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學案·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前言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為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不純為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寱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為講院,亦不過一郡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為南臬、少墟,於東林無與。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奄者謂之東林,以至言奪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為清議所宗,禍之招也。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清議者天下之坊也。夫子議臧氏之竊位,議季氏之旅泰山,獨非清議乎?清議熄而後有美新之上言,媚奄之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熹宗之時,龜鼎將移,其以血肉撐拒,沒虞淵而取墜日者,東林也。毅宗之變,攀龍髯而蓐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無智之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顧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常之無錫人。父學,四子。先生次三,其季允成也。先生年十歲,讀韓文《諱辯》,遂宛轉以避父名,遇不可避者,輒郁然不樂。父謂之曰:“昔韓鹹安王命子勿諱忠,吾名學,汝諱學,是忘學也。”年十五六,從張原洛讀書。原洛授書不拘傳註,直據其所自得者為說,先生聽之,輒有會。講《論語》至“問禘”章,先生曰:“惜或人欠卻一問,夫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之於天下乎?”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慾”,先生曰:“寡慾莫善於養心。”原洛曰:“舉子業不足以竟子之學,盍問道於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萬曆丙子舉鄉試第一,庚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時江陵當國,先生與南樂魏允中、漳浦劉廷蘭,風期相許,時稱為三解元。上書吳縣,言時政得失,無所隱避。江陵謂吳縣曰:“聞有三元會,皆貴門生,公知之乎?”吳縣以不知對。江陵病,百官為之齋醮,同官署先生名,先生聞之,馳往削去。壬午轉吏部,尋告歸。丙戌除驗封司主事。明年大計京朝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剛方,為婁江所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拾遺中。或惎之曰:“公何不訐辛,與之同罷,相君且德公矣。”起鳴如其惎,給事並論辛、何,辛、何果同罷。先生上疏,分別君子小人,刺及執政,謫桂陽州判官。柳子厚、蘇子瞻、莊定山曾謫桂陽,先生以前賢過化之地,扁所居曰愧軒。戊子移理處州,明年丁憂。辛卯補泉州,尋擢考功司主事。三王並封,詔下,先生率四司爭之,疏九不可,得止。癸巳內計,太宰孫清簡、考功郎趙忠毅,盡斥小人,朝署為之一清。政府大恚。忠毅降調外任。先生言:“臣與南星同事,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不報。轉稽勛司。適鄒忠介請去,婁江言文書房傳旨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為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婁江語塞。自嚴嵩以來,內閣合六部之權而攬之,吏部至王國光、楊巍,指使若奴婢,陸五台始正統均之體,孫清簡守而不變。婁江於是欲用羅萬化為冢宰,先生不可,卒用陳恭介。婁江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婁江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陞文選司郎中。當是時,推用君子,多不得志,婁江一切歸過於上。先生乘婁江假沐之閒,悉推君子之久詘者,奏輒得可。婁江無以難也。會推閣員,婁江復欲用羅萬化,先生又不可。與太宰各疏所知,七人無不合者,太宰大喜,上之。七人者多不為時論所喜,而召舊輔王山陰,尤婁江之所不便也。遂削先生籍。
戊戌,始會吳中同志於二泉。甲辰,東林書院成,大會四方之士,一依《白鹿洞規》。其他聞風而起者,毘陵有經正堂,金沙有志矩堂,荊溪有明道書院,虞山有文學書院,皆捧珠盤,請先生蒞焉。先生論學,與世為體。嘗言官輦轂,念頭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頭不在百姓上;至於水間林下,三三兩兩,相與講求性命,切磨德義,念頭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齒也。故會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議國政,亦冀執政者而藥之也。天下君子以清議歸於東林,廟堂亦有畏忌。四明亂政,附四明者多為君子所彈射,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以政授之朱山陰。山陰懦且老,不為眾所憚。於是小人謀召婁江,以中旨下之。而於東阿李晉江、葉福清亦同日拜焉。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婁江方引故事,疏辭。先生為文二篇,號《夢語》、《寐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錫爵再居相位,惼愎忌刻,摧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先生旨也。東阿以拜官之日,卒不與政。福清素無根柢於舊相,特為東林所期許,得入。戊申,詔起先生南京光祿少卿,乞致仕。時考選命下,新資台諫,附和東林者十八九,益相與咀嚼婁江。山陰、晉江不得在位,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請,請亦不力也。未幾而淮撫之爭起。淮撫者,李三才,以豪傑自許,一時君子所屬望為冢宰總憲者也。小人畏之特甚,遂出奇計攻之。先生故友淮撫。會富平復起為太宰。富平前與沈嘉禾爭丁右武計事,分為兩黨。先生移書勸之,欲令洒濯嘉禾,引與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淮撫,勿墮壬人計。富平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漸為怨府。辛亥內計,富平斥崑、宣黨魁七人,小人唁唁而起。儀部丁長孺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儀部又先生之門人也。壬子五月,先生卒,年六十三。先生卒後,福清亦罷相。德清用事台諫,右東林者並出,他傍附者皆以為法,謫向之罪申、王、沈、朱者,不復口及,而東林獨為天下大忌諱矣。天啟初,諸正人稍稍復位。鄒忠介請錄遺賢,贈太常寺卿。逆奄之亂,小人作《東林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以導之,凡海內君子,不論有無干涉,一切指為東林黨人。以御史石三畏言,削奪先生。崇禎二年,贈吏部右侍郎,謚曰端文。
先生深慮近世學者,樂趨便易,冒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究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而於陽明無善無惡一語,辨難不遺餘力,以為壞天下教法,自斯言始。按陽明先生教言:“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念惡念耳,非謂性無善無惡也。有善有惡之意,以念為意也;知善知惡,非意動於善惡,從而分別之。為知好善惡惡,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即性也。陽明於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為善去惡,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良知是本體,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蓋上二句淺言之,下二句深言之,心意知物只是一事。今錯會陽明之立論,將謂心之無善無惡是性,由是而發之為有善惡之意,由是而有分別其善惡之知,由是而有為善去惡之格物,層層自內而之外,使善惡相為對待,無善無惡一語,不能自別於告子矣。陽明每言:“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又曰:“良知即天理。”其言天理二字,不一而足,乃復以性無善無不善,自墮其說乎?且既以無善無惡為性體,則知善知惡之知,流為粗幾,陽明何以又言良知是未發之中乎?是故心無善念、無惡念,而不昧善惡之知,未嘗不在此至善也。錢啟新曰:“無善無惡之說,近時為顧叔時、顧季時、馮仲好明白排決不已,不至蔓延為害。”當時之議陽明者,以此為大節目。豈知與陽明絕無干涉。嗚呼!《天泉證道》,龍谿之累陽明多矣。
小心齋劄記
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至朱子又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三言皆有至理,須參合之始得。
《識仁說》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只此一語已盡,何以又雲“義禮智信皆仁也”?及觀世之號為識仁者,往往務為圓融活潑,以外媚流俗,而內濟其私,甚而蔑棄廉恥,決裂繩墨,閃爍回互,誑己誑人,曾不省義禮智信為何物,猶偃然自命曰“仁”,然後知程子之意遠矣。性即理也,言不得認氣質之性為性也。心即理也,言不得認血肉之心為心也。皆吃緊為人語。
或問:“致良知之說何如?”曰:“今之談良知者盈天下,猶似在離合之間也。盍徵諸孟子之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竊惟仁義為性,愛敬為情,知愛知敬為才,良知二字,蓋通性情才而言之者也。乃主良知者,既曰吾所謂知是體而非用,駁良知者,又曰彼所謂知是用而非體,恐不免各墮邊見矣。”曰:“有言良知即仁義禮智之智,又有言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孰當?”曰:“似也,而未盡也。夫良知一也,在惻隱為仁、為羞惡、為義,在辭讓為禮,在分別為智,非可定何德名之也。只因知字與智字通,故認知為用者,既專以分別屬之;認知為體者,又專以智屬之。恐亦不免各墮邊見矣。性體也,情用也,曰知曰能才也,體用之閒也。是故性無為而才有為,情有專屬而才無專屬。惟有為,則仁義禮智,一切憑其發揮,有似乎用,所以說者謂之用也。惟無專屬,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切歸其統率,有似乎體,所以說者謂之體也。陽明先生揭致知特點出一個良字,又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其言殊有斟酌。”
性太極也,知曰良知,所謂乾元也;能曰良能,所謂坤元也;不慮言易也,不學言簡也。故天人一也,更不分別。自昔聖賢論性,曰“帝衷”,曰“民彝”,曰“物則”,曰“誠”,曰“中和”,總總只是一個善。告子卻曰“性無善無不善”,便是要將這善字打破。自昔聖賢論學,有從本領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心;有從作用上說者,總總是個求於氣。告子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是要將這求字打破。善字打破,本體只是一個空,求字打破,工夫也只是一個空,故曰告子禪宗也。
“許行何如?”曰:“其並耕也,所以齊天下之人,將高卑上下,一切掃去;其不二價也,所以齊天下之物,將精粗美惡,一切掃去。總總成就一個空,與告子一般意思。但告子深,許行淺。許行空卻外面的,告子空卻裡面的。”
告子仁內義外之說,非謂人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亦非因孟子之辨,而稍有變也。正發明杞柳桮棬之意耳。何也?“食色性也”,原未有所謂仁義,猶杞柳原未有所謂桮棬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各滯方所,物而不通,是故仁義成而性虧,猶桮棬成而杞柳虧也。始終只是一說。
“食色性也”,當下即是,更有何事?若遇食而甘之,遇色而悅之,便未免落在情境一邊,謂之仁,不謂之性矣。若於食而辨其孰為可甘,於色而辨其孰為可悅,便未免落在理路一邊,謂之義,不謂之性矣。故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告子之旨,蓋如此。
《訟卦》義,有君子之訟,有小人之訟。君子之訟,主於自訟,九五是也;小人之訟,主於訟人,餘五爻是也。
勿謂今人不如古人,自立而已;勿謂人心不如我心,自盡而已。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此意最見得好。三千、七十,其間品格之殊,至於倍蓰,只一段心事,個箇光明,提著權謀術數,便覺忸怩,自然不肯齒及他非,故擯而絕之也。
性太極也,諸子百家,非不各有所得,而皆陷於一偏,只緣認陰陽五行為家當。
丙戌余晤孟我疆,我疆問曰:“唐仁卿伯元何如人也?”余曰:“君子也。”我疆曰:“何以排王文成之甚?”余曰:“朱子以象山為告子,文成以朱子為楊、墨,皆甚辭也,何但仁卿?”已而過仁卿,述之。仁卿曰:“固也,足下不見世之談良知者乎?如鬼如蜮,還得為文成諱否?”余曰:“《大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為知,便走入支離去,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入玄虛去,故就上麵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為精密。至於如鬼如蜮,正良知之賊也,奈何歸罪於良知?獨其揭無善無惡四字為性宗,愚不能釋然耳。”仁卿曰:“善。早聞足下之言,向者從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
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諱言空者,以似廢真,混言空者,以似亂真。
人須是一個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夾帶。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來的時節,所以須要含糊。少間,又於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無所不至矣。
異教好言父母未生前,又好言天地未生前,不如《中庸》只說個喜怒哀樂之未發,更為親切。於此體貼,未生前都在其中矣。
一日游觀音寺,見男女載道,余謂季時曰:“即此可以辨儒佛已。凡諸所以為此者,一片禍福心耳。未見有為禍福而求諸吾聖人者也。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真精神,迥然不同處。”季時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為耳,有識者必不然。”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感也真;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為應也真。真之為言也,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研究到此,一絲莫遁矣。”
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朱子生平極不喜人說個悟字,蓋有懲於禪門耳。到這裡,又未嘗諱言悟也。
心活物也,而道心人心辨焉。道心有主,人心無主。有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神也;無主而活,其活也天下之至險也。
或問:“魯齋、草廬之出仕何如?”曰:“在魯齋則可,在草廬則不可。”曰:“得非以魯齋生於其地,而草廬故國人嘗舉進士歟?”曰:“固是。亦尚有說。考魯齋臨終謂其子曰:‘我生平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令子孫識其處足矣。’此分明表所仕之非得已,又分明認所仕為非,媿恨之意,溢於言表,絕不一毫文飾也。乃草廬居之不疑,以為固然矣。故魯齋所自以為不可者,乃吾之所謂可;而草廬所自以為可者,乃吾之所謂不可。自其心論之也。”
唐仁卿痛疾心學之說,予曰:“墨子言仁而賊仁,仁無罪也;楊子言義而賊義,義無罪也;世儒言心而賊心,心無罪也。”仁卿曰:“楊、墨之於仁義,只在跡上模擬,其得其失,人皆見之。而今一切托之於心,無形無影,何處究詰?二者之流害孰大孰小,吾安得不惡言心乎?”予曰:“只提出性字作主,這心便有管束。孔子自言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性也。”季時曰:“性字大,矩字嚴,尤見聖人用意之密。”仁卿曰:“然。”
佛法至釋迦一變,蓋迦葉以上有人倫,釋迦無人倫矣。至達磨再變,釋迦之教圓,達磨之教主頓矣。至五宗三變,黃梅以前猶有含蓄,以後機鋒百出,傾囊倒篋,不留一錢看矣。此雲門所以無可奈何,而有“一拳打殺,餵卻狗子”之說也。或曰:“何為爾爾,由他們畢竟呈出個伎倆來,便不免落窠臼,任是千般播弄,會須有盡。”
孔、孟之言,看生死甚輕。以生死為輕,則情累不乾,為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以生死為重,則惟規規焉軀殼之知,生為徒生,死為徒死。佛氏之謂生死事大,正不知其所以大也。
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無形者也。眾人見有形之生死,不見無形之生死,故常以有形者為主;聖賢見無形之生死,不見有形之生死,故常以無形者為主。
邇來講《識仁說》者,多失其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提也。今也於渾然與物同體,則悉意舉揚,於義禮智信皆仁也,則草草放過。議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也。今也於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則悉意舉揚,於誠敬存之,則草草放過。若是者非半提而何?既於義禮智信放過,即所謂渾然與物同體者,亦只窺見儱統意思而已。既於誠敬存之放過,即所謂不須防檢窮索者,亦只窺見脫灑意思而已。是並其半而失之也。
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吃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吃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吃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吃虧而已矣。”
朱子之釋格物,其義甚精,語物則本諸“帝降之衷,民秉之彝”,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子思之所謂“天命”,孟子之所謂“仁義”,程子之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之所謂“萬物一原”。語格則約之以四言:“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蓋謂“內外精粗,無非是物,不容妄有揀擇於其間”。又謂“人之入門,各各不同,須如此收得盡耳。”議者獨執“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兩言,病其支離,則過矣。
惟危惟微,惟精惟一,是從念慮事為上格;無稽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是就文字講論上格。即聖人亦不能外是四者。朱子所云,固徹上徹下語也。
不學不慮所謂性也,說者以為由孩提之不學而能,便可到聖人之不勉而中,由孩提之不慮而知,便可到聖人之不思而得。此猶就聖人孩提分上說。若就性上看聖人之不勉而中,恰到得孩提之不學而能,聖人之不思而得,恰到得孩提之不慮而知耳。雖然猶二之也。原本只是一個,沒些子界限,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來脈,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卻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窈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脈,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卻見在,認於穆為窈然之物也。
《書》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直是八字。打開《太極圖說》,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即人心道心”,又不是截然兩物也。《孟子》之論性命,備發其旨。“性也,有命焉”,蓋就人心拈出道心,以為舍無極沒處尋二五也:“命也,有性焉”,蓋就道心攝入人心,以為舍二五沒處討無極也。所謂妙合而凝,蓋如此。
道者,綱常倫理是也。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為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為報夙生之怨而來。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系屬,而道窮矣。法者,黜陟予奪是也。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為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體,而顯榮之者,非為庇惡。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然無所憑依,而法窮矣。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裡得個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便是究竟處矣。
程叔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季時為添一語:“眾人本形。”
史際明曰:“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予曰:“宋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外;今之道學,在功名富貴之中。在節義之外,則其據彌巧;在功名富貴之中,則其就彌下。無惑乎學之為世詬也。”
或問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閱七佛偈,便自可見。”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舍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為宗也。”曰:“此只就‘無善無惡’四字翻弄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為惡也;著無,以無為惡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剩,都是這箇意思。”
有駁良知之說者,曰:“分別為知,良知亦是分別。”余曰:“分別非知,能分別者知也。認分別為知,何啻千里!”曰:“知是心之發竅處,此竅一發,作善由之,作不善由之,如何靠得他作主?”余曰:“知善知惡是曰良知,假令善惡雜出,分別何在?”曰:“所求者既是靈明,能求者復是何物?如以靈明求靈明,是二之也。”余曰:“即本體為工夫,何能非所?即工夫為本體,何所非能?果若云云,孔子之言操心也,孰為操之?孟子之言存心也,孰為存之?俱不可得而解矣。”曰:“《傳習錄》中一段云:‘蘇秦、張儀,也窺見良知妙用,但用之於不善耳。’陽明言良知即天理,若二子窺見妙用,一切邪思枉念都無棲泊處。如之何用之於不善乎?揆諸知善知惡之說,亦自不免矛盾也。”余曰:“陽明看得良知無善無惡,故如此說,良知何病?如此說良知,未能無病。陽明應自有見,恨無從就正耳。”(按秦、儀一段,系記者之誤,故劉先生將此刪去。)
問:“孟子道性善,更不說性如何樣善,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中原無處著個善,即今反觀,善在何處?”曰:“我且問即今反觀,性在何處?”曰:“處處是性,從何拈出?”曰:“如此我且不問性在何處,但問性與善是一是二?”曰:“是一非二。”曰:“如此卻說恁著不著?”
羅近溪以顏山農為聖人,楊復所以羅近溪為聖人,李卓吾以何心隱為聖人。
何心隱輩,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人者,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到處。耿司農擇家僮四人,每人授二百金,令其生殖,內一人從心隱問計,心隱授以六字曰:“一分買,一分賣。”又益以四字曰:“頓買零賣。”其人用之起家,至數萬。試思兩言,至平至易,至巧妙,以此處天下事,可迎刃而解。假令其心術正,固是有用才也。
吃緊只在識性,識得時,不思不勉是率性,思勉是修道;識不得時,不思不勉是忘,思勉是助。總與自性無乾。
謂之善,定是不思不勉;謂之不思不勉,尚未必便是善。
伍容菴曰:“心既無善,知安得良?”其言自相悖。
朱子云:“佛學至禪學大壞。”只此一語,五宗俱應下拜。(羲謂至棒喝而禪學又大壞。)
余弱冠時好言禪,久之,意頗厭而不言,又久之,恥而不言,至於今,乃畏而不言。羅近溪於此最深,及見其子讀《大慧語錄》,輒呵之。即管東溟亦曰:“吾與子弟並未曾與語及此。”吾儒以理為性,釋氏以覺為性。語理則無不同,自人而禽獸,而草木,而瓦石,一也。雖欲二之,而不可得也。語覺則有不同矣。是故瓦石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草木之覺,草木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禽獸之覺,禽獸未嘗無覺,然而定異乎人之覺,雖欲一之,而不可得也。今將以無不同者為性乎?以有不同者為性乎?
史際明曰:“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並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並常人而不能容焉,彼且進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羲謂:常人附於君子,亦君子之窮也。常人未必真能為君子,則小人並疑君子之為常人,而得以藉口矣。此東林君子,往往為依附者所累也。)
玉池問:“念菴先生謂‘知善知惡之知,隨發隨泯,當於其未發求之’。何如?”曰:“陽明之於良知,有專言之者,無知無不知是也。有偏言之者,知善知惡是也。陽明生平之所最吃緊只是良知二字,安得遺未發而言?只緣就《大學》提宗,並舉心意知物,自不得不以心為本體。既以心為本體,自不得不以無善無惡屬心。既以無善無惡屬心,自不得不以知善知惡屬良知。參互觀之,原自明白。念菴恐人執用而忘體,因特為拈出未發。近日王塘南先生又恐人離用而求體,因曰:‘知善知惡,乃徹上徹下語,不須頭上安頭。’此於良知並有發明,而於陽明全提之指,似均之契悟未盡也。”
近世喜言無善無惡,就而即其旨,則曰:“所謂無善,非真無善也,只是不著於善耳。”予竊以為經言無方無體,是恐著了方體也;言無聲無臭,是恐著了聲臭也;言不識不知,是恐著了識知也。何者?吾之心,原自超出方體聲臭識知之外也。至於善,即是心之本色,說恁著不著?如明是目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明否?聰是耳之本色,還說得個不著於聰否?又如孝子,還可說莫著於孝否?如忠臣,還可說莫著於忠否?昔陽明遭寧藩之變,日夕念其親不置,門人問曰:“得無著相?”陽明曰:“此相如何不著?”斯言足以破之矣。
管東溟曰:“凡說之不正,而久流於世者,必其投小人之私心,而又可以附於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竊謂無善無惡四字當之。何者?見以為心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也,合下便成一個空。見以為無善無惡,只是心之不著於有也,究竟且成一個混。空則一切解脫,無復掛礙,高明者入而悅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仁義為桎梏,以禮法為土苴,以日用為緣塵,以操持為把捉,以隨事省察為逐境,以訟悔遷改為輪迴,以下學上達為落階級,以砥節礪行、獨立不懼為意氣用事者矣。混則一切含糊,無復揀擇,圓融者便而趨之,於是將有如所云:以任情為率性,以隨俗襲非為中庸,以閹然媚世為萬物一體,以枉尋直尺為舍其身濟天下,以委曲遷就為無可無不可,以猖狂無忌為不好名,以臨難苟安為聖人無死地,以頑鈍無恥為不動心者矣。由前之說,何善非惡?由後之說,何惡非善?是故欲就而詰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問,彼其所握之機緘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復作,亦奈之何哉!
問:“本朝之學,惟白沙、陽明為透悟,陽明不及見白沙,而與其高弟張東所、湛甘泉相往復,白沙靜中養出端倪,陽明居夷處困,悟出良知,良知似即端倪,何以他日又闢其勿忘勿助?”曰:“陽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數白沙,故生平並無一語及之。至勿忘勿助之闢,乃是平地生波。白沙曷嘗丟卻有事,只言勿忘勿助?非惟白沙,從來亦無此等呆議論也。”
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
商語
丁長孺曰:“聖賢無討便宜的學問,學者就跳不出安飽二字。猶妄意插腳道中,此討便宜的學問也。”
博文是開拓功夫,約禮是收斂功夫。
乾坤,一闔一闢也;坎離,一虛一實也;震艮,一動一靜也;兌巽,一見一伏也。皆可作博約註疏。
王龍谿問佛氏實相幻相之說於陽明,陽明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龍溪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工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說本體。”又陽明曰:“不睹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予曰:“凡說本體,容易落在無一邊。陽明所云‘無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做工夫的本體’也。今曰‘戒慎恐懼是本體’,即不睹不聞原非是無,所云‘有心俱是實’,此矣!凡說工夫,容易落在有一邊。陽明所云‘有心俱是幻’,景逸所云‘不識本體的工夫’也。今曰‘不睹不聞即工夫’,即戒慎恐懼原非是有,所云‘無心俱是實’,此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所空者喜怒哀樂也,非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所空者聲臭也,非善也。夫善也,內之不落喜怒哀樂,外之不落聲臭,本至實,亦本至空也。又欲從而空之,將無架屋上之屋,疊床下之床也!
金玉瓦礫之喻,殊覺不倫。夫善者,指吾性之所本有而名之也;惡者,指吾性之所本無而名之也。金玉瓦礫,就兩物較之,誠若判然。若就眼上看金玉瓦礫,均之為惡也,非善也,以其均之為眼之所本無也。取所本無喻所本有,非其類矣。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蓋因用以顯體也。愚作一轉語曰:“乃所謂性則無不善矣。乃所以善也。”蓋因體以知用也。
或謂:“性虛明湛寂,善不得而名之。以善名性,淺之乎其視性矣!”竊意善者萬德之總名,虛明湛寂,皆善之別名也。名曰清虛湛一則得,名曰善則不得,十與二五,有以異乎?將無淺之乎其視善也?
孟子不特道情善,且道形善,所謂形色天性是也。情之虛明湛寂不待言,形則不免重滯矣。由孟子言之,都是虛明湛寂的。何者?以肉眼觀,通身皆肉,以道眼觀,通身皆道也。象山每與人言“爾目自明,爾耳自聰”,亦是此意。
陽明之無善無惡,與告子之無善無惡不同,然費個轉語,便不自然。假如有人於此,揭兼愛為仁宗,而曰“我之兼愛,與墨氏之兼愛也不同”。揭為我為義宗,而曰“我之為我,與楊氏不同也”。人還肯之否?
古之言性者出於一,今之言性者出於二。出於一,純乎太極而為言也;出於二,雜乎陰陽五行而為言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皆就陰陽五行中,拈出主宰。所謂太極也,以其渾然不偏曰衷,以其確然不易曰則,試於此體味,可謂之無善無惡乎?可謂之有善有惡乎?可謂之能為善亦能為惡乎?是故以四端言性,猶雲是用非體,即以四德言性,猶雲是條件非統體,其善還在可疑可信之間。惟知帝衷物則之為性,不言善而其為善也昭昭矣。
形有方所,是極實的物事,易於凝滯。要其所以為形,本之天命之散而成用也。其亦何嘗不虛也?耳順,則有方所者,悉歸融化。實而能虛,不局於有矣。心無方所,是極虛的物事,易於走作。乃其所以為心,本之天命之聚而成體也。其亦何嘗不實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方所者,悉歸調伏。虛而能實,不盪於無矣。
鄧定宇《秋遊記》有:“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新本刪去此三語,是此老百尺竿頭進步,惟恐發人之狂,預為掃蕩也。
高景逸曰:“果是透性之人,即言收攝,不曾加得些子。若未透性,即言自然,不免加了自然的意思。況借自然,易流懶散;借收攝,可討入頭。故聖賢立教,必通上下,照古今。若以今日禪家的話頭去駁孔子,語語是病。不知聖賢所以至今無病者,正在此也。”陽明之良知至矣,暨其末流,上者益上,下者益下,則非陽明本指也。江右先達如羅念菴,於此每有救正,王塘南於此每有調停,便俱受不透性之譏矣。
心之所以為心,非血肉之謂也,應有個根柢處,性是已。舍性言心,其究也必且墮在情識之內,粗而不精。天之所以為天,非窈冥之謂也,應有個著落處,性是已。舍性言天,其究也必且求諸常人之外,虛而不實。
論學書
陽明先生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為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為是也。”此兩言者,某竊疑之。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駁,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見其難也。故此兩言者,其為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為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沉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為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媿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腳《六經》,無復忌憚,不亦誤乎?陽明嘗曰:“心即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如何也!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如何也!若漫曰心即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與李見羅》)
心在人慾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曰在內,人慾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則知把柁之所在矣。今曰著意收也,恐收即成礙,任其走作,腔子裡何物把柁?似只在方所上揣摩,而不於理欲關頭討個分曉,將來恰成一弄精魂漢,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復唐大光。)
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
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第辨四字於告子易,辨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佛氏之見性微也。辨四字於佛氏易,辨四字於陽明難。在佛自立空宗,在吾儒則陰壞實教也。夫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其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皆不免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為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跡矣。皆感遇之應跡,則皆不足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說,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卻為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為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為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個虛寂,又恐人養成一個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咐,彼直見以為是為眾人說,非為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何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才拈工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南曰:“心意之物,皆無善無惡。使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依憑此語,如服鴆毒,未有不殺人者。”海內有號為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以上《與李孟白》)
當下繹
當下者,即當時也。此是各人日用間,現現成成一條大路,但要知有個源頭在。何也?吾性合下具足,所以當下即是合下。以本體言,通攝見在過去未來,最為圓滿;當下以對境言,論見在不論過去末來,最為的切。究而言之,所謂本體,原非於對境之外另有一物,而所謂過去未來,要亦不離於見在也。特具足者,委是人人具足,而即是者,尚未必一一皆是耳。是故認得合下明白,乃能識得當下,認得當下明白,乃能完得合下。此須細細參求,未可率爾也。
平居無事,不見可喜,不見可嗔,不見可疑,不見可駭,行則行,住則住,坐則坐,臥則臥,即眾人與聖人何異?至遇富貴,鮮不為之充詘矣;遇貧賤,鮮不為之隕穫矣;遇造次,鮮不為之擾亂矣;遇顛沛,鮮不為之屈撓矣。然則富貴一關也,貧賤一關也,造次一關也,顛沛一關也。到此直令人肝腑具呈,手足盡露,有非聲音笑貌所能勉強支吾者。故就源頭上看,必其無終食之間違仁,然後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就關頭上看,必其能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處之如一,然復算得無終食之間違仁耳。
予謂平居無事,一切行住坐臥,常人亦與聖人同,大概言之耳。究其所以,卻又不同。蓋此等處,在聖人都從一團天理中流出,是為真心;在常人則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是為習心。指當下之習心,混當下之真心,不免毫釐而千里矣。昔李襄敏講學,諸友競辨良知,發一問曰:“堯、舜、孔子,豈不同為萬世之師?今有人過堯、舜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安;過孔子之廟而不下車者,則心便不安。就下車孔廟而言,指曰良知,則分明是個良知;就不下車堯、舜廟而觀,則安於堯、舜廟者,固是個習心,而不安於孔廟者,亦祇是個習心耳。良知何在?”眾皆茫然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