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八十六
◎隱逸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為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遁世離群，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也哉！
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摭其可傳者，作《隱逸傳》。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升，《金史》有傳。瑛長七尺，美須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於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慾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搗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復勸帝數事，以謂事不如此，後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瑛，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征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為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輳，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仆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為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遊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願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天曆中，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獻。
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誌》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獨邵子以為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余，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己，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著於篇雲。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為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眾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系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大初，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紇石烈牙兀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奇之。既而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尚書右丞顏盞石魯與細民爭田，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事近習，皆當罷黜。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訴於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宥之，遂歸田裡。
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賁，俄興窀穸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歷年系事記》。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為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術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為御史大夫，力薦於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征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為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本湛靜寡慾，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為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歷、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
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金華人，亦屢征不起。樞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敘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置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前後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修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脫脫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敝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轍善為文章，吳澄嘗敘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七十有三，卒於家。
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疏淡，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為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吳澄、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為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稿》十七卷。
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為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儒學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征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為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為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為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泰不華舉恪為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為授經郎，恪遂陽為喑啞，不就。
恪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為本？”恪曰：“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佛家奴為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部分譯文
杜瑛字文玉，祖籍霸州信安。父時日升，《金史》中有傳。金末兵亂，瑛避居於河南緱氏山中。當時一般讀書人仍以文章辭藻來謀求上進，唯瑛在此文物凋喪之時，蒐集群書，精讀牢記，努力探求書中深刻含義。對古今得失，了如指掌。為了教書，他歷盡艱險，輾轉於晉、汾之間。中書粘合王圭開府於相德，瑛接受了他的聘請，在彰德安家，但拒不接受他賜與的千畝良田。有人說瑛邸宅下有藏金，家人想發掘出來，瑛屢加制止。後居此宅者果然挖到黃金百兩，這也說明瑛不貪非分之財。
憲宗九年(1259)，元世祖忽必烈南征至彰德，召瑛問計。瑛說：“漢唐以來，人君能賴以立國的，就是法、兵、食三件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現在宋朝不重視此三事，大概將要滅亡了。能振興此三事的，大概就是您吧。您若遣荊襄之師，南下以搗其背，帝業便可定了。”世祖聽後高興地說：“想不到儒生中居然有這樣見地的人。”後來，瑛又舉數事曉以利害，世祖都採納了，並認為瑛賢能可用，命瑛隨行，但瑛因病而未從。
中統初年(1260)，忽必烈下詔書欲起用瑛，瑛以當時王文統當權，辭不應詔。左丞張文謙巡視河北時，上書皇上，建議任命瑛為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瑛又推辭，並致書執政說“：先王之道不明，是由於異端邪說為害。異說雖然泛濫，但天理不絕如線。現在天子賢明，又能聽取意見，故賢能之士多來會聚。復興先王的禮樂教化，正在此時。至於您以官府文書約我相會，想任命我做些尋章摘句的小事，在漢唐時也是人們不屑於做的。現在您因陋就簡，只想這些小事，實在可惜。凡是善始的人不一定能善終，今日執政者不能溯流求源，不去力行先王之道，不明德正俗、育材興化以解除數百千年之禍，恐怕日後之弊將會是說也說不完的。”當時有人鼓勵他出來做官，瑛說：“後世離開古代雖遠，但先王的政策措施猶可供參。做官的人，首先應該復古。假如因襲舊弊，妄想以此來適應先王之意，豈非難事？我又不是一個見風使舵的人，怎能做官。”於是，閉門著書，潛心研究道藝，不管處境順利還是不順利，也不論得失，其志絲毫也不動搖，終身如此。年七十時，囑子處立、處願，死後要在自己墓前立文為“緱山杜處士”的墓碑。天曆年間(1328～1329)，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賜諡文獻。
所著書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誌》三十卷、文集十卷等。瑛在聲律與曆法方面，多有先儒所未及者。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原名張永，因避金國衛紹王諱，才改此名。金朝泰和年間(1201～1208)進士，任偃師主簿，後改任宣德州司候。此地多國戚，人皆說是難治之州。特立到任後，一一前往拜望。當時有五將軍率家奴搶劫民家羊群，特立下令在鄉里普遍搜尋。及到將軍家，他態度溫和地誘騙將軍：“您家難道還會有盜羊的人嗎？我來搜一下，主要免得旁人有議論。”這樣當然易於獲得將軍入宅搜查的允諾，實則早已暗中使人深入到將軍後院，搜出羊數十頭。有了贓物，特立便態度強硬了，先縛其奴下獄，再捕其已藏匿起來的兒子。只是因為他是皇族，才得以減死論罪。從此，豪貴因懼而遵法，百姓得以安生。
金正大初年，調任洛陽縣令。時軍事行動多，郡縣窮於供給。東帥紇石烈牙兀..對儒生傲慢，恰巧他又將帶兵到陝右，路經洛陽，當他見特立樸質古板，不以禮對待，立即責令在三日內備好乾糧，如逾期不交，就要軍法從事。縣民素知特立賢能，為民做主，擔心特立為難，便爭納乾糧，以免東帥找到懲治特立的藉口，東帥對此大為驚奇。接著特立又升任監察御史，上任第一件事是提出不應把金世宗的後人幽禁起來。他揭發尚書右丞顏盞石魯與小民爭田，參知政事徒單兀典對帝王親信勾結拉攏，都不是好官，都應罷黜。這些話都是當權者所不願聽的。恰好這時平章政事白撒來陝西犒賞軍隊時，特立又檢舉他的部屬不法。白撒不服，便向哀宗申訴，說特立的這些話不實際。大概哀宗也不滿特立的直言不諱，便借白撒的抗訴撤了特立的職，雖然沒有重罰他，但還是讓他回家退休。
特立精通程顥、程頤的著作。晚年教書，很受東平嚴實的尊重。元定宗元年(1246)，忽必烈在登位的住所接受王印時，便首次帶信給特立說：“前監察御史張特立，修身養性于田園，即使改朝換代，也不改變自己主張。今年快七十了，研究聖經，宜賜一相應的好名字，以便發揚光大其德行，因此，特賜號為‘中庸先生’。”又對特立說：“先生年老眼睛不好，不能來京，故令趙保臣轉達我的意見，您的讀書之堂，可取名‘麗澤’。”憲宗二年(1252)，朝廷又降詔給特立說：“先生白首窮經，誨人不倦。守中庸之道，為學者宗師，過去已賜嘉名，今再表示朝廷嘉獎之意。”憲宗三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特立著書，有《易集說》、《歷年系事記》。
杜本字伯原，祖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為清江人。
杜本博學能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得到他遞交的建議書《救荒策》，很賞識他的見解。及忽剌..進京任御史大夫，便向武宗力薦杜本。杜本被武宗召至京師。但不久，便回武夷山過隱居生活。文宗在江南時，便聽說此人的情況。及即帝位後，給杜本送禮品，並想起用他，他不出山。
到至正三年(1341)，右丞相脫脫把他作為隱士，再次向惠宗推薦，惠宗也贈以厚禮，召為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轉達惠宗與丞相邀他出山的誠意，催他啟程。但他至杭州後，卻稱病固辭，並寫信給丞相說：“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才可談得上制禮作樂，而達到五帝三王的盛世。”意即現在還不能說已做到一理、一心、一日、一家，所以仍不出山。
杜本沉靜寡慾，言行平穩，對人講義氣。對窮而不能養父母的和無錢念書的人，都給予周濟。平時手不釋卷，對天文、地理、律歷、度數，無不通究，對篆隸等書法尤其在行。著述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他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享年七十五歲。
當時還有張樞，字子長，婺州金華人。也是一位朝廷屢次邀請仍不出山的隱士。樞年幼時聰慧，外婆家藏書數萬卷，樞盡取來閱讀，過目不忘。及長，落筆成文，頃刻數千言。有人問他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宇宙的分合、禮樂的興廢，以至皇帝年號、官名、年月的先後，他都歷歷了如指掌。其文章，力求明經史，輔助教化，尤長於敘事。曾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合為《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的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為給皇上侍講時用的書。朝廷取其書陳列於宣文閣。浙東部使者爭相上章推薦，前後共九次。
至正三年，命文臣纂修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脫脫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舉張樞為本府長史，樞不接受。七年，一再令史臣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又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官等官職起用張樞，樞又避而不就。後來使者只好強制他啟程，但到杭州後，仍固辭而歸。樞曾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及《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弊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七歲。
孫轍字履常，祖先自金陵遷至臨川，幼年失父，由母親教養成人，學行純篤，事母至孝。在家教蒙館，學生不多，但來做學術訪問的人日眾。郡中有點名望的英俊之士，多出自他的門下。孫轍和人說話，總是以孝悌忠信為本，詞溫氣和，聽的人莫不油然感悟。他對待親戚鄉里，禮周意恰，言談間從不稍涉及人家的過失短長的話。來郡的讀書人必來拜見他，部使者、長吏以下的賢仁者他必定去拜訪。轍和樂平易，端莊穩重，待人以禮，但從不談官府之事。地方官一再推舉，江西行省特別以“遺逸”的名義舉轍一人，皆不就。轍的文章寫得好，吳澄曾為其文集作序。元統二年(1261)，七十三歲卒於家中。
與孫轍同郡人中，有吳定翁，字仲谷，其先人宋初自金陵遷來臨川。定翁小時就儼如大人，無論寒暑，衣冠都很整潔，從不馬虎，清修文雅，和孫轍同樣有好名聲。他最善作詩，揭亻奚斯稱其幽雅清澹，可比元文學家盧摯(？～1314)。御史及江西各級地方官爭相推薦，但終身不為所動。程鉅夫曾給他寫信說“：臨川士友登門的人，一個接著一個，為什麼都望著您光亮如玉人而不可得見呢？”定翁曾說“：一個好的讀書人，不求有用於世，但求無愧於世。”人們都認為這是一句名言。
何中字太虛，撫州之樂安人。小時聰明，出類拔萃，以學好古學為己任。家中藏書萬卷，能自己校勘。其學識之淵博，連廣平的程鉅夫、清河的元明善、柳城的姚燧、東平的王構，還有臨川的吳徵、揭亻奚斯，都是很推崇佩服他的。至順二年(1331)，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何中為龍興郡學師。第二年六月，病逝。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
同郡的還有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為太學生，拜湯漢為師，博覽群書，好讀《易經》，尤工於作詩。至元初年，元帥郭昂一再推薦其為儒學官，沒有接受。至元中期，朝廷屢次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帶禮品請其就任，危隱居於紫霞山中，不出仕。士友私贊為“貞白先生”。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為江西儒學副提舉，推薦恪入國學讀書。明宗(1328年在位)在當太子時便選恪為說書秀才。及太子出鎮雲南，恪也同行。太子欲起兵陝西，恪諫道“：太子往北行動，從國來說，要有君命；從家庭來說，要有叔父之命。今兩種命令都沒有，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寫‘太子造反’。”太子左右對恪的話很反感，乃對太子說：“武秀才有母有妻，理應讓他回京。”恪於是便離開太子回京，居於陋巷，教孩子讀書。
文宗知道武恪其人，任他為秘書監典簿。及任期滿，適逢母喪，朝廷再授中瑞司典簿，又改任汾西縣知縣，皆不到任。有人勸他上任，他說：“過去為了母親，委屈自己去做官。現在母親已逝，我不再做官了。”閒居幾年，遇上朝廷又選地方官，泰不華便推舉恪為平陽泌水縣知縣，也不到任。皇帝近臣又推舉他為授經郎。恪便假裝自己喑不能言，沒有去上任。
恪好讀《周易》，每日長坐，或問他說“：先生之學以何為本？”恪答道“：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向他求學的人，多有所成。如佛家奴為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