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制一

昔者禹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則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為準矣。當是時，其國之君，於其封疆之內田土之肥瘠，民口之眾寡，時勢之遷改，視之為門以內之事也。

井田既壞，漢初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蓋土地廣大，不能縷分區別，總其大勢，使瘠土之民不至於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為則，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吾亦可無事於縷分區別，而為則壤經野之事也。

夫三十而稅一，下下之稅也，當三代之盛，賦有九等，不能盡出於下下，漢獨能為三代之所不能為者，豈漢之德過於三代歟？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較之於古亦末嘗為輕也。

至於後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為什一而稅，古之法也。

漢之省賦，非通行長久之道，必欲合於古法。九州之田，不授於上而賦以什一，則是以上上為則也。以上上為則，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漢之武帝，度支不足，至於賣爵、貸假、榷酤、算緡、鹽鐵之事無所不舉，乃終不敢有加于田賦者，彼東郭鹹陽、孔僅、桑弘羊，計慮猶未熟與？然則什而稅一，名為古法，其不合於古法甚矣。而兵興之世，又不能守其什一者，其賦之於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時之用制天下之賦，後王因之。後王既衰，又以其時之用制天下之賦，而後王又因之。

嗚呼！吾見天下之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

儒者曰：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晉之民又困於漢、唐，宋之民又困於魏、晉？則天下之害民者，寧獨在井田之不復乎！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江南之賦至錢氏而重，宋未嘗改；至張士誠而又重，有明亦未嘗改。

故一畝之賦，自三鬥起科至於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計其一歲之獲，不過一石，盡輸於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亂世苟且之術也。吾意有王者起，必當重定天下之賦；重定天下之賦，必當以下下為則而後合於古法也。

或曰：三十而稅一，國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內，天子食之，其收之諸候之貢者，不能十之一。今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彼收其十一者尚無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憂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廢，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議，師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其意雖善；然古之聖君，方授田以養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復以法奪之，授田之政末成而奪田之事先見，所謂行一不義而不可為也。

或者謂奪富民之田則生亂，欲復井田者，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而後可，故漢高祖之滅秦，光武之乘漢，可為而不為為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殺戮，為其可以便吾事，將使田既井而後，人民繁庶，或不能於吾制無齟齬，豈反謂之不幸與？

後儒言井田必不可復者，莫詳於蘇洵；言井田必可復者，莫切於胡翰、方孝孺。洵以川路、澮道、洫塗、溝畛，遂徑之制，非窮數百年之力不可。夫誠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蘇洵之所憂者，皆非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復，其所以復之之法亦不能詳。余蓋於衛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復井田者亦不外於是矣。世儒於屯田則言可行，於井田則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為十也。

每軍撥出五十畝，古之百畝也，非即周時一夫授田百畝乎？五十畝科正糧十二石，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實征十二石也。每畝二斗四升，亦即周之鄉遂用貢法也。天下屯田見額六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三頃，以萬曆六年實在田土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二十八畝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為難行。況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

州縣之內，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實在田土均之，人戶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戶授田五十畝，尚余田一萬七千三十二萬五千八百二十八畝，以聽富民之所占，則天下之田自無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紛紛，而徒為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於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復也。

難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則屯田之軍日宜繁庶，何以復有銷耗也？日：此其說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雖授之田，不足以挽其鄉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夫屯種而任之老弱，則所獲幾何，且彼見不屯者之未嘗不得食也，亦何為而任其勞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稅一，今每畝二斗四升，計一畝之入不過一石，則是什稅二有半矣，三也。又徵收主自武人而郡縣不與，則凡刻剝其軍者何所不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銷耗與？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日：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

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

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

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谷，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

楊炎變為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並庸、調而入於租也。相沿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

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

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

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萬曆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為戶部，合三餉為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於兩稅也。至今日以為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

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為之制。援田於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於暴稅乎！

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於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為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匹，直錢一千，輸官聽為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為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並歸田土，於是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米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

宋隆興二年，詔溫、台、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谷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

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為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為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即欲以錢準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為賦，陸贊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為不可，而況以銀為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為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為雔也。

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

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為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士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為害也。

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為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為一畝，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為畝，分之五等。

魚鱗冊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

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加其力有餘也而悉耕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上田一畝較量多寡，亦無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