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論

譯文

 [“反經”、“是非”、“適變”三篇論文雖然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廣泛論證，陳述了各家各派學說的利弊，然而不足之處是對某些問題元暇顧及，有的闡述也比較散漫，使人有無所適從之感。因此作這篇“正論”作為補充，以使論述進一步充實完善。]

孔子說：“《禮記》、《詩經》、《樂經》、《尚書》、《周易》和《春秋》這六種文史著作雖然內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講求政治的目的卻是一致的。《禮》可以用來規範人的行為，《樂》可以培養平和純潔的心志，《書》用來指導為人處事，《詩》用來表達情意，《易》用來預測神奇的變化，《春秋》用來明辨道義。”

[司馬談說：“《周易》是闡明天地、陰陽、四時與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變化見長；《禮記》是闡述倫理道德的，所以注重於行為；《尚書》記敘的是堯舜禹三代的事跡，故以政治見長；《詩經》記載山川、溪谷、禽獸、草木、雌雄，故長於風土民情；《樂經》論述音樂，因而以和諧為主題；《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說理明心見長。”]

所以說，到了一個國家，很容易感覺出這個國家是用什麼來教化民眾的。

如果民風純樸敦厚，這是《詩》教的結果；民眾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是《書》教的結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樂》教的結果；心志純潔，見識精微，是《易》教的結果；恭敬儉樸，謙遜莊重，是《禮》教的結果；善於言辭，言簡義賅，是《春秋》教化的結果。因此，失去《詩》教，人則愚昧；失去《書》教，則多誣陷不實之言；失去《樂》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眾則狡猾邪惡；失去《禮》教，社會風氣則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導，朝野秩序混亂。民風溫和敦厚而不愚昧，這是由於深受《詩經》薰陶教育的結果。

[子夏說：“不同的聲調藝術化之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倫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沒有比《詩》更切近了。”

太史公說：“《詩·大雅》說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卻在於用德性來教化百姓，《詩·小雅》是通過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內在含義影響上層統治者。它們所說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它們合乎仁德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晉時王政衰微，南陽的魯褒寫了《錢神論》，吳郡的蔡洪寫了《孤憤》。從前的史書認為‘亂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這些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民眾如果既通達事理，有遠見卓識，誠實正直，這是對《書》教深切領會的結果[《書》闡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謨、訓誥、誓命之類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義]。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驕奢淫逸，這是對《樂》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樂經》說：“大凡樂音都是由於人心有所感而發。感情萌動於內心，就表現為聲音，聲音組成一定的曲調後就是音樂。盛世的音樂安祥而和樂，由此可以推知這個國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亂世的音樂怨恨而憤怒，其政治則乖戾異常；亡國之音悲愴而憂思，這個國家的人民一定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音樂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著很密切的聯繫。五音中的宮調低沉穩建，就象統領天下的君王；商調比較剛正堅實，就象分管政務的文武百官；角調柔和適中，就象人民大眾；徵調細膩輕揚，就象紛繁的事務；羽調輕鬆高昂，就象宇宙萬物。如果這五種音調諧和統一，就沒有滯澀雜亂的音調出現。如果宮音散亂，則流於荒漫，說明國君驕縱；商音散亂，則流於邪僻，說明臣子敗壞；角音混亂，則流於抑鬱，說明民眾怨忿；徵音散亂，則流於哀怨，說明人民過分勤苦；羽音散亂，則流於危亡，說明財物匱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亂失調，相互干擾牴觸，這叫輕漫，那么國家的滅亡大概就沒有幾天了。上古聖明的國君提倡音樂的本意，並不是為使自己賞心快意，滿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藉此激盪血脈，振奮精神，從而和諧調整人心。五音與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宮音與脾與信，宮音與肺與義，角音與肝與仁，徵音與心與禮，羽音與腎與智一一對應，當五音發起時，會與其相應的五臟發生感應，並對信、義、仁、禮、智發生作用，從而對人的思想情緒給予調和與淨化。所以聽到宮音，會使人心情溫柔舒暢，胸襟開闊；聽到商音，會使人剛正不阿，嚮往正義；聽到角音，會使人惻隱憐憫，待人溫和；聽到徵音，會使人樂善好施，寬厚愛人；聽到羽音，會使人莊嚴穆，彬彬有禮。禮是對外在行為的約束，進而深入心裡去調和情志；音樂則是由於內心情志的感應，進而向外擴展來影響人的行為舉止。所以聖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聽雅正和頌讚的音樂，目睹莊嚴肅穆的禮儀，走路儀表恭敬，言談不離仁義。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講話，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遠沒有機會污染他的心靈。”

班固說：“音樂，是聖人所喜歡的。音樂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強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視音樂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氣心智的情性，可是哀樂喜怒卻沒有常規。人受到音樂的感染，心有所動，就要通過情感流露出來。因此，當輕柔傷感的音樂發起時，聽眾就會悲傷憂愁；當平和舒緩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感到安樂康泰；當粗獷猛烈的音樂響時，聽眾就會有剛強堅毅的反應；當率真坦誠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向莊嚴肅穆；當寬裕祥和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顯出慈愛的情態；當放縱邪辟的音樂響起時，聽眾就會受到淫蕩騷亂的誘惑。古代的君王為淫蕩的音樂而感到恥辱，所以製作了雅正、讚頌的音樂讓人聽。他們依據人的情性，遵循節律，以禮儀為其內容，注入蓬勃的生氣，以倫理綱常的內涵來引導聽眾，不使陽剛之氣任性發泄，不使陰柔之氣鬱積不散，使陰陽剛柔和暢而交融而後再用中正平和的樂音表現出來。這樣，就能感召激發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們的心靈。這就是先王創立音樂的根本出發點。”

《呂氏春秋》說：“國家滅亡或是行刑殺人，並不是沒有音樂，然而這種音樂不會使人快樂。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會發出笑聲；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發狂的人，也會舞蹈。亂世的音樂，和這三種人的歌舞很有點相似之處。”范曄說：“鐘鼓不是音樂的本質，但是樂器離不了鐘鼓；豬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東西，然而瞻養雙親卻不能沒有它們。只看重樂器的重要性而忘記了音樂的根本目的，音樂就失去了意義。用和諧的韻律來協調內心的氣質，這才是音樂的盛事。因為崇尚瞻養老人而傷害了雙親，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確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撫養老人，這才是最大的孝。”

東方、角音與仁、南方、徵音與禮，中央、宮音與信，西方、商音與義，北方、羽音與智——各各相應，這是樂理之常識。司馬遷卻認為徵音與心、智相應，羽音與腎、禮相應。這與舊例不符。這不是未流學者所能參詳的。]

心志純潔，見識精微而不邪惡，這是對《周易》深刻領會的結果[《周易》奧妙精微，愛與惡此進彼退，從遙遠與近身的天地萬物都有所吸取，不讓人過於親近以致互相傷害]。

恭敬儉樸，謙遜莊重而不浮躁，這是對《禮》教領會深刻的結果。

[太史公說：“我曾到過秦代掌管禮儀的大行官署，在那裡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禮制的相沿變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來依據人情制定禮法，必須依照人性規定各種行為規範。人情道理千頭萬緒，要把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規矩貫穿於其中的各個方面，用仁義道德誘導人們上進向善，用刑罰規範約束邪惡行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貴，使爵祿厚重者蒙受恩寵。用這些手段來統一天下，治理萬民。人們的身體既然喜歡乘坐車馬，那就在車身和車轅上塗繪金色紋飾；既然眼睛喜歡繽紛的五色，就在衣服上製作了各種不同的圖案和花紋來美化儀容；既然耳朵喜歡美妙動聽的聲音，就調和金石絲竹來振奮人的精神；口舌喜歡品嘗多種美味，就製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歡珍奇美物，於是就打磨圭璧玉器來滿足人們好奇的心理。古代賢王祭天所用的大車，只鋪一塊不收邊的蓆子；上朝的服飾也不過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質料的衣裳；欣賞音樂，樂器也不過是朱紅絲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沒有調料的肉湯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於防止淫佚奢侈，補救由於過分奢華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貴賤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節制，這就是禮教維繫社會秩序的功效。自從周王室衰微之後，禮樂制度都被廢棄破壞，君臣上下，無不超越了自身應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貴可與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規蹈矩，堅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華腐敗、僭越禮制的卻被認為是顯貴榮耀。拿子夏來說，他是孔子最優秀的弟子，尚且還說‘當我在外面看到社會上的繁華瑰麗時，心裡很喜歡，可當我回來聽了先生的教導，心裡也很高興，這兩種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裡交戰，可又往往無法取捨判斷。’子夏尚且如此，何況那些中等品質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響，能不被腐化的社會風氣征服嗎？孔子說：

‘必須端正名分。’可是他在衛國與當權者的主張格格不入。豈不令人悲痛！”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間的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節制，聖人能找到辦法加以節制，可是聖人不能滅絕人性。效法自然規律制定禮樂制度，目的就是為了通神明，立人倫，修正人的情性，節制人事使之恰當適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來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禮儀來規範它；有交接之道和長幼之序，因而制訂宴飲的禮儀；有哀悼死者、思念遠方親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訂喪禮和祭祀；有尊重長者、效忠國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覲見的禮制。悲痛時有哭泣頓足的節奏，高興時有載歌載舞的舉動，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實，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說，婚姻的禮法廢棄了，夫婦關係就有苦難，犯yín亂罪的人就會增加；宴飲的禮儀廢棄了，長幼之序就會混亂，爭鬥的事件就會頻繁；喪禮、祭祀的禮儀廢棄了，骨肉之情就會淡薄，不熱愛生活的人就會大量出現；朝拜禮聘的規矩廢棄了，君臣的地位就會顛倒，犯上作亂的事件就會發生。所以孔子說：‘安定朝綱，治理天下，沒有比禮制更好的了；移風易俗，沒有比音樂更好的了。所謂以謙恭禮讓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禮樂啊！’”]

善於言辭，言簡義賅而秩序不亂，這是對《春秋》體會深刻的結果。

[上大夫壺遂問司馬遷：“當初孔子為什麼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說：“我聽董仲舒先生說：‘周朝的王道衰微時，孔子正作魯國的司寇，想振興王道。可是諸侯陷害他，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再說也沒有用處，自己的主張在當時不會被採納。於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貶寓於作《春秋》所記的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之中，作為天下的準則。他貶斥僭禮的諸侯，聲討犯上的大夫，只不過是為了實行上道罷了。’孔子說：‘我想與其用空洞的說教去教育別人，還不如記載具體歷史事件，因事見義，更為深切顯明。’《春秋》一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倫理綱常，判別嫌疑，明辨是非，論定猶豫難決之事，表彰善良，貶斥邪惡，尊重賢能，蔑視不肖。保存亡國的史跡，接續斷絕的世系，彌補殘缺，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的要點。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適用的了。在《春秋》中，記載有三十六起弒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國事件，至於諸候流亡國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計其數。考察其原因，都是因為喪失了禮義為一為君治國的根本。”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代，上無賢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議論，以便判斷禮義，作為統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賢明的天子，當官任職，上下各得其所，先生還要著書立說，想要闡明什麼呢？”

太史公說：“啊啊！不不！我聽父親說：‘伏羲最為淳厚，他作了《易經》的八卦。堯舜的盛德，記載在《尚書》里，禮樂由此而興。商湯、周武王功業興隆，受到詩人的歌頌。《春秋》揚善抑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揚周王室，不僅僅是諷刺而已。’漢朝開國以來，到現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滿肅穆清和的氣氛，天子的思澤滋潤無邊，文武百官大力頌揚天子的盛德，總覺得不能表達自己的全部心意。況且天下有賢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國君的恥辱；如果主上聖明而其恩德得不到傳揚，則是主管官員的過錯。何況我專管史籍，如果不去記載明君的功德，這是莫大的罪過。我只不過是記述歷史，並不是什麼著作呀，而你卻拿它與《春秋》相比，這就不對了。”]

自從孔丘去世後，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論就斷絕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後，儒家的要旨就乖亂不堪了。戰國時形勢縱橫交錯，造成真偽分爭的局面，諸子百家的學說紛然雜亂。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輔佐君主，和順陰陽，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讀六部經典，注重仁義道德品質的修養之際，師法堯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為宗師，這是儒家的高明之處。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學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統的人又隨時代的變遷加以貶低或抬高，從而背離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學說曄眾取寵獨樹一幟的。

這都是淺薄的儒士所帶來的禍患。

[司馬談說：“儒家學說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難以照辦。但是他們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間的禮儀，夫妻長幼之間的區別，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藝’作為準則，《六經》除經文本身外，加上以後的傳注和說解文字不下千萬，就是祖孫三代世守一經，也無法精通它的學說，一輩子也不能完全通曉它的禮制。所以說儒學‘廣博而缺乏要領，用力雖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別君臣父子之間的禮數，區別夫婦長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曄說：“身著儒衣，遊學求教，經常談論的內容不離仁義，先生所傳授的，都是聖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學習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綱常，家家都知道改邪歸正的方法。自漢桓帝和漢靈帝以來，朝綱逐漸被破壞，國內的矛盾頻頻暴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沒有不知道國家所以分崩離析之原因的，然而剛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識破心懷不軌的奸賊的陰謀罷了。胸懷大志的英雄豪傑，屈從於卑鄙淺薄之儒生的謬論，而人民只會複述開國之君的教導，身處鄉野，只能屈從反動的潮流，苟且偷生。至於張溫、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國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聲卻遠播四海，俯仰顧盼之間，天下又風雲變幻，功業風流雲散。即便國家處在這樣一種亂世英雄起四方的動盪時局中，全國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維護著昏君的政體，處境尬尷地奉行君命，收集殘兵敗將，遵守各路豪傑的討賊盟約，毫無悔恨，這難道不是儒學的功效在起作用嗎？

由此可見，前輩尊師們鼓舞激勵後世學生們的功勞，實在是太忠誠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從史官中分離出來的，他們經歷、記載了歷代的成敗、存亡、禍福的經驗教訓，懂得執政的要點和根本，清靜無為，善守本性，堅持卑下柔弱，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他們把這一原則作為君臨天下、治國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與堯的克已謙讓、《周易》的謙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長處。等到後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拋棄了禮樂制度的束縛，同時拋棄了仁義的原則，說只要清靜虛無，就能治理天下。這是道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無形的‘道’，認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們的學說，源本於陰陽四時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長處，名家和法家的精華，隨著時代的推移、人事的變遷來待人處事，這樣做則無處不適。道家學說旨趣簡明而又易於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揚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是很容易實行的，但是他們所講的話，一般人卻不易理解。他們的學術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踐原則，既沒有一成不變的勢態，也沒有常居不動的形狀，所以能徹底明白萬物的實際情況。應付萬物，既不搶先，也不居後，所以能夠主宰萬物。

法則的有無，順應時勢來確定；制度的興廢，根據事物的變化來決定。所以他們說：‘聖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為能牢牢把握住因時通變這個原則。’虛無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執政的綱領，君臣各盡其才，使他們各自都有自知之明，這才是統治天下的最高藝術。”]

陰陽家大多是從負責天文曆法的官吏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運行規律，勤勉地通告關係到農業生產的四時節令。這是陰陽家的長處。到後來法古不化的人，則受制於諸多忌諱，只注意陰陽卜卦、鬼神仙道之類的術數，捨棄人事而信仰鬼神。這是陰陽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陰陽家的方術，博大詳盡，忌諱太多，使人受到許多約束，總是怕這怕那。但他們主張順應一年四季的節令從事農作，卻是不能不遵守的。陰陽家對於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節氣都有明確的界定與忌諱。告訴人們如果順從這些規範，就會昌盛得福，否則就會滅亡。其實未必完全是這樣。所以說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陰陽家所說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沒有頭緒了，所以說它所規定的‘敘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漢書》說：“天和人之間，如果兩者的精氣互相牴觸，就要彼此發生震盪，善與惡之間互相鬥爭，彼此也會發生推動作用。事情出現在人間，徵兆就會在星空顯示出來。所以陰陽之理，就在於各自都有感應。陰氣發動，寂靜的就會運動，陽氣會被掩蓋，明亮的東西就會變暗，這時水旱之災就會降臨。所以說，日蝕、地震都是陰盛陽衰的表現。對於君王來說，臣是陰，同理，兒是父之陰、妻是夫之陰，夷狄是中國之陰。據《春秋》所載，日蝕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當時有的應驗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權不在國君手中，或者妻子臨駕於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國君、兒子背叛父親。

事情雖然不同，性質卻是一樣的。因此賢明的國王一旦繼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視、聽、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壇，上秉天心，下序民風，使陰陽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於後宮，歌舞娛心，游宴打獵，不親自端正這五事，就會錯失於躬身親王，大中之道不確立，那么災難的徵兆就會降臨，六種極大的不幸就會到來。凡是災禍的發生，各種怪異的、象徵人事過失的現象就會發生，用來警告世人。”

《左傳》說：“夜間打獵，飲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禮節，奪人農時，或者朝中出現了奸臣，國內有了陰謀，樹木也要出現該直不直、該曲不曲的現象。”又說：“廢棄法規，馳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有了這各種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會向上燃燒。”又說“大興土木，建造宮室樓台，宮中淫穢污亂，侵犯皇親國戚，侮辱父兄，那么農業生產就不會取得成功。”

又說：“一個國家如果好戰，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鄰國家，那么刀槍之類的武器連獸皮都割不破。”又說：“簡化宗廟的規格，不設定祈禱上天的祠堂，廢除祭祀，不順天時，那么連水都不會向下滲透。”

管輅說：“高貴的人有什麼事情都會在天象上有所應驗。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戰爭發生，或者人為的騷亂，就會在物事上有所應驗。在物是指山林鳥魯之類。”又說：“上天如有重大的異象但不能說出來，只能把其精氣表現在星體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鳥獸物事上，驅動風雲來顯示異象，役使鳥獸來宣告神奇。顯示異象時一定會有或沉或浮的症狀，宣告神奇時一定會有聲音的響動。因此，當宋襄公失德的時候，就有六隻鷁鳥從國都上空倒退著飛過；伯姬將要自焚的時候，會有鳥來歌唱她的災難；四國還沒有發生火災，火神祝融已經颳起了大風；紅雲夾擁著太陽，災難就在楚國降臨。

這是天人感應的明證。”

後漢竇武上書說：“近來，有嘉禾、芝草、黃龍的祥端徵兆出現。祥瑞的出現一般來說總是發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運的降臨實質上是由於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無德則有災。陛下的行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應當作喜慶祝賀。”裴楷說：“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以及古代帝王時代，黃河從來沒有清澈過。臣以為黃河是象徵諸侯的權位的，清屬陽，濁屬陰。黃河本應混濁，現在反而變清了，這說陰性的東西渴望變成陽性的東西，也就是說諸侯想稱帝。”京房所寫的《易傳》說：“‘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異象，國內妖氣疊出，民間瘟疫流行，三者同時出現而黃河卻變清，這就好比春秋時麟本不該出現卻出現了。孔子記載了這件事，認為這是反常的表現。”

魏國青龍年間（公元233 年），張掖郡的玄川湧出一塊背著鼎的寶石， 形狀象麟象鳳象龍又象馬，用火一照就各各顯現原形。當時人們認為這是魏國的祥瑞之兆，於是命令於綽，攜帶著財寶去請教隱士張臶，張偷偷告訴於綽：“神明只預言未來，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禎祥之兆預告未來，然後興盛還是衰落才會隨之而來。漢朝滅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還追述什麼興廢之兆呢？這塊寶石今天的變異，只是將來之吉祥的徵兆。”後來司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權。

漢武帝時，巫為皇帝召來了神君，可是只能聽到神君說話的聲音而看不見它的形體。荀悅對此解釋說：“《周易》認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規則，不能混亂。亂就會有精氣變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來，死去的柳樹復活，這是有形之物的變異；男化為女，死而復生，這是人的變異；鬼神仿佛在人間說話，這是精神的變異。形體和精神的變異，各以其類互相感應。善就生吉祥，惡就生凶厄，精靈與人之間，自然的精靈會與之感應而發生變異。因此，假如違逆了天理，神靈就會失去調節，妖精就會作亂；違逆了地理，形體失去調節，妖怪就會出現；違逆了陰陽中和的人理，人體內的神氣失去調節，妖物就會出現。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類的現象，就是精神的變異。”

《春秋》說：“辦事不合時宜，人就會有怨恨，那么本來不會說話的物體就會說話。”漢武帝時，賦稅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現無形之物說話的現象。在《洪範》中也有因犯上作亂就產生妖異的記載。這都是怨恨會生妖的證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氣就會各歸本體。後漢陳著上書說：“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數十年間沒有出現過災害，那是因為周室已被上天拋棄的緣故。而上天對於漢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災，這是為了提醒陛下除滅妖孽，摒棄邪嬖，實實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書》上說：

‘天子看見怪異就去修德，諸侯看見怪異就去修政，大夫看見怪異就去修職，士人百姓看見怪異就去修身。’神靈不能傷害道，妖孽不能傷害德。”

《漢書》說：“感動人的是行動而不是言辭，順應天的是事實而不是文彩。”這都是對天人感應之道理的簡略說明。]

法家大多出身於管理刑法的官員。他們講信用，賞罰分明，用此輔助禮制來治理天下。這是法家的長處。到了後來，苛刻狠毒的人實行法治，就不講教育，拋開仁愛，只用刑法了，而且為了達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於殘害親人，把厚恩變為薄情。這是法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法家嚴酷而無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們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卻很清楚，這一點是不能改變的。法家不分關係的親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繩之以法，這樣就把愛親屬、尊師長的恩誼倫理斷絕了。這只可以作為臨時措施，決不可以長期實行。因此說法家‘嚴而少恩’。至於法家主張主尊貴、臣卑賤，劃清職責許可權，誰也不準超越，這是各家學說都不能改變的。”]

名家大多出身於掌管禮儀的官員。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禮儀也不同。孔子說：“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長處。到後來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來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細節而不注重實際情況，把名分搞得支離破碎。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名家使人儉約，可是失去了真實性，但是它循名責實，卻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過於明察，糾纏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專注於名詞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於把握的常情，所以說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至於名家循名責實，綜合考察事物的本質這一點，倒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慮的。”]

墨家大多出身於掌管宗廟之官。他們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節儉為貴；贍養有德、能帥眾、好為善和有社會經驗的老人，以兼愛為榮；選拔賢士舉行大射典禮，提倡尊重人才；宗廟祭祀敬重父輩，崇信鬼神；順從四時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賢愚、善惡]；用孝敬來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為統一。這些都是墨家的長處。後來的愚人實行墨家的主張，只看儉約的好處，於是否定禮制，只知推崇兼愛，而不分別親近與疏遠。這是墨家的流弊。

[司馬談說：“墨家過於儉約，難以遵守，因此他們所提倡的無法完全實行，但是他們務實節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廢棄的。墨家也崇尚堯舜，引述堯舜的德行說：‘他們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階不過三級，茅草屋頂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飾。吃飯用陶簋，飲水用瓦盆，飯用粗米做，湯用豆葉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們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喪也不悲哀。他們教育人民要以此標準舉行喪禮。若使天下都象這樣，尊卑就沒有分別了。世道不同，時代變化，事業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說墨家‘儉而難遵’。總之，墨家主張強本節用，則是興家富民的好辦法。這是墨家的長處，任何學派都不能廢棄的。”

漢武帝問董仲舒：“提倡儉約的人是不會去製作玄黃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設立兩觀，乘高大的輅車，把八佾陳列於朝廷並使頌聲興起。帝王的朝政，難道意旨各不相同嗎？”董仲舒回答說：“制度文采、玄黃大旗，這些儀仗都是用來區別尊卑、貴賤，從而勉勵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來受天命而稱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曆法，確定每年起始的第一個月，變易服裝的顏色，其目的是順應天道。然而有關官室建造、旌旗製作的規定，是有一定之規的。孔子說：‘奢侈就不會謙遜，勤儉才會鞏固。’儉約並不是聖人所推崇的最適中的政制，所以說奢侈而不使君上儉約，儉約也不強求下面的人執行，這就是王道。”]

縱橫家大多是從接待賓客、出使外交一類的官員中分離出來的。孔子說：

“使者啊，使者啊！這是一份難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說應當因事制宜，權衡處理，因為在接受使命時，不可能也無法教給你全部外交辭令。這是縱橫家的長處。後來心術不正的人搞外交，開始崇尚欺詐，不講信義。這是縱橫家的流弊。

一說是遊行。遊俠善於製造一種氣勢，作威作福，結成私黨，在社會上逞強逞霸；善於遊說的人講求謀略，能言善辯，陰險奸詐，他們馳騁天下，以便得到民眾的讚賞；愛搞遊行的人善於以隊伍的陣容博取民眾的信任，迎合時尚所好，連絡同黨，樹立虛假的聲勢，目的是為了獲得某一方面的權利。

這三類人，都是使天下產生不穩定的禍根，他們傷害國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敗壞法律，蠱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別警惕這三種人。‘三游’之風是在末世之際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別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賢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鬆弛荒廢；以是否受到誹傍或讚譽作為榮辱的標準，而不考查其真實情況；以親愛和憎惡作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據，從來不管其實際內容；發表意見時首先在心中盤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講話；選擇畫圈的時候，首先考慮與自己的關係親疏遠近才下筆。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義來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來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開始觸犯禮義，小人觸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榮華而拋棄真實的內容，竟相謀取私利，骨肉之間的恩情開始淡薄。相反，人們重視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間的情誼，修身養性之道被忘得一乾二淨，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聲叫好。有權勢的人家，送禮行賄的人門庭若市，人們公開在大街上招聘、諮詢——由於上述種種社會風氣的形成，結果導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壞。

“遊俠源於武勇剛強的鬥士階層，他們不願意拒絕有求於他們的人苦苦的要求，對於自己講過的話銘記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請求，舍上性命也要幫助他人排憂解難，或者接濟與之同一類型的人。遊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稱之為義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變成黑社會的盜賊了。遊說本來源於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國，陳述天下大義或國家大事，以便完成國君交給的任務。代表國家進行國際性活動，可以達到安定、有利於祖國的政治目的。

遊說主要是為解決國際糾紛，以達到相互諒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確地行使這一職責，那么就是一種智慧與口才的較量；一旦運用得太過分了，就會變成欺騙和訛詐。最初，遊行的出發點是為追求仁義道德，實踐泛愛思想，廣交天下朋友。以文會友，相互寬容，求同存異，以便加強自身修養，順應時代的要求，為國為民建功立業。如果用正當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會成為損害他人的行為，甚而成為犯上作亂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這不是很可悲的嗎？所以說，只要最清明的治國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會自然被淘汰。”]

雜家大多出身於議事之官。雜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張。他們明白治理國家，實現太平盛世，必須融匯貫通諸子百家的學說。

這是雜家的長處。後來學識淺薄的人搞起雜家來，就恣意放縱，務求廣博，沒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這是雜家的流弊。

農家大多出身於主管農業的官員。他們種植農作物，鼓勵耕種和養蠶，以達到人民豐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說：“最為重要的是：人民和糧食。”這是農家的長處。後來見識淺薄的人，主張讓國王和大臣也去耕種，這就違背了君臣上下的關係。這是農家的流弊。

[班固說：“司馬遷的《史記》，評論是非，很多觀點與聖人不同。論述最高的政治原則，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學說，其次才是六經；講述遊俠的事跡，則貶低隱士，抬高奸雄；敘述財政經濟，則尊崇財富的權勢，以貧賤為羞恥。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處。但《史記》擅長敘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華美，質樸而不俗氣，他秉筆直書，記述的歷史事件真實完備，不做虛假的讚美，不掩飾醜惡的東西，所以後世稱讚《史記》為真實的歷史記錄。”]

文子說：“聖人做事，殊途同歸。秦楚燕魏的歌曲，雖然曲調不同但都表達了歡樂之情；各少數民族的哭聲，雖然哭聲不同卻都是悲傷的表現。因此說，歌聲是快樂的表現；哭泣是悲傷的結果。內心和悅閒適，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來，凡有流露，就會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樂。”

范曄說：“諸子百家關於政治的學說，是很高尚的啊！其要點是從根本上鞏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順應時代的變化。然而國家命運和政治形勢不是一成不變的，因而導致各種意見偏頗龐雜，所以對任何事情的是非評論，都會議論紛紛，互相矛盾。”

對此可以再作一些評論：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遠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個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時代了，人們的欲求也不是易於滿足的時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頭萬緒，人們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斷地萌生。即便有應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窮盡這世道人心的變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險峻幽深，也無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難測。那么，順應時尚和世事之推移變化，就不能用常規的辦法解決了。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假如由大聖人來治理天下，那么所要達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規，以及為普天下的老百姓謀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該有什麼不同。然而法規、制度的增補或廢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樸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發揚光明，或者是保守傳統，也只能在過去的範圍內轉來轉去。興兵打仗與和平交往，也只是與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罷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寶座上，擺出皇帝的儀仗，穿上天子的服裝，雖然厚薄華美不同，但把國家治理好的宗旨卻是一致的。或者有時為了政治的需要，給達官貴人平反昭雪，對亂臣賊黨施以刑罰，雖然寬鬆的程度有區別，但是防犯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這就是說，不同時代的政治制度，形式雖然相異，本質卻是相同的；思維方式雖然千差萬別，但目標卻是一致的。至於假如故意矯情用事，就會出現矯枉過正的弊端。比方說吧，穿著涼鞋過冬，就犯了過分儉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應當反對窮奢極侈；禁令不嚴，對下屬過於寬容，就容易出現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況；權力過於集中，刑法過於嚴酷，又容易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面。在曹魏時期，文人寫詩撰文，極盡譏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個時期的國家風氣；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敗，在許多細小的事情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所以採用或是捨棄什麼樣的制度，實在是決定一個國家的興盛還是衰敗的先決條件啊！

由此看來，政策法規繁雜還是簡約，要根據時代的要求決定，寬鬆的政策與剛猛的政策要相互補充。刑書鑄刻在鼎上，固然詳細，然而約法三章，其可貴之處就在於簡明有效。大叔因為使用了強硬的政治想來改變國家的衰敗局面，結果王室的皇子皇孫只有哀悼的眼淚了。春秋時晉國的趙盾一上台就改變他父親趙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陽侯曹參代蕭何為相後，卻一仍其舊，對蕭何當相國時的法令一字不動。這些都是弛張寬猛之政治的極端例子，難道可以強求它們都整齊劃一嗎？

諸子百家的學說，論述的都是當世政治的功過得失，我們已經都認真詳細地加以研究過了。然而世人對為政之道大多存在誤解，只偏好於某一種學說。尊崇清淨無為學說的道家，視懦家學說為迂腐；拘泥名實的名家，卻認為道家學說荒誕；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風，認為現在依然可以實行；有的人徵引切時救弊的成規，認為應當流傳於後世。其實如果認真考究，這些認識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見，有法與無法，應當根據時代的不同加以討論，時代結束了，實用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方針也就失去了效用；時代向前發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隨時代而發展。只要行動不錯過時機，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聰明智慧的人，誰能夠通曉權變的奧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