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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論擇官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治之本,惟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云:‘官不必備,惟其人。’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此皆載在經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並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則無為而治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玄齡曰:“自此倘有樂工雜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累。”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系,尤須得人。”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來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傅說,逢呂尚,然後為政乎?且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慚赧而退。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向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征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不能濟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害極多。但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治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實為政本,伏尋此選,授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文案壅滯,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仆,於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並為勛親在位,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予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眾授能,非才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勛,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遍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於事何如?”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難,自知誠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長澆競之風,不可令其自舉。”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鹹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鹹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情也,生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矣;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逄、比干矣;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

然而今之群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偽,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

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民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書奏,甚嘉納之。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譯文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房玄齡等人說:“治理國家的根本在於審慎。要根據一個人能力的大小授予官職,務必精減官員人數。所以《尚書》說:‘只選取賢良和有才能的人做官。’同時《尚書》還說:‘官員不在多,在於用人得當。’如果任用了好官,儘管人數不多也可以讓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數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古人說不根據才能選擇官員,就像在地上畫餅不能充飢一樣。《詩經》有句話:‘參謀的人如果多了,決策的時候反而不知所從。’孔子說:‘官員不處理政務,官吏怎么會得到精簡呢?’孔子還說:‘一千隻羊的皮,不如一隻狐狸的毛。’這些至理名言都載入史冊,數不勝數。現在應當審查官吏,讓他們都能夠發揮各自的作用,那么國家就可以無為而治了。你應該仔細考慮一下這個問題,確定官員的人數。”房玄齡等人於是擬定出文武官員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這個數額,並對房玄齡說:“從今以後,如果誰有音樂、雜藝等一技之長,超過一般人的,只可以賞賜給他們錢財絲帛,一定不可獎賞過度,授予他們官職。從而讓他們和朝廷的棟樑之才並肩而站,同桌而食,致使紳士、大夫引以為恥。”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你們身為僕射,應當幫助我排憂解難,廣開耳目,求訪賢能之人。聽說你們每天要處理幾百件訴訟,這樣整天閱讀公文都來不及,怎么能夠幫助我尋訪賢才呢?”於是唐太宗下令尚書省把細碎的事情交給左右丞處理,只有冤案被延誤應該奏請皇上這樣的大事,才交給僕射處理。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我每天夜裡總想著民間的事情,有時到半夜還睡不著,就是擔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撫百姓。所以在屏風上記下他們的姓名,坐著躺下都可看看,他們在任上如果做了好事,也都記在他們的名下。我住在深宮之中,看不到也聽不到遠處,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這些地方長官實在是關係到國家的太平和動亂,特別需要選擇得力的人。”

貞觀二年,唐太宗對右僕射封德彝說:“天下太平的根本,在於得到合適的人才。近來我讓你向我推薦人才,卻不見你有所行動。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應當為我分擔憂慮,你不向我推薦賢才,那我又能向誰詢問呢?”封德彝回答說:“下臣雖然不才,怎么敢不盡心盡力呢?只是現在我還沒有發現出類拔萃的俊傑。”唐太宗說:“過去聖明的君主很善於使用人才,從眾多的人才中選拔傑出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遺老遺少。哪裡像商代的國君武丁在夢中見到了他以後的丞相傅說,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將要輔佐他的姜太公,然後才開始治理國家呢?況且哪一個朝代沒有賢才,恐怕是被遺漏不被發現罷了。”封德彝聽後,慚愧地退了下去。

貞觀三年,唐太宗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我發現吏部選擇官員,只看他文才是否出眾,而不看他的道德品行。幾年之後,這些人的劣跡漸漸敗露,雖然對他們進行了處罰,但是對老百姓已經造成了傷害。那么,如何才能夠選拔到優秀的官員呢?”杜如晦說:“西漢和東漢選擇的官員,他們的美德聞名鄉里,成為眾人的楷模,然後他們被州郡推薦,最後才被任用,所以兩漢以選拔人才出眾而著稱。現在每年所選的人才,多達數千人,這些人外表謹慎忠厚、言語巧加掩飾,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們。吏部只能做到授予他們品級和職位而已。選補官員的規章制度,實在不夠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於是打算依照兩漢時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薦人才,但因為功臣等人將實行世襲封官授爵制,這件事就停止了。

貞觀六年,唐太宗對魏徵說:“古人說過,君主必須根據官職來選擇合適的人,不能輕率任用。我現在辦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說一句話,就被天下人聽到。任用了正直的人,乾好事的都得到勸勉;錯用了壞人,不乾好事的就爭相鑽營求利。獎賞和功績相當,沒有功勞的就會自動退避;懲罰和罪惡相稱,壞人就有所戒懼。由此可知賞罰絕不可以輕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選擇。”魏徵對答說:“知人善任這件事,從古以來就是很難的,所以在考核勞績、決定貶降還是升遷時,要察看他的善惡。如今想找人才,必須仔細察訪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後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會辦事,只是才力不夠,還沒有什麼大害處。錯用了壞人,假使他能力強會辦事,那為害就太多了。但在亂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管品行。太平時候,必須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說:“人才是治理好天下的根本。要想讓百姓安居樂業,關鍵是選好刺史和縣令。縣令那么多,不可能都是賢才,如果每個州都能有一個好的刺史,那么整個州就可以安定繁榮了。如果全州的刺史都符合皇上的心意,那么陛下就可以高枕無憂,百姓就不用憂慮不能安居樂業了。自古以來,郡守、縣令都是精心挑選德才兼備的人擔任,打算提拔為將軍或宰相的,一定先讓他們做一段時間的地方官進行考察,有的從郡州官員升為宰相、司徒或太尉。朝廷千萬不要只注意皇帝身邊大臣的選拔,而忽視州縣兩級主要官員的選拔。百姓不能安居樂業,恐怕與此有關。”於是太宗對侍臣說:“刺史由我親自挑選,縣令就由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員每人推薦一人。”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認為尚書左、右丞的人選應當特別精心挑選,上疏說:“臣知道尚書省日理萬機,是施政的中樞,這裡人員的選用任命,確實很不簡單。所以左、右僕射和六部長官好比是天上文昌宮內的眾星,左右二丞好像是鎖管車轄,這些官員以及下至曹郎,也與上天的星宿相應,如果不能稱職,占了位置會引起譏評。我看到近來尚書省承受詔敕後擱下來不迅速執行,文書案卷堆積不及時處理,我雖庸劣無能,也請讓我講一講這種現象的由來。在貞觀初年,沒有任命尚書令和左右僕射,當時尚書省里公務繁雜,比今天成倍地多,左丞戴胄、右丞魏徵,都辦事熟練,公平正直,事情有問題就予以指責,從不迴避。陛下對他們又信任愛護,自然能整肅綱紀。各個部門之所以不敢懈怠,就是任人得當的緣故。到杜正倫繼任右丞,也能夠對下面嚴格要求。近來之所以綱紀不整,都是由於勛舊親戚占據了位置,既無才能勝任,又憑功勳倚仗勢力互相傾軋。其他官僚,也不能秉公辦事,即使想有所振作,又會先因畏懼爭吵毀謗而退縮。所以一般事務都由郎中定奪,遇到難事就都向上面請示;尚書也模稜兩可,不能決斷,有些糾察彈劾的案件應該上奏,也故意拖延,事情雖已弄得很清楚,仍然盤問下屬。公文發出去沒期限,回復來遲了也不指責,事情一經交辦,就拖上成年累月。有的只迎合上邊的旨意而不考慮是否和實情相符,有的為了避免嫌疑而不管是否在理。辦案的部門只求辦成就了事,不追究是非;尚書把逢迎諂媚作為奉公守法,不管對錯,互相姑息,有了問題但求掩蓋。而且官職應該從眾人中選拔有才能的授予,沒有才能就不應舉薦,官是代上天辦事,怎能隨便叫人來做?至於親戚元勛,只能給他們優厚的禮遇,他們有的高年老耄,有的因久病而理智不清,在當前既已做不出貢獻,就應讓他們休息去安度晚年。讓他們長期在位阻礙進用賢能的途徑,這是極不恰當的。為糾正這類弊端,應先精心挑選尚書左、右丞和左、右郎中,如果都用上稱職的人,自然綱紀確立,還能糾正那種奔走爭官做的歪風,這豈止是解決辦事拖拉啊!”奏章送了上去,不久便派劉洎做尚書左丞。

貞觀十三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我聽說,太平之後必然天下大亂,大亂之後,必然又復歸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要想使國泰民安,只有任用賢才。你們既然不知道賢才,我又不可能一一加以考察,這樣下去是永遠得不到賢才的。現在我下令讓人才自我推薦,你們看怎么樣呢?”魏徵回答說:“了解別人的人聰明,了解自己的人明智。了解別人很不容易,了解自己就更為艱難。並且愚昧無知的人,都自以為了不起,時常打擊比自己有才能的人。這樣恐怕會助長世人攀比競爭的不良風氣,我認為陛下不可這樣做。”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說:

我聽說,了解臣子莫若君主,了解孩子莫若父親。父親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就無法使家庭和睦;君主不了解自己的臣子,就不能治理國家。而要使天下太平,皇帝無憂無患,那就要忠臣輔佐。賢臣在朝就會政績卓越,這樣就可以無為而治了。所以堯、舜、文王、武王能名存千古,他們都有知人之明,使賢才會聚於朝廷。舜派八凱管理農耕,制定曆法,讓八元散布教化,使國家內外歸順,建立了赫赫功業。周公、召公輔佐周成王成就一代帝業,美名傳揚。難道‘四岳’、‘九官’、‘五臣’、‘十亂’這樣的賢臣,只能生活在前朝,而當今唯獨沒有嗎?這只是在於國君求與不求、喜好與不喜好而已。為什麼這樣說呢?像那些美玉明珠、孔雀翡翠、犀牛大象、大宛的寶馬、西夷國的獒,它們不是沒有手足,就是無情之物,出產在蠻荒的地方,離這裡有萬里之遙,但是還是有人源源不斷地把這些東西帶進來,為什麼呢?是因為這裡的人喜好它們罷了。況且做官的人都仰慕陛下的盛德,享受君主賜予的俸祿,如果君主用道義引導他們,他們怎么會不盡職盡責呢?我認為如果導之以孝,那么就可以使他們像孝子曾參、子騫那樣加以重用;如果導之以忠,就可以把他們當做龍逢和比干那樣的臣子而加以提拔;導之以信,就可使他們像尾生、展禽一樣;導之以廉,就可以使他們像伯夷、叔齊一樣。

然而今天的群臣,潔身自好、才能出眾的人非常少有,恐怕是因為朝廷求賢之心不急切,沒有鼓勵勸勉他們的緣故。如果用公正忠誠去要求他們,用建功立業去激勵他們,讓他們各盡其職,各安其位。處高位則看其舉薦的人,身富則看其養育的人,閒居時看其所好,學習時看其言語,窮困時看其氣節,卑賤時看其德行。量才錄用,發揮他們的長處,克服他們的短處,用“六正”去勉勵他們,用“六邪”去警戒他們。那么,即使不嚴厲地對待他們,他們自己也會振奮,不用苦口婆心地勸勉,他們也會自己努力。

因此漢代劉向在《說苑》中寫道:“臣子的行為,表現為六正六邪。實行六正則臣子光榮,犯了六邪之罪則臣子恥辱。什麼是六正呢?一是有先見之明,在事情還沒有發生之前,臣子能夠預見到得失存亡的利害,使君主免於禍患,永保江山穩固,這樣的臣子,是聖臣。二是虛心進諫,勸告君主實行禮義,幫助君主成就善事,避免君主犯錯誤,這樣的臣子,是良臣。三是廢寢忘食,兢兢業業,不斷地為朝廷舉薦賢才,不斷用古代聖賢的楷模來勉勵君主,勵精圖治,這樣的臣子,是忠臣。四是明察秋毫,防微杜漸,斷絕禍患產生的根源,轉危為安,使君主高枕無憂,這樣的臣,是智臣。五是奉公守法,不收賄賂,謙讓節制,這樣的臣子,是貞臣。六是國家混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當面指出君主的過錯,這樣的臣子,是直臣。以上就是所說的‘六正’。那么六邪是什麼呢?一是貪得無厭,不務正業,苟且偷生,沒有立場,這樣的臣子,是具臣。二是認為君主說的話都是好的,君主的行為都是對的,只會趨炎附勢,助長君主的逸樂,不顧嚴重後果,這樣的臣子,是諛臣。三是內心陰險,外表拘謹,八面玲瓏,嫉賢妒能,要想提拔誰,就只說好的,隱瞞過失,要想排擠誰,就誇大他的缺點,掩蓋他的優點,致使君王賞罰不明,下達的命令又不被執行,這樣的臣子,是奸臣。四是憑著自己的機巧辯才,掩過飾非,對內離間骨肉之情,對外製造朝廷混亂,這樣的臣子,是讒臣。五是專權霸道,不可一世,私結友黨,聚斂財富,偽造君主的詔令,以顯貴自居,這樣的臣子,是賊臣。六是用邪道歪門迷惑君主,陷君主於不仁不義之境,蒙蔽君主,使他不辨是非曲直,臭名昭彰,這樣的臣子,是亡國之臣。這就是所說的‘六邪’。如果賢臣做到六正,避免六邪,那么朝廷就會安寧,國家也會太平。生時為百姓造福,死後被人追憶思念,這就是為臣之道。”此外,《禮記》說:“秤桿一提,物體的輕重就稱出來了;繩墨一拉,曲直就顯示出來了;規矩一比,方圓也就清楚了。有德之人都明白事理,不能妄說他們奸詐。”可見臣子盡忠與否,其實不難辨別,如果朝廷能夠對他們以禮相待,以法約束,行善的能夠加以褒獎,作惡的能夠處以刑罰,他們怎么會不盡力呢?

朝廷想要提攜忠正善良的大臣,貶斥不賢之臣,已經有十幾年了,但是為什麼沒有落實呢?是因為只說不做。表面上是行公道,實際上行為不端。這樣,是與非互相矛盾,好與惡相互攻擊。自己喜歡的人即使有罪,也不會受到處罰,自己不喜歡的人即使清白無辜,總會有罪名上身。這就是喜歡他就會使他存活,憎恨他就會將其置於死地。或者因為小小的過失而忘記巨大的功勞,因小小的缺點而忽略良好的品行,所以君主不可以獎賞無功之人,君主的刑罰不可以漏掉有罪的人。獎賞不能勉勱大家為善,懲罰不能禁止一些人作惡。既然這樣,我們希望達到邪正分明,怎么去加以實現呢?如果賞賜時不忘被疏遠的臣子,處罰時不庇護親近的人,做到公平仁義,實事求是,那么邪惡就會無處藏身,善惡自然涇渭分明。崇尚質實,不慕虛華,觀察官員是否仁厚,不到一個月就會清清楚楚。那些不誠實的臣子,他們的大公無私只表現在言語上而不落實在行動上,這樣的官員是不會為民著想的。如果喜歡臣子,就對他們的缺點視而不見,厭惡他們就認為他們一無是處,被一己私慾驅使、親近奸邪的臣子,背離公正之道而疏遠忠臣良將。一旦如此,即使夜以繼日地為政務操勞,對治國也是於事無補的。

看過奏書後,唐太宗欣然接受。

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在翠微宮加授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房玄齡當時留守在京城任職。有個官員從京城來,唐太宗問他:“房玄齡聽說李緯出任尚書之後,有什麼意見呢?”那個官員回答:“只聽到房玄齡說李緯喜歡留鬍子,再沒有其他評語。”唐太宗聽後,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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