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一百零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 於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馳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 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 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挻,外脅群臣,內掣侮天子,蕡常痛疾。
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曰:
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氓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 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 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浸微,自漢以降, 足言蓋寡。
朕顧唯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 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 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 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逾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 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乾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恥格 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眾,煩於令而鮮于治。思所以究此繆盩,致之 治平,茲心浩然,若涉淵冰。故前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宿懵,冀臻時雍。
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 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 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 底定之策,孰葉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 斯在洽聞,朕將親覽。
蕡對曰:
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 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 雖被襖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 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 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 以對:
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 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 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 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 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 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誠, 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逾檢, 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乾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 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嘆,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 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 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 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 臣斥奸豪之志,則弊革於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 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 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乾。且非大德之中 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 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
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 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 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 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 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百偽滋 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
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 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 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 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 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 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 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 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 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 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 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弒吳子 余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 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 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 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群臣 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 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 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 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 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 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 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 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籓臣跋扈。 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在逐惡為義。 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 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 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 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 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 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奸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 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 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 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 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 旰之憂矣。
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 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 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 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鹹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 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奸人,不親忠良, 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 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紀綱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 身為王臣,致時為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 四凶,詐如趙高,奸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 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 微弱。強暴則奸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 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 追矣。
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 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 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 陛下宜令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 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幸,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 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籓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 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仇敵。今 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 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 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重,不得告訴,士人 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 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 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 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 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 奸宄日強,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 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 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 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 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 情,俾萬國歡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
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之也, 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 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 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 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在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 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 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 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
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 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 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 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存臻,四 方底寧,萬物鹹遂矣。
臣前所謂“救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 “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恤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 無成災之變矣。
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 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 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
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於 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 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
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 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 臣願核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
臣前所謂“豪猾逾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 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 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 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 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 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 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台省軍 衛,文武參掌,閒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 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勛。軍容合中官之 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 謀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 羈紲籓臣,乾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 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 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 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 猾奸之強,無逾檢之患矣。
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 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
臣前所謂“列郡乾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系焉, 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御奸寇,政可以移風俗。 其將校曾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 乾禁之患矣。
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 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盪心之巧矣。
臣前所謂“辨校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格”者,繇道德 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眾,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 “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 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
臣前謂“博延群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 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 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 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而啟商,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啟魏。 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 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啟之哉!
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脩近古 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 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 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大和以仁壽, 可以消搖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 保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面任之,使 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 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 後致治哉!
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 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眥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概流涕者。諫官御史交 章論其直。
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 “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 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 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閒,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 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 萬口籍籍,嘆其誠鯁,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 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 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 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 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 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 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慚,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 帝不納。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 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始,帝恭儉求治,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晉襄 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弒吳子,陰贊帝決。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 廢帝弟漳王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宰相, 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
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 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 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蕡策早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 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魄憤胔,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 訪子孫授以官雲。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不切也。蕡與諸儒偕 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帝漏言,而身誦語於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 謀泄貶,李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強,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忠結上,後為 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譯文
劉蕡的字叫去華,是幽州昌平縣人,客居在梁地、汴州一帶。他精通《春秋》,能分析古今興亡的原因,沉穩並擅長計謀,慷慨有拯救國家的抱負。他考中了進士。元和年後期,法紀混亂大權旁移,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殺死了唐憲宗,換了兩代皇帝都不能處罰他,全國人都感到憤慨,唐文宗登基,想報唐憲宗的舊仇,消滅他的黨羽。當時宦官掌握了兵權,隨意支配全國,號稱“北朝廷”,壞人聚集,在宮外威脅百官,在宮內牽制、欺負皇帝,他常感到痛心。
大和二年(828),舉行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的科舉考試,皇帝把一百多位儒生召到朝廷,出試題說:我聽說古代聖王治理天下,清靜隨順,無為而治,政不繁民心歸附,不干預遇事守法,使人民富足來建立根本,用誠心建立公正,因此天意和人心相通,陰陽和諧,人民仁德長壽,萬物沒有疾病。
啊!那高尚仁德達到的境界,簡直是無法趕上的。夏、商、周三代賢君,質樸和文采互相補充,諸子學說盛行,政治逐漸衰退,從漢代以後,能稱道的少有。
我雖然不懂仁德,但繼承了大業,將這些作為法則,不敢怠慢,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不敢說追趕三王五霸的偉績,只是想繼承祖輩的大業。但心裡有沒想到的,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上從朝廷下到各地,治理上的失誤很多。
所以人民沒全都教化好,人民心情不舒暢,連年旱災,不能按時播種種植。國家倉庫儲蓄很少,沒有九年的儲備;官吏任用五花八門,不是全經過了三年的考績。
京城,是華夏的根本,人們從這裡看全國的治理,但有豪強違法;太學,是推行教化的基地,改變風俗的希望所在,但學生有的荒廢了學業。治理各地重在頒行條例,但還是有人違令;工匠重在按法度施工,但不斷有人變新花樣。滿不在乎的風氣盛行,小錯積累成大禍害。選擇官吏治理百姓,聽別人報告真假難以分辨,用法律懲罰臣民,又怕他們不知自律。
在增加財富發布政令方面,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政令繁多但收效卻甚微。想要根除這些弊病,建成太平盛世,心裡沒有把握,像涉過深水一樣。因此下令有關部門,廣招賢才,來告訴我過去不懂的道理,以期建成太平盛世。
你們都博古通今,立志治好國家,到朝廷來回答問題,正合我求賢若渴的心意,一定會指出治理不足、政令不當、法令紊亂的地方,找出使國家富裕的當務之急。對以前的弊病怎樣改革?怎樣為百姓造福?怎樣治理可接近古代盛世?
怎樣治理可使上下和諧?找出根源,寫成文章。至於管仲輕重篇理論的權衡,哪些對治理有幫助?嚴尤建成盛世的謀略,哪些合於現在?人才的考察先抓什麼?羊祜的平定方略哪些可以實行?以他們作為借鑑,選擇恰當的,只要能增長見識,我將親自觀看。
他答道:我確實不聰明,但有治好國家使皇帝成為聖明君主的辦法,沒有職位不能實行;有不怕觸犯敢於勸諫的心愿,沒有機會不能上達皇上。心懷抑鬱,想有機會報效。常想和平民在路上、和商人在市場上議論,能傳到皇上耳朵里,對皇上有點幫助,即使因奇談怪論被判罪也不後悔。何況碰到皇上詢問失誤,徵求良策,對朝廷內外頒詔令,舉行直言進諫的考試。我既然參加了考試,又承蒙皇上出題,怎敢不說出所有想說的話。至於皇上是否忌諱,現在是否禁止,權貴幸臣是否討厭,有關部門是否錄取,我一概不考慮,希望皇上多加寬容,不使聖明時代有因說直話被處死的,就是國家的幸運了。我冒著死罪回答於下:皇上考題談到思念古代聖王的治理,無為而治的教化,想溝通天意人心來改變風俗,使陰陽和諧來養育萬物,可見皇上考慮治道的深入。我認為古代聖王的治理,那榜樣並非不可企及,只看用什麼辦法去達到罷了。皇上考題說繼承大業不敢貪圖享樂,奉為法則而不敢怠慢忽略,可見皇上有為百姓操勞的志向。
如果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就應貶逐身邊的小人和姦臣,任用可做棟樑的重臣。如果要趕上三王五霸的政績,繼承祖輩的偉業,就應借鑑古代的興衰,明曉現在的成敗。心裡有沒想到的,是因為下面的情況被阻隔沒能反映上來;政令有時不能使人信服,是因為皇上的恩澤多受攔阻不能造福百姓。想把人民都教化好,應先修身做榜樣;想要人民心情舒暢,應順應民心加以疏導。救旱災應感動上天,想多種植那么國事應根據人民收割和耕種來安排。國家沒有儲蓄,是因為吃閒飯的太多;官吏任用五花八門,是因為選擇任用不恰當。豪強違法,因宮廷內外法令不一致;太學學生荒廢學業,是因為學校的職能廢棄了;各地方違反命令,是因任用的人不好;工匠變新花樣,是因為制度沒建立。皇上考題有選擇官吏治理百姓的心愿,增加財富發布政令的感慨,可以知道皇上教化的根本。按實績選拔人才,真和假怎會難以分辨呢?用禮制要求臣民,他們怎會不知自律呢?知道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應貶斥懶惰和遊說的人;知道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執行了。廣招賢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們的勸諫;到朝廷來參加考試,我怎敢怕死不說?皇上考題有求賢才指出治理不足的話,審查政令辨別不當的指示,可見皇上徵求意見的心情。如果滿足了我貶逐奸臣豪強的願望,以前的弊政就會被革除;保存皇上富國利民的志向,恩惠就會廣布全國。能分清治理方法的好壞,可以接近古代賢君的政績;禮樂制度得以遵行,國家就和諧了。管仲的方法,還不是天子應取的;嚴尤論述的,也沒有最好的謀略;人才的考察,沒有比考察官吏更重要的;羊祜的平定方略,不如虞舜用文德感化。這些都不是最好的德政,皇上不需效法,哪裡值得對皇上說呢?對於那些關係國家安危、預示國家存亡的,我請求為皇上竭誠分析、強調一下。
我上面所說“古代聖王的治理,那榜樣並非不可企及”,是指只要皇上慎重思考,努力實行,始終不鬆懈就行。按《春秋》所說,元是萬物的開始,春是一年的開始。《春秋》用元來稱第一年,把春字寫在王字前,是表明帝王應像奉行天道一樣,來慎重地對待開端。又列舉季節來表示一年的終結,列舉月份來表示季節的終結。《春秋》在沒有事件的情況下,也一定寫下起始的月份來記載季節,表明帝王應該奉行天道,來慎重地對待終結。帝王治國的起始和終結都一定要取法於天的原因,是因為天不斷運行。
皇上如能慎重地對待開端,又能慎重地對待終結,努力地治理,勤勉地施行,就能治理好國家使人民寬厚,清靜隨順但不違法度,發揚使人民富足的大業,光大建立公正的高風,哪有三代賢君互相重複的弊病、諸子偽學逐漸盛行的問題呢?
所以我說:“只看用什麼辦法去達到罷了。”
我上面說到“任用賢才,兢兢業業,起早貪黑,應貶逐身邊的小人和姦臣,任用可做棟樑的重臣”,認為這是皇上應憂慮操心的大問題。我聽說帝王憂慮不該憂慮的事,國家一定衰弱;不憂慮應該憂慮的事,國家一定危險。皇上不問我們國家存亡,朝廷安危,我不知道皇上是覺得我們微賤不值得參與重大決策呢?還是太忙沒有考慮到這上來呢?否則,為什麼不憂慮應該憂慮的事呢?我認為皇上應首先憂慮的事,是宮廷將發生變亂,朝廷將出現危險,國家將遭滅亡,全國將發生動亂。這四方面,國內已經有了苗頭,所以我認為皇上應先憂慮這些。國家大業創始艱難,守業當然也不會容易。
太祖皇帝奠定了基礎,高祖皇帝付出了辛勞,太宗皇帝開創了大業,玄宗皇帝又發揚光大,一直到皇上,已有兩百多年,中間既不斷有明哲的治理,也不斷有憂慮和禍亂發生,沒有不任用賢人、親近正人君子而能使國家興盛的,只要一天不考慮這些,就有可能國家滅亡,成為祖宗的恥辱、萬年的憾事,按《春秋》所說,帝王的職責,在於體察天意來正確治理。
過去董仲舒對漢武帝把主要的都說了,有沒說到的,我願為皇上補充論述一下。
繼承先帝帝位時史官一定要寫登基,這是用來表示即位是正當的;皇帝去世一定要記載去世的地點,這是表示是壽終正寢的。所以當帝王的,他說的必定是合乎正道的舉措,他掌握的必定是不折不扣的權力,他接近的必定是正派的人。
《春秋》說:“守門人殺死了吳國子爵余祭。”直接寫他的名字,是批評他疏遠賢人,親近受過刑的人,有不合君道的行為。希望皇上不忘祖先開創國家的辛勞,記住《春秋》繼承先帝帝位的告誡。
使法令嚴明的開端,應說合乎正道的話,實行正道的舉措;杜絕篡位殺帝王的發展,就應掌握不折不扣的權力,接近正派的人。疏遠宦官,親近正直的人,宰相們能獨立掌管朝中的事務,百官能履行他們的職責。為什麼讓身邊五六個人獨攬了全國的政務,對外地單獨用皇上的名義發號施令,在朝內竊取了皇上的權力,在朝廷作威作福,在全國橫行霸道,百官不敢指責他們的行為,皇上不能制服他們的惡意,災禍在宮中醞釀,陰謀在身邊產生,我擔心曹節、侯覽又產生在今天,這是宮廷將發生變亂了。《春秋》說“:魯定公在第一年春天做了魯王。”沒有稱正月的原因,是《春秋》認為前王不能壽終正寢,那么後王也不能算是正當的,所以說“魯定公沒有正月”。現忠臣賢人不能成為皇上的親信,宦官獨攬廢黜擁立皇帝的大權,使故世皇帝不能壽終正寢,也使皇上不能正當即位,何況皇太子還沒有決定,祭祀還沒舉行,將軍宰相的權力沒有歸還,正確的地位尊卑沒有確立,這是國家將出現危險了。《春秋》說“:王札子殺死了召伯、毛伯。”按《春秋》的慣例,臣子互相攻殺不記載。這裡記載了,是看重他獨占了君王的命令。上天授予的叫天命,君王發布的是命令。接受天命卻又喪失了,是不合君道;侵占君王的命令並獨自占有,是不合臣道,君不合君道,臣不合臣道,這是國家遭滅亡了。
《春秋》說,晉趙鞅率領晉陽的軍隊不按命令進入了晉都,寫他進入,是因為他能驅逐國君身邊的壞人來使國君安全,所以《春秋》褒獎他。現在皇權遭侵奪,藩鎮橫行霸道。如有不懂臣下大義的,首先叛亂的將用使國家平安作為名義;不探究《春秋》深義,動武的將藉口驅除惡人。那么刑罰就不歸皇上掌握了,征討一定會由藩鎮掌握,這是全國將發生動亂了。因此樊噲闖門流淚進諫,袁盎攔著車陳辭,京房因憤怒而被處死,竇武不怕獻出生命,這都是皇上明明知道的。
根據《春秋》,晉狐射姑殺死了陽處父,卻記載為晉襄公殺死了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國君泄露了他的話。晉襄公不能保守秘密,陽處父因此被殺死了,所以《春秋》貶斥他。皇上泄漏意見,臣下就不敢全心全意;皇上泄漏事情,臣下就不敢都說,因此《傳》有臣下受親近卻不說直話的記載,《周易》有喪失性命反而壞事的告誡。現公卿重臣,不是不想對皇上說這些,是擔心皇上不能採納。忽略而不採納,一定會泄漏他的話,臣子說了不被採用,一定會因此遭殃;這只會堵塞正直臣子的嘴,增加奸臣的威風。所以忠臣想說出全部心裡話就有丟命的擔心,想說明全部意圖就有反而壞事的顧慮,徘徊抑鬱,想等待皇上醒悟,然後再竭誠勸諫,皇上為什麼不在上朝後的閒暇時間裡,不時到旁邊的宮殿里,召見賢明的宰相和老臣,詢問應變防禍的計謀,訪求挽救危亡動亂的辦法,堵塞陰謀邪惡的通道。貶斥身邊邪惡的臣子,抑制他們侵權威逼的野心,恢復他們守門清掃的勞役,遵守他們應該遵守的法紀,操心他們應該操心的事。雖已不能治理好以前的事,但應治理好以後的事;不能端正開始,應該端正終結,這樣就能夠虔誠地奉行前代經典,能經承先帝的大業,發揮賢才的作用,沒有起早貪黑的憂慮了。
我上面說到“如果要趕上三王五霸的政績,繼承祖宗的偉業,應借鑑古代的興衰,明曉現在的成敗”,我聽說唐堯、夏禹任帝王國家大治的原因,是能夠任用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時機地提拔人才,不妨礙他們履行職責,不侵奪他們的權力,任官只看他的才能,只有賢人才親近,賢才在手下即使微賤也一定提拔,四凶在朝中即使勢力大也一定要處死,考慮安危,辨明取捨。秦二世,漢元、成皇帝,都想使國家像有唐和有虞,使自己像堯和舜,但終於失敗滅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安危的關鍵,不知道取捨的標準,不任用重臣,沒認出壞人,不親近忠臣賢人,不疏遠奸臣。只要皇上明察唐堯、虞舜興盛的原因,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借鑑秦、漢滅亡的原因,作為現在的警誡。皇上不要認為朝廷沒有好宰相,百官沒有賢才。現在法度還沒廢棄,刑法仍然存在,人民哪個不想做皇上的臣子,使現在成為太平盛世?皇上為什麼忽視而不任用他們呢?有人任官沒有才能,在皇上身邊卻並非賢才,兇惡得像四凶,狡詐得像趙高,奸邪得像弘恭、石顯,皇上為什麼害怕而不除掉他們呢?
國家已有歸屬,天意仍未改變,祖宗神靈保佑,賢臣懷有忠心,皇上想想這些吧!
過去秦朝滅亡,是過於殘暴;漢朝滅亡,是過於軟弱。過於殘暴奸臣怕死就謀害君主,過於軟弱強暴的臣子竊取了權力就威脅君主。我已看到敬宗皇帝不防備秦代滅亡的災禍,不防微杜漸,希望皇上深思漢代滅亡的擔憂,防止災禍發展,那么祖宗的偉業可以繼承,三王五霸的政績就可以趕上了。
我上面說皇上“心裡有沒有想到的,是因為下面的情況被阻隔沒能反映上來,政令有時不符合願望,是因為皇上的恩澤受攔阻不能造福百姓”,百姓有深重苦難,皇上不能知道,皇上有愛護百姓的心愿,但百姓不能信服。我看到《春秋》寫“梁國滅亡”卻不寫“被攻占”,是認為梁國是自己滅亡的,是認為當權者頭腦昏亂、耳目閉塞、統治殘暴,人們都當了強盜,他們卻不知怎么辦,終於自取滅亡。我聽說君王尊顯的原因,是看重他的國家,看重國家的原因,是他的人民存在。如果人民不存在,那么即使有國家也不能保證別人看重;國家不被人看重,那么君王也不能保持他的尊顯。所以治理國家的人,不能不知道百姓的願望。
百姓是皇上的兒女,皇上應命慈愛、仁德的人看護、養育他們,像保姆那樣關懷,像餵奶那樣養育,像老師那樣教誨。所以人民對官長,像對神靈那樣恭敬,像對父母那樣愛戴。現在有時卻不是這樣,皇上親近權貴幸臣,他們按職務建立官署,任免官吏,豢養門客,皇上給他們金錢,給他們權勢,大的統治一片地方,小的掌管一州,大官沒有清廉慈愛的政績卻有貪婪的危害,小官沒有忠誠的節操卻有作惡欺騙的罪行。所以人民對於官長,像對豺狼那樣害怕,像對仇敵那樣厭惡。現全國人民貧困,到處都有流亡失散的人,挨餓的人沒有吃的,受凍的人沒有穿的,鰥夫、寡婦、孤兒、孤老沒人撫恤,老人、小孩、患病者沒人照顧,加上國家和軍隊的權力被皇上身邊的人獨掌,貪官搜刮民財來保持恩寵,污吏因為關係歪曲法令,喊冤叫苦的聲音,上沖雲霄,下入黃泉,鬼神為此怨恨發怒,陰陽就為此失調。皇上被人阻隔,人們不能去報告,士人無處歸向,人民無處效忠。
官吏昏亂,人民貧困,到處都有強盜,國家崩潰的局勢,擔心馬上就會出現。如果不幸又有疾病流行、災荒出現,陳勝、吳廣不單出現在秦代,赤眉、黃巾起義不單產生在漢朝,這就是我為皇上感到激動、痛心的原因。像這樣老百姓即使有深重的苦難,皇上怎么能知道呢?皇上有對百姓像兒子樣愛護的心愿,老百姓怎么能相信呢?使皇上政令有不能使人信服的,心裡有沒有想到的,這是必然的。我聽說漢元帝登基初期,改變了七十多項制度,他的用意非常誠懇,他的聲譽非常高。但法令日益紊亂,國家日益衰弱,壞人日益強大,百姓日益貧困,這是因為他不能選擇、任用賢才,失去了對臣下的控制。自從皇上登基,為百姓們操勞,多次頒布詔令,全國人民,沒有不敬仰讚嘆的,都自己慶幸又從死路上得到了再生。希望皇上有始有終,以滿足人民的願望。如果能將國家的權力交還給宰相,將兵權交還給將領,廢除貪官搜刮民財的政令,消除污吏看關係枉法的禍害,只親近忠臣賢人,只任用正人直臣,不聽信受寵奉承的人。挑選清廉、慎重、仁愛、慈惠的官員,用利益使他們勤勉,用仁愛使他們感到溫暖,用孝敬和慈愛去教誨他們,引導他們遵行道德禮義,除掉堵塞耳目的人,溝通上下的願望,使藩國歡欣,萬民生息,那么就會心裡沒有不知道的,政令沒有不使人信服的了。
我上面說到“想把人民都教化好,應先修身做榜樣”,我聽說德是用來修身的,教是用來引導別人的。君子修好自己的道德,人們不用勸告就會自己立德;用修身來引導他們,人們不用教誨都會跟隨。君子如希望政令必定被遵行,所以就自己做表率;想人們都聽從教化,因此用道來駕御他們。現在皇上以身作則但政令沒被必定遵行,用道駕御但人們沒有聽從教化,是否建立教化沒有掌握方法呢?建立教化的方法,應是君王用明智來控制,臣子盡忠心來實行。君王以了解臣子為明智,臣子以輔助時政為忠。了解臣子就應任用賢人並驅除邪惡,輔助時政就應鞏固根本並遵守法紀。
不任用賢人用重賞也不能夠勉勵善人,不驅除邪惡用重刑也不能夠禁止違法,根本不鞏固人民就會流離失所,不遵法紀權力就會分散,這樣想要人們聽從教化,按教化施行,是不可能的。皇上如能貶斥奸臣而不偏袒近侍,提拔賢人不遺漏卑賤,那么教化就能在朝廷得到貫徹。
愛護人民而重視根本,各負其責又奉公守法,注重自身修養再去要求別人,先在朝廷實行再擴大到朝外,那么教化就能在全國實施了。
我上面說到“想要人民心情舒暢,應順應民心加以疏導”,是指應使人民仁德、長壽。要想人民仁德長壽,應建立規章,修明教化。建立規章費用就會減省,費用減省賦稅就會減輕,賦稅減輕人民就富足了。教化修明就沒有爭鬥,沒有爭鬥就不用刑罰,不用刑罰人民就安寧了。人民富足了,仁義之道就興盛了;人民安寧了,就長壽了。仁義之道感動了大地,安寧元氣感動了上天,所以災害就不會發生,吉兆就會出現,各地就太平無事,萬物就蓬勃生長。
我上面說到“救旱災應感動上天”,據《春秋》記載,魯僖公在一年之中,三次寫了“沒下雨”,這是因為君王同情人民,魯文公在三年中,只寫了一次“沒下雨”,是因為君王不同情人民。因為魯僖公有同情人民的誠意,所以天旱卻沒有影響收成,魯文公不同情人民,天旱就成了災害。皇上同情人民,那么就不會成為災害了。
我上面說到“要想多種植,那么國事應根據人民收割和耕種來安排”,《春秋》說“:做君王的應隨時看百姓在忙什麼。
百姓在忙耕種就不要興勞役,百姓在為財富勞碌就應減輕賦稅,百姓在為飠胡口奔忙就停止一切耗費。”現在百姓為了財富、飠胡口和耕種在操勞,希望皇上停止各種事務的耗費,來增加春夏秋三季的投入,那么耕種就不會有缺失了。
我上面說到“國家沒有儲蓄,是因為吃閒飯的太多”,《春秋》記載說“:臧孫辰向齊國借糧。”《春秋》指責他沒有九年的積蓄,一年收成不好老百姓就挨餓。我希望斥退遊說懶惰的人來鼓勵耕種養殖,減省不急需的費用來供給人民,那么儲蓄就不會缺乏了。
我上面說“官吏任用五花八門,是因為選擇任用不恰當”,是因為朝廷取士不能發揮他的全部才幹,任用人不知道關鍵。現在皇上任用人才,只求聲譽不管實績,所以人們為了升官,只圖虛名不管實際。我希望考核官吏的實績,規定官吏升遷的順序,那么五花八門的官吏任用就停止了。
我上面說“豪強違法,是因為宮廷內外法令不一致”,是指朝廷、宮中禁令不一致。根據《春秋》,齊桓公和諸侯會盟不記載日期,但葵丘會盟卻記載了日期,這是讚美他能夠宣布周天子的法令,遵奉官員的規定,所以《春秋》詳細地記載了這事。官職是五帝、三王設定的;法規是高祖、太宗皇帝制定的。法規應一致,官職應合乎名分。現又分宮外官員、宮中官員,形成南朝廷、北朝廷的格局,有人在南朝廷犯法就逃到北朝廷去,有人被宮外判刑卻被宮內赦免,法令不由一方決定,人們不知怎么辦,這是因為軍隊和農夫制度不一致,宮裡宮外法令不相同。我聽說古代按田制來承擔軍費,在農閒時練兵,按封地決定軍隊數量,在官員中任命將領,因此軍隊和農夫的制度一致,文武官員一樣,用這來保護國家安寧,遏制陰謀。太宗皇帝設了各級軍職,用文武官員一起掌管,沒有戰事就收起武器種莊稼,有戰事就放下農具拿起武器,用這方法恢復古代制度,不廢棄過去的制度。現在卻不這樣。兵部尚書不管軍隊,只是上朝請安;軍職不管作戰,只是用來褒獎功勳。觀軍容使總管宦官的事務,禁衛被宦官掌管。一戴上頭盔,恨文官就像仇敵;一進入軍隊,看農夫就像塵土。不能用計謀剷除凶暴,只會用權詐作威作福;沒有勇氣保衛國家,只會殘暴侵犯人民。控制藩鎮將領,欺負宰相,破壞制度,擾亂朝政。依靠軍隊的力量,向上控制了君王,假託皇上的命令,向下駕御英雄豪傑。只知耍陰謀利用矛盾,不知按節操為國獻身。這難道與祖先安排文武官職的本意相合嗎?我希望皇上將文武官員職掌結合起來,把軍隊和農夫的任用結合起來,端正高貴和低賤的名分,統一宮裡宮外的制度,歸還軍隊的職能,整頓朝廷的官制,效法近代貞觀年的規定,恢復遠古周朝的制度,從京城推廣到各地,從皇上一直到藩鎮,這樣就能制服強橫的奸臣,沒有違法的擔憂了。
我上面說“太學學生荒廢學業,是因為學校的職能廢棄了”,是指朝廷看重祿位,看輕才能,看重他的出身,看輕他的操行,所以百官不能精通學術,太學學生也沒有學習的願望了。
我上面談到“各地方違反命令,是因為任用的人不好”,我認為州刺史的官職,是治理好壞的根本、朝廷法令的基礎,他們的權力能駕御豪族,仁惠能撫恤孤兒寡婦,力量能抵禦盜寇,政令能改變風俗。他的將領如打過仗,和功臣的兒子弟弟一樣,請讓他按情況獎賞,如果沒有治理人民能力的,不應任這官,這樣就可以消滅違反命令的禍害了。
我上面說到“工匠變新花樣,是因為制度沒建立”,我請求按官職級別規定他的用具、車輛和服裝,禁止用金銀、珍珠、寶玉裝飾,錦繡雕刻的工匠私人不能擁有,那么就沒有奢侈的新花樣了。
我上面所說“辨別真和假”,是指從考查言論到考查行為;我前面所說“知道自律”,是通過道德使他們遵行禮制。
我上面所說“知道生產財富的少消耗財富的多,應貶斥懶惰和遊說的人”,已在上面詳細論述了。
我上面說到“政令繁多收效甚微,要明察政令是否執行了”,我聽說政令是治理國家的工具,君王審慎發布,臣下恭敬實行,如有打折扣、增加、不執行和扣留的,治罪決不輕饒。現皇上政令繁多,但收效甚微,是否執行政令的人有欺騙行為呢?
我上面說到“廣招賢才,希望皇上一定接受他們的勸諫;到朝廷來參加考試,我怎敢怕死不說”,過去晁錯為漢朝削弱眾王國,不是不知道災禍將要降臨,只是有忠臣的心愿、壯士的節操,只要對國家有利,死了也不後悔。我不是不知道說了話會惹禍,計謀被採納了也會被殺害,但對國家的危難感到悲痛,對人民的痛苦感到傷心,哪裡忍心順從現在惡人的忌諱,竊取皇上一官半職呢?過去關龍逢被殺預示了商朝的建立,比干被殺預示了周朝的建立,韓非子被殺預示了漢朝的建立,陳蕃被殺預示了魏國的建立。
我今天到這裡來,有關部門可能不敢上報我的文章,皇上又不能知道我的觀點,落選後一定會被當權的臣子殺害,我如有幸能和上述四位賢臣在陰間交遊,正是我的願望,但不知道殺死我的人,在我死了以後,將為誰預示呢?
皇上治理的不足,政令教化的不當,以前的弊病,我已經說到了。至於為百姓造福,使治理接近古代盛世,使上下和諧,要靠皇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上面所論述的是因為我受到皇上親自詢問,不敢不說,即使像我這樣愚蠢,也認為沒有說完教化的主要方面、皇上治國的要點。
希望皇上敬奉天地來教人民恭敬,敬奉祖宗來教人民行孝,瞻養長者來教人民尊敬長者,愛護百姓來教人民愛護弱小,調整陰陽來養育萬物,促進和諧使人仁德長壽,就能清靜隨順,安閒治理。至於考慮治理措施,在於選擇任用宰相,命他們代行管理;考慮保境平叛,在於選擇任用將領,命他們鎮守各地;考慮各部門正常運轉,在於選擇任用好官吏,讓他們知道安撫老百姓的辦法。自然而然言談能成為全國的訓誡,舉動能成為全國的法則,仁德能勸勉善良,道義能制止邪惡,哪裡需要起早貪黑、勞神操心、兢兢業業,才能治理好呢!
當時,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飠束、庫部郎中龐嚴看到他的答題後嘆服,認為超過了古代的晁錯、董仲舒,但是害怕宦官懷恨,不敢錄取他。士人們讀了他的答題,甚至有感慨得流下了眼淚的。諫官和御史不斷上奏為他叫屈。
那時候,被錄取的有二十三人,所說的都是平庸、拘謹的日常事務,卻都高升了官職。河南府參軍事李..說“:他落選我卻入選了,我的臉皮不是太厚了嗎!”
就上奏說“:皇上到正式宮殿來徵求直言勸諫,使人人都很感動。我才能平庸膽小,不敢評價古今對錯。使皇上聽到沒聽過的話,做沒做過的事,後悔反省,愧對神靈。他的答題,敢於說出所有心裡話,包括帝王的成敗、皇上應防備的、現在政局的安危,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又引證《春秋》做根據,從漢朝、魏國以後,沒有能比得上他的。但考官因為他所說有觸犯和不合旨意處,不敢錄取他。錄取詔書頒下以後,人們紛紛議論,嘆服他的真誠和梗直,以至於流下了眼淚,都說他指責了皇上的近侍,怕他們懷恨,做出不合常規的事,朝廷內外都很擔心,擔心忠臣被害,法紀被破壞,漢末的變化又發生在今天。因為皇上仁德聖明,近侍所以沒有殺害忠臣的計畫;也因為皇上祖宗有靈,近侍因此不敢自取滅亡。從這結果看,為什麼怕說直話?況且皇上設直言極諫科叫全國人才來考試,他說直話來滿足皇上的提問,即使有觸犯也應寬容,即使有過錯也應獎勵,載進史書,光耀萬代,如果萬一他遇事身亡,全國都會認為是皇上暗殺說直話的人,和全國人結仇。忠誠正直的人,都怕被殺,人心動搖,就沒法辯解了。何況我都怕被殺,比他差得很遠,內心非常慚愧,雖然自己認為是賢士,但人們會怎么說?我請求將任命給我的官職,用來表彰他敢說直話。我可避免苟合取容的慚愧,朝廷可有公正的錄取,皇上可避免全國人的懷疑,難道不好嗎?”皇上沒有採納。李..的字叫子玄,後來任過賀州刺史。
劉蕡答題之後七年,發生了甘露之變。令狐楚、牛僧孺任山南東、西道節度使,都請他做幕僚,任命為秘書郎,用對老師的禮節對待他。但宦官很恨他,誣告了一個罪名,貶他為柳州司戶參軍,後去世了。
當初,皇帝恭敬節儉追求治理好天下,立志除掉惡人,但懦弱不明智,臣子怕死不敢說,所以劉蕡答題極力陳述晉襄公斷送了陽處父來告誡皇帝,又引用守門人殺死吳王的事例,暗中勸皇帝下決斷。皇帝後來和宋申錫計畫殺王守澄沒成功,王守澄廢黜了皇帝的弟弟漳王並把宋申錫貶到外地,皇帝在中間猶豫不定,不敢做主。後賈飠束和王涯、李訓、舒元輿任宰相,因計畫失敗,都被宦官滅了族,所以宦官更加驕橫,皇帝因憂愁去世了。
到唐昭宗殺死了韓全誨等人,左拾遺羅袞上奏說:“劉蕡在大和年間,宦官開始橫行時,借直言極諫考試答題請求剝奪他們的官爵和封地,恢復他們清掃的勞役,就被貶出京城,死在外地,六十多年來,正直忠義的人忍氣吞聲。近年來皇上曾被幽禁在東宮裡,又出逃到西邊,國家差點滅亡了。假如劉蕡的計謀早早被採納,那么在萌芽時就防範並阻止其發展,可以制止叛逆行為,怎會使這深重的憂愁和眾多的災難,遠遠地蔓延到皇上的時代呢!現皇上重登帝位,那屈死的魂魄和軀體,寄希望於皇上。”據說皇帝感動、醒悟了,將劉蕡贈官為左諫議大夫,尋找任命他的子孫當了官。
讚詞說:漢武帝多次詢問董仲舒,董仲舒的回答,敘述了上天和人的大致關係,但疏緩不切實用。劉蕡和眾人一起考試,單單敢指責宦官,但也太粗心、率直了。告誡皇帝不要泄漏話語,自己卻到朝廷上公開說,是為什麼呢?後來宋申錫因計謀泄漏被貶,李訓因計畫不周被殺,宦官就強大了,能不警惕嗎!像他這樣賢明,應先用忠心得到皇帝信任,再給皇帝謀劃決定國家安危的大事,或許能挽救危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