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性

譯文

《體性》是《文心雕龍》的第二十七篇，從作品風格（“體”）和作者性格（“性”）的關係來論述文學作品的風格特色。

全篇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文學創作的根本問題談起，指出創作是作者有了某種情感的衝動，才發而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氣、學、習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風格特徵有著一定的關係。劉勰認為作品的風格是：“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風格。他把各種風格大體上歸納為“典雅”、“遠奧”等八種，並概括地總結了這八種風格的基本特點。在這八種中，劉勰對“新奇”和“輕靡”兩種比較不滿。不過他認為，一個人的風格不限於一種，而往往有參差錯綜或前後不同的發展變化。

第二部分以賈誼、司馬相如、王粲、陸機等十多人的具體情況，來進一步闡明作者性格與作品的風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強調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長期刻苦地學習。八種風格雖然變化無窮，只要自己努力學習，就可融會貫通。因此，他主張作者從小就應向雅正的作品學習。

“風格即人”，它是作者個性的藝術表現。本篇能結合“體”、“性”兩個方面來探討，這是對的。劉勰以徵聖、宗經的觀點來強調或貶低某種風格，這給他的風格論帶來一定局限。但在理論上，他正確地總結了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確了風格和個性的關係，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這對古代風格論的建立和發展，都是有益的。

（一）
人的感情如果激動了，就形成為語言，道理如果要表達，便體現為文章。這是把隱藏在心中的情和理髮表為明顯的語言文字，表里應該是一致的。不過人的才華有平凡和傑出之分，氣質有剛強和柔弱之別，學識有淺薄及湛深之異，習慣有雅正跟邪僻之差。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決定，並受後天的薰陶而成；這就造成創作領域內千變萬化，奇譎如天上流雲，詭秘似海上波濤。那么，在寫作上，文辭和道理的平凡或傑出，總是同作者的才華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剛健或柔弱，難道會和作者的氣質有差別？所述事情和意義的淺顯或湛深，也不會和作者的學識相反；所形成的風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習慣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來寫作，作品的風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樣彼此互異。歸根到底，不外八種風格：第一種是“典雅”，第二種是“遠奧”，第三種是“精約”，第四種是“顯附”，第五種是“繁縟”，第六種是“壯麗”，第七種是“新奇”，第八種是“輕靡”。所謂“典雅”，就是向經書學習，與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謂“遠奧”，就是文采比較含蓄而有法度，說理以道家學說為主的。所謂“精約”，就是字句簡練，分析精細的。所謂“顯附”，就是文辭質直，意義明暢，符合事物，使人滿意的。所謂“繁縟”，就是比喻廣博，文采豐富，善於鋪陳，光華四溢的。所謂“壯麗”，就是議論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謂“新奇”，就是棄舊趨新，以詭奇怪異為貴的。所謂“輕靡”，就是辭藻浮華，情志無力，內容空泛，趨向庸俗的。這八種風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遠奧”和“顯附”不同，“繁縟”和“精約”有異，“壯麗”和“輕靡”相別。文章的各種表現，都不出這個範圍了。

（二）
這八種風格常常變化，其成功在於學問；但才華也是個關鍵，這是從先天的氣質來的。培養氣質以充實人的情志，情志確定文章的語言；文章能否寫得精美，無不來自人的情性。因此，賈誼性格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說理誇張而辭藻過多；揚雄性格沉靜，所以作品內容含蓄而意味深長；劉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顯而用事廣博；班固性格雅正溫和，所以論斷精密而文思細緻；張衡性格深沉通達，所以考慮周到而辭采細密；王粲性急才銳，所以作品鋒芒顯露而才識果斷；劉楨性格狹隘急遽，所以文辭有力而令人驚駭；阮籍性格放逸不羈，所以作品的音調就不同凡響；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興會充沛而辭采犀利；潘岳性格輕率而敏捷，所以文辭銳利而音節流暢；陸機性格莊重，所以內容繁雜而文辭隱晦。由此推論，內在的性格與表達於外的文章是一致的。這不是作者天賦資質和作品中所體現的才氣的一般情況嗎？

（三）
作者的才華雖有一定的天賦，但學習則一開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絲綢，要在開始時就決定功效；若等到器具製成，顏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變了。因此，少年學習寫作時，應先從雅正的作品開始；從根本來尋究枝葉，思路便易圓轉。上述八種風格雖然不同，但只要能融會貫通，就可合乎法則；正如車輪有了軸心，輻條自然能聚合起來。所以應該學習正確的風格來培養自己的習慣，根據自己的性格來培養寫作的才華。所謂創作的指南針，就是指的這條道路。

（四）
總之，由於作者的才華和性格有區別，因而作品的風格也多種多樣。但文辭只是次要的枝葉，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幹。正如古代禮服上的花紋是華麗而雅正的，過分追求奇巧就會使雜色攪亂正色。在寫作上，作者的才華和氣質可以陶冶而成，不過需要長期地觀摩浸染才見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