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覈，不及者倦，過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為規畫，措之科條，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祿之制，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

夏書之有禹貢，實也，而系之以禹，則夏後一代之法，固不行於商、周；周書之有周官，實也，而系之以周，則成周一代之規，初不上因於商、夏。孔子曰：“足足兵食，民信之矣。”何以足，何以信，豈靳言哉？言所以足，而即啟不足之階；言所以信，而且致不信之咎也。

孟子之言異是，何也？戰國者，古今一大變革之會也。侯王分土，各自為政，而皆以放恣漁獵之情，聽耕戰刑名殃民之說，與尚書、孔子之言，背道而馳。勿暇論其存主之敬怠仁暴，而所行者，一令出而生民即趨入於死亡。三王之遺澤，存十一於千百，而可以稍蘇，則抑不能預謀漢、唐已後之天下，勢異局遷，而通變以使民不倦者奚若。蓋救焚拯溺，一時之所迫，於是有“徒善不足為政”之說，而未成乎郡縣之天下，猶有可遵先王之理勢，所繇與尚書、孔子之言異也。要非以參萬世而鹹可率繇也。

編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勉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詘，寧為無定之言，不敢執一以賊道。有自相蹠盭者矣，無強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井田、封建、鄉舉、里選、寓兵於農、舍笞杖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襲周官之名跡，而適以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決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記誦之所得，浸使為之，吾惡知其所終哉！

二

旨深哉！司馬氏之名是編也。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覽往代之治而快然，覽往代之亂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則稱說其美；知其有以召亂而亂，則詬厲其惡；言已終，卷已掩，好惡之情已竭，穨然若忘，臨事而仍用其故心，聞見雖多，辨證雖詳，亦程子所謂“玩物喪志”也。

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君以柔嘉為則，而漢元帝失制以釀亂；臣以戇直為忠，而劉棲楚碎首以藏奸。攘夷復中原，大義也，而梁武以敗；含怒殺將帥，危道也，而周主以興。無不可為治之資者，無不可為亂之媒。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

“鑒”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鑒豈能為功於我哉！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縣於室、無與炤之者也。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

引而伸之，是以有論；浚而求之，是以有論；博而證之，是以有論；協而一之，是以有論；心得而可以資人之通，是以有論。道無方，以位物於有方；道無體，以成事之有體。鑒之者明，通之也廣，資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應而不窮。抑豈曰此所論者立一成之侀，而終古不易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