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德

譯文

三皇雖然沒有傳下修身治國的言論，但是他們潛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勞記在誰的名下。[歷史上稱伏羲、女蝸、神農為三皇。]“帝王”一詞的內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則，有理論，有法規，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勞，君臣謙讓，他們的美德，無形中變成了老百姓的行動，百姓當然不明白其中的奧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禮儀法規、賞罰獎勵，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傷害。

[作為五帝之首的軒轅黃帝，依據陰陽四時制定曆法，按照農時所宜播種，充分發揮心智、體力和視聽功能，節約使用山林江河的資源，在位時有土德的瑞兆，所以號黃帝。顓頊高陽做領袖時。保護資源，治理土地，依據天象制定曆法，崇拜山川之神，並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禮儀，依四時五行之氣教化民眾，虔誠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靈。凡天下之物，活動的禽獸，靜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靈，小到丘陵墳瑩的鬼魂，日月所照之處，沒有不歸順的。帝嚳高辛當領袖時，取山川大地的財物，節約使用，撫養教育萬民，引導他們謀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曆法，認識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誠地祭祀，整個部落的景象顯得肅穆興旺，社會風氣顯得道德高尚。帝堯為領袖時，仁德涵養有如天空一樣廣博，智慧象神明一樣微妙，人民象葵花向日般地追隨他，象禾苗企盼雲雨一樣仰望他，富有而不驕縱，高貴而不傲慢。

虞舜為領袖時，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隱蔽的壞人壞事也都要暴露，運用自然的法則來懲惡揚善，群臣心悅誠服而後讓他們遵守各種制度。

綜觀五帝的治國之道，都能善用無為而治的法則，並在運用中使之體現為最高的和諧，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實惠卻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為合乎道義卻好象生來就有這種修養。這就是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之仁德的具體表現。]

如果說五帝是以德治國，那么三王（夏禹、殷商、周文王）的治國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

[這道理可以用兩個人的話來證明。韓信說：“項羽所過之處，殺人放火，恣意殘害生靈，老百姓不順從他，就用暴力劫持。這是以勢壓人，名義上是稱霸天下，實際上喪失了人心。他的所謂‘強大’是很容易衰弱的。”諸葛亮說：“荊州雖然在名義上歸順了曹操，實際上是迫於大軍壓境，並非心悅誠服。現在將軍（孫權）只要命令猛將與劉豫州（劉備）同心協力，合力破操，一定能勝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敵人的攻勢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說：“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制定方針策略以防衰敗，為政清明，國防鞏固，然而並不發生戰亂，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國家穩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義的規範進退有序，也可以達到美好而元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過三代明王，開創大業，文彩風貌雖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卻是一樣的。夏代推崇忠實，忠實過頭了就產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補救辦法是崇敬。殷商時代，對忠的流弊進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講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補救辦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統治者為了矯正殷商六百年的動盪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們會變得太虛偽，於是又反回來提倡忠君愛國。夏商周三代就這樣因循反覆，就象火大了用水救，救滅再生火，走了一個圓圈。因時制宜，救弊補偏，這就是三王的治國之術。]

霸主的治國之術是以權勢來駕駛、以信譽來團結、以賞罰來使用人才。

不講信用，人才就會疏遠；賞罰制度毀壞，人才就會離去。

[《左傳）中記載：公元前633 年，楚成王軍隊包圍了宋國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晉國告急。晉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晉之名將先軫說：“報恩、救難、立威、稱霸，就看這一次了。”晉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說：“楚國剛剛得到曹國，最近又從衛國娶妻。現在如舉兵進攻曹、衛，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齊、宋就可以解圍了。”

於是晉國在被廬這個地方大規模地閱兵，按大國編制組建三軍。經商量，任命大夫郤縠為元師，統帥中軍。

晉文公一回國就致力於訓練民眾。次年，文公想使用他們。子犯說：“晉國戰亂多年，人民還不知道什麼是義，還沒有安居樂業。”於是晉文公加強外交活動，護送周襄王回國復位；回國後又積極為人民謀利益，人民開始逐漸關心生產，安於生計。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說：“民眾還不知道什麼是信，而且還沒有向他們宣傳信的作用。”於是晉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國名），約定三天內攻不下來撒兵。三日後晉文公真的信守諾言，退兵三十里，向國內外證明他的誠實和信用。在這一系列行動的影響下，晉國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碼標價，童叟無欺，全國形成了普遍講信譽的好風氣。

於是晉文公說：“現在總可以了吧？”子犯說：“人民還不知貴賤尊卑之禮，沒有恭敬之心。”於是文公用大規模的閱兵來表示禮儀之威嚴，設定執法官來管理官員。這樣一來，人民開始習慣於服從命令，不再有疑慮，這時才使用他們。城濮一戰，迫使楚國撤兵谷邑，解了宋國之圍，一戰而稱霸諸侯。這都是晉文公善於用仁德教化的結果。

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國的一面。]

所以說，治國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用刑法與仁德，正確的方針是二者都不偏廢，相輔相成。天以陰陽二氣構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構成治國之道。

所以即便是聖人執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這樣的觀點來看，運用仁德較多，刑法較少的是五帝，刑德並重的是三王，刑法較多、仁德較少的是五霸，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國的就是秦了。

[古代治理國家，其政制可分為三類，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一是強權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

其規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強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鎮壓，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殺。到這一步就不為王者所贊同了。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從前秦始皇棄仁義而用暴力，以此雖然可以吞併六國，統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這就是運用刑法治國的弊端。”]

有人問：“你所說的五霸之道我已聽明白了，敢問漢高祖劉邦和光武帝劉秀都是崛起於鄉問，平定了天下戰亂，開創了帝王大業。劉邦豁達大度，劉秀謹慎細心，各擅其美，龍飛鳳翔，所以能收拾殘局，保護人才，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然而就其濟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較，誰優誰劣呢？”

曹植說：“昔日漢室初興，劉邦因殘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誅滅項羽，一統天下，光宗耀祖，功勳可比湯武，偉業流傳子孫。他是帝王中的元勛，人君中的盛事啊！然而他的名聲。品行畢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後，果然讓兇惡的呂后肆元忌憚地乾盡殘酷暴虐的壞事。愛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餵上啞藥，扔在廁所中；趙王如意被幽囚，最後毒殺。親生骨肉連連遭受屠殺，呂氏家族獨攬朝綱，國家政權幾乎被呂氏篡奪。上述種種，難道不是劉邦缺乏深謀遠慮的結果嗎！

然而劉邦手下的猛將謀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為他能選任、重用他們，聽其言觀其行，所以才會統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寶座。

漢世祖光武帝劉秀（高祖九世孫）繼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稟承了忠貞溫和的純正精華，遵循外修風度內修精神的要則，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華。聰睿豁達、博學多識、仁義智慧、開明寬容、慎重周密、樂施愛人，構成了他的品道修養。他所處的時代，多災多難，無法無天，正值皇家的氣數已盡，世道艱難之際。在這樣的時局下，他有如一聲春雷，聲勢雄壯地舉兵起事，組織武裝力量來抗擊強暴勢力，發動起義部隊掃蕩殘軍敗將。他的大軍還沒有從南京出發，王莽已經被洛陽的亂兵殺死。象劉秀這樣的人，安邦定國的大計勝券穩操以後才發動民眾，計畫謀略確定以後才採取軍事行動，所以每次進軍沒有攻克不了的堡壘，每次戰爭都沒有臨陣脫逃的士兵。他用寬厚仁慈之心來團結民眾，以超常的德行使遠方的人才慕名而來。因此，竇融聞聽他的名聲就如影隨形般地追隨他，馬援第一次見面就讚嘆他的英明。

象虞舜一樣，有使九代人親密和睦的聲譽；象羲皇一樣，有高尚純樸的品質。

他謙虛地聽取下屬的意見有如周公一樣不辭勞苦，留心事務象計時的儀表一樣勤快。所以論功勞，他的業績非同導常；論尊高，他的事跡不同凡響；論道德，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論品行，沒有不光彩的地方。劉秀所擁有的勢力並不大，文武輔臣也並不強，但是他最終做到了一統天下，創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讓金石碑銘刻記他的光輝業績，詩書文獻記載他的偉大。”所以說，漢光武帝比漢高祖更偉大。

[東漢末的史學家荀悅寫道：“漢高祖劉邦出身於普通老百姓，奮劍而取天下，不是由舜堯那樣的人禪讓接位，也不是湯武所委任的那種高官，全憑自己奮鬥，有如龍從雲騰，虎挾風行，征亂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間，海內平定，於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寶座。自古以來，書籍所載，未曾有過。不是英雄豪傑，沒有寬容聖明的謀略，天命所授，神負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勳！武王焚魚敬受大命，高祖揮劍斬白蛇，就有神女化作老婦哭訴赤帝殺了她的兒子，預兆天命的事物雖然不同，但其道理卻是一樣的。”

《尚書》說：“上天的工作，要讓人來代替完成。”《周易》說：“湯武革命，上順天心，下合民意。”所講的也正是這個道理。

夏代崇尚忠誠，其流弊是粗野、簡陋，因此殷代用崇敬來糾正；崇敬的弊端是迷信，因此周代用文明禮教來糾正；可是禮教又帶來了虛偽的流弊，補救虛偽弊端最好的辦法是忠誠。結果夏商周三代帝王的治國之道轉了一個圓圈，走到終點卻又回到了起點。周秦之際，經過春秋戰國六百年的戰亂，可以說是文治流弊日益嚴重的時候，秦不加以改革，反而推崇酷刑，使其流弊更加嚴重。到了漢代，鑒於法治的教訓，進行徹底改革，於是取得了政權。

三國時的孔融說：“周武王從夏朝的開創者后稷到他那個時代，歷時十五代，卻只出現過白魚躍入舟中、赤鳥落在屋上的瑞祥。至於漢高祖，只因一人修積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揮劍斬白蛇，蛇母為之哭泣；兩入長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紂時，殺了紂王，懸頭示眾；高祖進入秦都長安時，卻赦免了二世的兒子子嬰，並放了他。所以說，周武王在寬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說：“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劉邦的功臣有三傑——張良、蕭何、韓信；劉秀的輔佐是二十八將——鄧禹、關漢等，但二十八將怎能比得上三傑？然而劉邦的功臣在其強盛之際幾乎都被誅滅了，劉秀對他的功臣卻都給予了優厚的待遇，使他們安享榮華富貴。

在這一點上，劉秀很值得稱頌。對這兩個人取長補短地進行比較，還是次要的事情。”

這樣來講，漢高祖戰勝秦國和項羽，開創漢朝基業，家族的地位和國策的創建，一直傳了十多代，雖然沒有走上王者之道，作為霸者的功德，也夠偉大了。]

有人問：“班固讚頌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讚美漢朝，推崇漢文帝、漢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確嗎？”

虞世南說：“周成王繼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傳統，以周公、召公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眾，因為仁德的風氣日積月累，能象疾風吹盪草叢一樣，自然會同泰民安，這並不值得眩耀。至於漢高祖，登基之後，日理萬機，已亡的秦國遺留下來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漢文帝以仁慈寬恕為本，以清靜怡淡為法，掃除了秦始皇、項羽殘酷暴烈的作法，恢復了黃帝、堯舜溫和淳厚的風氣，很少使用刑法，這樣治理國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動；不因夢見有人助他登天而寵幸鄧通的話，漢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於用漢景帝來比擬周康王，在德行上還有所欠缺。”

[《史記》稱讚漢文帝說：“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園林、車騎服飾；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國家的積蓄施捨，為人民謀福利；南越王趙陀自立為帝，文帝將趙陀的兄弟都召來，各給厚賜，以德感化，趙陀大為感動，於是改帝稱臣。文帝與匈奴曾有兄弟之約，但匈奴背約入侵，文帝派遣大將鎮守邊關，只守不攻，擔心深入匈奴腹地會侵擾百姓。被分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吳王因故與文帝不和，藉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賞賜吳王，並傳語吳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雖然勸文帝用宣吳王人朝的辦法將其軟禁，文帝表面上聽從他們的意見，實際上不採納。

郎中令張武曾接受過吳王的賄賂，被文帝發覺後，不但沒治罪，反而賞賜他，讓他心懷慚愧。凡此種種，表明漢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現海內殷富，國家繁榮的景象。這都是由於用禮義文明來振興國家的結果啊。

“另一方面，漢文帝勘斷案件數百起，很少使用刑罰。真可謂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問傅玄：“漢文帝廢除了斷趾、割鼻等肉刑，這可以說是仁政吧？”

傅玄說：“這是匹夫之仁。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要為天下蒼生謀求長遠利益，決不能僅僅注意這些小事。正因為如此，班固也認為漢文帝的仁德並不在於廢除肉刑。他在《景帝贊》中說：‘孔子稱這類人能繼承三代一直傳下來的正確的治國之道。確實是這樣啊！周代和秦國壞就壞在政策法規周密而嚴峻，儘管如此，奸臣、內亂仍然層出不窮。漢朝建立後，掃除煩瑣苛刻的政令刑法，與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順勤儉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輩的路線，五六十載之間，便做到了移風易俗，民風醇厚，談周必稱成康，言漢必稱文景。美啊！’這才是真正的王道！”]

有人問：“漢武帝雄才大略，可以與前代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說：“漢武帝繼承六代的帝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相助，總攬英雄，駕駛豪傑。內政方面，提倡禮教，外交方面，開拓疆域。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比起秦始皇來更其偉大。至於驕奢淫佚，殘暴肆虐，也僅次於秦始皇。功勞有餘，德行不足。”

[班固的《武帝贊）說：“漢朝承接了歷代弊端，高祖撥亂反正，文帝、景帝注重養民，對於考究古代禮樂制度之事，還很缺乏。漢武帝一登上寶座，就高瞻遠矚，罷黜百家，推崇六經，獨尊儒術。接著在全國訪求、推薦優秀人才，使其建功立業。興辦太學，修建祠廟，改正月為一年的第一個月，確定曆法，規範音樂詩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禪台，頂禮各種神靈，封地給周朝的後裔。漢武帝時的號令建制，光彩煥然。他作為斷承人遵循先祖的偉大事業，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風範，象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變‘文景之治’的謙恭儉樸以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詩》《書》所稱讚過的制度又能超過漢武帝多少呢？”

由此推斷，秦皇漢武，都是創業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

從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國叛亂；漢昭帝八歲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長公主和上官架的謀反。成王不懷疑周公的忠誠，昭帝委任大將軍霍光攝政。二人誰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認為：周成王體現了武王美善的氣質，繼承了賢母的胎教，召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會說話的時候，負責朝見的官員就教他辭令，能走路的時候，負責宮庭禮儀的官員就引導他學習禮節。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滿足於儀容要威嚴壯美、言談要合乎德義的習性。就是說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風中長大，骨肉里澱積著高貴的血液。即便如此，他還誤聽管、蔡對周公的誹謗，迫使周公率兵東征，去平定叛亂，致使上天震怒，顯出凶兆來，然後他才皤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卻相信秘藏在金櫃裡周公的禱告，這不是很糊塗嗎！

而漢昭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父親漢武帝不象武王一樣仁德，母親“拳夫人”鉤弋不象邑姜一樣賢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蓋長公主，輔相是上官架和霍光。當老師的沒有仁孝的品質，作輔臣的沒有治國安邦的才能，完全可以說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長於婦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他的品行與生俱來，在十四歲的時候，就表現出早熟和素有的明達，發現燕王劉旦誣陷霍光的書信有詐，不但不懷疑霍光，而且表揚了他的忠誠。昭帝不是等到開啟了類似金拒的秘密，看了史官的記錄才醒悟的啊。假如讓成王和昭帝壯年時執政，換個時代，換了輔臣，改變原來的文化氛圍治理國家，那么漢昭帝可稱讚的地方不見得比周成王少。

[大將軍霍光和上官架共同執政輔佐昭帝，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寵，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義起草了一封偽書，誣陷霍光以帝王的儀仗檢閱羽林軍以及種種意欲謀反的行為。昭帝沒有相信。]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裡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對政務非常留心，提撥重用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之所以採取嚴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於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裡。古人說過：‘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將會是什麼後果呢？只有身敗名裂。’漢光武大仁大義，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漢宣帝以法治國，是位成就霸業的皇帝。將此二人相較，恐怕不能類比。”

[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宣帝提意見，認為他執法太嚴。宣帝變了臉說：

“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來危害政權呢！”

雖然從這句話可以知道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採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制還是有原因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滿意。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處方面講。曹操的軍師郭嘉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鬆，袁紹卻以寬鬆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裡了。”這是說法制運用得當。《左傳》說：“政策寬鬆，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民眾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鬆的政策。用寬鬆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鬆，政治才能平衡。”（尚書》說：“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周禮》說：“治理新建的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

由此看來，法治的使用，要看在什麼時候。時機適宜，怎么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問：“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華，應該表現在文德武功上。論文則應體察、把握自然法則，以此為指導思想來制定政策法令；論武則應制止暴亂，平息戰火，穩定社會，團結人民。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至於鼓瑟吹蕭，和詩譜曲，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員們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鑽研呢！”

[漢元帝多才多藝，琴彈得很好，這並不是最大的優點。為什麼這樣說呢？

東漢末哲學家徐幹寫的《中論》講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邊的人事清楚，長遠的規律糊塗，自古以來沒有不因此而發生動亂，不亡國的。

這裡所說的‘詳小事、察近物’，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美妙；能鑑別書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對於射擊、駕車、書法、術數很有技巧。所謂“遠數、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托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帥萬物，手中的權力足以應付變化萬端的時局，推行的義舉足以使經濟繁榮，威望足以遏止奸黨歹徒的發難，武勇足以平定暴亂。能夠辯別臣民們反映的情況是否實事求是，然後通過實際行動來考察他們。明白興廢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線。能做到這些，做皇帝的素質就完備無缺了。”

歷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從前魯莊公能歌善舞，於是國人寫了《蔽笱》一詩來諷刺他；魯昭公善於修飾儀容，才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這樣說來，做皇帝的即便視力如離婁一般銳利，聽力如師曠一般敏銳，射箭象後界一樣準確，書法象史籀一樣高明，只能說是有專職人員的才能，對治理國家沒有一點兒好處。

東漢丞相匡衡規諫漢元帝的《改政書》說：“接受國家權力的帝王，務必要繼往開來，創立功業，使先輩的光榮傳統流芳百世；繼承政治路線的君主，務必關心宣傳先王的功德，同時要發揚廣大。如今陛下的聖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這恐怕是由於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宏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反而對制度的運用與否爭辯不休。國家把已經取得其成果的事業放在一邊，而為那虛妄不實的空頭理論紛紛擾擾，我常常為此暗自遺恨。希望陛下從大局出發，好好關心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問：“建立過偽政權，改國號為新的王莽，起初謙恭禮讓，難道不是曾被稱作一代名士嗎？等到他當了皇帝後，居尊傲慢，荒淫殘暴，為會么前後判若兩人呢？”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權力搞到手之後，稱能據傲，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獄重重，怨聲載道，最終還是做了漢光武帝劉秀掃清道路的垃圾。”

[班固說：“王莽出身於皇親國舅，最初紆尊屈貴，身體力行，企圖沽名釣譽。當他在漢成帝、漢哀帝在位輔政的時候，勤勤懇懇，為人處事正直謙恭，處處被人稱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說的‘在國有名，在家有譽，口頭上仁義厚道，行動上背道而馳’的偽君子嗎？然而王莽本質上是一個邪惡不仁卻有諂媚取悅、虛偽奸詐之術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鳳、王商等都是世代權臣，他憑藉父輩的勢力，又趕上漢室正處在衰敗之際，皇位三次虛設，而王太后壽命又長，長期作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詐權術，最終釀成了奪位篡權的災禍。由此推論，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單憑個人奸詐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奪了政權，南面稱王之後，居於不該他占據的地位，被推翻的趨勢比夏桀、紂王還要險惡，然而王莽卻能若無其事地自命黃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勢和詭詐，無法元天，茶毒生靈，因此全國譁然，百姓沒有了生活的樂趣，朝野怨恨，眾叛親離，四處舉事，各地城池失守，國家分崩離析，致使全國的城鎮變成了廢墟。有史以來，所造成的災難沒有比得上王莽的了。色穢聲淫，氣數短命之輩，據說向來就是準備好要給賢明的帝王掃清道路當垃圾的。”

孫權在談到呂蒙時說：“呂蒙年輕的時候，我說他只不過是不辭繁難，果敢有為罷了。長大以後有了學問，長了智慧，謀略奇至，僅次於周瑜，策劃徹底打敗關羽的麥城之戰，勝過魯肅。魯子敬給我的奏章說：‘帝王興起之際，都要有所驅除。除去關羽無需顧忌。’這是魯肅對內不能辦事，對外說大活罷了。我也原諒他，沒有隨意責怪他。”]

夏代的少康、漢代的劉秀，都是中興之君，誰更值得稱道呢？

虞世南說：“這二個帝王都是復興先人未竟之業，使先王的功績發揚光大的人。中興之名相同，業績的內容卻不一樣。為什麼這樣說呢？劉秀藉助處亂思治的民心，誅滅獨夫民賊王莽，乘著混亂打敗亡命之徒，成功比較容易。至於少康，夏氏滅亡已有二代（后羿和寒浞），祖先的遺業已很渺遠，母親懷著他逃亡在外，生於異鄉，沒有受過父輩的教誨，沒有強大、貼近的親人，生在背井離鄉的戰亂之中，流離失所，但是他能在艱辛坎坷的喪亂之際奮鬥，終於成就了帝王大業。中興的君王，少康應為第一。”

[魏文帝的長孫曹髦問朝臣荀顗：“夏商已經衰落，國王和丞相也都死絕了，少康收集夏朝的民眾，復興了大禹的事業。漢高祖崛起民間，打敗了秦國和項羽，考究他們的功德，誰大誰小？”

荀顗回答道：“創造與繼承，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不過是中興而已，與漢世祖劉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至於高祖劉邦，我以為更勝一等。”

曹髦說：“少康在國破家亡之後淪落為諸侯的奴隸，然而他能廣施恩德，表明他有所圖謀，最終還是消滅了過、戈兩個部落，恢復了大禹開創的基業，夏商的宗廟得以祭祀，祖先的遺產沒有散失。不是大仁大德，哪能建立這樣的功勳呢！而劉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勢，一舉取得政權。就他本人而言，為人之子，幾次危害到他的親人；為人之君，他所依靠的是賢明的丞相；為人之父，卻不能保護自己的子女，身死之後，國家幾乎滅亡。如果與少康易時而處，他就未必能夠光復大禹的帝業了。由此推論，劉邦就該在少康之下了。”]

後漢衰落混亂，是由於漢桓帝、漢靈帝二人兇殘的性格所至，可是誰的責任更大呢？

虞世南說：“漢桓帝因國舅梁冀把握朝綱，胡作非為，在盛怒之下，與宦官密謀將其誅滅。可見桓帝很有些剛毅果斷的氣概，然而宦官也因此專權，李膺和太學士郭泰等二百餘人聯合反對宦官勢力，被宦官集團以‘黨人亂政’的罪名逮捕下獄，後雖釋放，但終身不許做官，宦官勢力從此不可遏止。由此看來，朝政動亂難道不是起因於漢桓帝嗎？古話說：‘民不聊生，天下哀號，正是新的君王開天闢地之良機。’漢靈帝即位後，國衰民疲，正好施行善政。百姓關心國事，都希望振興朝綱。可是靈帝重蹈覆轍，又讓宦官以‘黨錮之禍’的罪名誅殺了一批大臣，危害比第一次更其嚴重，終於導致國破家亡。這個執掌帝王權柄的人，把整個國家推向了毀滅的邊沿，他自己雖然只活了34 歲，總算沒有死於非命，也夠他幸運的了。” [漢桓帝問侍從他的愛延：“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皇帝？”愛延回答道：“在漢朝帝王里屬中等。”桓帝問：“怎么講？”愛延說：“尚書令陳蕃主持政務，國家就可以治理好；宦官們干預朝綱，國家就發生混亂。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讓你行仁政，也可以讓你做惡事。這就是中主的意思。”

虞世南說：“在泯江的源頭，水量只能飄起木杯，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過。漢元帝的時候，任用佞臣弘恭、石顯，到了後漢桓帝、靈帝的時候，又有單超、張讓干政，既然敗壞了倫常道德，皇室、國家的滅亡便無可避免了。漢朝到了這步田地，其禍根是一步步種下的。所謂‘星星之火不滅，到了漸成燎原之勢時又有什麼辦法呢？’可見凡事一露頭就得慎重對待。嗚呼，百代之後，都要引以為鑑啊！”

古話說：“寒者易為衣，飢者易為食。”晁錯說：“國家富強，鄰國動亂，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機會。”

由此可以明白，昏君委實是在為未來的明主開路啊！]

自從漢室衰落，天下分崩，曹操（字孟德）挾天子以令諸候，劉備（字玄德）憑蜀地險要，孫權（字仲謀）靠江淮堅固，三分天下，成鼎立之勢。

這三個人都開創了帝王基業，建立了霸主宏圖。三人誰優誰劣？

虞世南說：“曹操的軍事謀略，幾乎元人能比，所以他能打下建國的基礎。雖身居朝廷相位，實懷雄才大略。然而他譎秘詭詐，心性反常，疑心重，忌諱多，所以他殺害了伏皇后家族數百人；因意見不合便毒死他的謀士荀或；因嫉恨不與之合作的孔融，便將其殺害；崔琰儀表堂堂，曾作為曹操的替身接見匈奴使者，事後他又覺得沒面子，也被他殺害；婁生只因為說錯一句話就被他砍頭；桓劭已經自首，跪下求饒，他說：‘只要長跪不起，就可饒你不死。’最後還是被殺。不講仁德，只用刑戳，可見他暴虐極了。然而他閒談時好自比周文王，實際根本不是。汝南名士許劭給他的評價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這話說得非常恰當。

“劉備對四川的太守劉璋能以禮相待，委任諸葛亮為軍師從不懷疑，做君王的，這是最好的仁德表現。孔明是舉世聞名的奇才，可與輔佐成湯的伊尹、武王的呂望相比。君臣同心，如魚得水。只因國小兵弱，蜷縮在閉塞的蜀地，要同時分心對付魏、吳，與大國抗衡，顯得力不從心。假如與曹操易地而處，使劉備的遠大計謀得以施展，使關羽、張飛的英武得以發揮，把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那么，他的霸主之業必然成功。

“孫權在其兄孫策奠定的基礎上，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憑藉長江天險，僅能自保而已，比起前二人來，就有所不及了。”

[修《三國志》的陳壽說：“劉備的智謀才幹，比不上曹操，所以開拓的區域也較狹窄。”晉朝的清官張輔說：“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撥亂反正的國王，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將相，僅憑自身一人英勇善戰是不行的。

諸葛亮精通禮義，了解風雲變幻，算的上是輔佐一統天下的帝王之才。劉備沒有強大的實力，卻能讓他鞠躬盡瘁；關羽、張飛都是豪傑，卻能讓他們忠心耿耿為他效力，這說明劉備有獨特的本領。人與人相處的原則是：光明正大的和陰險奸詐的不會互相配合，才能出眾的和平庸愚蠢的不能互相合作。

曹操即使在安全強盛之時，這些人也不會為他效力，更何況在危難之際呢。

假如讓劉備擁有中原，他開創的基業將會與周王朝媲美，怎會僅僅得一個‘二傑’（指劉與曹）的稱號呢。”

曹丕問吳國的使者趙咨：“吳王是怎樣的一位君主？”趙咨回答說：“是一位聰睿、明達、仁慈、智慧、雄毅、英略的君主。”曹操問他有何具體表現，趙咨解釋道：‘魯肅出身貧寒，他能起用，證明他的聰睿；呂蒙是一普通士兵，他能提撥，證明他的明達；收留了你們的大將于禁而不加害，證明他的仁慈；攻占了荊州，但沒有發生激戰，證明他的智慧；占據三州，虎視天下，證明他的雄毅；委屈求全，敬奉陛下，證明他的英略。”

孫策中箭受傷調養的時候，把弟弟孫權叫到床前說：“統率江東的千軍萬馬，在箭矢如雨的戰場上，當機立斷，與天下爭雄，你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才，以保江東，我不如你。”

陳壽說：“孫權屈身忍辱，任用人才，崇尚計謀，象勾踐一樣奇異，確是人中豪傑，所以他才能獨據江淮，成就三分鼎立的霸業。”]

晉宣帝司馬懿老謀深算，諸葛亮蓋世奇才，哪一個更高明？

虞世南說：“司馬懿出身於世代儒家，參與建立魏國的政制，在世事危難之際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綱，文才武略，實有可稱道的一面。然而這人好玩弄陰謀，做事不講仁義，猜疑妒忌，詭計多端。譬如他為讓魏明帝自取滅亡，故意裝病，河南尹李勝離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說胡話，裝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鬆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獄後，任由獄吏審訊拷打，最後連誅三族。象這類傷天害理昧良心的事，正人君子是做不出來的。用這種虛情假義對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到中原地帶去會戰，以他的奸謀來對孔明的統帥有方，恐怕就不是對手了。”

[東吳時的張微在《默記》中談論到司馬懿和諸葛亮二人的憂劣時說：“漢朝滅亡，天下三分，這二人同時生活在風雲際會的時代，投靠了一方之主。

孔明從蜀漢開始活動，地盤只有一個州，與大國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揮著數萬軍隊，長馳於祁山一帶，意氣奮發，大有飲馬河、洛的壯志。司馬懿擁有天下十倍之地，仗著兼併的大軍，城壘堅固，部隊精銳，不敢斬將擒敵，卻只能自保而已。假如孔明不是死於五丈原，涼州、雍州（今陝甘寧一帶）的軍隊和武器裝備還在，戰爭繼續下去，誰勝誰負很明白。比起司馬懿來，孔明不是更高明嗎？”]

西晉前夕的景王司馬師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馬昭，哪個比較賢明？

[魏明帝曹睿駕崩，立養子齊王曹芳，托咐曹爽與司馬懿輔佐曹芳。司馬懿殺了曹爽，大權獨攬。曹芳在位三年，司馬懿死，兒子司馬師（字子元）

被封為景王輔政，廢除曹芳，立曹丕的孫子曹髦。司馬師死後，他的弟弟司馬昭（字子上）被封為文王，又代其兄輔政，殺了曹髦，立曹操的孫子曹奐。

後來曹奐也被廢除，封為陳留王，他讓位給司馬炎（字安世）晉武帝，從此進入西晉時期。司馬炎稱帝即位後，滅了東吳，統一了天下。到了晉惠帝即位，天下大亂，開始了五胡人主中原的大動盪時代。]

虞世南對司馬昭兄弟的評價是：何晏說：“唯有深邃，才能領悟胸懷天下的含義——夏侯玄（字太初）就是這樣的人；唯有機謀，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司馬師就是這樣的人。”由此可知，有將相之才的人，在青少年時期就要表現出來。在司馬懿誅滅曹爽的時候，司馬師鎮靜如常，其智慧謀略已很明顯了。揚州都督毋丘儉和刺史文欽舉兵討伐他的時候，被他打得全軍覆沒，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氣概。雖然他在謀略上勝人三分，但他能忠心保衛王室；雖然威名震主，但為人臣子的名節無可指責；權勢顯赫但能善始善終。這就很值得讚美了。

他的弟弟司馬昭繼承了大將軍的權柄以後，鎮壓了揚州都督諸葛誕討伐他的戰亂；在南方，安定了淮海一帶的局勢；在西方，消滅了劉禪沒落的蜀漢。司馬昭部署軍政大事不失時機，一切以建功立業為重。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後，不是用其聰明才智竭力協助；想學伊尹、周公，卻詆毀有學問、有聲望的人；殺了曹髦卻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門客成濟身上，自己給後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跡，最終還是成了歷史的罪人。這就是說，一個人的污點是永遠洗不掉的。

[乾寶的《晉總論》說：“司馬懿以雄才宏量，順應時勢，走上了仕途，正遇上曹操開始創業，使他能參與籌劃軍國大事，高明的謀略屢屢成功，終於投身於戎馬生涯，三代人馳騁疆場。他生性深沉多疑，有城府，但又寬鬆容人，能聽取別人的意見；審時度勢，處理軍務能放開手；知人善任，能採納、提拔人才，所以能西擒反覆無常的孟達，平定遼東太守公孫淵的叛亂，消滅了與他同時受命輔政的曹爽，臨死前還殺了揚州都督王陵。屢次抵抗諸葛亮統率的大軍，還要對付東吳配合蜀軍的威脅。因此老百姓一致讚揚他的才能，晉室一統天下的趨勢從司馬懿開始初步形成。

“司馬師和司馬昭繼承了他創立的基業之後，內亂有夏候玄、李豐，外亂有毋丘儉、文欽，這兩起反對他的圖謀雖然策劃周密，還是走露了訊息，都被司馬氏鎮壓了。江東一市雖然戰亂再起，但他們穩坐京都，一次次想推翻他們的圖謀不但都被粉碎，反而使司馬家族的基業更加鞏固。後來起用鄧艾、鍾會，長驅入蜀，迅速打敗了昏庸的劉禪，劉禪投降，東吳滅亡，建立了晉朝，統一了天下。天意人事，通過這段歷史，不得不相信。

“司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導常的委任，最後獲得軍政大權，到了司馬炎手裡，終於登上了帝王的寶座。

“司馬炎仁德厚愛，勤儉節約，平和而不放縱，寬厚而有斷決，所以人人歌頌國家從此可以振興了。當時的形勢是四海歡欣，萬民擁戴，放舟三峽，馳馬桂陽，勞役不失時機，江浙都來歸順，剷平了吳、蜀的堡壘，打通與這兩處往來的交通障礙。在西晉武帝太康年間，書同文，車同軌，雖說不是圓滿的太平盛世，也基本可以滿足了。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人民民眾安居樂業，可以稱得上是百年盛世。

“可是等到司馬炎駕崩，皇陵的土還沒有乾，國丈楊駿被殺，楊皇后被廢為庶人，朝中舊臣被誅滅的就有數十家。不久又發生了賈后假傳詔書讓楚王司馬瑋殺害太宰司馬亮的事件，事後楚王又被賈后以擅殺大臣的罪名誅滅。這樣殺來殺去，導致了一有危險，都沒有人幫助皇室子弟守護城池，而手足相殘的事卻年年發生。輔相沒有尊嚴，不受人敬重，被殺戮侮辱的災難卻隨時都會發生。全國山河沒有一座可保全穩的重鎮，雄關要道不費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很快就攻下了荊州、揚州等地，繼而劉淵在山東、河北等地擾亂，也跟著割據為王，國家開始冰消土崩。二十多年，河、洛地區就荒蕪成一片廢墟，西北方的胡人紛紛稱王稱霸，二代皇帝大權旁落，大好河山群龍元首。為什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呢？只因為樹立的接班人權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父皇臨終託附的重臣不是輔政的人才，國家的法紀不能貫徹實施，臨時湊合的政策反倒頻頻出台。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徑，就可知道禮教崩毀廢棄的根由；考究庾純、賈充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出輔相的荒誕乖張；想想郭欽所出的計謀，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為什麼有機可乘；細看傅鹹的奏章和魯褒的《錢神論》，就可以知道行賄受賄、買官邀寵的明目張胆。民風國勢到了這步田地，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將相，堅持禮義之治的君王，來治理這樣的國家，也無法使之起死回生了。即便僥倖出現這種奇蹟，也只能在祭祀祖廟的時候看到，在季札聽音樂論興亡的時候見到，范燮也要為之請死，賈誼必然為之痛哭了！更何況讓一個白痴晉惠帝司馬衷去面對這樣的局勢妮！然而司馬家族的耀眼的余焰還沒有熄滅，所以艱巨的使命又落在了東晉元帝司馬睿的身上。”]

東晉自司馬睿之下，哪個皇帝比較賢明？

虞世南說：“晉朝自遷都建康（今南京）以後，有勢力的大臣專權，皇位虛設，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國王，王敦憑藉豪門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礎，坐擁長江軍事重鎮的兵權，恃才自負，仗勢拔扈，一心想當皇帝。要不是司馬紹明斷，丞相王導忠誠，晉朝的皇位幾乎被王氏篡奪。可惜司馬紹在位只有三年，倘若時間再長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備的名流，靠洛陽一帶流民的擁戴，乘稱帝的劉聰和匈奴石勒正處在衰弱之際，那么收復中原並不困難。”

[東晉元帝司馬睿正趕上國家分裂，他乘機在建康創建基業，後晉明帝司馬紹即位，大將軍王敦威震朝野，準備謀反，明帝與丞相王導、中書令溫嶠等決心征討王敦。敦兵敗而死。]

有人問：“桓玄有奇才遠謀，結果還是滅亡了，為什麼？”[桓玄，字敬道，父桓溫官拜大司馬。桓玄博學多才，以英雄豪傑自居，晉安帝司馬德宗時為丞相，封楚王，後強迫皇帝讓位。]

虞世南說：“做國王的要有虛懷若谷、容納萬物的氣量。要能象天地一樣寬廣，真誠的誓言必須兌現，然後百姓才會樂於擁護愛戴。可是桓玄這種人，只有淺薄的小聰明，沒有寬宏謙虛的高尚品德，正好趕上東晉末年天下大亂，皇室威不服眾，所以桓玄才能張牙舞爪地恣意妄為，僥倖行險，以圖一逞。當時正值劉裕奮發英姿、掃蕩群雄之際，桓玄最終被滅族身亡，這也是他應得的下場。”

[戰國時的楚大夫鬻權說：“發頒法策法令能為天下謀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親相愛，就是和；民眾不訴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滅禍國殃民的邪惡勢力，就是仁。仁與信，和與道，這是帝王的武器。”

這樣看來，亂世英雄的浮淺智謀，是無助於得到民眾的擁護的。]

南北朝的宋武帝劉裕（字寄奴）滅了桓玄，又幫助東晉維持了數年殘破的江山，然後才稱帝。梁武帝時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認為他比司馬懿、曹操卓越，這是怎么回事？

虞世南說：“魏武帝曹操是曹騰的孫子（曹騰是漢桓帝時的宦官，收夏侯嵩為養子，曹操是嵩的長子，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累世榮耀顯貴，三代人在漢朝享了三十多年福。等到董卓亂漢，操與山東豪雄趁機而起，消滅了罪魁禍首董卓，這也並非曹操一人的功勞。司馬懿歷任魏晉的將相，權傾朝綱，國家的興亡由他掌握，處在安全穩固的位子上，奉皇帝的詔書征伐、誅殺犯上作亂的人，他的權勢、地位，用高屋建領也不足以比喻。

劉裕就不一樣了，他是一個普通老百姓，提劍首創大業，不到一月，就安定了苟延殘喘的晉室。他所鎮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統率著一郡之兵，攻殺四川守將譙縱；西入長安，擒獲了後秦姚泓家族；在山西大峴山打敗了南燕慕容超；在嶺南，打敗占據廣州的焦循，焦氏父子全被斬首。帥旗所指，攻元不克，戰無不勝。觀其豁達恢宏，有漢高祖劉邦的風度，看他勝算在握，可與光武帝劉秀媲美，只可惜在位時間太短，大志未酬，否則他的業績不可限量。這就是為什麼認為他比司馬懿、曹操卓越的緣故。”

[裴子野說：“宋武帝劉裕劣跡比曹操多，功德比司馬懿大。他從一個普通士兵起步，數次抗擊孫恩的烏合之眾；振臂摧毀了荊州、郢州桓玄的牢不可破的軍事家族勢力：雙管齊下，戰車長驅，山東一帶的軍事重鎮就蕩然元存；回戈直指江、湘，五嶺的大小山頭都被肅清；他命令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擊番禹，廣州遂被席捲；起用資歷輕微的朱齡石，四川便被收復；羌族匈奴被他的軍威震攝，攻守、君臣之勢很快倒轉了過來；督率氣吞萬里的大軍安定中原後，假借天命，仿法前代帝王，終於登上皇帝的寶座。這可以說是以仁義取天下了吧。”

裴子野還說：“桓玄有文武奇才，立志雪洗國破家亡的恥辱，身處戰亂之際，調兵遣將，未經浴血奮戰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繼而向全國發號施令，策劃統一大業，不到一年，逼晉安帝讓位，盜竊了國家權力。他自以為名望超過了漢高祖，功勳比得上曹操、司馬懿，就妄圖過過皇帝的癮，讓四海都來恭恭敬敬朝賀自己。到了他假傳聖旨封賞的王謐、桓謙，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鎮服群雄，王綏、謝混等較後發跡的相繼出人頭地，追隨他的本家兄弟，都被安插各地軍政部門的時候，老百姓為他得逞之迅速而驚駭不已，不得不屈服於他的暴力之下，不敢有非分之想。當時的劉裕才是丹徒縣的一介平民，參軍後上司讓他率領的不過數十人，後來糾集同盟，共謀起義，討伐桓玄，閃電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不到半旬就盪清了建康，號令群雄，長驅江漢，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機就消滅了他，使頻臨滅亡的晉室又得以苟延殘喘。自軒轅黃帝以來，還沒有象劉裕這樣用兵神速的。如果不是絕世少有的雄略，如果不是東晉的氣數到了盡頭，怎么能這樣呢？

“由此可知，當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的時候，能治理喪亂的王朝自然要興起。”]

宋孝武帝劉駿和明帝劉彧哪一個賢明？

虞世南說：“這二個皇帝的殘忍雖然表現不同，其本性卻是相同的。誅殺賢良，手足相殘，朝內沒有陳平、周勃那樣的丞相，外部沒有唇齒相依的睦鄰，把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這種昏庸元知的人，難怪能讓蕭道成趁國家破敗之機宰割天下，不到一年，國璽易手。這正如莊子所說，珍貴的東西，捆綁、封鎖得越牢，恰恰是為大盜提供連鍋端的方便。千思百慮，終歸還是失敗，千古為之長嘆！至於權力的傾覆、淪喪，還不是最不幸的！”

[宋孝武帝名駿，宋文帝第三子，官拜江州刺史。他的弟弟劉劭殺害文帝後，劉駿與他的主簿顏竣於江州起義，征討劉劭，打敗劉劭，並將其父子梟首示眾。宋明帝名彧，宋文帝第十八子，即位後就把孝武帝二十八個兒子全部殺害，而且又千方百計掩飾他的罪行，致使天下騷亂。明帝駕崩，子劉昱即位，更其荒淫無道，被蕭道成殺死篡位，建國為齊。]

南北朝時齊國的建元（齊高帝蕭道成年號）至永明（齊武帝蕭賾年號）

年間（公元429——493 年），被稱為太平治世。真的是這么回事嗎？ 虞世南說：“蕭道成是創業之主，知道稼穡的艱難，而且自己生活儉樸清雅，衣食起居務求簡單樸素。齊武帝蕭賾則很重視後宮的華美，有失過度雕飾，但是他把一切政務都委託給少傅王儉，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儉草撰，都說禮教文化的興盛，就數永明年間，一致讚揚蕭賾的輔相用人得當。”

[孔子說到衛靈公的無道時，康子說：“這樣的國君，怎能不亡呢？”孔子說：“要是讓仲叔圉來管理外交，由祝駝管理宗廟祭典，由王孫賈統領軍隊，這樣，怎么會亡呢？”這裡講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處。

田單做齊國的宰相時，有一次過淄水，有老人淌水過河，被凍得打顫，田單解下皮衣給老人穿，引起了齊襄王的反感，說：“田單這樣施惠於人，是不是想奪取我的江山？不早些準備，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這裡講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壞處。

正因為此，齊襄公才嫉恨齊國陳氏的廣施功德。晏子對齊襄王說：“從禮制上講，個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範圍，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濟私，這種行為必須制止。”

齊襄公討厭田單施捨國人，有一個以串珠玉為生的匠人對他說：“大王不如表揚田單的慈善，下令說：‘我擔心有人在挨餓，田單就收容饑民到府上；我擔心有人在挨凍，田單就脫下自己的皮衣給他們穿。他的這種行為使我很滿意。’田單做了這樣的好事，大王能表揚他，這樣一來，感激田單做好事，也就等於你大王做了好事，人民就要感謝你了。”從此以後，人們在街談巷議時都說：“田單所以會愛擁民眾，那是大王教導的結果呀！”

由此看來，國王要想收回大臣們的權利和功德，應當象晏子和串珠人所說的那樣去做。

從前漢高祖病危，呂后問他身後誰當丞相合適，劉邦說：“曹參可以。”

又問他曹參以後呢，他說：“王陵可以。但是王陵這人有些憨厚，陳平可以協助他。陳平這人智謀有餘，但是難以獨當大任。周勃寬厚穩重，但文化修養不足，然而能安定劉氏天下的，必然是周勃。可以讓他當太尉，掌握兵權。”

宋高祖劉裕病重時，告誡太子劉義符：“將軍檀道濟雖有才幹，卻沒有遠大志向。徐羨之、傅亮按說沒有野心。謝晦常跟隨我南征北戰，頗知機變，將來有什麼變故，必然是他搞的，可以用調他到會稽的辦法來處理這件事。”

做國王的，在任賢用能的問題上應當象劉邦和劉裕這樣。]

南北朝時期的宋朝和齊朝，被廢的國王共有五人。這五個廢帝都很驕淫狂暴，彼此沒有什麼不同，有的被殺害，有的乾脆國破人亡。是不是他們本性凶頑，自取其禍，因而被上天拋棄，故意用他們來使國家滅亡呢？

虞世南說：“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別，是因為各自稟受的氣質不同。

至於具有中庸修養的人，都是來源於培訓和學習。自宋王朝和齊王朝以來，負責培養太子的東宮裡的老師，都濫竽充數而已。高貴的和下賤的，由於禮教的原因，互相隔離，良好的教育沒有辦法得到，導師都是由職位決定，很少根據德才選拔。這五個後來做了國王的太子，生性平庸無奇，又沒有周公、召公一樣的導師，良師益友的規勸聽不到，委瑣狎邪的小人惡習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質地，生活在如此野蠻粗俗的環境中，國破身亡的下場，是注定無可避免的了。”

[賈誼說過：“從前周成王還在襁褓之中的時候，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姜太公為太師。保的作用，就是保養好太子的身體；傅的作用，就是用仁義道德輔導太子；師的作用，就是用知識禮儀教育太子。這是三公的職責。

此外，還設定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師，分別負責太子的飲食起居。

因此，太子在懂得學習的童年時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義、禮來培訓教育他，讓他離遠邪惡的小人，不讓他看到醜惡的行為，然後選擇天下端莊正直的人才，孝順父母師長、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聞廣見、有道德、懂權術的人跟隨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處。所以太子見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行為，聽到的是正直無私的言談，行的是正道，因為前後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個人習慣了與正人君子相處，自己也會不知不覺地走上正道，就象生長在齊國的不能不使用齊國高雅的語言一樣；習慣了與奸邪小人相處，就象生長在楚國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國粗俗的語言一樣。

“秦王讓趙高輔導太子胡亥學習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殺人、割鼻就是夷滅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練習射箭。忠言規勸的說是誹謗，為他深謀遠慮的說是妖言惑眾，把殺人當做割草玩一樣。難道胡亥天生性惡嗎？不是，是因為教導他的知識都不是正理。”

晉惠帝的太子司馬通犯了罪，校尉閻纂上書說：“我常常想，遹長期生活在深宮中，沉緬富貴尊榮，憑著先帝創造的條件，生活優越，父母嬌寵。

為他選擇老師時，我見都是選自名門望族的富貴人家，很少有來自寒門的有學問、有情操的讀書人，或者有漢武帝做太子時衛綰、周文那樣的好老師，和剛正不阿的汲黯、鄭莊那樣的好輔臣。這樣一來，太子遹就無法學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禮儀規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際方式與民眾平等相處。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知道貧賤之後方可做貴人。如今他自己毀了東宮，也傷了國家元氣，其所以到了這種的地步，不單單是太子的罪過。諸王子的導師、友人和來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門，和這些人相處，怎么會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現在太子遹言語悖逆，接受懲罰的時候，仍然格守做兒子的規矩，還可以考慮重選師傅，令其改過自新。選配遊藝談學方面的師友，應當是出身寒門，學問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經歷過艱難困苦而名聲、行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與太子相處、遊學，杜絕他與皇親國戚的戚紈絝子弟和輕薄賓客交往，只討論古今孝子如何事奉雙親、忠臣如何報效朝廷，以及知過即改的道理，使他聽到的都是為善之道。恐怕只有這樣，才是萬全之策。”

由此看來，對太子的教育，必須選品學皆優的人擔任，這對於國家來說是最重大、最迫切的問題了。]

梁元帝蕭繹聰明博學，平定禍亂，最終還是國破家亡，為什麼？[元帝是梁武帝蕭衍的第七子，名繹，官拜荊州刺史，曾平定大將軍侯景的叛亂，以荊州為都城。西魏萬紐于謹入侵梁王朝，被俘後，于謹用土袋將其壓死。]

虞世南說：“梁元帝天資聰睿，書畫術數，無一不通，可以說是文武全才。他憑藉順利的形勢討伐逆賊，雪洗梁簡文帝被殺的國恥家仇，因功成名就而繼位，確有可稱道之處。然而在國難之後，創傷還沒有恢復的情況下，相信強敵西魏的甜心蜜語，因偏愛江漢而留戀不去，棄置了建康故都，把兄弟子侄都打發到偏遠的地方，人為地使手足成了仇敵，一旦有事，都在孤獨偏遠之地，不能與他分憂。結果是身亡國滅，生靈塗炭，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棄，確實讓人嘆惜。”

[《淮南子》說：“仁和智，這是最美好的才能！仁的意思是愛人；智的意思是知人。愛人就不會採用暴虐的刑罰；知人就不會導致國家的混亂。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智伯有五種過人之處，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殺害，原因就在於他不愛人；齊王建有三種過人之處，仍然被秦人俘虜，餓死在共邑（今甘肅涇川北），原因就在於他不知賢任能。所以說，仁最關鍵的是愛人，智最關鍵的是知人，這二點不首先具備，即使明察聰慧，靈敏機智，還是不能避免國破家亡。”

有人問：“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身先士卒，可惜在位十年，只活了三十六歲。假如壽命再長些，讓他充分發揮其軍事謀略，他一定能統一天下，成為一代明主嗎？”

虞世南說：“周武帝驍勇無敵，果斷剛強，謀略超人，看他鼓舞士氣能紆尊屈貴，領兵打仗號令嚴明，相比之下越王勾踐和齊國大將穰苴都比不上。

這都是勇猛的大將所應有的特徵，還不具備做皇帝的氣量。”

由此看來，撥亂反正的領袖人物，首要的是應當收服將相之才以為己用，這才是最根本的。不能單靠一人善戰去打天下。正因為此，劉向才說：“知人是王者之道，知事是臣者之道。多才多藝，英勇善戰，能有多大益處呢？”]

南北朝時北齊的文宣帝高洋沉緬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瘋狂錯亂的行為，連夏桀、紂王都不去做。然而能國富人豐，沒有引起國亂人亡，為什麼？[齊文宣帝名洋，後齊高歡的次子，逼後魏元善見禪讓而登基。]

虞世南說：“從前齊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禮義，為人倫道德所唾棄，可是他內政外交全權依靠管仲，結果還做了諸侯的盟主。齊宣帝高洋卑鄙污穢，殘忍暴虐，古今無比。他把國家政務統統交由宰相楊愔等人辦理，得以保護了國家和宗族的安全，這是因為他用人得當，所以沒有國破家亡。”

[殷商時代有三個大臣，夏禹的孫子太康在位時有五個弟弟，都是賢德的人，可是國家還是滅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廢墟，為什麼？

鬻子說：“國王與臣民們一同治理國家，主觀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們有合乎正道的意見，他未必能採納；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決心講信用，但未必能付諸行動。虞公不聽宮之奇唇亡齒寒的忠言，晉國滅了虢國後，在回師的路上順便就把虞國滅了；仇由不聽赤章的意見，最終被智氏滅亡。天下無論哪個

國家，都有忠臣謀士，關鍵在於用與不用罷了。如果不用，最後將給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無窮禍患，到那時，正人君子也無法挽救敗局了。]

南北朝時的陳武帝陳霸光出身於平民百姓，最後開創了帝王大業，他可以與歷史上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說：“陳武帝由於有奇才，有遠見，胸懷匡復大志，有如龍躍大海之中，豹騰峻岭之上。他掃蕩了籠罩皇宮的陰雲，恢復了梁朝蕭氏的傳統皇權。在西部抗擊北周的軍隊，在北方打敗了北齊高歡的殘餘勢力，謀略宏偉遠大，政令法規又沒有什麼疏漏，實在是一位開創基業的好皇帝，撥亂反正的大英雄。雖然比起宋高祖劉裕來有所不及，但比起齊高帝蕭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楊堅由一個普通百姓，掌握最高權力，征服了西邊的蜀國，消滅了江南的後陳。楊堅能與晉武帝司馬炎相比嗎？

虞世南說：“隋文帝由於是周武帝於文邕的國丈，在北周衰弱之際，擔負著輔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馬，最後登位稱帝。他留心政治，凡有舉措，都歸功於皇恩，所以能安撫住新舊權貴，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內政和軍事兩方面的制度規劃，都有可觀的建樹。等到江淮一帶全部平走後，又統一了全國的文字和交通規則。當時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著太平。

可是自從滅了金陵陳國後，開始變得奢侈無度，雖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處理繁雜的國務了。珠寶玉石堆滿宮室，美女佳人充斥後院，為了構建仁壽宮，幾乎把國庫都耗盡了。這樣一來，黎民百姓給弄得財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產了。加之楊堅的猜忌心理日益嚴重，裝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來。他殺戳親生兒子的嬪妃，離間上相楊素的母親[獨孤皇后的異母弟獨孤陀用貓鬼巫蠱，詛咒皇后，秦王楊俊的妃子和楊秦的母親都受了牽連]。朝綱因此紊亂，禮教因此衰亡。楊堅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獨氏干預國家大事，幾個皇子殺的殺，廢的廢，除滅無辜的，扶持自己寵愛的[廢太子楊勇為庶人，立楊廣為太子]。功臣良將，也逐一被誅殺，所剩無幾。楊堅晚年的政治失誤比司馬炎多。建國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國，這是自取滅亡，豈是天意？”

[漢高祖想改立趙王如意為太子，叔孫通規諫說：“春秋時晉獻公因為寵愛驪姬要廢太子申生，立驪姬的兒子奚齊，齊國因此亂了數十年，為天下所恥笑。秦始皇因遲遲不立扶蘇，使趙高得以假傳聖旨立了胡亥，致使國家滅亡。這些教訓陛下都很清楚。現在陛下如果決心廢長子立少子，我願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頸血污地。”漢高祖說：“我只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叔孫通說：“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搖，天下震動。怎么能拿國家大事開玩笑呢？”漢高祖聽從了他的意見。

袁紹喜歡他的小兒子袁尚，就把長子袁譚過繼給其兄，好讓次子接班。

沮授進諫道：“人們說，萬人追逐一隻野兔，其中一人捕獲後，其餘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有了歸屬。再說，同年歲的，以賢為貴，品德相近，以長子為貴。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應當鑒取歷代成敗的經驗教訓；往後看，應當思量以逐免為喻的含義。假如固持已見，禍患就將因此而起了。”袁紹沒有聽從，後來袁氏兄弟果然結下了仇。

所以說，立親生長子為太子，是為了不使庶出的產生疑慮，有疑心就會有行動，同時立二人，就會發生爭奪。同時指定兩個兒子都是繼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亂子，不出亂子那是因為雙親健在。雙親主事不亂，雙親一死必亂。這是大有深意的。]

有人說：“王道、霸道的主張，就照你說的辦好了。敢問人死後賜諡號，以及改用新的曆法，改變服裝顏色，從而使人耳目一新，這又表示什麼？”

我的回答是：古代確定諡號，是為警戒後代，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跡，給予一個有評價意義的名號。這對國王、對親屬，都不能有所隱諱。現在的臣僚們不管名實如何，只求使死者尊貴偉大就行。古人實事求是的作風已經早就不存在了。

從前季康子問孔子“五帝之德”的意思，孔子說：“天有五行，為金、木、水、火、土。這五行按時令交替變化，才滋育生成萬物[一年三百六十日，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來生長育化]。五行由五位正神來掌管[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古代帝王改朝換代時都要改變國號，以效法五行。五行主神輪流主事，有始有終，相生相剋，這裡也有象徵的意思。因此生而為王的，死後要配五行。因此太昊配木[勾芒為木的正神]，炎帝配火[祝融為火的正神]，少昊配金[蓐收為金的正神]，顓頊配水[玄冥為水的正神]，黃帝配土[后土為土的正神]。帝王改立年號，對五行所象徵的德性，各有各的崇尚，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比如木生火，崇尚木德的，所崇尚的顏色卻是火的顏色——赤色。因為木是本，木生火，所以木與火的關係就象母與子的關係]。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稱王，金生水，水色黑，所以崇尚黑色；殷商以水德稱王，水生木，但殷代崇尚白[水生的木本應崇尚青色，所以尚白，是因為避諱土德的尚青。土德本應尚白，因土生金，金色白。但因土為其餘四行之主，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五行用事，首先從木開始，所以土德崇尚的顏色為木之青色]。周代以木德稱王，木生火，故尚赤。這就是三代服飾顏色不同的原因。到了漢初，賈誼認為漢應以土德稱王，因為五行的轉移，應依據相生相剋的法則[五行的代替，常根據金木水火土相剋的法則]。秦朝是水德，所以他說漢朝是用土克制了它。劉向父子認為帝王是從木德代表的震方即東方產生的，所以庖犧氏第一個受的是木德，其後以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這樣的順序，數到漢代，應當是屬火德，所以漢高祖起事之初，神母夜哭，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劉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統治權。上古時的共工，以水德夾在水生木、水克火之間，與秦朝是同樣的命運，因為處的位置不對，所以都命不長。

[在我看來，帝王的興起，各依其本源，在神農至舜的五帝之後，各有其承繼。怎么知道的呢？漢是堯的後裔，堯以火德稱王，五行轉了一圈，正好建立了漢朝，所以漢朝也是火德。袁紹時，耿包說：“赤色的火德已經衰盡，袁是舜的後代，舜是土德，舜在保佑你，所以你應進取。”這是因為他知道帝王的興起各有其本源，在五帝之後各有承繼。秦是顓頊的後裔，顓碩應是水德，所以秦也是水德。]

按照這一法則推論，即使經歷一百代，都可以知道其興亡衰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