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道先生曰：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二程遺書》卷二上

2、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己。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盡豈弟，孟子盡雄辨。——《二程書遺書》卷五

3、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二程遺書》卷十五

4、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才百年，傳之己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二程遺書》卷十七

5、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己失；揚子雖少過，然己自不識性，更說甚道？——《二程遺書》卷十九

6、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二程遺書》卷二十五

7、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並，取而興劉氏，可也。——《二程遺書》卷二十四

8、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二程遺書》卷一

9、學者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至有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二程遺書》卷十八

10、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蒼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同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兢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逝，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鹹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間風者誠服，睹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緊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兢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導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狀》

11、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個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俟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二程遺書》卷十二

12、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二程遺書》附錄《門人朋友敘述》

13、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辦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客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二程遺書》附錄

14、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己。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己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張子全書》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