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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三·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閒,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穀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云、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云作《太玄經》,造於〔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問於桓君山以揚子云。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云論說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里,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強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扎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穀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征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吏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高〕,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揚生金。珍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為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為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稚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為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為高,明者為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

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鬱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嘆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餚,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鬱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征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為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為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瞽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征拜為郎中之寵乎?

譯文

通讀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讀得很流暢,很熟練,能分析確定章節和斷句,並以教授做老師的是通人。能夠發揮古書意思,靈活引用古書詞句,能上書奏記,或者提出見解和主張,串連成篇寫成文章的是文人、鴻儒。努力好學,見識多,記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書寫文章,能說古論今的,萬人中沒有一個。然而能著書寫文章的,是知識淵博精通而能運用的人。進山里看見樹木,是長是短沒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見青草,是粗是細沒有不了解的。然而不會砍伐樹木用來作房子,採集百草用來配方調藥,這是知道草木而不會運用。通人見識廣博,卻不會用它來論述事情,這叫藏書家,就是孔子所說的那種“能背誦《詩經》三百篇,把政治事務交給他,都幹不了”的人,這跟那些見過草木不會採伐運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魯國編年史來寫《春秋》,等到他創新立義,讚賞和貶責一番,就不再沿襲魯國編年史,而是經過深思熟慮自然從胸中產生出來的了。大凡重視通人,是看重他們能運用學到的東西。如果他們僅僅能熟讀,讀詩讀經,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鸚鵡能說話之類。能引申古書上的意思,寫出美好的文辭,沒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勝任的。能通讀的人,世上到處有;能著書寫文章的人,歷代卻少得很。近代的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他們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樣同時出現在同個時代;其餘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寶玉不可能多得,因為它們珍貴。

因此能講解一種經書的是儒生,能博覽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傳書來寫報告提建議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寫文章連結成書的是鴻儒。所以儒生超過一般人,通人勝過儒生,文人超過通人,鴻儒又超過文人。因此,鴻儒是所謂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見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於拿高貴華麗的車子跟破車相比,拿精緻華美的絲繡跟舊袍相比,它們之間相差太遠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頂比山腳,拿長狄人的頸比腳掌,也不足以說明。山丘以泥土石頭為主體,山中要是有銅鐵,就是山上罕見的東西。銅鐵雖已罕見,有時還會挖出金子玉石。鴻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見又罕見。

才能突出還有突出的,他們才能相互超越但總有高低之分。儒生託名在儒門,遠遠超過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講解一種經書,教誨後代子孫;有的卻能率引眾多學生,講解透徹內容豐富,能稱作通曉經書。有的不能寫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種主張;有的卻能陳述國家政治得失,提出適宜的建議,而且言論符合經傳,文章如星月一般燦爛。他們象穀子雲、唐子高一樣優秀,能在報告和意見書上引經據典,卻不能連結起來寫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選取排列出來,把往事記載下來寫成書,象司馬遷、劉子政這些人,累積材料編成篇目,文章數萬言,他們遠遠超過穀子雲、唐子高,然而是沿襲以前現成的記載,沒有自己心中的創造。至於陸賈、董仲舒評論國家大事,隨心說出,不憑藉外在條件,然而卻內容淺顯易懂,讀者還叫它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云作《太玄經》,都是在精心思考後創造出來的,所以能窮盡深遠難見的大道理,不是接近聖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寫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陽成子長和楊子云二人作《樂經》和《太玄經》兩經,真稱得上高明地遵循著孔子的足跡,宏大精美有與聖人相提並論的才能。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聽楊子云。桓君山回答說:“漢朝建立以來,沒有誰能超過此人。”桓君山區別人才,可以說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實際情況。采玉的人心比玉還美,鑽龜的人智比神靈。君山能區別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們的名次,可見比所排列的人賢能。他又作《新論》,評論社會上的問題,辯明是非,虛假的話語,虛偽的文詞,沒有不被證明確定的。在那陽成子長、楊子云等興論立說的人當中,桓君山算是頭一個了。從桓君山以來的那些文人、鴻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們動筆能寫文章,用心能謀劃,文章從心中出,思想用文章來表明。觀看他們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稱得上精闢的論述。這樣說來,文章寫得多的人,是人中最傑出的了。

植物下面有根和莖,上面才有花和葉;果實裡面有果核,外面才會有皮和殼。文章言辭是讀書人的花葉與皮殼。真情實意在心中,文章寫在竹簡和帛上,表達與內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稱。感情激動才能下筆流暢,所以文章寫真情而能流露出來。人會寫文章,就像鳥獸有毛一樣。毛有五顏六色,都長在身體上。如果寫文章沒有內容,這就是像五顏六色鳥獸的毛無故長了出來。選拔武士來射箭,武士要心氣平和身體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後才能射中。興論立說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樣。論說應當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樣。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來驗證其技巧,論說是用文章來證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與射箭技巧都是從心裡產生的,它們實際上是相同的。

文章中有深奧的意思,重大的謀略,君臣治國的方法,只是由於他們自己無法實行,口裡又不能直說來表達心情,所以用文章來表明自己的看法,認為以後一定能實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來表達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業;桓君山一類人的傳書,是素相的事業。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讀桓君山一類人的傳書,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圖。所以說:陳平分割祭肉,是當丞相的苗頭;孫叔敖疏通期思河,是當令尹跡象的顯現。觀看傳書里的文章,有治理國家大事的道理,不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預兆。腳不強勁就走不遠,鋒刃不銳利就割不深。能連結篇章寫文著書,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傑出人物。

有人說:“寫書的人,看得多聽得多,熟悉學問,就能類推寫出文章來。文章是由見聞寫出來的,不一定真實才能與文章相符合。寄膚淺的見解於漂亮的文辭,沒有深刻的內容,見不到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所以很少有建立功業的人。國家安危的關頭,文人都不能參與其事,沒有建立功績的作用,只有動筆寫文章的效果。

我說:這不一定。周代寫書的人,都是權謀的大臣,漢代敢於直說的人,都是博覽群書的官吏,怎么能說文章寫出來不是像花葉的生長那樣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計謀,收集資料寫文章,感情在文辭中表現出來,意思在說話中得到證明。商鞅幫助秦國,想在霸業上得到功績,於是寫《耕戰》;虞卿幫助趙國,提出計謀和主張並被採納,辭官後寫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趙國都城給趙王提的建議;《耕戰》的內容,就是商鞅在秦國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議。陸賈消滅呂氏的計謀,跟《新語》是同樣的見解;桓君山改變晁錯的計謀,跟《新論》是同樣的意見。看谷永上書的陳述,唐林坦率的進言,劉向懇切的建議,都以見解為根本,寫成文章,想藉助它把見解表達出來,難道只是雕飾文辭,隨便寫成漂亮的言辭嗎?真摯的感情發自內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話才深深地感動人。因此魯仲連用箭射信,燕將會自殺;鄒陽上書辯解,梁孝王才會打開牢門放他。書信、奏章和文章的內容,是從內心迸發出來的,並非只是博覽群書的人能造出來的,熟悉學問的人能寫出來的。

鴻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長吏,怎么能不尊重他們呢?難道只是用他們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嗎?而是希望州郡長官有憂愁的時候,他們能寫章上奏,解決處理困難煩雜的事務,使州郡無事。就象唐子高、穀子雲這些官吏,要是出來盡心,完全拿出寫公文的本領,那些麻煩和憂患的事怎么會有解決不了的呢?古代很遙遠,四處偏僻隱蔽,動筆作文的人,記錄有困難,那么暫時就近用自己家鄉會稽的事來說。周長生是文人當中的魁首,在州府,是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為太守孟觀寫奏章,解決了麻煩事消除了憂患,使得州郡無事,二位地方長官的職位得以保全。周長生的身份不顯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長官懷著俗人的節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么周長生早已蒙受鄒衍那樣的恩寵了。周長生死後,州郡的長官遇到了憂患,沒有能幹的起草奏章官員,因此困難事解決不了,被追究責任押送到相屬司直受審,這是由於寫文章這一行不受重視,不再有擅長寫奏章的人的緣故。那么難道就沒有為地方長官分憂的官吏嗎?而是他們當中的人,文筆遠不如周長生之類的緣故。

周長生的才能,不僅僅擅長寫公文,而且寫了《洞歷》十篇,上從黃帝,下到漢朝,就連細小輕微的事,沒有不記載的,跟司馬遷《史記》的《表》、《紀》相類似。由於上通黃帝下達漢朝,所以叫做《洞歷》。像這樣,周長生不只是個文人,而且是個稱得上鴻儒的人。

前代有嚴忌,後來有吳君高,最後有周長生。白野雞從越嘗貢來,暢草從鬱林獻來,雍州出玉,荊州、揚州產銅。珍貴的東西出產在四面邊遠而偏僻的地方,這些地方不能說就沒有特出的人物。孔子說:“周文王已經死了,文章不都在我這裡嗎!”周文王的文章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文章在董仲舒身上,董仲舒已經死了,難道在周長生這些人身上嗎?不然,怎么會說他語言高超,文章美麗呢!唐勒和宋玉,也是楚國的文人,古書上沒有記載的人,屈原就在那上邊。會稽的文人,難道只有周長生嗎!以沒有加以論述的人來說,周長生尤其突出。全國多山,而華山、泰山稱岳,全國多河,而長江、黃河稱瀆的原因,是華山、泰山最高,長江、黃河最大。周長生,是州郡中文章最好的人。自己家族的老大賢能,拋開他而去稱讚別家族的老大,這是不對的。周長生是論說文章的頭號人物,所以文人都尊崇他,唯獨把他記錄下來,這跟《春秋》採用魯國自己的年號來記年以表示尊重本國的道理相同。

一般人喜歡推崇古代而稱頌傳說中的事情,古人的東西,就是瓜菜也是甜美的;後代的新東西,即使是蜜酪,也是苦辣的。周長生的家在會稽,生長在今天,文章雖然出眾,評論的人還是認為比古人幼稚。天供元氣,人受精氣,難道因為人有古今差別,今人就要降低等級嗎!(應該不論古今,)優秀的算高超,高明的算上等。尊重事實的人,明辯是非的人,看見錯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其位置放在後面,看到正確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其位置放在前面,心智明白,不被一般人的喜好所迷惑。班叔皮續寫《史記》百篇以上,記事詳盡,講理透徹,讀者認為是第一,而司馬遷的《史記》次之。其子班固是尚書郎,文章可以跟他相比,如果用國家大小來比喻文采的高下,那么他們不僅是五百里的大國,而且應稱作像周、召、魯、衛那樣的大國。如果要推崇古代,那么班叔皮、班固父子就不值得一提了。

周代有繁榮昌盛的文化,是因為在百代的末尾。漢代在百代的後面,文辭論說,怎么能不繁茂呢!從小看大,從老百姓的事來推論,可以看出朝廷政治上的道理。住宅開始建成,才會種植桑麻,住上很多年,子孫繼續栽種桃樹、李樹、梅樹、杏樹,才會遮住山丘蓋滿原野。植物根莖多,那么花葉就繁茂。漢朝統治已經很久了,土地遼闊,百姓眾多,禮義盛行,事業興旺,漂亮的文章,怎么會不繁茂呢!其實,花和果實是在一起生成的,無花而結果,這樣的東西少有。山是禿的,怎么會繁茂呢?地是鹽鹼土,怎么會生長草木呢?著名文人在漢朝大量出現,就是漢朝興盛的證明。天晴朗,群星明亮;天陰雨,日月被遮蔽。如今著名文人同時出現,就是漢朝光照日月的證明。

漢高祖每讀陸賈的文章,群臣就發出“萬歲”的稱讚聲;徐樂和主父偃上奏章,被任命為郎中的事,如今沒有再聽說了。做飯食不會做又苦又酸的菜,因為自己的口覺得味道不好,手就不會拿去給別人吃。每次下詔書,都說要按文義經傳四科選拔人材,詔書富有文采,是情文並茂的好文章的明證。而如今上奏的公文沒有經過核實,寫書又沒有實際內容,“萬歲”的稱讚聲,“任命”的恩惠,從什麼地方發出來呢?裝飾面孔的人都想打扮得好看,但值得看一眼的卻很少;創作樂曲的人都想作得動聽,但值得一聽的卻很少。陸賈的文章還沒有上奏,徐樂、主父偃的簡策還沒有上呈,那些閉眼說瞎話的人,講述事情粗魯難聽,寫文章沒有文采,不知道是指什麼說的,文辭華而不實,不被流放到荒島或沙漠上去充軍,就算幸運了,怎么還能蒙受任命為郎中的寵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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