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鹹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仇眾多。會世擾亂，恐為怨仇所擒，祖父泛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之言。其論說始若詭於眾，極聽其終，眾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為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不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眾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污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為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氾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為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乾祿，不辭爵以吊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淡，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眾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閒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圄諧說而懿。俗曉〔形〕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鼽咳，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彳侍，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皋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為辯？喻深以淺。何以為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為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磋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曆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採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為〔深〕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
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
《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
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眾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眾。”
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三人。蓋獨是之語，高士不捨，俗夫不好；惑眾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了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餚無淡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暇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歲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云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斫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要〕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雲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雲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眾，文不得褊。事眾文饒，水大魚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才出百，而雲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眾川，孰者為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眾多欲以何移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跡，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比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跡。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氵窟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眾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醴〕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跡，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榜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譎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發白齒落，日月逾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時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曆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為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鑒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譯文
王充，會稽郡上虞縣人，字仲任。他的祖先籍貫在魏郡元城，又姓孫。
祖上幾代曾從軍立有軍功，被封為會稽郡的陽亭侯。才一年因變亂而失去了爵位和封地，於是就在那裡落了戶，以種地養蠶為業。曾祖父王勇好意氣用事，結果跟很多人都合不來。災荒年頭，攔路殺傷過人，因此仇人眾多。又趕上兵荒馬亂，怕被仇人捉住，於是祖父王汎領著全家肩挑車載家當，準備到會稽郡城去安家，但中途在錢唐縣留了下來，以經商為業。祖父有兩個兒子，長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誦，王誦就是王充的父親。王家祖祖輩輩好講義氣，到了王蒙、王誦就更厲害了，所以王蒙、王誦在錢唐縣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欺凌別人。後來，又與土豪丁伯等人結下了怨仇，只好全家又搬到上虞縣居住。
建武三年，王充出生。王充小時候，跟同輩的夥伴一起玩，不喜歡隨便打鬧。小夥伴們都喜歡捉鳥、捕蟬、猜錢、爬樹，只有王充不願玩這些，王誦對此感到很驚奇。王充六歲時，家裡就教他認字寫字，王充恭厚友愛孝順，很懂禮貌，莊重寡言，有成年人的氣派。父親沒有打過他，母親沒有責備過他，鄉鄰沒有指責過他。八歲進書館學習，書館裡的小孩子有一百多人，都因為有過失而脫去衣服受責打，或者因為字寫得難看而被鞭打。只有王充的書法日見進步，又沒有什麼過失。學完了識字書寫課程，就離開了教寫字的老師，去學習《論語》和《尚書》，每天能背誦一千字。讀通了經書，品德也修養好了，就又辭別經師而去自己專門研究，王充一寫出文章，就得到許多人的好評。所讀的書也一天比一天多。王充才能雖高但不喜歡隨便寫作，口才很好可是不好與人談論對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整天不說話。他的言論初聽時似乎很古怪，與眾不同，直到把他的話聽完了，大家才認為說得很正確。王充寫文章也是如此，行事為人和侍奉尊長也是如此。
王充在縣裡的職位是掾功曹，在都尉府的職位也是掾功曹，在太守府任五官掾，兼管功曹的事務，最後到州里做過從事史。王充不圖在社會上出名，不為個人的利害去求見長官。經常說別人的長處，很少說別人的缺點。專愛推薦沒有作官的讀書人，給已經當了官的人開脫過錯。自己認為不好的人，也不會去稱讚他，人家有了過失，即使不為他開脫，也不會再去陷害他。能夠原諒別人的大錯，也惋惜別人細小的過失。喜歡隱蔽自己的才能，不好自我炫耀。盡力把修養操行作為做人的根本，而羞於靠才能來沽名釣譽。眾人聚會坐在一起，不問到自己便不說話，被長官接見時，不問到自己就不作聲。在鄉里閒居時，仰慕蘧伯玉的氣節；在朝廷做官時，就崇拜史子魚的操行。受到污衊中傷也不願自我辯解，官位不升遷也不懷恨。窮得連蔽身的簡陋住宅都沒有，但心情比王公大人還要舒暢；卑賤得連斗石的俸祿都沒有，而心情卻與吃萬鍾俸祿的人差不多。做了官不格外高興，丟了官也不特別悔恨。處在逸樂之中時不放縱自己的欲望；處在貧若的時候也不降低自己的氣節。愛廣泛地閱讀古書，喜歡聽不同於流俗的言論。當時流行的書籍和世俗傳說，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於是就深居簡出，考查論證世書俗說的虛實真偽。
王充為人清高穩重，結交朋友很注意選擇，從不隨便與人結交。結識的人地位雖卑微，年紀雖輕，但只要他的品行不同於世俗，就一定和他交朋友。王充好結交一些有才能有道德的人，不喜歡濫交一些庸俗之輩。因此，有些庸俗之輩，就抓住王充一些微小的過失，匿名攻擊陷害他，但王充始終不去辯白，也並不因此而怨恨那些人。有人說：“你既然有很好的才幹和出奇的文才，又是無罪而被陷害，為什麼不自己申辯呢？過去像羊勝那樣的人，鼓動唇舌，使鄒陽下了獄，鄒陽自己上書申訴，結果就獲得了釋放。如果自己真有完美的德行，那就不該被人攻擊；既然能夠替自己申訴，那就更不該被人冤枉。”王充回答說：不清潔的東西就不存在被污染的問題，地位不高就不會被人危害，面積不寬就不會被削減，裝得不滿就不會被損耗。有才能的人受到各種攻擊誹謗，被人所陷害，大概也是理所當然的。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去自我表白，怕丟官的人才去自我申辯。我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丟官，所以就沉默不言。羊勝說壞話，是有某種力量促使著他；鄒陽免於禍難，是有某種力量解救了他。孔子是講命的，孟子是講天的，吉凶和安危，都不是人所能及的。古人明白這些道理，所以把它們歸之於天命，歸之於時運，就能胸懷寬廣，內心寧靜。什麼也不埋怨。有了福，不認為是靠自己得來的；有了禍，也不認為是自己招來的。所以偶爾升了官也並不因此而特別得意，偶爾降了職也並不因此而格外喪氣。不因嫌棄貧賤而去追求富貴，不願迴避兇險而去尋求平安，不賣弄聰明以取得祿位，不用假意辭官來騙取名聲，不因貪圖升官而表白自己，也不因怕丟官而怨恨別人。把安與危、死和生看成是一樣的，把吉與凶、成和敗看成是同樣的，這樣就是遇到十個羊勝，也無妨害。我把一切都歸結於天，所以不去表白自己。
王充的性情淡泊，不貪圖富貴。當被上司了解，破格提拔的時候，不因官大而高興；當不被上司了解，被降職罷官受壓抑的時候，也不因職位低而怨恨。幾次被任為縣裡的小吏，也沒有挑選而不願乾。有人說：“你心胸那么高而行為卻一般，專門交結氣味相投的人，做官也不計較地位，這豈不是玷污了你的節操敗壞了你的品行嗎？叫人家向你學習什麼呢？”王充回答說：值得人們學習的人，沒有誰能比得上孔子。孔子做官，是最不挑選的人。當他做乘田、委吏的時候，沒有不高興的心情；當他做司空、相國的時候，也沒有歡樂的表現。舜在歷山耕種，就像將要那樣過一輩子；等到他繼承了堯的天下，又像是本來就該這樣似的。人所擔憂的應該是德行上的不足，而不擔心自己的爵位低；人們感到恥辱的應該是名聲不清白，而不該恥於官職得不到提升。垂棘之玉同瓦片放在一個匣子裡，明月之珠同碎石裝在一條口袋裡，如果有這兩種寶珠的品質，是不怕被世人與瓦片和碎石混同看待的。世人如果能識別什麼是好人，那么好人即使處於卑賤的地位，也仍然是尊貴的；世人如果不能辨別好壞，那么即使你地位再高，也仍然是恥辱的。如果能做到地位低和地位高的時候操行一樣，身分低賤和身分尊貴的時候品德相同，這就可以了。
社會上一般人的情性都是好向上爬而不願向下降，專門巴結那些得勢的而背棄那些失勢的。當王充被提拔做官的時候，許多人像螞蟻一樣依附在他身邊；當王充被免職，貧困家居的時候，連原來的朋友也背離而去。王充為了記述俗人的忘恩負義，所以在家閒居的時候寫成了《譏俗節義》十二篇。希望俗人讀到這本書以後能有所覺悟，因此文章的主旨很明顯，並且摻雜了很通俗的語言。有人指責我的文章淺薄。王充回答說：拿聖人的經典給小孩子看，把高雅的言論說給山野的人聽，他們不會明白其中的內容，因此沒有不被頂回來的。所以蘇秦用精深的學說去趙國遊說，結果李兌聽了不高興；商鞅起初用王道去遊說秦孝公，而秦孝公卻不願採納。凡是不符合人們內心所追求的東西，即使你說的儘是堯舜之言，那也如同用酒飲牛，用肉餵馬一樣無用。所以那種華麗深奧的言辭，適用於大人君子而不適用於小人庸夫。人們不得已而勉強來聽，能聽進心中的人是很少的。孔子在野外丟失了馬，被人家扣留了，子貢用美妙的言辭去勸說反而使對方更加憤怒，後來孔子的馬夫用幽默詼諧的話去勸說，對方卻認為講得很好心裡高興。一般人只懂得淺顯的話語，勉強用高深鴻大的文章讓他們讀，就如同用仙丹妙藥去治療鼻塞咳嗽，穿著貂皮狐皮做的衣服去砍柴挖野菜一樣。況且禮節也不是任何時候都要講究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必須這樣做。判決罪證明顯的人，不一定要皋陶才行；烹調葵韭一類的菜蔬，也不一定要等狄牙來做才行。民間作樂，不一定用《韶》曲、《武》曲；鄉村里祭祀土地神，也用不著三牲齊備的供品。既有不必要的問題，又有不適宜的問題。用宰牛刀殺雞，用長戟挖野菜，用大斧削筷子，用盆罐當酒杯，這些都是大小失當，認為這種做法適當的人很少。怎樣才算口才好呢？能用通俗的語言進明深奧的道理就算好。怎樣才算才智高呢？能用容易懂的語言說明難懂的問題就算才智高。賢聖能衡量讀者對象的才能大小，所以能寫出適合他們程度的、深淺不同的文章。
王充憎恨俗人的性情，因而寫了《譏俗節義》；又憂慮君王治理國家，只是想統治老百姓，而沒有合適的治理方法，不知道該做些什麼，儘管愁思苦想，但是看不出應該走的道路，為此寫了《政務》這本書。王充又痛恨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偽書俗文，內容大多不實事求是，所以又寫了《論衡》這本書。自從聖賢死後，他們所講的道理就發生了分歧，長期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學者自立門戶各成一派，就是博古通今的人讀了他們的書，也不能斷定是非真假。這些偽書俗文都是久遠聽聞代代相傳的東西，有用筆記下的，有用耳聽來的，都是些上百年的東西。經過的時間越是久遠，認為都是過去古代的事情，所說的大都是對的，對這些東西信得刻骨銘心，而不能自拔出來，因此我寫了《論衡》這本書。這本書的內容豐富，對問題的辯論很激烈，對於一切浮華虛偽的言論，無不加以澄清訂正。目的是要消除那些華而不實的文章，保存敦厚樸素的本質，矯正當時流行的不良風俗，恢復伏羲時代那種純樸的習俗。
王充的書淺顯易懂。有人說：“善辯的人講出來的話很深刻，擅長寫文章的人他寫出的文章就深刻含蓄。考察一下經典上的文章，聖賢的言論，都博大精深，優美文雅，很難一下子就看明白，現在閱讀它的人，必須依靠註解才能讀得下去。這大概是由於聖賢的才智博大，所以他們說話，寫文章就跟普通人不一樣。美玉隱藏在石頭裡，珍珠蘊藏在魚腹中，不靠玉工和珠師，誰也沒法採到。因為寶貴的東西都是隱蔽而不外露的，所以考辯真偽的言論也應該深奧難懂。《譏俗節義》這本書，是想使俗人覺悟，所以它的主旨清楚，是些通俗易懂的文章。而《論衡》這本書，為什麼也是這樣呢？莫非是你的才能淺薄到了極點，根本寫不出含蓄深刻的東西來嗎？不然你的文章那么淺顯，和那些經典截然不同呢？
王充回答說：美玉本來隱藏在石頭裡面，珍珠本來蘊藏在魚腹之中，所以都隱而不露。等到美玉從石頭中剖出來，珍珠從魚腹中取出來，難道它們還隱蔽著嗎？當我的文章沒有寫在簡札上，還隱藏在內心的時候，就像美玉隱藏在石頭裡珍珠蘊藏在魚腹中一樣。等到文章一經出於胸中展露在外，就如同美玉從石頭裡剖出珍珠從魚腹中取出一樣了！它的光輝像天上的日月星辰一般燦爛，條理像地上的山脈河流一樣清楚，凡是不清楚不明白的問題，全都能說得清清楚楚，況且事物的名目一旦表示清楚了，所論述的事情也就確定無疑了。《論衡》這本書，就是衡量言論是非的標準。開口說話就要力求把話說明白，動筆寫文章就應該力求把文章寫清楚。才高學富的人文章寫得優美，就在於他用的詞語沒有人讀不懂，文章的主旨沒人看不明白。讀了這種文章的人，就像瞎子睜開了眼睛，聾子聽到了聲音。瞎了三年的孩子，一旦看到父母，如果不看得一清二楚，怎么會歡喜呢？路邊的大樹，河邊的長溝，由於明顯存在，所以沒有誰會看不見。如果樹不大而且又隱蔽著，溝不長而又隱藏著，指著它們讓人看，即使是堯、舜恐怕也會看不清楚。人臉上有顏色的部位據說有七十多個，如果臉頰肌膚明淨清潔，各種顏色都很清晰，那么即使是很細微的憂喜情緒，都可以看得清楚，給他相面的人，十個不會弄錯一個。如果臉面黝黑醜陋，泥垢老厚而遮蓋了臉上的各個部位，給他相面的人，十個有九個要弄錯。
寫文章如同說話一樣，有的通俗易懂條理清楚，有的深奧曲折隱晦不明，哪一種屬於善辯的人呢？說話是為了表達人的思想，說過的話恐怕遺忘消失，所以就用文字記錄下來。文字與說話是同一個目的，為什麼寫文章要把宗旨隱蔽起來呢？獄吏審理疑難案件，廷尉處理有疑問的事情，有的含糊不清，和那辦得清楚明白的相比，哪一個是好法官呢？說話以明白流暢為精妙，寫文章以宗旨清楚為暢通，公文以明白準確為優秀。深奧隱晦，使人難以明白其宗旨的，只有像“賦”、“頌”這類文體。經傳上的文章，聖賢的語言之所以不容易懂，是由於古今的語言不一樣，各地的方言不相同的緣故。古人說話論事的時候，並不是竭力要讓人難懂，把含意隱蔽起來。後人看不懂古人的文章，是由於時代相距太遠了，這只能說是語言不同，不能稱古人才智博大。內容膚淺的文章如果叫人難於讀懂，這叫做笨拙，不能稱為才智高明。秦始皇讀了韓非的書，讚嘆說：“我怎么偏偏不能和這個人生活在同一時代呢！”正是由於韓非的文章可以使人讀懂，所以他講的事情才能引人深思。如果韓非的文章深奧難懂，必須有老師指導才能讀懂，那么秦始皇就會把它扔在地上，還有什麼讚嘆可言呢？寫文章的人，應該力求作品讀起來通俗易懂而寫的時候卻很費力，不應該推崇那種讀起來晦澀難懂而寫的時候卻不費力的文章；口頭論述要力求解釋明白，使人可以聽懂，而不能為了追求深奧曲折，使人難於聽懂。孟子看一個人賢與不賢，是以瞳人清亮與否作為標準，同樣，考察文章好壞，要以道理明白與否作為標準。
王充的著作與世俗見解相對立。有人說：“寫文章貴在符合大眾的心意，不違背人們的心愿，應該做到百人讀了不批評，千人聽了不指責。所以《管子》上說‘在屋子裡講論，全屋的人聽了都滿意，在廳堂里講話，全廳堂的人聽了都贊同。’現在大概你的學說與世人的見解不同，所以你的文章違反俗情，不合眾人的心愿。”
王充回答說：議論問題貴在內容正確而不應追求辭藻華麗，記述事情講究符合實際而不應注重迎合別人。論文是用來分辨正確與錯誤的，它怎么能不違背世俗人的心理，讓人們聽了不順耳呢？眾人的意見是錯的就不能聽從，所以我才排除和貶斥那些虛偽的東西，保存和肯定那些真實的東西。如果要求一切都應當順從眾人的心意，那就完全按照舊常規辦就行了，還辯論什麼呢？孔子陪魯哀公閒坐，魯哀公把桃和黍賜給孔子，孔子先吃了黍然後才吃桃，可以說是完全符合進食的順序的，但是當時左右的人都捂著嘴笑他，這是由於習慣於這種習俗時間太久的緣故。我現在實際上與孔子當時按順序進食的情形相似，世俗的人反對我，就像當時魯哀公左右的人捂著嘴笑孔子一樣。廟堂上用的雅歌，鄭國人認為不好聽；典禮上用的舞蹈，趙國人認為不好看。《尚書》中的《堯典》和《舜典》，春秋五霸不肯看；孔子、墨子的書，季孫氏和孟孫氏不願讀。可以使國家轉危為安的計謀，被一般老百姓所貶低；治理國家的言論，會受到一般人的詆毀。有美味在這裡，俗人不愛吃，但狄牙卻愛吃；有寶玉在這裡，俗人會拋棄它，但卞和卻佩帶它。誰對誰不對呢？可以相信的是誰呢？禮儀和世俗相違背，哪個時代不是如此呢？魯文公違反祭祖順序，有三個臣子離開了；魯定公按順序祭祖，反而有五個臣子離開了。有獨到見解的話，高明的人不會捨棄，世俗的人不會喜歡；能感動眾人的書籍，賢人高興地稱頌它，而愚昧的人卻躲開它。
王充的著作不可能完美無缺。於是有人說：“嘴裡不該講讓人挑剔的話，下筆不該有讓人挑剔的文辭。文章要華麗美好，講話要雄辯巧妙。話講得動聽，所說的事情才能使人在心裡再三玩味；文章值得一讀，那樣的著作才讓人愛不釋手。所以雄辯的議論，人們沒有不愛聽的；華麗的文章，人們沒有不爭相傳抄的。現在你著的《論衡》既然是用比喻的方式來發議論，對世俗的批評就不合常情，又寫得不漂亮，讀起來很不舒服。師曠所奏的樂曲，沒有不優美動聽的；狄牙做的飯菜，沒有味道不好的。通今博古的人寫的書，就沒有什麼缺點。《呂氏春秋》和《淮南子》這兩部書，曾懸賞在城門上，觀讀它的人，沒有說過“不”字。現在你的書沒有那兩本書好，文章雖然又多又長，仍然要遭到不少人的譴責和反對。”
王充回答說：養植果實就不注重養育花，修養品行就不在言辭上下功夫。茂盛的草叢中往往有許多落花，茂密的樹林中必然會有許多枯枝。我寫文章是想公開表明我的目的用意，怎能使自己的文章不遭受譴責和詆毀呢？忙著救火或救落水者的時候，顧不上講究自己的儀表；辯論是非的時候，也顧不上言辭的美好。下水追捕烏龜，顧不得調整自己的步伐；入深淵中捉蛟，顧不得考慮使用哪只手。我的文章言辭直截了當，但思想內容卻很深遠；有些文章雖然言辭甜美文筆尖刻，但思想內容卻很淺薄無聊。千鍾稻穀，糠皮就要占一大半；上億的銅錢，壞了錢孔的會有成千上萬。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無味，最珍貴的寶石也必然有雜質；書籍文章難免出差錯，良工巧匠也會有不精巧之處。用此，再雄辯的言論也會有說理不周密的地方，再博古通今的文章也還會有可以指責的地方。有的人的話像金子一般是因為它出自權貴之口，有的人的文章像糞土一樣是因為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子》、《呂氏春秋》沒有一再受到攻擊責備，那是因為它們出自有錢有勢的人家。因為有勢，所以才能把書掛在城門上；因為有錢，所以才能以千金為賞格。看到這種書的人，個個惶恐畏忌，即使見有不合理之處，誰又敢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呢！
王充的書寫成以後，有人拿它與古人的書核對，認為它不同於古人的著作。於是有人就說：“說你是在賣弄辭藻吧，你的文章卻又有的直截了當，有的迂迴曲折；有的拐彎抹角，有的平鋪直敘。說你是在論述大道理吧，講的又都是些瑣碎的事情，文章中儘是雜七雜八的東西，對照經書既不符合，與傳書對比也不相稱，和司馬遷的著作比不適當，和揚雄的著作歸為一類也格格不入。文章不與前人的相似，怎么說得上好，稱得上巧呢？”
王充回答說：修飾容貌強求與別人類似，便失去了自己的本來面目。修辭造句力求與前人相似，便損害了自己原來要表達的意思。眾人的兒子，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族類所生的，他們不一定長得一樣，他們各自承受了父母的精氣，形成了各自的長處。如果文章必須與前人雷同才能稱為好文章，這就是說只有代替好木匠去砍削木柴而不會傷手的人，然後才能稱為技藝高明了。文人所做的事，各有各的路子，有人善於雕琢辭句使得文章很精妙，有人愛好辨別真偽以證論事情的真相。如果認為文章的構思必須與前人相同，文章的辭句必須互相沿襲，那就等於要求五帝做同樣的事情，三王建立同樣的功業。貌美的人面孔長得並不一樣，看起來都很漂亮；動人的歌聲音不相同，聽起來都很悅耳；普通的酒和甜酒的氣味不同，喝起來都會醉人；各種糧食的味道不同，吃了都可填飽肚子。如果認為寫文章都必須和前人一個樣，那就等於說舜的眉毛也應該是八采，禹的眼睛也該是有兩個瞳人了。
王充的著作篇幅多份量大。有人說：“文章以字句簡練主題明確為好，說話以語言簡要思想清楚為高，長於辯論的人，他的話必然扼要周到；善於寫文章的人，他的文辭必然簡潔鮮明。現在你所著的新書，超出了萬言，繁瑣而不省略，讀者沒有耐心讀完；篇幅太多，注釋者不能一一領會。你所以落了個“躁人”的名聲，是因為文章寫得過多就不好。說話簡短容易說好，文章長了就不容易寫得恰當。玉少石頭多，多的就不珍貴；龍少魚多，少的就必然神奇。”
王充回答說：確有這樣的說法。內容充實的文章再多也不嫌多，華而不實的文章，再少也不算好。只要對社會有用，即使寫一百篇也沒有害處；如果對社會無用，即使只寫一篇也沒有補益。如果全都對社會有用，那么就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好。積累了千金，和只有百金的相比，誰是富者呢？所以文章多勝過文章少，錢財多勝過錢財少。世人拿不出一卷，而我有百篇；別人沒有寫一個字，我卻寫了上萬字，哪一個好呢？現在有人不說我的文章有什麼不對，而說我的文章太多；不說世人不喜歡好文章，卻說他們不能接受我的文章，這正是我寫的書不能簡略的原因。房屋多，占地就不能小；人口多，戶口冊就不能少。現在失實的事情多，華而不實的言論多，那么指明真實情況判斷是非，進行爭辯的言辭，怎么能夠簡短呢？韓非的書，只有一個中心思想而無變化，篇數卻要以十為單位來排列，文字要以萬數來計。體形大，衣服就不能瘦小；事情多，文章就不能簡短。事情多文章就多，水大魚就多；都城糧食多，街市人就很多。我的書雖然篇幅多，但討論的問題有上百個。考察一下古代的太公望，近代的董仲舒，他們寫的書都在百篇以上，我寫的書也才超過一百篇，有人就說太多了，這是因為作者地位低，所以讀我書的人，不能不指責我啊！黃河之水波濤滾滾，比起其它河流，究竟誰大呢？重厚的蠶繭，稱一下它所出的絲，與輕薄的繭相比哪個多呢？
王充做官屢屢不得志，只能著書表明自己的思想。有人嘲笑他說：“有大材的人之所以可貴，就貴在官運享通，本身被重用主張受採納，能幹出事業建立功名，這才算得上高貴。現在你處世如此潦倒，做官屢遭貶斥。你的才幹並沒有在事業上表現出來，你的力量也沒有在你擔負的職務中充分顯示，所以只能冥思苦想，寫文章著書，言辭再美妙對你自身又有什麼好處呢？文章寫得再多想以此達到什麼目的呢？”
王充回答說：才智鴻富沒有能超過孔子的了。孔子的才智不為當世所容，在魯國遭貶斥，在宋國樹下司禮，樹被砍掉，在齊國帶著剛淘好的米逃跑，在匡地被包圍，在衛國被鏟掉車跡，在陳蔡被困餓，學生們個個面帶菜色。現在我的才智不及孔子，不受重用的厄運，與孔子不相同，為什麼偏要因此輕視我呢？況且官運享通的人未必就聰明，卑賤窮困的人未必就愚蠢。碰巧有人賞識就能富貴，沒有人賞識就失意。所以祿命好的人，即使是庸人也會尊貴顯達；祿命不好的人，即使是奇俊之才也會不得志。如果一定要以是否得志和受重用來衡量一個人的才能品德，那些做官吃俸祿的人，才智就都勝過孔子、墨子了。身份高貴而名聲很壞，說話清高而行事污濁，享受千鍾俸祿，而毫無一點優良品德，這種人才是應該嘲笑的。至於品德高尚名聲清白，官職低而俸祿少，這不能歸過於他們的才能，也不能算作是他們的缺陷。讀書人都願與原憲同往一間房子，不願同子貢同坐一輛車子；願跟伯夷同行，不願跟盜跖走一條路。高潔之士所看重的事情，與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所以他們的名聲也就不同。他們的身體雖然和草木一樣地腐爛了，但他們的名聲卻同日月一樣光輝燦爛，行跡像孔子那樣窮困不得志，文章卻能與揚雄比美，我以此為榮。有的人身雖顯達但才智貧乏，官位雖高但德行渺小，對他們來說認為是光榮，對我來說這才是真正的欠缺。靠獻媚討好，即使做了高官得了享受，可是百年以後，就和其他生物一樣死去了，名聲傳不到一代，文章留不下一篇，這樣的人即使俸祿很多，可是文才和德行都很淺薄，這不是我所讚賞的。有些人德行高尚美好，智慧深厚鴻富，下筆如急雨一樣傾注，談論像噴泉一樣滔滔不絕，他們才能卓越智慧超群，行為高尚而志氣不凡，儘管也只活了一輩子，可是名聲卻流傳千古，這才是我所認為的傑出。
王充出身於寒微的家族孤獨的門戶。有人嘲笑他說：“你的祖輩沒有善良美好的根基，又沒有一篇文章遺留下來，你雖然寫了這種大部頭著作，但卻沒有什麼師承淵源，終究算不上高明。氣不是逐漸發展而是突然發生這就叫“變”，物沒有種類而胡亂產生這就叫“異”，不常有的東西而忽然出現這就叫“妖”，違反眾人的意向而突然出現這就叫“怪”。你的祖上是什麼樣的人呢？你那先輩的名姓不見載於史傳。何況你未曾學過墨家的學說，出入於儒家之門，現在忽然寫出成千上萬字的著作，這該算是一種妖變，怎么能珍視這類文章而加以推崇讚美呢？”
王充回答說：鳥類沒有世代相傳的鳳凰，獸類沒有種系相傳的麒麟，人沒有世代相傳的聖賢，物沒有經常出現的珍寶。才能高超受到壓抑，這是遭遇時運造成的。人才高貴所以才單獨出現，物品高貴因此才單獨產生。如果文章的成熟總是要對賢人有所仿效，這就等於說醴泉必然出自舊源，嘉禾必然發自老根。傑出人才的出現，卓越文章的產生，風度與世俗不同，俗人因此不能對它加以衡量。所以罕見的事跡，被記載於史書上，少見的東西，常被刻在鐘鼎上。五帝不是在一個時代中興起的，伊尹、太公望也不是出生在同一個家庭。地區相隔千里，事跡各不相同，時代相距幾百年，情況也不一樣。士人貴在有高尚的才智而不輕易往上爬，不靠出身高貴來取得顯赫的地位。母牛黃黑雜色生的小牛純赤色，並不妨害用小牛來做祭品；祖輩不高尚而後代優秀，並不妨礙後代成為傑出的人才。鯀是惡人而禹卻是聖人，瞽叟很壞而舜卻神聖。伯牛患惡疾，而仲弓卻健康清潔。顏路庸俗笨拙，而顏回卻才能超群。孔子、墨子的祖上平凡愚昧，而孔丘、墨翟卻是聖賢。揚家家族不顯貴，卻出了才能卓絕的揚子云；桓家上輩官運不通，卻出了桓譚這樣傑出的人。這是由於重新稟受了元氣而生的人，所以能寫出好文章。
元和三年，王充被徵召，全家遷往揚州部的丹陽、九江，廬江等地，後來到州里任治中從事史。才能低而責任重大，主管的是檢舉彈劾，著書的念頭，中斷多年了。章和二年，辭去州里官職回家閒居。年紀已近七十歲，已經到了告老退休的時候。做官的門路已經斷絕，志願無法實現無可奈何。凡事總有順利或不順利的時候，身體也時好時壞。頭髮白了，牙齒掉了，日子一天天的逝去，同輩的朋友越來越少，可以依靠的人很少了。生活貧困，得不到供養，心情很不愉快。光陰慢慢過去，又到了庚年、辛年交替之際，雖然害怕死去，但我心裡充滿活力，於是寫了《養性》這本書，總共有十六篇。養育精氣保護身體，適量吃飯節制飲酒，閉目塞耳不問世事，愛護精力注重保養，還適當地輔以藥物，作作健身操，希望壽命可以延長，短時間內不會老死。既然已經到了晚年無法返老還童，因此只能著書傳給後人看。人的壽命，長短有一定的期限，人也和蟲物一樣，生死有一定的時間。歷年寫下的東西，託付給誰將它們流傳下去呢？最終將進入墳墓，化作灰土。上自黃帝、唐堯，下至秦漢以來，我都以聖人之道為準則，以博古通今的人分析事物的方法，對它們一一進行了評論，像秤一樣公平，像鏡子一樣明亮，一切老幼生死古今的問題，沒有一樣不包括在內。壽命已經不長了，真令人嘆息傷心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