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屍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契約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缺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

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在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止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

案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無獨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人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者也。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子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

昔乾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睹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