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六十二

譯文

長江南面的運河，從杭州北郭務到謝村北面，有十二里洋，有塘棲，德清之水流入其中。

越過北陸橋進入崇德地界，經過松老到達高新橋，海鹽支河通到運河。

繞過崇德城南，轉而向東北，到達小高陽橋束面，經過石門塘，轉而向東，是王灣。

到了卑林，水深的地方達到一丈。

經過永新，進入秀水地界，越過陡門鎮，向北為分鄉鋪，稍稍向東為繡塔。

向北經由嘉興城西轉而再向北流，出了杉青三處閘門，到達王江涇鎮，松江運輸的船從束來會合於此。

向北是平望驛，向東到達鶯脰湖，湖州運輸船從西出於新興橋會合於此。

向北到松陵驛，經由昊江到三里橋，向北有震澤，向南有黃天盪，水勢浩大，夾浦橋多次修建。

向北經過蘇州城東鮎魚口，河水經由盤塘流入其中。

向北到達楓橋，從射瀆經過游墅關，經過白鶴鋪，是長洲、無錫兩邑的地界。

錫山驛水深僅可浮瓦礫。

經過黃埠，到達洛社橋，江陰九里河的水與此相通。

西北為常州，漕河從前穿城而過，從柬水門進，經由西水門出去。

嘉靖末年，為防禦倭寇入侵，改從南城護城河經過。

江陰，順著塘河水經由城柬通過丁堰，沙子湖在它的西南，宜興鍾溪的水流入其中。

又向西，直瀆水流入其中，又向西是奔牛、呂城二閘門，常州、鎮江地界於其中，都有月河來輔助控制和排泄，後來一併廢棄。

它的南面是金壇河，溧陽、高淳的水出於此。

丹陽南二十里是陵口，向北二十五里是黃泥壩，從前都建置有閘門。

練湖水高於漕河數丈，一處經由三思橋，一處經由仁智橋，都流入運河。

向北經過丹徒鎮，有獵婆灘多細軟的浮沙。

丹徒以上的漕運河道，根據江水的漲落而或盈或涸。

經過鎮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堤綿延二十丈，可以藏舟避風，從這裡泛舟於長江，與瓜步相對。

從北郭到京口首尾八百餘里，全都是平穩水流。

經過嘉興和蘇州，眾多水流所聚集，到常州以西，地勢逐漸高仰，水淺容易排泄，漲滿和乾涸不固定，時而疏通時而堵塞，常常同時取道孟瀆、德勝兩河，向東泛舟於大江，以到達揚州、泰州。

洪武二十六年，曾經命令崇山侯李新開通溧水胭脂河，用來通暢浙江漕運，避免丹陽運送物資和大江風浪的危險。

而三昊的谷糧，必定經由常州、鎮江。

三十一年，疏浚奔牛、呂城二壩河道。

丞樂年間，修築練湖堤岸。

就命令通政張躂調集民工十萬，疏通常州孟瀆河，又疏通蘭陵溝，往北到達孟瀆河閘，六乾余丈，往南到達奔牛鎮，一千二百餘文。

隨後又疏通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使到達長江。

漕運之船從奔牛逆行於京口，河水乾枯就改道從垂遺往右直奔瓜洲，到達白塔，以此為常規。

童德六年，依從武進百姓的請求，疏通德勝新河四十里。

八年，工程竣工。

漕運之船從德勝北進入長江，直達泰興的北新河。

從泰州壩到達揚子灣進入漕河，比照經由白塔來更加方便。

於是，漕河及孟瀆、德勝三河一起暢通，都可以通航運輸了。

正統元年，朝廷大臣上奏說：“從新港到奔牛，漕河一百五十里，從前有水車捲起長江潮水灌注其中，通行船隻灌溉田地。

請求支付官府之錢購置水車。”詔令允許。

然而，三河的入江口處，都是由低而高，其水也是輪換漲滿和退落。

八年，武進百姓請求疏通德勝及北新河。

浙江都司蕭華則請求疏通孟瀆。

巡撫周忱決定疏浚兩河，而停止北新的築壩。

白塔河的大橋閘按時開關，而常州、鎮江漕河也疏通了。

景泰年間，漕河又被淤塞，於是，導引漕運船隻全部經由孟演。

三年，御史練綱說：“漕運船隻從夏港和孟濱到長江，逆水行駛三百里，纔到達瓜洲。

德勝正對北新，而白塔又與孟瀆斜對，從這裡兩岸橫渡很近，應當大力疏通淤塞。”皇帝命令尚書石璞處置。

適逢有人請求開通鎮江七里港，導引金山往上流到達丹陽，用來避免孟瀆險阻。

鎮江知府林雞認為迂迴水道多石頭，毀壞百姓田地墳墓多，應當疏通京口閘、甘露壩，河道里程不遠，人力物力減省。

於是依從林雞的主張。

浙江參政胡清又想放棄新港、奔牛等壩，修建石閘來蓄積泉水。

也依從他的請求。

而疏通德勝河與開通港口的主張一起停止。

然而，石閘雖然建立，蓄水卻不能多得，漕運船隻仍然進入孟瀆。

天順元年，尚寶少卿凌信說，糧船經過鎮江里河最焉便利。

皇帝認為對，命令糧儲河道都御史李秉開通七里港口，導引長江水注入其中，並且疏通奔午、新港的淤塞。

巡撫崔恭又請求增建五處閘門。

到成化四年，建閘工程纔完成。

於是，漕運船隻全部經由里河，其它進入二河的船，返空的船和其它船而已。

制定製度，孟瀆河口與瓜、儀各港都是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孟瀆河寬廣不很淤塞，里河不久就乾枯了，則又改道從孟瀆。

弘治十七年，工部大臣又陳述夏港、孟瀆速道航行大江的害處，請求趕快疏通京口淤塞，然後導引練湖水灌注其中。

詔令迅速施行。

正德二年，又開通白塔河和江口、大橋、潘家、通江四閘。

十四年，依從督漕都御史臧鳳的計策，疏通常州上下里河，漕運船隻暢通無阻五十餘年。

萬曆元年，漕河又漸漸乾涸，再一次疏通它。

歲貢生許汝愚上奏說：“建國之初設立四座閘門：叫做京口、丹徒的，防止三江水的乾枯；叫做呂城、奔牛的，防止五湖水的排泄。

從丹陽到鎮江蓄積成為湖的有三處：叫做練湖、焦子、杜墅。

時間一久，居住的百姓侵占為田耕種，焦、杜二湖全部乾涸，勉強保存練湖，還是有被侵占的。

因而四座閘門全都是空設了。

請求疏通三湖原來的地方來通行漕運。”總河傅希摯說：“練湖已經疏通，然而，焦子、杜墅水源很少，沒有益處。”他的主張於是停止。

不久，練湖又淤淺。

萬曆五年，御史郭思極、陳世寶先後請求恢復練湖，疏通孟瀆。

然而，給事中湯聘尹則請求在京口旁邊另外修建一座閘門，導引長江水向內注入，潮水上漲就打開，退落就關閉。

御史尹良任又說：“孟瀆通過長江流入黃家港，水面雖然廣闊，長江水流很平穩，從這裡到達泰興而又到達灣頭、高郵只有二百餘里，可以避免瓜、儀不可揣測的災難。

至於京口往北通過金山而下，水上遇風有被淹沒的災難，應當挖深甘露港兩岸的洲田十餘里，以便利於返回般只停泊。”御史林應訓又說：“從萬綠橋到孟瀆，兩岸山勢峻峭，雨水大了容易垮塌，並且畏江潮水湧起泥沙，淤塞難免。

應當在萬綠橋、黃連樹各建閘門用來幫助積蓄與排放。”又說：“練湖自從西晉陳敏阻遏馬林溪水，導引長山八十四溪的水來灌溉雲陽，堤命名為練塘，又叫做練河，總共四十里左右。

環繞湖邊建立涵洞十三處。

宋紹興年問，中間設定橫堤，分為上下湖，建立上、中、下三處閘門。

八十四溪的水開始經過辰溪沖入上湖，再經由三處閘門轉流入下湖。

洪武年問，因為運道有阻滯，靠著下湖東堤建立三處閘門，憑藉湖水來拯濟運道，後來就逐漸被堵塞。

現在，應當完全除去侵占，再疏浚為湖。

上湖四邊夾著小山，下湖東北邊臨近河道，原堤完整牢固，祇應當修補中間缺口，並且在西南增築堤，與東北堤岸相對應。

至於三處閘門，只有靠近湖的上閘門還是像原先那樣，應當增建中、下二閘門，再建立鹼水閘二座，界於巾、下二閘門之間。

共除去土地五千多畝，堵塞沿著堤岸私自設立的涵洞，只保存其原來的十三處，用來排放湖水。

冬春就關閉，不能私自打開。

因為練湖沒有了水源，只有依賴於蓄積，增築堤岸打開閘門，湖水常常有餘，然後可以用來補濟運道。

臣親自查驗上湖地勢高仰，這是八十四溪之水流入上湖的來由，害怕它容易泄漏；下湖地勢平坦寬廣，僅僅高於漕河幾尺，又常常害怕它不充滿。

真正使湖水充足堤岸堅固，就應該隨時灌注它，河流就有全力供運輸行船了。”都下交主管部門斟酌商議。

萬曆十三年，鎮江知府昊搦謙又說：“練湖中堤應當命令有關部門在春初就進行修治，以防止被衝垮，並且禁止有勢力的豪強侵占。”依從他的主張。

十七年，疏通武進橫林漕河。

塞禎元年，疏通京口漕河。

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言《漕河議》，說：“神廟初年，臣的先人姜寶撰寫《漕河議》，當權者採納施行，沒有開闢河道而能拯濟運河二十多年。

後來又租佃湖地妨礙運河，每年都要受疏浚運道的拖累。

年老有識的人說，‘京口閘底與虎丘塔頂齊平’，從這可以知道挖河毫無益處，積聚湖水最為重要。

現在，應當革除租佃，修建閘門，並且加高上下湖周圍的小土堤，蓄積水使湖加深。

況且，漕河閘座不僅僅是京日、呂城、新閘、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泥壩、新豐、大犢山處處有閘座，全都已廢棄，全都應當修建。

而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瀆河，滕村溪的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的小閘口，都應該趕快修整。

到了奔牛、呂城的北邊，各建立減水閘。

每年十月，用土填塞堅實，商船民船全部令其迴繞堤壩。

這都是所應當遵循的舊規。

近來，有人想開通九曲河，使運輪船隻直接從泡港閘出於長江，直達揚子橋，以避免瓜洲開閘滯留的情況，試行以後施行是可以的。

返空糧船及官船，應當從長江通行，並且，在河莊建立閘門進行開關。

多處工程一起施行，漕運之事就很容易了。”其主張最終沒有施行。

壟漕，是指湖廣漕運船隻從漢水、沔水往下到潯陽，江西漕運船隻出章江、鄱陽，然後在湖口會合，和南直隸寧、太、池、安、江寧、廣德的船隻，一起在大江航行，進入儀真通江閘，然後逆行於淮、揚進入閘河。

瓜洲、儀真之間，是運道的最關鍵之處。

洪武年間，運送軍糧供應遼東兵士，從儀真往上到淮安，經由鹽城泛舟在海上航行；運送軍糧供應梁州、晉州的，也從儀真到淮安，迴繞堤壩進入淮河。

長江口建立堤壩修建閘門，總共十三處。

疏浚揚子橋河到黃泥灣九千多丈。

永樂年間，疏浚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築沿江堤岸。

洪熙元年，疏浚儀真壩河，以後，規定製度，儀真壩往下到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的孟瀆河全都每三年進行一次疏浚。

宣德年問，依從侍郎趙新、御史陳祚的請求，疏浚黃泥灘、清江閘。

成化年間，在儀真修建閘門連線長江河港的有三處，汀都蓄留潮水連線長江的閘門有二處。

不久，連線長江河港的三處被堵塞。

弘治初年，又開通它，不久，又在總港口修建閘門蓄積河水。

儀真、江都二縣之間，有官塘五處，修築閘門蓄水，用來灌溉百姓田地，有財有勢的人強占去把它作為家業，真、揚之間運道阻塞。

嘉靖二午，御史秦鈸請求恢復五處官塘。

依從他的請求。

萬曆五年，御史陳世寶說：“儀真江口，距離閘門太遠，請在上下十數丈左右增建二座閘門，根據湖水增減而開關，以便攔截出長江的船隻，全都使其進入閘門，或許能避免滯留。”奏疏上呈，議定施行。

自塔河，在泰州。

往上通到邵伯，往下連線大江，斜對常州孟演河與泰興北新河，都是浙江漕河的支河道。

從陳管開始開通。

宣德年問，依從趙新、陳祚的請求，命令陳瑝役使民工四萬五千餘人疏通它，建立新閘、潘家莊、大橋、江口四座閘門。

正統四年，河水衝破堤防，閘門被堵塞，都督武興因此關閉不用，仍然從瓜洲迴繞堤壩。

瓜洲的堤壩，洪武年間所修築，總共十五處，排列於東西二港之間。

永樂年間，廢棄束壩成廠房，用來儲存木材，只保存西港七壩。

漕運船隻失去了停船靠岸的地方，多次遭受大風的危險。

英宗初年，纔又疏通東港。

不久，巡撫周忱在白塔河的大橋閘修築堤壩，按照一定的時間開關，漕運船隻逐漸分開航行。

自從鎮江襄河開通，漕運船隻出甘露、新港，直接渡過瓜洲；然而白塔、北新，都因為長珏路途危險遙遠，捨棄而不經由那裡。

衛漕，就是衛河。

源出於河南輝縣，到達臨清與會通河匯合，往北到達天津。

從臨清以北都稱為衛河。

詳情都記載於本《河渠志》。

白漕，就是通濟河。

源出於北方邊境地區，經過密雲縣霧靈山，成為潮河川。

而富河、罾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都匯合於此，名叫白河。

往南流經通州，匯合通惠及榆、渾各河，也叫潞河。

三百六十里，到達直沽匯合衛河流入大海，依靠它來暢通漕運。

楊村以北，其水勢居高流下，如高屋建瓴，河底多淤沙。

夏秋洪水來臨苦於水淹，冬春河水細小苦於不通暢。

沖毀堤防、改道不定大致與黃河相同。

更兒渡，在武清、通州之間，是格外重要的地方。

從永樂到成化初年，一共八次潰決，便派遣民工修築堤岸。

然而，正統元年的決堤，造成的災害格外嚴重，專門敕令太監沐敬、安逮侯柳溥、尚書李友直根據情況籌劃安排，派遣五個軍營的兵士五萬人及民工一萬人修築演決的堤岸。

又命令武進怕朱冕、尚書昊中役使五萬人，離河璽整二十里處開鑿河道一條，導引白水流入其中。

二處工程一起竣工，人們都很便利，賜予河名叫做通濟，賜予河神叫做通濟河神。

在此之前，永樂二十一年，修築通州到直沽的河岸，有被衝決的，隨時修築作為常規。

等到通濟河完成，決堤而修築好的也有多次。

萬曆三十一年，依從工部的主張，挖通通州到天津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挖沙土便在兩岸築堤，用文字寫定著為命令。

大通河，是元郭守敬所開鑿。

從大通橋往東行，到達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匯合，到達直沽，匯合衛河流入大海，長一百六十多里。

每隔十里建立一座閘門，蓄積水流拯濟運道，其名叫做通惠。

又因為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也叫做潞河。

洪武年問逐漸廢棄。

丞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說：“宛平昌平西湖、景柬牛欄莊及青龍華家瓮山三處閘門，被水衝決堤岸。”命令派遣軍民進行修治。

第二年又說：“從西湖、景束到通流，總計七處閘門，河道淤塞。

從昌平東南的白浮村到西湖、景束流水河口一百里，應當增設十二處閘門。”依從其主張。

不久，閘門全都被堵塞，不再通行船隻。

成化年問，漕運總兵官楊茂說：“每年從張家灣停止用船運糧，再用車轉運到京都，雇金不可估量。

舊通惠河石閘門還存在，深二尺左右，修建閘門蓄積水流，用小船分載轉運很便利。”又有主張在三里河從張家灣畑墩橋以西疏通河流停靠船隻的。

下交朝廷大臣集中商議，派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觀察測量。

上奏說：“原先有閘門二十四座，通水行船。

但是，元朝時水在宮廷圍牆之外，船只能夠進入城內海子灣。

現在，水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原先的河道不能再通行。

並且，元時人導引白浮泉往西逆流，現在經過皇陵，擔心妨礙地脈。

又一畝泉經過牡羊口山溝，兩條水流被沖斷很難導引。

麗城南三里河原先役有河流的源頭，正統年問修築護城河，擔心雨水多了河水泛濫，於是，開通正陽橋東南低下之地，打開護城河口來排放河水，纔有三里河之名。

從護城河口八里，開始連線渾河。

原先，渠道兩岸多有廬墓，水淺河窄，又必須增引另外的水流來貫通。

如西湖草橋源出於玉匠局、馬跑等地，泉水不深水流不遠。

元人曾經引用金口水，其水洶湧淹沒百姓房屋，因此隨即就廢棄。

只有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全都出於西北，順著山腳流行，可以導引流入西湖。

請求開通西湖的水源，關閉分流湖水的清龍閘，導引各泉水從高梁河，分流其二分之一經由金水河流出，其餘則從都城外護城河流轉，在正陽門束面匯合。

城外護城河暫且關閉，使其不要流入三里河合流。

大通橋閘河隨著旱澇而開關，那么，船隻就能夠靠近糧倉，非常便利。”皇帝依從他的主張。

剛剛派遣兵士役夫九萬人進行修治疏通，適逢有災異發生，詔令停止各處勞役。

主管部門認為漕運之事重大，於是，命令四萬人疏通城外護城河，而西山、玉泉以及到張家灣河道，也已經從中得到好處了。

過了五年，於是詔令平江伯陳銳，副都御史李裕，侍郎翁世資和王詔督促漕運兵士疏通通惠河，依照楊鼎、喬毅前面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工程竣工，從大通橋到張家灣渾河口六十多里，疏通泉水三處，增建閘門四座，漕運船隻逐漸暢通。

然而，元朝時所導引的昌平三處泉水全被斷絕不流通，僅僅導引一西湖之水，又只分流其中二分之一，河道狹窄容易被盜開而河水乾涸。

不到兩年，像原先那樣不通暢。

正德二年，曾經疏通過一次，並且，修治大通橋到通州閘十二處，攔河壩四十一處。

嘉靖六年，御史昊仲說：“通惠河屢次經過修復，都被有權有勢的人所阻止。

祇是通流等八處閘門遺蹟還在，憑藉遺蹟而修成它，成功很容易，每年可以節省車費二十多萬。

而且歷代漕運都是到達京師，沒有把儲藏的國糧儲備在五十里以外的情況。”皇帝心裡認為這樣對，命令侍郎王軏、何詔及昊仲共同觀察測量。

王軏等說：“大通橋地勢高於白河六丈多，假若挖深到七丈，導引白河到達京城，各處閘門可以全部取消，然而，不容易議定。

計畫祇是疏通修治河閘，但是，通流閘在通州舊城中，經過二處永門，南浦、土橋、廣利三座閘門都在街市，不便於轉運。

只有白河靠近舊小河廢壩西邊，不足一里就到堰水小壩，應當修築它，使其通到普濟閘，可以省去四座閘門兩座城門轉運之力。”然而，尚書桂萼說不方便，請求改修三里河。

皇帝交付他的奏章給大學士楊一清、張璁。

楊一清說：“利用舊閘門使用轉運的辦法，省去運糧軍的辛勞和耗費，應當決斷施行這個辦法。”張璁也說：“這是一勞永逸的辦法，桂萼所說的辦法耗費多成功困難。”皇帝就拒絕了桂萼的主張。

第二年六月，昊仲報告河道修成，接著上疏陳述五件事，說：“大通橋到通州石壩，地勢高出四丈，流沙容易淤積，應當隨時加以疏通修治。

管河主事應當專門委任，不要讓他兼管其它事情。

官吏和管理閘門的人因為停止運輸而被裁減的，應當恢復到原先的人數。

慶豐上閘、平津中閘現在已經不使用，應當改建通州西水關之外。

駁船製造費用以及每年的修治，都應當酌情處理。”皇帝認為前朝多次勘測施行都沒有達到成功，昊仲等經過四個月治理工程就成功，詔令給予獎賞，全部依從他的請求。

昊仲又請求保留督工郎中何棟專門管理這件事，作為長久之計。

依從他的請求。

九年，提升何棟為右通政，仍然管理通惠河河道。

這時，昊仲出任處州知府，進獻所編撰的《通惠河志》。

皇帝命令送到史館，蒐集編入《會典》，並且頒布工部刊行。

從此以後，漕運船隻直達京城，直到明朝末年。

百姓思念昊仲的功德，在通州修建祠廟祭祀他。

薊州河，是運送薊州軍糧的河道。

明朝初年，海運軍糧到薊州。

天順二年，大河衛百戶閔恭說：“南京同直隸各衛，每年用旗軍運送軍糧三萬石到薊州等衛糧倉，越過大海七十多里，風浪危險可怕。

新開通的沽河，北面對著薊州，正好與水套、沽河相對，南北相距四十多里而路途徑直，並且水深，這中間阻擋隔絕的地方只有四分之一，假若開通溝渠用來運輸軍糧，可以沒有海運的憂患。”下交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史李敏巡行視察可否施行。

宋勝等說很方便。

於是開通直沽河。

寬五丈，深一丈五尺。

成化二年第一次疏浚，二十年再次疏浚，並且疏通鴉鴻橋河道，建立豐潤縣海運軍糧儲藏糧倉。

正德十六年，運糧指揮王瓚說：“直沽東北的新河，轉運薊州軍糧，河流水淺，潮水到達纔可以行駛船隻。

邊關常常缺乏軍糧，應當疏通使其水深河寬。”依從他的主張。

原先，新河每隔三年疏通一次。

嘉靖元年，改為每隔二年疏通一次，將其作為常規。

十七年，疏通殷留莊大口到舊倉店一百一十六里。

豐潤環香河，疏通於成化年問，運送糧食十多萬石，供給薊州東路的軍隊。

後來，因堵塞而廢棄，軍糧改由薊州供給，很不方便。

嘉靖四十五年，依從御史鮑承蔭的請求，恢復它，並且建立三座閘門在北濟、張官屯、鴉鴻橋，用來蓄積水流。

旦平河，是運送各守護皇陵官兵軍糧的水道。

起於鞏華城外安濟橋，到達通州渡口。

長一百四十五里，其中淤塞水淺三十里很難行駛。

隆慶六年，大力疏浚，運送給長陵等八衛軍隊每月軍糧四萬石，於是完成流通。

萬曆元年，又疏通鞏華城外的舊河道。

海運，開始於元至元年間。

伯顏任用朱清、張管運輸糧食到京城，僅僅四萬多石。

這以後一天天增多，達到三百多萬石。

當初，海運航道一萬三千多里，最危險可怕，隨後，開闢新的航道，稍微捷近。

後來，殷明略又開通新的航道，尤其方便。

然而，都出於大海，如果風向有利，從浙江西到達京師不超過十天，但是，傾覆損失太多。

洪武元年，太祖命令湯和製造海船，運送軍糧供給北征的兵士。

天下安定以後，徵召水工運送萊州洋海倉儲的糧食以供給永平。

後來，速左及其以北多次用兵，於是，靖海侯昊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舳臚侯朱壽先後轉運遼東的軍糧，把它作為常規。

督促江蘇、浙江靠近海邊的衛軍大船一百餘艘，運送軍糧數十萬石。

賜給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各有差別，役夫便免除其家一年的賦稅，淹死的人優厚撫恤。

三十年，因為遼塞軍糧有盈餘，只足命令遼東兵士在駐地耕種其地，從而停止海運。

丞樂元年，平江伯陳逭督促海運運糧四十九萬餘石，供應北京、遼東。

二年，因為海運只能到達直沽，另用小船轉運到京城，命令在天津設定露天糧囤一千四百所，用來擴大儲蓄。

四年，決定海運陸運同時運輸。

陳瓊每年運糧一百萬石，在直沽尹兒灣城修建百萬石倉。

天津衛籍兵一萬人駐守。

到這時，命令江南糧食一部分經由海運，一部分經由淮河、黃河，再陸運到衛河，進入通州，把它作為常規。

陳壇上奏說：“嘉定靠近海邊，正當長江水流的要衝，地勢平坦，沒有大山高地。

海船停泊，有的遇到大風大浪，碰到堅石擱淺就損壞。

應當在青浦用土築成小山，樹立險情標誌，使駕船的人知道有所避免，而海上險要之處不會成為災難。”詔令依從他的奏請。

十年九月，工程竣工。

方圓一百丈，高三十餘丈。

賜名叫寶山。

皇帝撰寫碑文記其事。

丞樂十三年五月，又停止海運，只保存一個遮洋總，運送供給遼束、薊州的糧食。

正統十三年，削減登州衛海船，將一百艘鹼焉十八艘，用五艘運送青州、萊州、登州的布花鈔錠十二萬餘斤，每年賜給遼東兵士。

成化二十三年，侍郎丘浚呈上《大學衍義補》，請求尋找海運故道，與河運同時進行，大致是說：“海船一艘裝運千石，大略相當於河船三隻的裝運量，使用的運糧兵大量減少。

河運比起陸運的費用減省十分之三，海運比起陸運減省十分之七，即使有被淹沒的災難，然而滅省牽引役卒的辛勞、駁船撈淺的費用，以及順著次序的守護，利與害也相抵。

應當尋求一向懂得海運的人，請求探測考察。”他的主張沒有施行。

弘治五年，黃河在金龍口決堤，有人請求恢復海運，朝廷議定不同意。

嘉靖二年，遮洋總漂役軍糧二萬石，淹死官軍五十餘人。

五年，停止登州造船。

嘉靖二十年，總河王以旃因為河道阻塞，說：“海運雖然難以行駛，然而，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束，南北全從內洋通行，道路捷近又無危險，所以應當重視。”壘帝認為海上運道迂迴，拒絕了他的建議。

嘉靖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說：“天津進入遼東之路，從海口到右屯河通堡不到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都可以進港灣停泊。”工部回復可以施行。

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探測海上運道，從永平西面下海，一百四十五里到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到天津，都是靠近海岸行船。

其間開洋一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以避風。

開始，允許他的主張，不久，因為御史劉翱上奏阻止而罷除。

這年，依從給事中胡應嘉的計策，革除遮洋總。

隆慶五年，徐州、邳州河流淤塞，依從給事中宋良佐的計策，又設定遮洋總，保存海運遺意。

山東巡撫梁夢龍極力論述海運的便利，說：“海運之道南從淮安到膠州，北從天津到海倉，是島人商人出入之地。

臣派遣士卒從淮安、膠州各運米麥到天津，沒有不順利的。

淮安到天津三千三百里，風順，二十天就可以到達。

船經由近洋，島嶼連綿，即使遇大風可以依傍，比起殷明略故道更安全方便。

五月之前，風順而又濕和，此時出海可以保證無憂慮。”命令酌量撥出附近地區漕糧十二萬石，使梁夢龍施行此事。

隆慶六年，王宗沐督促漕運，請求施行海運。

韶令運送十二萬石糧從淮河入海。

這條運道，從雲梯關往東北經過鷹游山、安柬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大嵩衛、行村寨，全都經過海面。

從海洋所經過竹島、寧津所、靖海衛，往東北轉向到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往西經過寧海衛，全都經過海面。

從福山之罘島到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往西經過桑島、坶屺島；從坶屺向西經過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從海倉向西經過淮河海口、魚兒鋪，住西北經過侯鎮店、唐頭塞；從侯鎮西北的大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進入直沽，到達天津衛。

總共三千三百九十里。

萬曆元年，即墨福山島毀壞運糧船七隻，沉沒穀米數千石，淹死士兵十五人。

給事、御史一起上奏章糾彈其過失，停止不再施行。

二十五年，倭寇興起，從登州運糧供給進入朝鮮的兵士。

山東副使於仕廉又說：“運送軍糧到遼東不如經海運，海運不如經登州、萊州。

登州、萊州渡過金州六七百里，到旅順口只有五百餘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就可以到達。

又有沙門、灶磯、皇城等島處於其中，天然設立海水傳送，停留住宿可避海風。

由於皇城到旅順二百里略遠，得到順風不足半日就可以渡過。

假若從天津到遼東，則大洋無停泊之處；淮安到膠州，雖然只有三百里，但從膠州到登州千里之逮，礁石阻礙難以行駛。

只有從登州、萊州渡海到遼東，水勢便利而運輸容易。”當時，全都認為他的主張是對的，然而沒有施行。

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請施行海運，特地設立戶部侍郎一人督促這事，其事具載於《李長庚傳》。

塞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擔任內閣中書，又陳述海運的方便，並且輯錄《海運書》五卷進呈。

命令製造海船試用。

廷揚駕駛二隻海船，裝運米糧數百石，十三年六月初一，從淮安出海，十五日到達天津。

等侯適當的風勢用了五日，運行僅僅十天。

皇帝很高興，提升沈廷揚戶部郎中，命令前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謀劃。

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也上奏海運的九條意見，皇帝立即命令他監督海運。

在此之前，寧遠的軍糧都是用天津船運到登州，等待東南風轉運米糧到天津，又等待西南風再轉運到寧遠。

沈廷揚從登州直接運送到寧逮，節省費用多。

不久，命令他到淮安治理海運，被督漕侍郎朱大典所阻止，還是命令他改駐登州，統領寧速軍糧的事務。

十六年，加光祿少卿。

福王時期，命令沈廷揚用海船防禦長江，不久，又命令他兼理軍糧事務。

南都已經失去，沈廷揚艱難歷經於唐、魯二王之間而死。

在嘉靖年間，朝廷大臣紛紛建議恢復海運，漕運總兵官萬表說：“在從前的海運，每年沉沒糧食不止十萬。

裝運稻米的船隻，駕駛船隻的士卒，統領士卒的官吏，都不能倖免。

今人謀劃海運總是堅守丘浚的論說，不是通達事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