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古詩文古書籍網

卷二十七·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

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

以事君調合寡過為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幸之徒是也。準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

以朝庭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岳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眾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眾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眾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

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

以人眾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眾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眾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眾不歸而士不附也。

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勾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吊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下坐賤客,鼓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啟,而孟嘗得出。〔夫〕雞可以奸聲感,則人亦可以偽恩動也。人可以偽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煉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銅鉤之屬,切磨以向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恆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

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居職何以為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偽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為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為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為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為功本,功為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群臣之功,蕭何為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群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

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才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癒。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為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後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功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為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為東郡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更為溫,黍谷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醫夏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為秦所擒。當荊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既而天下名軻為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無〕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荊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屍,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以孝於父、弟於為兄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眾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暗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箠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大,箠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鹹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戳,若南容懼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卻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戳,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

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為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大王甫重戰其民,亶皆委國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為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有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以為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為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為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

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為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以〕恬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為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者〕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操,非賢也。

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為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強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贏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為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強之故也。堅強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

以經明帶徒聚眾為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為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誤者,則為善矣。〔儒〕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

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為賢乎?是則〔儒〕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捨,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

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眾為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為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強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得名為賢也。

〔以〕辯於口,言甘辭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

以敏於筆,文墨〔雨〕集為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為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為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山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為賢。

以敏於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云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銹,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

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為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為賢矣。

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為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為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

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為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慾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辨則辭好而無成。

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眾不能見則以為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為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眾亦以為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為能任之。聖心明而不暗,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終不曉見。何則?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為眾所非,離俗之禮為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刺異,安得為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為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為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為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譯文

聖人不容易識別,賢人比起聖人來要容易識別些。一般人對賢人尚且不能識別,怎么能識別聖人呢?一般人雖然說能識別賢人,但這話肯定是假的。用什麼來識別賢人呢?怎樣才能識別賢人呢?

把做官居高位而自身享受富貴的人稱為賢人嗎?富貴卻是由天命所決定的。有富貴命的人,不等於是賢人;有貧賤命的人,不等於是不賢的人。如果一定要以命是否富貴來檢驗賢還是不賢,那么這等於說決定能不能當官的因素是個人的才能而不是命了。

把君王侍奉得舒心很少有過錯的人稱為賢人嗎?這些不過是阿諛奉承之臣,諂媚逢迎之徒罷了。揣測準君王的心思才說話,尋找到適當的時機才行事,不曾有在朝廷上牴觸君王所產生的隔閡,就不會有被貶職和罷官的危險。有的是身體姿態優美,面色漂亮可愛,讓君王不憎惡而產生喜愛的心情,對他的恩寵多得超過了限度,這也不能稱他是賢人。

把朝廷選拔和舉薦官吏時大家都稱讚的人稱為賢人嗎?那么那些經常出頭露面為人們所熟知的舉薦的人就多,不經常出頭露面為人們所不知的舉薦的人就少,虞舜就是這樣的人。堯曾經尋求賢人,大家就推薦鯀和共工,而由於四岳的制止,致使堯沒有得到像舜這樣的賢人。由此說來,舉薦的人的多少,不能用來作為識別被舉薦者賢與不賢的依據。有的人道德高尚而舉薦他的人少,有的人才能低下而舉薦他的人多。聖明的君王在舉薦人的多少之間求善察惡,有時是可以得到善惡的真實情況的。況且廣泛結交各種人物,會籠絡眾心的人,人們喜歡他就稱讚他;清廉正直與鄉里關係不融洽,志向高潔不結交志向不同之徒,失去了眾心的人,人們怨恨他就會毀謗他。所以一個人的好名聲多半是由於懂得籠絡人心而得來的,壞名聲多半是不會討好眾人造成的。

齊威王因為毀謗而封賜即墨大夫,因為稱譽而烹殺阿大夫,是因為即墨大夫有政績而沒有受到稱讚,阿大夫沒有功績而獲得名譽的緣故。子貢問道:“一鄉的人都誇獎他,這個人怎么樣?”孔子說:“還不能肯定。”子貢又問:“一鄉的人都討厭他,這個人怎么樣?”孔子說:“也還不能肯定。最好是一鄉的好人都誇獎他,一鄉的壞人都討厭他。”這樣說來,稱譽的人多而所有的人都說他好的人,不一定是賢人。好人稱讚他,壞人毀謗他,毀謗和稱讚的人各占一半,這樣的人才可能是賢人。根據好人所稱讚的,壞人所毀謗的,就能夠識別賢人了嗎?如果是這樣,孔子的話可以識別賢人,同樣不知道稱讚這個人的,是不是好人呢?毀謗這個人的,是不是壞人呢?也許稱讚這個人的是壞人而毀謗這個人的卻是好人呢!人們照樣感到迷惑而無法去識別賢人啊。

把眾人所歸附、賓客很多的人稱為賢人嗎?而那些眾人所歸附的,也許是廣泛結交各種人物的那種人,眾人喜歡他而稱讚他,就像螞蟻聚集一樣去歸附他。有的處於顯貴地位而能給人利益,有的喜好士人而對待賓客謙遜,放下架子以等待賢人的光臨。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養了幾千個食客,被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下沒有養一個賓客,仍然被稱為名將。所以賓客的聚集,在於有好士下客的封君,給人以利或害的達官貴人。如果不好士下客,不能給人以利或害,那么眾人不歸附而士人也不會去歸附了。

把居官在位統治人民,得民心受人民歌頌的人稱為賢人嗎?而這些得民心的人,和那些得士子歡心的人,並沒有什麼不同。用虛偽的恩惠安撫老百姓,老百姓的欲望得到滿足,於是就高興而樂意歸附他了。用什麼來證明這一點呢?齊國的田成子和越王勾踐就是這樣的人。田成子想掌握齊國的政權,用大斗借出,小斗收進而使老百姓喜歡。勾踐想洗去被困在會稽山的恥辱,就安撫他的老百姓,慰問死者的親屬和病人而使老百姓高興。這兩個人都各自另有要想達到的目的,而虛偽地引誘招致他們的老百姓,並沒有給老百姓以誠心,但老百姓也很高興。孟嘗君半夜要逃出秦關,雞沒有叫關門就不開,一個地位很低的食客用手掌放在嘴邊學雞叫,附近的雞都應和叫了起來,關門立即打開,孟嘗君得以逃出秦關。雞能夠用偽裝的聲音去感動它,那么人也可以被虛假的恩惠所感動。人可以被虛假的恩惠所感動,那么上天也可以用巧妙的欺詐手段去感動。感動招致天氣變化,應當用精誠之心,而人卻使用陽燧從天上取到火,用來熔煉五石,在盛夏的五月,澆鑄成陽燧,就能取得火。現在又只要把刃、劍和普通的曲刃銅兵器這類東西拿來,向著太陽磨擦,也能從天上取到火。這些刀、劍、鉤能從太陽那裡取火,那么普通的人,即使不是聖賢,也能夠感動天上的氣象變化了。就像董仲舒相信用土龍能招來雲雨一樣,大約也是有他的理由的。如果是這樣,應和上天的統治,尚且不能說是賢人,何況僅僅是獲得民心,就說他是賢人,怎么樣呢?

把任職做官有成就成效顯著的人稱為賢人嗎?用什麼來檢驗任職做官的功績和成效呢?如果是根據老百姓歸附他來檢驗,然而老百姓是可以用虛假的恩惠來討好的啊。陰陽之氣調和,老百姓安居樂業,是決定於時運。風調雨順,老百姓安定,即使是不成材的統治者也會碰上太平治世;時運不和,即使是聖王也會遇上亂世。如果根據陰陽之氣是否調和來檢驗賢與不賢,那么堯就會由於洪水成災而被貶斥,湯就會由於當時的旱災而被認為統治才能是最下等的了。如果功效指的是具體的事情,那么親身幹這些事的人,功效就會顯著可見;運用先王之道來出謀畫策的人,功績就會被埋沒而不為人所知。鼓聲不合於宮、商、角、徵、羽五音,然而五音沒有鼓聲配合就不和諧。老師不屬於“五服”之親,然而“五服”之親沒有老師的教導就不懂得互相親愛。水不屬於青、赤、黃、白、黑五種顏色,然而五種顏色沒有水來調和就不鮮明。“道”是具體攻效的根本,具體功效是“道”的表現,根據有具體功效的人稱為賢人這條原則,這就是說掌握“道”的人反而被當作不成材的人了。漢高祖得到天下,賞賜群臣的功勞,蕭何是受賞賜的群臣中的第一名。為什麼呢?漢高祖論功勞的大小,用獵人驅使獵狗來作比喻。獵狗本身捕獲了禽獸,功勞卻歸於獵人。群臣奮力戰鬥,他們好比是獵狗;蕭何沉著穩重,他好比是獵人。一定要根據成績來稱之為賢人,這就是說蕭何毫無功績了。這是根據功效不可以檢驗賢人的第一點。

聖賢治理國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統治術就功業成就,治理國家不得法事業就要失敗。譬如醫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嚴重也能治好;沒有良方,僅僅是一點輕微的病也治不好。良方就像治理國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國家的禍亂,醫生如同官吏,用藥好比教化。採用良方藥力就發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國方略教化就會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禍亂就會停止,藥力發生作用病就會治好。能把病治好的醫生不一定比沒有把病治好的醫生高明。這樣說來能把國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國家的官吏賢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種方子,碰巧懂得了這種治理的方法而已。治國必須要靠方法來建立功業,也有時運該當國家自身處於混亂之期,即使運用了治國之術,功業始終不能建立的;也有時運該當國家自身處於安定之期,即使沒有治國之術,功業仍就能建立的。所以那些治理國家的人,有的正當時運而功業成就,有的背離時運而毫無成就。有治理之術的人能順應時運而建立功業,但不能夠違背時運而使天下安定。良醫能醫治命不該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數已完,壽限已盡,儘管用了良方也不會生效了。所以時運當亂的時候,即使是堯、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業;生命該當死亡的時候,即使是扁鵲施用任何藥方,也不能治好病。

射箭駕車的技藝,從事各種手工業的人,都運用自身的辦法,然後事業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顯地見到。治理國家,就像從事各種手工業的人運用辦法一樣;功業建立,就是事情辦成功,如果說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賢人,這就是說從事各種手工業的人都是賢人了。趙人吾丘壽王,是漢武帝時的待詔,漢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學習《春秋》,他才幹高,通曉事理,後來做了東郡都尉。漢武帝根據壽王很賢明,沒有另外向東郡派遣太守。當時由於不斷興兵打仗,老百姓騷動不安,年成也不好,盜賊不斷出現。漢武帝賜詔書給壽王說:“你在我跟前的時候,很有謀略,我認為你是天下無雙,海內獨一無二的人,以至於擁有統轄十幾座城的權力,一身擔負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現在盜賊卻乘船流動攻占奪取庫中的兵器,這和從前你在我身邊時的作為很不一樣,是什麼原因呢?”壽王向武帝謝罪,說騷亂很難禁止。漢武帝又召他為光祿大夫,經常在皇帝的身邊,議論任何事理,沒有不對的地方。他才能高智謀深,通曉事理而很有見識,然而他做東郡都尉時,年成不好,盜賊不斷出現,老百姓騷動不安,他沒有辦法去禁止。不知是壽王沒有掌握治理東郡的方法呢?還是東郡碰巧該當又有禍亂,而壽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這種時運呢?

憑壽王的賢明,治理東郡卻不能建立功績,一定要以功績來看是不是賢人,那么壽王就該被貶斥而不該被提拔。恐怕世間必然有很多如壽王這樣的人,而評論者卻因為他沒有功績就看不出他的賢能。燕國有一個山谷,谷中氣候寒冷,莊稼不能生長。鄒衍吹奏律管招來暖氣,不久之後寒谷變成溫谷,燕國用它來種黍,黍長得很好獲得了豐收,到今天還稱它叫“黍谷”。使陰陽之氣調和,應當靠道德至誠之心。然而鄒衍吹奏律管之後,寒谷變成溫谷,莊稼能夠生長成熟。據這種情況來推論各種辦得成功的事情,猶如採取鄒衍吹奏律管的辦法一樣。所以掌握了那種方法,即使是不賢的人也沒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數,即使是賢聖,也有治理不好國家的時候。這是根據功效不可以檢驗賢人的第二點。

人們辦事情,有的心意盡到瞭然而事情卻沒有辦成功,事情沒有辦成功但是氣勢卻震撼山嶽。荊軻和御醫夏無且就是這樣的人。荊軻到秦國去的計畫,原本是想劫持秦王將他活捉到燕國,偶爾不巧,被秦國捉住了。當荊軻追逐秦王,秦王環繞柱子而奔逃的時候,御醫夏無且用藥囊投擲刺客荊軻。後來,天下的人都稱荊軻是壯烈之士,秦王賞賜夏無且二百鎰金。荊軻被秦國捉住,沒有立下活捉秦王的功勞,夏無且用藥囊投擲刺客,對救護君王並沒什麼好處,然而人們之所以仍然稱讚荊軻,秦王仍然賞賜夏無且,是因為他們的心意盡到了氣勢也很旺盛的緣故。天下的人士不會因為荊軻沒有立下功勞而不稱讚他的道義,秦王也不會因為夏無且沒有做出功效而不賞賜他的心意。心意好就不必檢驗是否成功,道義盡到了就不必考慮事情是否辦好了。道義有餘,功效不足,心意巨大而功勞細小,明智的人就會賞賜這樣的人,昏庸的人就會懲罰這樣的人。如果一定只考慮功效而不考察心意,只論表面效果而不考察內心意圖,那么,豫讓拔劍砍趙襄子衣服這件事,就不值得記載: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屍體這件事,不值得記載;張良錘擊秦始皇誤中隨從的車子這件事,也不值得記載。三個人都是由於客觀環境不利,考慮謀畫得不周全,僅僅有氣勢而沒有實際功效,心懷報仇的計畫而不能達到報仇的目的。這是功效不可以檢驗賢人的第三點。

把對父親孝順、對兄長尊敬的人稱為賢人嗎?那些遵循孝悌的人,都是有父兄的人,由於父兄不仁慈,他們的孝悌表現才出名。舜由於有謀害他的父親瞽瞍,曾參由於有虐待他的父親曾皙,他們才成就了孝子的名聲,眾人都稱讚他們。如果沒有父兄,或者父兄很慈愛善良,便不會有明顯的孝悌表現,孝悌的名聲,也就不會被發現了。忠於君王的人,也與這種情況相同。關龍逢和比干忠君的名聲在夏、殷兩代很顯著,是由於君王桀、紂很壞;稷、契、皋陶忠君的名聲在唐、虞時代不顯著,是由於堯、舜很賢明。所以螢火蟲的亮光,會被陽光月光所掩蓋;忠臣的名聲,會被賢明君王的名聲所遮蔽。為君王的危難而死,獻出生命捐棄身軀,與這種情況相同。臣子遇到國家動亂之時,而死於君王的危難,因此才顯出忠君的節義而獲得忠臣的美名。大賢人經歷世事,像鳥兒那樣來回飛翔,察看形勢,然後再落下來,受到驚恐就趕快飛走;昏亂的君王所造成的禍難,不會連累到大賢人本身;危害國家的變亂,不會牽連到大賢人的家庭,怎么會遇到那種禍亂而死在那種禍亂中呢?

齊侯問晏子說:“忠臣侍奉他的君王,應該怎樣做呢?”晏子回答說:“君王有災難的時候不為他而死,君王避難逃亡的時候不去護送。”齊侯說:“分地而賞賜給他,封爵位而使他尊貴,君王有難不為君王去死,君王出逃不去護送,可以稱為忠臣嗎?”晏子回答說:“臣子的建議如果能被君王採用,臣子怎么會死呢?臣子的勸諫如果能被君王聽從,君王就一輩子不會出逃,臣下怎么會去護送呢?如果建議不被採用,君王有難時為他而死,這是白白地送死;如果勸諫不被聽從,君王出逃時去護送,這是裝模作樣的行為。所以作忠臣的能盡力給君王提出最好的建議,而不能與君王共同陷於災難之中。”依照晏子的回答在世間尋求賢人,為君王之難而死,樹立忠節的臣子都不符合標準了。所以大賢人很少有值得稱道的節操,小賢人有許多可讚美的行為。

能夠用筭計算的東西是因為它的數目小,能夠用升斗量的東西是因為它的數量少。數目非常大,用筭就不能計算了;數量非常多,用升和斛就不能量了。稍微有一點特殊名聲的行為,又產生在一個衰亂而容易顯示節操的時代,所以節操行為顯著而名聲傳遍天下。飄洋過海的人,辨別不清方向,是因為海洋太大了;航行於河溝之中,誰都能辯別船隻的行跡,是因為河溝小。河溝小就容易辨認方向,衰亂的時代也容易發現人的節操。所以社會不危亂,奇特的行為就不會被發現;君王不昏庸,忠臣的節義就不會樹立。崇高的節操,產生於戰亂不安的朝代;清高的品行,顯現於衰亂的社會。

把保全自己免遭侵害,不被刑罰殺戮,像南宮适那樣被“白圭”詩句所震驚的人稱為賢人嗎?那些免於受到侵害的人是僥倖,是祿命吉利,並不是靠才智慧型禁止,靠操行所能避免的。神蛇能使它斷開的軀體再連線起來,但卻不能讓人不斬斷它。聖賢能使自己從困境中解脫出來,卻不能讓人不加害於他。南宮适能自己免於刑戮之難,公治長無辜地被關在監獄中,蘧伯玉在危亂的國家裡能深藏自己的政治主張,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孔子被圍困在陳、蔡之間,這都不是操行不好帶來的災難,災難突然侵襲自己,就會有自己無法避免的災難,使自己牽連受害而陷入困境。不能自免於禍患的人,就不能在世間延長壽命。壽命到了盡頭,賢人也不能自己使它延長;時運該當受困,聖人也不能自免。

把放棄國家和君王的職位、放棄富貴而歸於貧賤的人稱為賢人嗎?那些放棄國家的人,是因為遭到了某種逼迫。像伯夷這類人,兄弟之間以國相讓,可恥有爭奪王位的名聲,以及太王古公亶甫不忍心讓他原有的百姓遭受戰爭的苦難,都放棄國家和放棄王位,是由於道行不通又不得志的緣故。如果道行得通又很得志,也就不放棄王位了。所以放棄國家、王位,都是有一定緣由的,如果因此而稱之為賢人,那么沒有任何理由放棄國家、王位的君王能稱之為不肖嗎?況且有國家王位的人,才能夠放棄它,沒有國家王位的人放棄什麼呢?拿出自己的財物讓在下位的人得到分給的財物,和這種情況是同一回事。沒有財物用什麼來分呢?自己都沒有吃的又推讓什麼呢?“糧倉充實,老百姓才知道講禮節;衣食豐足,老百姓才懂得榮辱。”推讓產生於有多餘,紛爭產生於不富足。有人拿出財物資助別人,袁將軍一再把家財分給他哥哥的兒子,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種講究恩義的行為。崑山之下,把玉當作石頭;彭蠡湖邊,用魚來餵狗和豬。假如推讓的人,家財像崑山的玉、彭蠡的魚那樣多,家財無論分多少出來,也不值得稱讚。韓信在南昌亭長家寄食的時候,有什麼財產來分割呢?顏淵家境貧窮之時,有什麼財物來推讓給別人呢?管仲分取財利時自己多拿,沒有廉讓的禮節,是由於貧窮不富足,喪失了志氣節義。

把遠離世俗隱居,身心行為清潔的人稱為賢人嗎?這就同放棄國家王位的人是一類情況。富貴是人情所貪圖的,高官大位是人們樂於想往的,放棄高官富貴而隱居,是由於一生沒有受到君王的賞識,自己的報負無法得以實現。長沮、桀溺避開世俗隱居,伯夷、於陵仲子放棄富貴而自取貧賤,這並不是他們的本意。

把清靜無為沒有欲望,志向不在於做官,只是想保全自身修養情性的人稱為賢人嗎?這就是老聃這一類人。道家與賢人所以不同類,在於賢人憂傷世道而企圖拯救世人脫離苦難,因此孔子日夜忙碌,墨子匆忙不安。不進而與孔子、墨子這樣的人從事同樣的事業,而倒回去與黃、老那樣的人修養同樣的品性,這就不是賢人。

把千里赴義,對老師、長官、朋友不廢棄禮節的人稱為賢人嗎?只有那些家財富足,筋力強勁的人才能勝任這種事情。生活貧困就拿不出財物來講究禮節,體弱多病就不能奔波千里講究義氣,因為他們承受不了。所以擁有百金的富貴人家,就是遠在境外也沒有斷絕交往的;有千乘戰車的大國,盟國之間不會廢棄相互贈饋的禮節,這是由於財富多的緣故。假如穀物糧食像水火那樣容易得到,即使是貪吝的人,也會跨越境界給人們施捨財物。所以財物少就連正常的禮節也不能講究一點,財富有餘就能胡亂施捨給上千的人,家境窮得沒有一筲糧食儲蓄的人,就難以用交往和布施來責備他了。挑著擔子千里奔波的人,執鞭騎馬跨越疆界的人,手腳磨出了硬皮,面孔曬得黝黑,不會患體力不支的疾病,他們的筋力皮膚一定有與常人不同之處。據此推論比照那些為長官作證的官吏,他們之所以能做到自身受刑吃苦而不肯供出一字,也是由於他們的肌肉骨節堅強的緣故。骨肉堅強就能掩蓋事實樹立節義,骨肉軟弱就會歪曲事實敗壞名節。豫讓毀傷自身,連妻子也不認識他了,貫高被拷打,全身沒有完整的皮肉。壯實的身體與眾人有不同之處的人,他的氣節操行就有與眾人不相同的地方。

把精通經書帶學生聚集門徒講學的人稱為賢人嗎?那些精通經學的,是儒者。儒者,是靠學習經書才成儒者的。儒者靠的是勤學經書,勤學經書,也就成為儒者了。傳授前輩老師的學問,把老師講的東西背誦下來再用它去教育學生,心中沒有一點創見,也不能思考判斷論點的正確與否。投送文書的差役遞送文書,就同守門人傳達長官的命令一樣,封記完整文書沒有遺失,傳達命令清楚轉達指示沒有錯誤的人,就是很好的了。儒者傳授學問,不隨便改動一字,前代老師的古話,至今全部詳盡地保存下來,即使帶領門徒百人以上,在博士、文學之列,不過是郵人、門者這類人罷了。

把博覽古今圖書,秘隱傳記無所不熟記的人稱為賢人嗎?這不過是與儒者同類的人。才智高對事物有廣泛興趣,勤奮學習而不間斷,就像容成的後代,有祖上留下來的著作,得以繼承祖上的書籍,細心閱覽認真誦讀。或者掌管圖書檔案,就像太史公和劉子政這類人,有主管書籍文獻的職位,也就有了博覽群書學問通達的名聲。

把權術詐謀奇異,能率領士兵統率眾將的人稱為賢人嗎?這是韓信這類人。國家戰亂時建立功勳,稱為名將;在社會安定時才能沒有地方施展,反倒陷入災禍之中了。“高飛的鳥被射死,良弓就被收藏起來了;狡兔被獵獲,優良的獵犬就被煮了。”有權術詐謀的大臣,就像射飛鳥的良弓、獲狡兔的良犬一樣。安定和平的時期,這種人沒有用處,就像良弓被收藏良犬被烹煮一樣。安定和平時期的君王,並不是要拋棄有權術的大臣,輕視有戰功的將士,而是他們生平用來輔助君王的本領,已經完全不適用了。假如當初韓信運用善於權變的才能,做出像叔孫通那樣的事業來,怎么會有因謀反而被殊死的災禍呢?具有攻打強敵的權謀,沒有安守和平的智慧,懂得領兵的計謀,卻看不到天下已經穩定的大勢,處在和平安定的時期,卻搞叛逆的密謀,這就是他之所以功勞、封國被取消,不能稱為賢人的道理。

把有口才而善辯,言語動聽言辭巧妙的人稱為賢人嗎?那就是子貢這類人。子貢的口才超過顏淵,孔子卻把他排在顏淵之下。真實的才能並不高,口才機智鋒利的人,人們必定會稱讚他。自漢文帝讚賞虎圈嗇夫,斥責上林尉以後,張釋之舉周勃、張相如為例,漢文帝因此才醒悟。那些以口才善辯的人,就如虎圈嗇夫這類人一樣,很難用他們來觀察一個人是不是賢人。

把文思敏捷,落筆快得像雨點灑下的人稱為賢人嗎?筆頭快與口才好,實際上是一回事。口說出來就是言語,筆寫出來就是文章。口頭善辯的人,不一定才高;這樣說來,下筆敏捷的人,也不一定多智了。而且文章寫得快是套用在什麼地方呢?是套用在對官府的事務處理得快嗎?官府的事務最難辦的莫過於審理案件,審理案件有疑難就用“請讞”的辦法。舉世善於斷案的莫過於張湯,張湯援用法律條文苛刻,在漢朝,並不稱他為賢人。太史公排列人物高下,認為張湯是酷吏,殘酷並不是賢人的行為。魯國樹林中痛哭的婦人,老虎吃了她的丈夫,又吃了她的兒子,她所以不願離開那裡,是因為愛那裡賦稅不苛繁,官吏不殘暴。酷吏,是苛刻殘暴的那類人,很難以他們為賢人。

把善於作賦、頌,能寫宏偉華麗文章的人稱為賢人嗎?那么司馬長卿、揚子云就是這樣的人。文章華麗而且篇幅巨大,言辭精妙而且旨趣高深,然而文章卻不能判斷確定是非,分別不出正確與錯誤的真實情況。即使文章像錦繡那樣美,含意像黃河、漢水那樣深,老百姓卻不能從中明白是與非的界限,這對於制止弄虛作假,崇尚實際教化沒有一點好處。

把自守清白的節操,不降低志氣,不屈辱身分的人稱為賢人嗎?這就是遠離世俗隱居,長沮、桀溺一類的人。即使不遠離世俗,節操卻與遠離世俗隱居的人一樣,保持自身的清白而不輔助君王,堅守節操而不關懷老百姓。大賢人生活在世上,時勢適宜做官就出來做官,時勢適宜隱居就去官隱居,權衡時勢是否適宜,以此來確定操行的清濁以便選擇。子貢讓財卻阻止了別人行善,子路受財卻勉勵了別人講道德。推讓是廉潔;受財就是貪婪了。貪財而有益於人,廉潔卻有損於人,推讓與受財的節操,並不可能常常是清高的。伯夷不願出來做官,孔子反對他的做法。操行與聖人違背,很難以他們為賢人。

有人問孔子說:“顏淵是什麼樣的人呢?”孔子說:“他是個仁人,我不如他。”又問:“子貢是什麼樣的人呢?”孔子說:“他是個有口才的人,我不如他。”又問:“子路是什麼樣的人呢?”孔子說:“他是個勇敢的人,我不如他。”客人說:“顏淵、子貢、子路三個人都比你賢能,而願為你奔走效勞,是什麼原因呢?”孔子說:“我既能仁愛又能殘酷無情,既善辯又能言語遲鈍,既能勇敢又能膽怯。用他們三個人的能耐和我的這套本領交換,我是不乾的。”孔子是知道隨機應變去處理問題的。有很高的才能和廉潔的品行,但缺乏明智以隨機應變地處理問題,那就和愚昧而無操行的人是一個樣了。

如此說來,人人都有缺點。沒有一點缺點的人可以稱為賢人嗎?這就是鄉原那種人。孟子說:“鄉原這種人,要想指責他,又舉不出什麼大過錯;要想譏剌他,卻又無可譏剌。他總是迎合流俗,討好污世,平日為人好像忠厚老實,行動也好像正直清白,大家都喜歡他,他自己也覺得很不錯,但實際上和堯舜之道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孔子說:“鄉原是破壞道德的人,”似乎很有德行實際上卻並非如此的人,孔子很厭惡他。

如此說來,怎樣識別真正的賢人呢?識別賢人究竟根據什麼呢?世人的考察標準是,如果見他才高多能,有取得成功的功效,就認為他是賢人。像這樣就太容易了,識別賢人有什麼困難呢?《尚書》說:“能識別人的就是明智的人,這一點連舜也感到很困難。”根據才能高超傑出的人就被稱為賢人來看,識別賢人還有什麼困難呢?但是《尚書》既然說難,自有認為難的理由。連虞舜也不容易識別賢人,而世人自認為能識別賢人,就錯了。

這樣說來賢人就不可識別嗎?我說:很容易識別。之所以說它難,不了解用什麼來識別賢人就難,即使是聖人也不容易識別賢人。等到知道了用什麼來識別賢人,就是具有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看出賢人了。譬如工匠製造器物,掌握了製作方法就不難,不掌握方法就不容易製造了。識別賢人比工匠製造器物還容易,世人沒有區別的能力,所以真正的賢人混雜在俗士之中,俗士憑能言善辯的小聰明,占據官爵的尊位,期望顯耀的榮譽,於是就專斷了稱為賢人的名聲。賢人退居在閭巷之間,貧賤到老死,還要蒙受不見功效的毀謗。

如此說來,到什麼時候才能識別賢人呢?如果一定要想識別賢人,就看他有沒有善心。賢人,不一定才高但能明辨是非,不一定多智但行止沒有錯誤。用什麼來看是否有善心呢?必須根據他的言論。有善心,就有好的言論。根據他的言論而考察他的行為,有好的言論就有好的行為了。言論行為沒有錯,治家可使親屬之間講倫理,治國能使尊卑上下有次序。沒有善心的人,黑白不分,視善惡為同類,會使政治錯亂,法度失去公平。所以只要心善,就沒有什麼是不好的;心不善,就沒有什麼是好的。心善就能辨明是非。是非的道理能夠確定,心善的功效也就顯明了,即使貧窮低微,境遇艱難,功名不成,業績不立,但他們仍然是賢人。

所以治國不一定考慮功績,關鍵在於所依據的道理是否正確;行為不要求功效,那要看所做的事是否純正。做事純正、道理正確果真顯明,那么言語不必繁瑣,事情也不必很多。所以說:“說話不必追求長篇大論,應當努力使所說的話在理;做事不必好高騖遠,應當力求所做的事符合原則。”說話深得道理的核心,口才即使遲鈍而不善辯說,而善辯已在心胸之中了。所以人追求的是心辯,而不應該追求口辯。心辯就是言辭雖不華美動聽,卻不會違背正道,口辯就是言辭華麗卻沒有什麼用處。

孔子列舉少正卯的罪惡說:“言論錯誤卻顯得很博學,附和錯誤的東西卻又加以潤飾。”內心歹毒而外表卻用才能將它粉飾起來,眾人不能發現,就認為他是賢人。內心歹毒而外表卻掩飾得很好,世人認為他是賢人,那么內心善良外表卻無法自我表露的人,眾人也就認為他是不肖之輩了。是非混亂而不治理,唯獨聖人能識別是非。人的言行大多如少正卯這類人,唯獨賢聖能識別他們。世間有是非顛倒的言語,也有正確與錯誤混淆不清的事情。判明顛倒的言語,判斷混淆不清的事情。只有賢良聖明的人才能夠勝任。聖人的心清明而不昏暗,賢人的心有條理而不紊亂。用清明考察謬誤,沒有什麼看不明的;用條理解釋疑惑,疑惑沒有不能斷定的。

如果和世人的意見不同,即使話說得很正確,眾人也不能理解。為什麼呢?沉溺在俗言之中日子久了,就不能自拔而服從正確的言論。所以正確的言論被眾人所反對,違背世俗標準的禮節被眾人所指責。《管子》說:“君子在堂上說話能符合滿堂人的心意,在室內說話能符合全室人的心意。”很奇怪這樣的說話,怎么能讓所有的人都滿意呢?如果正確的話說出來,全堂的人都有正確的理解,然後所有的人才會滿意。如果在座的人沒有正確的理解,人說的話違理怪異,怎么能使人人都滿意呢?歌曲很絕妙,能附和的人就很少;說的話符合實際,同意的人也很少。和歌和聽話,是同一回事。歌曲絕妙人們就不能都附和,言論正確人們就不能都相信。“魯文公違反祭祖的正常順序,有三個大臣離開祖廟;魯定公按照禮法祭祀,卻有五個大臣離開祖廟。”習慣於世俗的人,就說按照禮法做是錯的。通曉禮法的人少,那么識別正確與否的人就稀少。君子說的話,堂室中的人怎么能都滿意呢?

人不可能對別人說的話都滿意,那么世人也就不可能知道別人所說的真實內容,要筆墨寫出的痕跡,排列在簡策上面,才能得知。所以孔子沒有當上君王,就寫作《春秋》以表明政治主張。考察《春秋》所闡明的沒能得以實行的政治主張,就可以知道孔子具有當君王的品德。孔子是聖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樣業績的人,即使不具備孔子那樣的才能,這也是賢人的實際證明。賢人與聖人所遵循的道相同只是名稱不一樣,賢人既可以確定,那么聖人也就可以論定了。

問:“周代的禮制不敗壞,孔子就不會編寫《春秋》。《春秋》的寫作,起因於周代禮制的敗壞。如果周道不敗壞,孔子不編寫《春秋》,未必他不具備作為孔子的才能,只是沒有理由來促使他從事編寫。如果是這樣,單從孔子編寫《春秋》這件事,不能夠看出他是聖人;如果有像孔子那樣業績的人,還不能識別他是賢人嗎?”

回答說:周代禮制敗壞,孔子起而編寫《春秋》,《春秋》的文義褒貶是非,深得道理的真實內涵,沒有違背禮義不合正道的錯誤,所以據此可以看到孔子的賢明,是很實際的。沒有言論就以文章來考察,沒有文章就以言論來考察。假設孔子不編寫《春秋》,也還有別的遺留下來的言論,發表言論必定有原由,如同寫文章必定有目的一樣。考查文章的好壞,而不考慮寫作的起因動機,世間寫文章的人多得很,是與非不分,對與錯不定,桓君山對此的評論,可以說是掌握了它們的實質。依據文章來考察真實情況,桓君山就是漢代的賢人。陳平沒有做官時,在鄉里分祭肉,每份肉分得完全一樣,這是他能當丞相的證明。分肉與評論文章,實質上是一回事。如果桓君山得以掌握漢朝治國的大權,他的用心與論文意旨不會不同。孔子沒有當上君王,素王的業績反映在《春秋》上。這樣說來,那么桓君山沒有當上丞相,素丞相的功績已留存在他的《新論》之中了。

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