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論君道

譯文

貞觀初年，唐太宗對侍從的大臣們說：“做君主的法則，必須首先存活百姓。如果損害百姓來奉養自身，那就好比是割大腿上的肉來填飽肚子，肚子填飽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必須先端正自身，絕不會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彎曲，上頭治理好了而下邊發生動亂的事。我常想能傷身子的並不是身外的東西，而都是由於自身追求耳目口鼻之好才釀成災禍。如一味講究吃喝，沉溺於音樂女色，欲望越多，損害也就越大，既妨礙政事，又擾害百姓。如果再說出一些不合事理的話來，就更會弄得人心渙散，怨言四起，眾叛親離。每當我想到這些，就不敢放縱取樂貪圖安逸。”諫議大夫魏徵對答說：“古代聖明的君主，也都是先就近從自身入手，才能遠而推及一切事物。過去楚莊王聘用詹何，問他治理好國家的要領，詹何卻用加強自身修養的方法來回答。楚莊王再問他治理國家該怎么辦，詹何說：‘沒有聽到過自身治理好而國家會發生動亂的。’陛下所明白的，實在符合古人的道理。”

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說：“什麼叫做聖明君主、昏暗君主？”魏徵答道：“君主之所以能聖明，是因為能夠兼聽各方面的話；其所以會昏暗，是因為偏聽偏信。《詩經》說：‘古人說過這樣的話，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徵求意見。’過去唐堯、虞舜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招納賢才；廣開視聽，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聖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鯀這樣的壞人不能蒙蔽他，花言巧語也不能迷惑他。秦二世卻深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到天下大亂、百姓背叛，他還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異，到侯景興兵作亂舉兵圍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馬攻掠城邑時，他還是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只有通過多方面聽取和採納臣下的建議，才能使顯貴大臣不能蒙上蔽下，這樣下情就一定能上達。”太宗很讚賞他講的話。

貞觀十年時，唐太宗問侍從的大臣：“在帝王的事業中，創業與守業哪件事比較艱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答說：“國家開始創業的時候，各地豪傑競起，你攻破他他才投降，你戰勝他他才屈服，這樣看來，還是創業艱難。”魏徵對答說：“帝王的興起，一定是在前朝衰亂的時候，這時推翻昏亂的舊主，百姓就樂於擁戴，四海之內也都會先後歸順，這正是天授人與，如此看來創業並不艱難。然而已經取得天下之後，驕傲放縱，百姓需要休養生息而徭役沒有休止，百姓已經窮困凋敝而奢侈的事務還仍然不停，國家的衰敗，常常就是這樣開始的。這樣看來，守業更難。”太宗說：“玄齡當初跟隨我平定天下，歷盡了艱難困苦，多次死裡逃生，所以知道創業的艱難。魏徵替我安定天下，擔心出現驕奢淫逸的苗頭，陷入危亡的泥坑，所以知道守業的艱難。如今創業的艱難既已過去，守業這一難事就得和諸公一道慎之才是。”

貞觀十一年，特進魏徵上奏疏說：

據我觀察各個朝代興衰更迭的變化，發現自古以來每個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創下基業的，都是用武功與謀略使各路英雄歸順的，然後再用文治來教化天下百姓。誰都希望創下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是能夠千秋萬代傳承下去並且最後獲得好結局的朝代卻微乎其微。各個朝代都相繼衰敗滅亡，這是什麼原因呢？究其根本，在於帝王失去了為君之道。

過去隋朝統一天下的時候兵力是多么強大啊，三十多年來，大國的威儀不可一世。誰想到後來竟毀於一旦，叛亂一起，國家政權就拱手讓人。難道是隋煬帝厭惡國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長治久安，所以就採取桀紂那樣的殘暴統治，自取滅亡嗎？肯定不是這樣的。我看這是因為他倚仗國家富強，為所欲為，不考慮自己行為的後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時候，奴役天下所有的人來滿足他一個人的私慾，收集天下所有的寶物供他一個人玩賞，挑選各地的美女供他一個人淫樂，尋找異域奇珍供他一個人消遣。他居住的宮殿極其華麗奢侈，修築的台榭無比瑰麗雄奇。這就必然造成徭役煩瑣，戰爭不斷。再加上朝廷之外，列強虎視眈眈；朝廷之內，大臣險惡奸詐。這樣，諂媚陰險的人必然青雲得志，忠誠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難保。整個朝廷上下，君臣之間都互相蒙蔽欺騙，心懷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勢所趨，國家四分五裂在所難免。就這樣，至高無上的君王——隋煬帝，到頭來為叛賊所殺，死於非命，他的子孫也被殺盡，最終落得被天下人恥笑的結局，這難道不叫人痛惜嗎？

可是，賢明的君主卻能抓住每一個機會，挽救危難，讓瀕臨滅亡的國家重新恢復正常，讓廢弛的禮儀法度重新發揚光大。不過，僅僅依靠一時的邊境安定、國家安寧去維持統治，絕不是長久之計；停止戰爭，無所作為地維持現狀，也難以統治百年。陛下，您現在住著豪華的宮殿，收藏有天下的奇珍異寶，舉國的美女在身邊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盡聽您的調遣。如果能從以往的亡國事例中及時吸取教訓，總結奪取天下的經驗，每日謹慎地處理政務，不要懈怠；去掉紂王的奢靡，拋卻始皇的殘暴，從富麗堂皇的亭台樓閣中看出危亡的禍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樣克己勤民，那么治國之理自然融會貫通。這樣，即使表面什麼也不做，整個國家卻依然井井有條，這是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說來，如果要保住基業，不讓它毀亡，就應該在興國之後克制私慾，居住舊時的宮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宮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東西，將需求減至最低。華麗的建築夾雜著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階梯中有著土做的台階，一心一意地讓自己的儉樸使天下人心悅誠服。同時必須時刻思量著為君為官者的安逸，百姓勞作者的苦累。能做到這一點，那么千千萬萬的人一定會為他的出現而感到高興，萬民景仰聽從他，這是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為君主不認真思考，不慎重考慮他的所作所為的後果，忘記了創業的艱難，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賴天命，忽略古聖王恭謹儉樸的美德，大興土木，一味追求靡麗的雕樑畫棟，宮殿也在原先的基礎上不斷擴建、修飾，樂此不疲，永遠沒有滿足的時候。這樣，人們當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見勞役，這是為君之道的下等。這行為就像背著乾柴去救火，用熱湯去止住沸騰的水，用暴政代替yín亂，其實和yín亂是一樣的，它的後果不堪構想，後人應該警惕啊！如果帝王沒有什麼政績，則必然招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會觸怒神靈，神靈發怒必然使災害產生，災害既然產生，禍亂就必然緊隨而來。禍亂一旦產生，自然很難收拾，能夠在這種情況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順應天命，創立基業之後，將有七百年的興盛時期，將基業一代一代地傳給子孫繼承下去。江山很難得到但是很容易失去，面對歷史的教訓，為王者對此難道不應該有所警戒嗎？

同月，魏徵又進獻了一篇奏疏：

臣聽說要想使樹木長得高，必須使它的根部穩固；要想使水流得遠，必須使它的源頭疏通；要想使國家安定，必須以德治國。源頭的水源不通暢卻想讓水流得很遠，樹根不牢固卻想讓樹木長得高大，仁德不施卻希望理，我雖然愚蠢到了極點，也知道這些是不可能的，更何況聖明的君主呢！皇上作為萬聖之尊，高貴得與天地同輝，如果只極力推崇天命，讓自己長命百歲，全然不思考居安思危的道理，力戒驕奢，崇尚節儉，推崇好的德行，而只任自己的情慾蔓延而不加以克制，這就像砍掉樹根來讓樹木枝繁葉茂，堵塞源頭而想讓河水流得很遠的道理一樣。

一般說來，很多國君順應天命之後，沒有不擔憂自己成就功業而德行卻隨之墮落的。很多人確實開頭做得很好，可是能將這些好的做法堅持到底的卻非常少，這難道真是創業容易守業難嗎？過去奪取天下的時候力量無窮無盡，現在要守住基業卻顯得力不從心，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一個人有憂患意識的時候，必然誠心誠意對待下屬；一旦自己的心愿達到了，就放縱私慾，不可一世。誠心待人，即使是敵人都可以結為朋友；不可一世，即使是兄弟也會反目成仇，形同陌路。即使用嚴酷的刑法，威嚴的氣勢來控制下屬使其屈服，他們也只不過為苟且保全性命而心懷二志，外表謙恭卻心存怨恨。怨氣雖不在大小，但讓人擔憂的卻是它違背了人心，這之中所蘊涵的道理就像水既可以讓船行駛也可以讓船沉沒的道理一樣，難道還不讓人深思和警醒嗎？奔騰的馬車如果用腐朽的繩子來駕馭，還能指望它跑得很久很遠嗎？

好的國君，在遇到想要的東西時，就要思考知足常樂的道理，進行自我約束。在有所行動之前，應該想一想，這是不是可以不做，會不會驚動百姓。常常有危機意識，才能夠使自己的思想謙虛平和。害怕驕傲自滿，就應該常常思考海納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歡打獵，就該有所限度。擔心自己懈怠，就應該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終。害怕自己受蒙蔽，就應該想一想自己如何虛懷若谷才能廣納臣子的意見。擔心聽信讒言，就應該思考如何使自己行為端正，以達到懲惡揚善的目的。實行賞賜，不要因為自己的喜好而隨意改變標準。執行懲罰，也不可因自己一時的怒火而恣意濫用。做到了“十思”，發揚了“九德”，那么一個國家就能夠人盡其才，智者能夠發揮他的智謀，勇者能夠竭盡他的武力，仁者能夠傳播他的賢德，信者能夠表現他的忠義，文臣武將都能夠競相為朝廷效力。這樣一來，國家就會太平，君臣之間融洽和睦，相安無事。國君可以安心巡遊，彈琴作賦，頤養天年。天下自然無為而治，又何必去勞心費力，事必躬親，違背無為治國的道理呢？

唐太宗親手詔書答覆說：

朕看了愛卿寫的奏疏，言語懇切。愛卿的一片忠肝義膽由此可見一斑。批閱你的奏疏，常常讓我忘記疲倦，而且你的言辭讓我深受感動。倘使卿對國情了解不深，怎么能夠為我提出如此中肯的建議，而及時糾正我的過失呢？我聽說晉武帝滅掉吳國之後，只顧驕奢淫逸，不再關心國家政治。太傅何曾退朝回家後，對他的兒子何劭說：“我每天都看見皇上不談論治理國家的雄才大略，而只是說一些日常生活的俚俗之語，這和治理國家的道理相去甚遠呀。這難道不是將災禍遺留給子孫嗎？國家在你這一代還不至於混亂，因而你的性命暫且可以保全。”他又指著他的孫子們痛惜地說：“可是到了你們長大的時候，必定遇上朝廷變故而性命不保。”後來孫子何綏果然遇上晉王室之間為爭奪王位而發生的內部叛亂，結果他在叛亂中，為荒淫的酷刑所殺害。以往的史書稱讚這事，說何曾有先見之明。我的看法與之不同，我認為何曾可以說是不忠之臣，他是罪大惡極的。作為臣子，上朝應思考如何指陳時政、盡忠直言，退朝時應廢寢忘食，彌補皇上的過失。這樣使君主的美德不斷得到發揚，錯誤不斷得到糾正，就是常說的君臣同治的道理。何曾地位尊貴，權勢顯赫，應當直言進諫，談論治國大道，匡扶時政。然而他在退朝後才說關於朝綱的言論，朝見時，在晉武帝面前卻沒有勇敢地直言規勸，說他是明智之人，難道不荒謬嗎？如果國家危亡卻不知道輔佐扶持，哪裡還用得著這樣的官吏呢？你所上書的建議，我已認真地閱讀過了。這些金玉良言，應時時放在我的案頭上，就像古代用來警示自己矯偏糾過的信物一樣。這樣，他日必定會有收穫，等到過些年月，國家就會更加繁榮富庶。因為我有你的扶持，所以感到很放心，就像魚兒有水一樣，一切都得心應手、稱心如意。你敢於直言而無所隱瞞的奏疏，我現在才回復。此後，我仍將虛懷若谷，恭敬地聽取你治國方面的好意見。

貞觀十五年，唐太宗問身邊的侍臣：“守江山是難還是易？”魏徵回答：“很難。”唐太宗說：“我選拔任用賢才，接受建議就行了，有什麼難的？”魏徵說：“據我觀察，自古以來的帝王，在憂患危難的時候能夠選舉賢才，接受忠告；到了天下太平的時候反而懈怠政務，疏遠敢於直言進諫的人，使之戰戰兢兢，不敢進言。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會使國家滅亡。正因為如此，古代聖人才要居安思危。你想想，國家太平無事，卻要使國君心懷憂懼，這難道不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