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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伍員、帛喜,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幹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或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粗,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粗,舉措均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

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粗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欲得,粗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

或無伎,妄以奸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嫻,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準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爐,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佑之有乎?”

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佑,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爐以炙濕,冬時扇以火。世可希,主不可準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為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準主而納其說,進身而托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準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準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谷收,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即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譯文

操行,有一貫優良的;而做官,卻沒有總是被賞識和重用的。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操行問題;而被不被重用,是時運問題。才能高超操行高尚,不可能保證一定就會尊貴;才能低下操行惡劣,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賤。有人才能超群,操行高尚,不被賞識,居於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操行惡劣,卻被重用,地位在眾人之上。不同時代各自有用來選拔“士”的標準,而“士”也各有獵取功名的途徑。升遷在於受到賞識,落第在於不受賞識。處於尊貴顯赫地位,未必賢能,只不過受到重用;地位卑賤低下,未必愚笨,只不過不被賞識。所以只要被賞識,操行惡劣的,也會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賞識,雖有高尚節操,在堯的朝廷上也會位處卑賤。因此,被賞識重用還是遭厭惡斥退,原因是各種各樣的:有的是賢臣卻輔佐了暴君;有的是臣子才大卻要服從於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與君都有大才,而道德卻有清濁高低之分;有的是雖沒有道德,卻以一技之長投合了君意;有的是連一技之長都沒有,而是仗著姿色受到寵愛。

伍員、帛喜一起事奉夫差,帛喜受到尊重,而伍員卻被處死,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個君主。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卻因事奉的君主各異,有被賞識重用的,有遭厭惡斥退的,伊尹和箕子就是這樣。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伊尹做了國相,箕子卻淪為奴隸,這是因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而箕子卻碰上了商紂。賢臣事奉賢君,君主想把國家治理好,賢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輔佐他,由於追求和厭棄恰好一致,他們受到賞識重用理所當然。賢臣事奉惡君,君主不想把國家治理好,賢臣雖盡心竭力去輔助他,終因操行和志向相反,不受賞識重用也理所當然。

有的作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也遇上想把國家治理好的君主,然而終有不受賞識重用的,孔子、孟軻就是這樣。孔子在陳國與蔡國途中沒有糧食,孟軻在齊國和魏國陷入困境,這並非當時君主不肯任用好人,而是他們才智淺陋,沒有能力使用大才。能夠駕御千里馬的,一定是王良;能夠任用禹、稷、皋陶為臣的,必定是堯、舜。只能駕御日跑百里馬的人,而要他去駕御千里馬,必定有毀壞衡木折斷軛木的危險;只有使用備位充數臣子的才能,卻用他去駕御有大臣才智的人,就必然會有才智受壓抑的不正常現象。所以,拋棄高明中肯的意見,聖賢遭到拒絕和排斥,並非是憎惡聖賢,不願聽高明中肯的意見,而是聖賢追求的理想太高,深切高明的意見實行起來很困難。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因此不受賞識重用理所當然。

有大才的臣子,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賞識重用的問題,虞舜、許由,太公、伯夷就是這樣。虞舜、許由都是聖人,都生活在堯的時代,又都見過堯,而虞舜繼承了帝位,許由卻隱入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賢人,都生活在周國,又都見過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卻餓死。聖賢道同、志合、目標一致,舜與堯、太公與周武王操行一致,而許由、伯夷卻與當時君主的操行相違背,原因是他們與所生長的社會、所處的時代不相適應。道義雖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異;志向雖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別。為什麼?因為道義有精深與粗淺,志向有高尚與庸俗。許由,是上古“皇者”輔佐之才,卻生在“帝者”時代;伯夷,是“帝者”輔佐之才,卻處於“王者”時代。他們都遵循道德,都實行仁義。君主實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們就不肯留下來輔佐;君主實行仁義,如果不理想他們也不願留下來輔佐,這就是他們不被賞識重用的原因。堯道德污濁,舜的道德也污濁;周武王要伐商紂,太公也要伐商紂。同樣庸俗一樣粗淺,行動措施都一樣,這就是他們被賞識和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統治天下,皋陶便輔助政務,而北人無擇卻深深隱藏不肯露面;禹統治天下,伯益來輔佐治理,而伯成子高卻辭官去務農。並非皋陶才能勝過無擇,伯益才能超出子高。然而皋陶、伯益做官受重用,而無擇、子高卻退居歸隱,當官受重用是他們與君主操行一致,退居歸隱是他們跟君主操行相違背。退隱地位低下,但由於與君主合不來,即使受委屈,也不願去做官;君主不聽取其意見,不用他們,心裡也不感到遺憾,這是雙方互不以為然啊!

商鞅三次勸說秦孝公採納自己的主張,前二次建議秦孝公不聽,最後一次建議被採納了:前二次,是成就“帝業”、“王業”的理論;最後一次,是成就“霸業”的理論。拿成就“帝亞”、“王業”的理論,去勸導只想稱霸的君主,理論雖然精闢,肯定被拒絕;如果換成“霸業”理論,即使粗疏,也會被接受。為什麼呢?因為理論雖精闢,碰上秦孝公不喜歡;而理論雖粗疏,卻遇到秦孝公想實施。所以,不在於勸說者說得多么好,而在於被勸說者能喜歡;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於被事奉者能賞識。像養馬人的話,沒有什麼大道理,而農民喜歡;子貢的話,雖然符合仁義的道理,農民卻不愛聽。又如吹籟的人擅長演奏優美動聽的樂曲,因為越王不喜歡,改成民間小調,越王就高興。所以,即使是好的,對於不喜歡它的君主來說,雖好卻不被鍾愛;而那不好的,對於喜歡它的君主,雖不好,也不會被憎惡。這就是憑小技去投合,投合了則被賞識重用,不投合就被厭惡斥退。

有人連小技也沒有,胡亂以不正當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也有被賞識的,像盜竊簪子的臣子,學雞叫的食客就是這樣。盜竊簪子的臣子,被子反所愛;學雞叫的食客被孟嘗君所寵。子反喜歡偷竊的臣子,孟嘗君寵愛弄虛作假的食客。由於對主子有好處,主子就器重他們,其受到賞識重用理所當然。有的雖無益處,但是為上司所歡喜,像籍儒、鄧通就是如此。籍孺被漢惠帝寵幸,鄧通被漢文帝寵愛,他們連淺薄的學問也沒有,微小的才能也沒有,只不過由於外貌漂亮、體型優美,皮膚細膩、顏色美艷而得到君主的歡心。當然,美好的容貌,人人所喜愛,他們被賞識重用理所當然。有的人容貌醜陋、顏色難看,卻又被君主贊嘗喜愛,嫫母、無鹽就是這樣。嫫母被黃帝選為妃子,無鹽被齊王立為王后。所以,人品好不好可以預先知道,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嘗識和重用,卻很難預料。為什麼呢?因為君主的好惡變化無常,臣子要進獻什麼才符合其心意,卻無法預先知道,偶然投合算是做對了,湊巧與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升官者未必賢能,退隱者未必愚笨,投合受寵的得任用,不受寵的則被斥退。

社會上一般的意見是:“賢德的人應當被重用,要是不被重用,也是由於他自己的過錯。讀書人如果能迎合社會風氣,揣摩君主意圖,觀察其境內情況,而調整自己專長,確定自己主張,周密窺測時機,能進獻對君主有好處的東西,怎么會不受到賞識和重用呢?現在卻不是這樣,而是去作弄一些無益的技能,接受一些無益的主張,這等於夏天向君主進獻火爐,冬天向君主獻上扇子,盡做些君主不想做的事,獻上些君主不想聽的話,不碰上災禍就算幸運了,怎么還能得福呢?貢獻有益的才能,採納有益的主張,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有時會由於無益而得福,有時又由於有益而獲罪。況且夏天還可以用火爐來烘烤潮濕的東西,冬天可以用扇子來扇火。社會風氣可以迎合,君主的意圖卻猜測不到;意見可以隨君主好惡而改換,才能卻難於一下子改變。如果當時的君主好文,而自己會文就能被賞識重用;君主要是好武,自己則不會被任用。倘若君主好辯,有口才就會被賞識重用;君主要是不好辯,自己則不會被任用。重視文的君主不重視武,重視武的君主不重視文;重視口才的君主不重視行為,重視行為的君主不重視口才。文章和說話,還可以迅速學習;行為和才能,不可能立刻實現。學問不經過平時的學習和積累,不能成名。名望不一向顯著,不可能被君主重用。匆忙學到的本領,短時間樹立的名望,時間和功力都不夠,要是對自己預先沒有了解,用什麼來揣摩君主的意圖而讓其採納主張,從而獲得任用並發揮自己的才能呢?以前周朝有個人想做官,屢次都沒有被任用,年紀老了頭髮白了,在路邊低聲哭泣。過路人有的問他:“為什麼哭啊?”回答說:“我想做官卻屢次不被任用,自己悲傷年老錯過了時機,因此哭了。”有人問:“你想做官為什麼一次也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少的時候,學的是文。到文治之德成就了,開始想做官,而當時君主喜歡任用年老的。愛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後繼君主卻又要任用會武的,於是我改為習武。武藝剛學好,重用會武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剛即位,喜歡任用少年,我的年紀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沒有被任用過。”當官是有時運的,不應當強求。唉,迎合社會風氣,揣摩君主意圖,還不能達到目的,何況節操高尚,志向遠大,不被利祿引誘,性格品質已經固定,不被君主重視的人呢?

遇呀,才能不是預先練習好的,主張不是平常準備好的,而是碰巧遇到君主滿意,恰好符合他的心意,這樣才稱之為“遇”。要是揣摩君主的意圖來改變自己的主張,而得到敬重和地位,這應該起名為“揣摩”,不能起名叫“遇”。春天耕種穀物生長,秋天收割穀物得到收成,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能稱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這才能稱為“遇”。如同在路上撿到別人遺失的東西,在郊外揀取別人拋棄的東西;好像是天給的地生的,鬼助的神幫的;猶如禽息的精神暗中推薦百里奚,鮑叔的魂魄暗中舉薦管仲,像這樣,才算是“遇”啊。現在一般人既不能對遇和不遇的議論作出正確判斷,又單憑被重用就稱讚,根據不被重用就毀謗。這種只憑現有效果和既成事實判定是非的作法,是不可能衡量操行和考察才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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