊陣營決戰的這一天。”皇上聽著驚心而為此改容。張栻又讀著奏疏說“：現在只是應當下哀痛的詔令，闡明復仇的道義，明確地同金人斷絕往來，不與他們互通使者。然後修養德業，建立賢明的政治，使用賢能之才，撫養民眾，選任將帥，訓練軍隊，聯繫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為一宗事情，又一定治理其實際的事務而不搞一些虛假的形式，那么，必勝的形勢就顯然可以看見，雖有淺陋，畏縮怯懦的人，也能夠發奮努力而爭先了。”孝宗皇帝為此嘆息並褒揚他，認為從前從未聽過這樣的議論。這以後賜他上朝入對，而張栻反覆講明前面的這些意見，皇上因此更加獎勉他，並當面諭旨告他“：我以你擔任侍講，希望時常使我聽到這些開導啟迪的意見。”

正逢史正志擔任發運使，名義上為均輸，實際上是奪盡州縣地方的財賦，遠近為此騷動不已，士大夫們爭相談論他的禍害，張栻也這樣說。孝宗皇帝說：“史正志是取之於各郡，並不是取之於民。”張栻回答說：“現在州郡地方的財賦大致都沒有結餘，如果取之不斷，而地方經費缺乏，不過巧為名目以取之於老百姓了。”皇上驚詫地說：“按照你這句話，是我假借發運使來造成了民眾的禍害。”馬上令人檢查其實際情況，果然像張栻所說的，即詔令罷免了。

張栻兼侍講，任命他為左司員外郎。講論《詩經？葛覃》，進言說“：治理生靈在於敬畏，禍亂起於驕奢淫逸。使治理國家的人常念叨稼穡的艱辛，而其后妃不忘紡織的事情，那么，心中不存敬畏的人是很少的。”因此向上陳述祖宗治家理國的美德，對下斥責今日興利擾民的禍害。孝宗嘆息說：“這就是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害怕’的說法，所以延誤了國家。”

知閣門事張說任命為簽書樞密院事，張栻連夜草擬奏疏特別勸諫不可這樣做，早晨到宮廷上朝時，他指責、質問宰相虞允文說“：宦官執政掌權，從蔡京、王黼任相開始，皇上寵幸的人執掌政權，從你相公開始。”虞允文因此慚愧、憤懣不堪。張栻又奏道：“文武臣僚的確不可偏廢，現在想提高武官的地位以平衡文武二府機構的勢力，而所用的都是這樣的人，不僅不足以使文官們的心境感到服氣，反而正好還會激怒武將大臣。”孝宗因此而感悟，詔命前令停止執行。然而宰相實際上暗中附和張說，第二年令張栻出任袁州知州，重申張說從前的任命，朝廷內外為此喧譁不已，張說最終因貶謫而死。

張栻在朝廷沒有一年，而應召入對有六七次，所說的大抵都是修身養性，務學習業，畏天恤民，抑制僥倖，屏絕讒諛，於是宰相更加害怕他，而寵幸之臣也特別不高興。辭官後居家幾年，孝宗念叨他，詔令他擔任原來的職務，任靜江府知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管轄的地區荒涼，殘破且多盜賊，張栻到任後，精簡州兵，裁汰冗弱，拾補闕遺，選擇各州罪犯士兵中的健康者以為效用，日習月練，申令嚴格保伍法。告諭溪峒酋豪停止結怨，要友睦鄰里，不要互相殘殺、擄掠，於是群蠻服帖。朝廷在橫山買馬，日長歲久，弊端日多，邊疆的百姓受不了，而馬不能按時買到。張栻調查總結其弊端六十多條，奏請革除，各蠻部百姓感到喜悅，爭相進貢好馬給朝廷。

孝宗聽說張栻治政有功，特詔令他晉升官職，直寶文閣，因襲而任。不久，任命為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天就免去了貪官污吏十四人。湖北路境內多盜，府州縣官吏往往捉拿後釋放以放縱他們禍害良民百姓，張栻首先彈劾官職高的人放縱盜賊之罪，捕捉斬殺奸民中為盜賊提供住處的人，令其黨羽相互捕告以減免他們的罪行，群盜於是都逃跑了。本郡瀕臨邊屯之地，主將與帥守各不相讓，張栻以禮相待各位將領，得到他們的歡心，又加恤士兵行伍，勉勵忠義之士，隊長有功就補官，士卒都感激奮發。並有淮南奸民出塞做盜賊的，捕捉到了幾個人，有北方逃亡的奴隸也雜在其中為盜。張栻說：“朝廷未能正名討伐敵人，不要使疆場之事的錯誤在我們一方。”命令斬殺他們以傳示於邊境，而捆縛北方逃亡之奴以放他們回去。北方人為此感嘆道“：南朝(南宋王朝)有人才。”

信陽軍知軍劉大辯憑藉勢力，希望得到賞賜，廣招流民，而掠奪所轄區域舊戶居民的熟田給予流民。張栻彈劾劉大辯的欺詐行為，說他所招流民實不滿百，而向上虛報其數字增加了幾十倍，請求論罰其罪，沒有回答。多次上奏章論述此事，劉大辯改易它郡任官，張栻自認為不能盡到自己的職責而請求離職而去，詔令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患病而死，還手書奏疏勸皇上親近君子，遠去小人，相信、任用防止一己之偏，好惡以天下之公理為標準。天下的人都相互傳揚讚頌他。張栻有公輔之望，死時年齡是四十八歲。孝宗聽說以後，深情地為他嗟嘆悼念，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痛哭相吊，而江陵、靜江兩府境內的民眾為之哭悼顯得特別悲痛。嘉定年間，寧宗賜諡號曰“宣”。淳..初年，理宗詔令從祀孔子廟堂。

張栻為人直率，表里如一，勇於崇尚道義，沒有毫髮滯塞、吝惜。每進對之時，自己一定事先在心中拿定主意，不可能因為皇上的喜好或不悅而一味順從他。宋孝宗曾經說殉節死義的大臣很難得，張栻對答說：“皇上應當從能夠犯顏敢諫的大臣中尋找。如果平時不能犯顏敢諫，它日怎么能指望他為節義而死呢？”孝宗又說難以得到善於辦事的大臣，張栻回答說：“陛下應當尋求通曉事理的大臣，而不應當尋求辦事的大臣。假若只是搜求辦事的大臣，那么，它日敗壞陛下的事情的人，未必不是這樣的人。”張栻自己曾說：前後奏疏入對違背皇上的旨意的時候雖然很多，而皇上每次念叨時，卻沒有加怒於他，所謂可以理定奪就是這個意思。

張栻遠離小人尤為嚴格。任職都司的時候，有一天，坐小轎出門，路遇曾覿，曾覿舉手想作揖與他打招呼，張栻急忙掩蓋上窗簾，曾覿慚愧不堪，手都不好放下來。所至州郡之地，他有空暇即召集各位學生傳授學業道義。民眾有事到官署，他一定隨事開導處置。具體為之條教，大致都取端正禮俗，明確倫紀為先務。指斥異端，毀壞淫祠，而崇尚國家社稷高山大川、古代先前聖賢的祭祀，舊典所遺留下來的，也以義起用。

張栻接受道義很早，朱熹曾經說：“我自己的學問是一點一滴地積累而成的，至如張敬夫，則是對大的根本的是非問題早有卓然而明確的見解，有如事先有所見聞。”張栻所寫的著作有《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經世紀年》，都流行於社會。張栻曾經說：“學業沒有什麼比先了解義利之辨重要。義，是本心所當實踐的，不是為了單純實踐它而才去做它。有所目的才去做它，這都是人慾，不是天理。”這就是張栻講學的要點。

張栻的兒子名叫張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