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柟字仲木，號涇野，陝之高陵人。正德戊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逆瑾以鄉人致賀，卻之，瑾不悅。已請上還宮中，御經筵，親政事，益不為瑾所容，遂引去。瑾敗，起原官。上疏勸學，危言以動之。乾清宮災，應詔言六事：一、逐日臨朝，二、還處宮寢，三、躬親大祀，四、日朝兩宮，五、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六、撤回鎮守中官。皆武宗之荒政。不聽，復引去。世廟即位，起原官。甲申以修省自劾，語涉大禮，下詔獄。降解州判官，不以遷客自解，攝守事，興利除害若嗜欲。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移宗人府經歷，陞南考功郎中，尚寶司卿，南太常寺少卿，入為國子祭酒，轉南禮部右侍郎。公卿謁孝陵宗緋，先生曰：“望墓生哀，不宜吉服。”遂易素。上將視顯陵，累疏諫止。霍文敏與夏貴溪有隙，文敏為南宗伯，數短貴溪於先生，先生曰：“大臣和衷，宜規不宜謗也。”文敏疑其黨貴溪。已而先生入賀，貴溪亦暴文敏之短，先生曰：“霍君性少偏，故天下才，公為相，當為天下惜才。”貴溪亦疑其黨文敏。會奉先殿災，九卿自陳，貴溪遂準先生致仕。壬寅七月朔卒，年六十四，賜諡文簡。

先生師事薛思菴，所至講學。未第時，即與崔仲鳧講於寶邛寺。正德末，家居築東郭別墅，以會四方學者。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鎮守廖奄張甚，其使者過高陵，必誡之曰：“呂公在，汝不得作過也。”在解州建解梁書院，選民間俊秀，歌詩習禮。九載南都，與湛甘泉鄒東廓共主講席，東南學者，盡出其門。嘗道上黨，隱士仇欄遮道問學。有梓人張提聞先生講，自悟其非，曾妄取人物，追還主者。先生因為詩云：“豈有徵夫能過化，雄山村里似堯時。”朝鮮國聞先生名，奏謂其文為式國中。先生之學，以格物為窮理。及先知而後行，皆是儒生所習聞。而先生所謂窮理，不是泛常不切於身，只在語默作止處驗之；所謂知者，即從聞見之知，以通德性之知，但事事不放過耳。大概工夫，下手明白，無從躲閃也。先生議良知，以為“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今不諭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夫因人變化者，言從入之工夫也。良知是言本體，本體無人不同，豈而變化耶？非惟不知陽明，並不知聖人矣。

呂涇野先生語錄

問：“長江之上，大海之濱，風波之險可畏也。至於風恬浪息，漁人出沒其間，鷗鳥飛鳴其中，若相狎而玩者，何也？水忘機也，漁人、鷗鳥亦忘機也。若乃吾人之宅心，宜若平且易焉已矣，而反有不可測者，則其為風波之險莫大焉，此莊生所謂險於山川者也。是故機心忘而後可以進德矣。”曰：“只看如何平易，平易一差，恐靡然矣。”

問：“靜時體認天理易，動時體認天理難，故君子存靜之體認者，以達乎動之泛應者，則靜亦定，動亦定，其為成德孰禦焉？”曰：“動時體認天理，猶有持循處，靜郤甚難，能於靜，則於動沛然矣。”

光祖曰：“物之遇雨，或生或長，其效甚速，人遇教而不興者何也？”先生曰：“只是中心未實，如五穀之種，或蠹或浥，難乎其為苗矣。”

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善人甚難處。”先生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能憐憫，便會區處。如妻妾之愚，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知合一之道。”

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耶？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道通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所重輕。”

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為聖人方易。”先生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肯行，便是力量，溺於流俗物慾者，乃弱也。”

先生聞學者往來權貴門下，乃曰：“人但伺候權倖之門，便是喪其所守。”是以教人自甘貧做工夫，立定腳根自不移。

問：“患交接人。”先生曰：“須要寬綽些，不可拘拘守秀才規矩，見大人君子，進退升降、然諾語默皆是學。”

先生曰：“陳白沙徵到京，吏部尚書問曰：‘貴省官如何？’曰：‘與天下省官同。’請對坐，即坐無辭。此盡樸實有所養。羅一峰訪康齋，見起御聘牌坊，乃謂其子云：‘不必有此牌坊。’不見康齋而退。此羅公高處。康齋，孔門之原憲也，而又有此乎！”

先生曰：“昔者聞有一僉事求見王贛菴公云：‘西來一件為黃河，二件為華山，三件為見先生。’王公云：‘若做官不好，縱見此三者，亦不濟事。’這般高，不受人諂。”

大器問：“動靜不失其時。”曰：“正是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汝今且只於語默作止處驗也。”

黃惟因問：“白沙在山中，十年作何事？”先生曰：“用功不必山林，市朝也做得。昔終南僧用功三十年，盡禪定也。有僧曰：‘汝習靜久矣，同去長安柳街一行。’及到，見了妖麗之物，粉白黛綠，心遂動了，一旦廢了前三十年工夫。可見亦要於繁華波盪中學。故於動處用功，佛家謂之消磨，吾儒謂之克治。”

應德問：“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觀？”先生曰：“只是虛靜之時。觀字屬知、屬動，只是心上覺得，然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懼工夫，就可觀也。”

南昌裘汝中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先生曰：“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之能禦，豈不是聞見？豈不是德性？”“然則張子何以言不梏於見聞？”曰：“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慾迷蔽了，必賴見聞開拓，師友夾持而後可。雖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觀俯察。”汝中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乃是知之次也。是以聖人將德性之知，不肯自居，止謙為第二等工夫。”曰：“聖人且做第二等工夫，吾輩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罷。殊不知德性與聞見相通，原無許多等第也。”

許象先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今日只求自家一個樂耳。”大器曰：“然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盡除去，則自然心廣體胖。然所謂累處者，不必皆是聲色貨利粗惡的，只於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可見。”

有一名公曰：“近日對某講學者，惟少某人耳。”先生笑曰：“程子說韓持國曰：‘公當求人，倒教人來求公耶？’若為這道講，須下人去講，不然，有道者他肯來尋公講耶？”又曰：“某屍位未嘗建得事業。”先生曰：“不然，賢人君子在位，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創業，但一言一動皆根道理。在位則僚屬取法，在下則軍民畏服。又使天下之人知某處有某公在，卒然有急可恃，有何不可？”其人曰：“若是不可不慎矣。”

有一相當國，其弟過陝西，與對山曰：“某回京與家兄說薦舉起用。”對山笑曰：“某豈是在某人手？取功名的人。”先生曰：“此亦可謂慷慨之士。”或曰：“但欠適中耳。”曰：“士但有此氣象，亦是脫俗，怎能勾便中庸也？”

先生見林穎氣象從容，指謂大器曰：“人動靜從容，言語安詳，不惟天理合當如此，且起觀者敬愛，就是學問也。學者不可無此氣象，但須要先有諸中矣。”

時耀問：“收放心在何處？”先生曰：“須於放的去處收，則不遠而復矣。”

先生謂諸生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今講學甚高遠，某與諸生相約，從下學做起，要隨處見道理。事父母這道理，待兄弟妻子這道理，待奴僕這道理，可以質鬼神，可以對日月，可以開來學，皆自切實處做來。”大器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曰：“然。”

問“為學”。曰：“只要正己。孔子曰：‘上不怨天，不下尤人，知我者其天乎！’若求人知，路頭就狹了。天打那處去尋，只在得人，得人就是得天。《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學者未省。曰：“本之一心，驗之一身，施之宗族，推之鄉黨，然後達之政事，無往不可。凡事要仁有餘而義不足；則人無不得者。”

詔問：“講良知者何如？”先生曰：“聖人教人，每因人變化。如顏淵問仁，夫子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到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方也。世之儒者誨人，往往不論其資稟造詣，刻數字以必人之從，不亦偏乎！”

問“致良知”。先生曰：“陽明本孟子良知之說，提掇教人，非不警切，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且人之知行，自有次第，必先知而後行，不可一偏。傅說曰：‘非知之艱。’聖賢亦未嘗即以知為行也。縱是周子教人曰‘靜’、曰‘誠’，程子教人曰‘敬’，張子以‘禮’教人，諸賢之言非不善也，但亦各執其一端。且如言靜，則人性偏於靜者，須別求一個道理。曰誠、曰敬，固學之要，但未至於誠敬，尤當有入手處。如夫子《魯論》之首，便只曰‘學而時習’，言學，則皆在其中矣。”

論“格物致知，世之儒者辨論莫太高遠乎？”先生謂：“若事事物物皆要窮盡，何時可了。故謂只一坐立之間，便可格物。何也？蓋坐時須要格坐之理，如屍是也；立時須要格立之理，如齋是也。凡類此者，皆是如是，則知可致而意可誠矣。”又曰：“先就身心所到、事物所至者格，久便自熟。或以格為度量，亦是。”

先生謂諸生曰：“學者只隱顯窮達，始終不變方好。今之人對顯明廣眾之前，一人焉，閒居獨處之時，又一人焉；對富貴又一人焉，貧賤又一人焉。眼底交遊所不變者，惟何粹夫乎！”

詔因辭謝久菴，公與講論陽明之學。公謂：“朱子之道學，豈後學所敢輕議？但試舉一二言之，其性質亦是太褊。昔唐仲友為台州太守，陳同父同知台州，二人各競才能，甚不相協。時仲友為其母與弟婦同居官舍。晦翁為浙東提舉，出按台州，陳同父遂誣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晦翁未察，遂劾仲友。王淮為之奏辨，晦翁又劾王淮。後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誣論晦翁，互相訐奏，豈不是太褊乎？”詔聞此言，歸而問於先生。先生曰：“訐奏事信有之，但仲友雖負才名，終是小人，安得以此誣毀朱子。是非毀譽，初豈足憑？久之便是明白。朱先生劾仲友事，見《台寓錄》；仲友誣朱先生事，見仲友《文集》，可知其是私也。”（同父此時尚未及第，未嘗同知台州。晦翁仲友相訐，未嘗以帷薄相誣。此段無一實者。）

先生曰：“今世學者，開口便說一貫，不知所謂一貫者，是行上說，是言上說，學到一貫地位多少工夫？今又只說明心，謂可以照得天下之事。宇宙內事，固與吾心相通，使不一一理會於心，何由致知？所謂不理會而知者，即所謂明心見理也，非禪而何？”

黃惟用曰：“學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先生曰：“才說道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不免自私，這元是自家合做的。”又曰：“學到自家合做處，則別人做第一等事，雖拜而讓之可也。”

學者到怠惰放肆，總是不仁，仁則自是不息。

詩人於周公，從步履上看，便見得周公之聖，故曰：“赤舄几几。”凡人內不足者，或者讒謗之言，步履必至錯亂，不能安詳。如謝安折屐，豈能強制得住？故古人只求諸己，在己者定，外邊許大得失、禍福，皆不足動我，是故烈風雷雨弗迷。

先生曰：“予癸未在會試場，見一舉子對道學策，欲將今之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焚其書，甚有合於問目。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予則謂之曰：‘觀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出仕，必知迎合權勢。’乃棄而不取。”因語門人曰：“凡論前輩，須求至當，亦宜存厚，不可率意妄語。”

問：“危微精一何如？”曰：“心一也，有人道之別者，就其發處言之耳。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何謂危？此心發在形氣上，便盪情鑿性，喪身亡家，無所不至，故曰危。何謂微？徒守此義理之心，不能擴充，不發於四支，不見於事業，但隱然於念慮之間，未甚顯明，故曰微。惟精是察，二者之間，不使混雜；惟一是形氣之所用也。皆從道而出，合為一片。”

本泰問“夜氣”。曰：“有夜氣，有旦氣，有晝氣。晝氣之後有夜氣，夜氣之後有旦氣，旦氣不牿於晝氣，則充長矣。孟子此言氣字，即有性字在。蓋性字何處尋？只在氣字求。但有本體與役於氣之別耳，非謂性自性、氣自氣也。彼惻隱是性，發出來的情也能惻隱，便是氣做出來，使無是氣，則無是惻隱矣。先儒喻氣猶舟也，性猶人也，氣載乎性，猶舟之載乎人，則分性氣為二矣。試看人於今何性不從氣發出來？”

永年問“配義與道”。先生曰：“言此氣是搭合著道義說，不然則見富貴也動，見貧賤也動而餒矣。”

問“近讀《大禹謨》得甚意思？”“且不要說堯、舜是一個至聖的帝王，我是一個書生，學他不得。只這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日用甚切。如今人地步稍高者，遇一人地步稍低者，便不禮他，雖有善亦不取他，即是虐無告，廢困窮。”

皋陶說九德，皆就氣質行事上說，至商、周始有禮義性命之名。宋人卻專言性命，謂之道學，指行事為粗跡，不知何也？

何廷仁言“陽明子以良知教人，於學者甚有益”。先生曰：“此是渾淪的說話，若聖人教人，則不然。人之資質有高下，工夫有生熟，學問有淺深，不可概以此語之。是以聖人教人，或因人病處說，或因人不足處說，或因人學術有偏處說，未嘗執定一言。至於立成法，詔後世，則曰格物致知，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蓋渾淪之言，可以立法，不可因人而施。”

或問：“朱子以誠意正心告君如何？”曰：“雖是正道，亦未盡善。人君生長深宮，一下手就教他做這樣工夫，他如何做得？我言如何能入得？須是或從他偏處一說，或從他明處一說，或從他好處一說，然後以此告之，則其言可入。若一次聘來，也執定此言，二次三次聘來，也執定此言，如何教此言能入得？告君須要有一個活法，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好貨便是。”

問“慎獨工夫”。曰：“此只在於心上做，如心有偏處，如好欲處，如好勝處，但凡念慮不在天理處，人不能知而己所獨知，此處當要知謹自省，即便克去。若從此漸漸積累，至於極處，自能勃然上進。雖博厚高明，皆是此積。”

問“存心之說”。曰：“人於凡事皆當存一個心，如事父母兄長不待言矣。雖處卑幼，則存處卑幼之心；處朋友，則存處朋友之心。至於外邊處主人，亦當存處主人之心。以至奴僕，亦要存一點心處之。皆不可忽略，只如此便可下學上達。《易》之理，只是變易以生物，故君子變易以生民。”

東郭子曰：“聖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就如篤恭而天下平之篤。”先生曰：“這卻不是聖人言。學字有專以知言者，有兼知行言者，如‘學而時習之’之學字，則兼言之。若博學之對篤行之而言，分明只是知，如何是行？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亦如是。此篤恭之篤，如雲到博厚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之類。若篤行之篤，即篤志努力之類，如何相比得？夫博學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如何是行？”東郭子曰：“大抵聖人言一學字，則皆是行，不是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及之亦是行，如日月至焉，至字便是一般。守之是守其及之者，常不失也。如孔門子路之徒，是知及之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是仁能守之者。”先生曰：“知及之分明只是知，仁守之才是行。如何將知及之亦為行乎？予之所未曉也。”

東郭子曰：“程子謂《大學》乃孔氏之遺書，謂之遺書，正謂其言相似也，然聖人未嘗言之。若以格物為窮理，則與聖言不相似，何以謂之遺書？”先生曰：“謂之遺書者，指理而言，非謂其言相似也。且曰聖人未嘗言之，甚害事。某也愚，只將格物作窮理，先從知止致知起。夫知止致知首言之，而曰未嘗言之，何也？”

東郭子曰：“我初與陽明先生講格物致知，亦不肯信。後來自家將《論》、《孟》、《學》、《庸》之言各相比擬過來，然後方信陽明之言。”先生曰：“君初不信陽明，後將聖人之言比擬過方信，此卻喚做甚么？莫不是窮理否？”東郭子笑而不對。

先生曰：“汝輩做工夫，須要有把柄，然後才把捉得住，不然，鮮不倒了的。故叉手不定，便撒擺；立腳不定，便那移。”

先生曰：“學者必是有定守，然不好的事不能來就我。《易》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若我無實，則這不好的事，皆可以來即我也。”

邦儒問：“近日朋友講及《大學》，每欲貫誠意於格物之前，蓋謂以誠意去格物，自無有不得其理者，如何？”先生曰：“格致誠正雖是一時一串的工夫，其間自有這些節次。且如佛子寂滅，老子清靜，切切然，惟恐做那仙佛不成，其意可為誠矣，然大差至於如此，正為無格物之功故也。但格致之時，固不可不著實做去，格致之後，誠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

呂潛問：“欲根在心，何法可以一時拔得去？”先生曰：“這也難說。一時要拔去，得須要積久工夫才得就。且聖如孔子，猶且十五志學，必至三十方能立，前此不免小出入，時有之。學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便檢制，不可復使這等。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處，心中即又便如是檢制。此等處人皆不知，己獨知之，檢制不復萌，便是慎獨工夫。積久熟後，動靜自與理俱，而人慾不覺自消。欲以一時一念的工夫，望病根盡去，卻難也。”

李樂初見先生，問：“聖學工夫如何下手？”先生曰：“亦只在下學做去。”先生因問：“汝平日做甚工夫來？”和仲默然良久不應。先生曰：“看來聖學工夫只在無隱上就可做得。學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處，就說出來，無所隱匿，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才好。不然，久之積下種子，便陷於有心了。故司馬溫公謂‘平生無不可對人說得的言語’，就是到建諸天地不悖，質之鬼神無疑，也都從這裡起。”

先生曰：“鄒東郭云：‘聖賢教人只在行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便繼之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並不說知上去。’予謂亦須知得何者是人慾，不然戒慎恐懼個甚么？蓋知皆為行，不知則不能行也。”

康恕問：“戒慎恐懼是靜存，慎獨是動察否？”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睹不聞靜矣，而戒慎恐懼便惺惺，此便屬動了。如大《易》‘閑邪存其誠’一般，邪閒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個，更分不得。”

章詔問“格物”。先生曰：“這個物，正如《孟子》雲‘萬物皆備於我’物字一般，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故凡身之所到，事之所接，念慮之所起，皆是物，皆是要格的。蓋無一處非物，其功無一時可止息得的。”聶靳曰：“某夜睡來有所想像，念頭便覺萌動，此處亦有物可格否？”先生曰：“怎么無物可格？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亦皆是格物。”章詔因曰：“先生格物之說切要，是大有功於聖門。”先生曰：“也難如此說，但這等說來，覺明白些，且汝輩好去下手做工夫矣。”

先生曰：“聖賢每每說性命來，諸生看還是一個、是兩個？”章詔曰：“自天賦與為命，自人稟受為性。”先生曰：“此正是《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般。子思說‘自天命便謂之性’，還只是一個。朱子謂‘氣以成形而理亦賦’，還未盡善。天與人以陰陽五行之氣，理便在裡面了，說個亦字不得。”陳德夫因問：“夫子說性相近處，是兼氣質說否？”先生曰：“說兼亦不是，卻是兩個了。夫子此語與子思元是一般。夫子說性元來是善的，便相近，但後來君著習染便遠了；子思說性元是打命上來的，須臾離了，便不是。但子思是恐人不識性的來歷，故原之於初，夫子因人墮於習染了，故究之於後，語意有正反之不同耳。”詔問：“修道之教如何？”先生曰：“修是修為的意思，戒懼慎獨便是修道之功。教即‘自明誠謂之教’一般。聖人為法於天下，學者取法於聖人皆是。橫渠不雲‘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他把這極粗處，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此理殊可觀。”

問：“戒懼慎獨，分作存天理、遏人慾兩件看，恐還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個工夫，如《易》‘閑邪則誠自存’。但獨處卻廣著，不但未與事物接應時是獨，雖是應事接物時也有獨處。人怎么便知？惟是自家知得，這裡工夫卻要上緊做。今日諸生聚講一般，我說得有不合處，心下有未安，或只是隱忍過去；朋友中有說得不是處，或亦是隱忍過去，這等也不是慎獨。”先生語意猶未畢，何堅遽問：“喜怒哀樂前氣象如何？”先生曰：“只此便不是慎獨了。我才說未曾了，未審汝解得否？若我就口答應，亦只是空說。此等處須是要打點過，未嘗不是慎獨的工夫。”堅由是澄思久之。先生始曰：“若說喜怒哀樂前有個氣象便不是，須先用過戒懼的工夫，然後見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若平日不曾用工夫過來，怎么便見得這中的氣象？”問：“孟子說個仁義禮智，子思但言喜怒哀樂，謂何？”先生曰：“人之喜怒哀樂，即是天之二氣五行，亦只是打天命之性上來的。但仁義禮智隱於無形，而喜怒哀樂顯於有象，且切緊好下手做工夫耳。學者誠能養得此中了，即當喜時體察這喜心，不使或流，怒時體察這怒心，不使或暴，哀樂亦然，則工夫無一毫滲漏，而發無不中節，仁義禮智亦自在是矣。”叔節又問：“顏子到得發皆中節地位否？”先生曰：“觀他怒便不遷，樂便不改，卻是做過工夫來的。”

詔云：“近日多人事，恐或廢學。”先生曰：“這便可就在人事上學。今人把事做事，學做學，分做兩樣看了，須是即事即學，即學即事，方見心事合一，體用一原的道理。”因問：“汝於人事上亦能發得出來否？”詔曰：“來見的亦未免有些俗人。”先生曰：“遇著俗人，便即事即物，把俗言語譬曉得他來，亦未嘗不可。如舜在深山、河濱，皆俗人也。”詔顧語象先曰：“吾輩今日安得有這樣度量！”

先生語學者曰：“近日做甚工夫來？”曰：“只是做得個矜持的工夫，於道卻未有得處。”先生曰：“矜持亦未嘗不好，這便是‘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但恐這個心未免或有時間歇耳。”曰：“然非有間歇的心，只是忘了。”先生曰：“還是不知。如知得身上寒，必定要討一件衣穿，知得腹中飢，必定要討一盂飯吃，使知得這道如饑寒之於衣食一般，不道就罷了。恁地看來，學問思辨的工夫，須是要在戒慎恐懼之前，方能別白得天理，使做將去，是人慾，即便斬斷，然後能不間歇了。故某常說聖門知字工夫，是第一件要緊的，雖欲不先，不可得矣。”

吳佑問“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先生曰：“好名亦不妨，但不知你心下好甚么名來。若心下思稷只是個養民的名，契只是個教民的名，怎么便能千萬世不泯？把這個名之所以然上求則得之，未嘗不善。若只空空慕個名，不肯下手去做，卻連名也無了。”

何廷仁來見，問：“宣之在京一年，亦可謂有志者？”先生曰：“宣之甘得貧，受得苦。七月間其仆病且危，宣之獨處一室，躬執爨，自勞筋骨，未嘗見其有慍色，可以為難矣。”廷仁對曰：“孔明、淵明非無才也，而草廬田園之苦，顏子非無才也，而簞瓢陋巷之窮，看來君子之學，惟重乎內而已。”先生曰：“然。古人做工夫，從飲食衣服上做起，故顏子之不改其樂，孔明、淵明之所以獨處，皆其志有所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耳。某常雲‘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都只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

惟時問：“先生常論尹彥明、朱元晦不同者何？”先生曰：“得聖門之正傳者，尹子而已，其行愨而直，其言簡而易。若朱子大抵嚴毅處多，至於諫君，則不離格致誠正。人或問之，則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如此等說話，人皆望而畏之，何以見信於上耶！”因論後世諫議多不見信於人君者，亦未免峻厲起之也。又問：“朱子與二程何如？”先生曰：“明道為人，盎然陽春之可掬，故雖安石輩，亦聞其言而嘆服。至於正叔，則啟人偽學之議，未必無嚴厲之過耳。”頃之嘆曰：“凡與人言，貴春溫而賤秋殺。春溫多，則人見之而必敬，愛之而必親，故其言也，感人易而入人深，不求其信，自無不信也。秋殺多，則人聞之而必畏，畏之而必惡，畏惡生則言之入人也難，將欲取信而反不信也。”

先生曰：“父母生身最難，須將聖人言行，一一體貼在身上，將此身換做一個聖賢的肢骸，方是孝順。故今置身於禮樂規矩之中者，是不負父母生身之意也。”問：“格物之格，有說是格式之格，謂致吾之良知在格物，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窮究字樣來，如何？”先生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即是窮極之義。格式之格，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故曰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

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於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心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為仁。”先生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草一木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一夫不獲，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甚么樣心？”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人於父母兄弟間，或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是心。”曰：“只是此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主人停當，惟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惟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事皆存此心。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為一體氣象。”

先生曰：“人能反己，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為心，則舉足皆荊棘也。”

問“無事時心清，有事時心卻不清”。曰：“此是心作主不定，故厭事也。如事不得已，亦要理會。”

教汝輩學禮，猶隄防之於水，若無禮以隄防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

問“堯、舜氣象”。曰：“求這氣象，不在高遠，便就汝一言一動處求之，則滿目皆此氣象矣。”

子貢言“夫子之聖又多能也”，則以多能為聖之外。夫子乃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不是多，皆性分中事，則多能又不在聖之外矣。斯可見灑掃應對，精義入神，無二也。

問“修詞立誠”。曰：“如所說的言語，見得都是實理所當行，不為勢所撓，不為物所累，斷然言之，就是立誠處。如行不得的，言之，即是偽也”。

諸生有言及氣運如何，外邊人事如何者。曰：“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術。但自家修為，成得個片段，若見用，則百姓受些福；假使不用，與鄉黨朋友論些學術，化得幾人，都是事業，正所謂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也，何必有官做，然後有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