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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器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群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

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銳以躁競,孔璋傯恫以粗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台,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

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孝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浚沖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勛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質,豫章其乾;攡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樑,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

雕而不器,貞乾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譯文

《程器》是《文心雕龍》的第四十九篇,主要是論述作家的道德品質問題,反對“有文無質”而主張德才兼備。

本篇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論作家注意品德的必要。劉勰以木工制器為喻,說明不應只顧外表的美觀而“務華棄實”;對文人無行的偏見,劉勰深表不滿。

第二部分歷舉司馬相如等十六個作家在品德上的缺點,批評了他們的道德敗壞、貪婪無恥;同時又舉出屈原和六個作家忠君愛國、機敏警覺的優良品質,一以說明並不是所有作家都有毛病,一以暗示後代作者應該向屈原等人學習。此外,還附帶談到管仲等七個古代將相,其品德上的毛病也不小,不過因為他們的地位較高而為人們所原諒罷了。

第三部分進一步提出,作者不但應注意道德品質,還要通曉軍政大事。不過關於政治修養和文學創作的關係,這裡未從理論上加以論述,而著重強調文人要兼通文武政事,不要只做“有文無質”的空頭文人。

第四部分提出劉勰所理想的作家,是要有文有質、德才並茂,能夠進可堪當軍國重任,退可保持獨善而垂文後世。

《程器》篇從品德方面來評論作家,是劉勰作家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對“務華棄實”,是貫穿全書的基本思想之一,本篇則是從正面來論述“實”的必要性。劉勰雖然是以封建道德觀念來評論作家、要求作家的,但從本篇所褒所貶的具體內容來看,在上層社會道德敗壞的齊、梁時期,大都是有益於時的。在文學創作上,針對“近代詞人,務華棄實”的實際情況,強調“有懿文德”,要求“摛文必在緯軍國”等,對挽救當時頹廢的創作風氣,就更有必要。

紀昀說:“觀此一篇,彥和發憤而著書者。……彥和入梁乃仕,故鬱郁乃爾耶?”這是有道理的。劉勰寫此書時尚未出仕,正值“待時而動”之際,他主張作家要能“緯軍國”、“任棟粱”等,顯然和他自己對當時現實抱有一定幻想而躍躍欲試有關。正因如此,本篇所論,透露了劉勰自己的一些重要思想,是研究劉勰思想的一篇重要資料。

(一)
《尚書·梓材》中講到人材,比之於工匠把木料做成器具,是要兼有實用和美觀兩個方面。所以,木材經過砍削製成器具之後,還要塗上紅漆,築成牆垣之後還要加以塗飾。可是後來的作家們,常常只講求外表,不顧實際,所以曹丕認為:“歷代文人常常不注意小節。”韋誕評論作家,也對文人多有指責。後人隨聲附和,以為文人都不注意細節。唉!這真太可悲嘆了。

(二)
現在大略地考察一下作家的毛病:司馬相如曾偷情又受賄,揚雄貪酒又失算;馮衍為人不夠正派,杜篤向官府求索沒有個完;班固獻媚竇憲而作威作福,馬融做梁冀的爪牙而又有貪污行為;孔融因過於傲慢召致殺頭,禰衡也由於態度狂放而喪命;王粲不莊嚴卻急於做官,陳琳無知而過於粗疏;丁儀貪財愛貨,路粹厚著臉皮討吃喝;潘岳參與對愍懷太子的謀害,陸機逢迎賈謐、郭彰等權貴;傅玄剛愎狹隘而謾罵官府,孫楚險惡執拗而愛打官司。諸如此類,都是作家中存在的缺點。文人有過失,武夫也如此。古代的將軍、宰相們,毛病同樣不少:如管仲的偷盜,吳起的貪財好色,陳平的家庭生活有污點,周勃、灌嬰都曾挑撥妒忌他人等。由此以後,例子多得數不完。如孔光身為西漢宰相,尚且獻媚於董賢;何況班固、馬融和潘岳等低微的官吏呢?王戎是西晉的開國大臣,尚且賣官鬻爵,不少人對他議論紛紛;何況司馬相如、杜篤這種窮困的文人,丁儀、路粹之類卑微的小人呢?但孔光雖有毛病,卻無損他仍是有名的儒者;王戎雖有醜聞,也影響不了他仍是竹林之“賢”:這就由於他們名位較高,減少了人們的譏諷。至於屈原、賈誼的忠君愛國,鄒陽、枚乘的機敏警覺,黃香的至孝,徐幹的安於貧賤等,品德高尚的作家也不少,怎能說一切作家都必有過失呢?

(三)
人具有各種才性,各有不同的優缺點,除非聖賢,很難責備求全。但是將軍、宰相因地位高而被原諒,作家則因地位低而常被指責:這緣故就如大江大河能洶湧奔騰而暢通無阻,小溝小水則千曲百折而障礙重重。人的名譽大小,固然如此;職位的高低,也是有原因的。人材是否被重用,要看能不能治事,魯國的敬姜,不過是個聰明的婦女,卻能推論織機的道理,來比喻國家大事。哪有大丈夫專心於文藝,就可不懂得政治呢?像揚雄、司馬相如等人,只會寫作而沒有政治上的實際才能,所以最終地位也不高。從前庾亮很有才華,由於功勳卓著而有聲望,因而他的寫作才能反不為人所稱揚;如果他不是做了高官,也會因文才而得名。文才武術,是可以兼備的。春秋時的卻縠就愛讀古書,所以用為將帥;難道愛好文墨就不能精通武藝嗎?孫武的《兵法》,文筆也很美好;怎能說學習武藝就可不通文墨呢?

(四)
所以一個理想的作家,應該具備良好的才德,等待適當的時機而行動,做出一番事業。因此,必須注意修養,以求充實其才德於內,散發其華采於外;要像楩木、楠木的堅實,像枕木、樟木的高大。寫作必須有助於軍政大事,出仕就要成為國家的棟樑;仕途不利則保全自己的品德而從事寫作,仕途順利便馳騁其才力以建立功業。這樣的作家,就算是《尚書·梓材》中所說的人材了。

(五)
總之,著看過去的優秀作家,有美好的文才和品德。如屈原和賈誼的名聲傳遍楚地,鄒陽和枚乘的文采震動了梁國。如果只有外表而無才德,怎能從根本上給人樹立榜樣?優秀的作家不僅有利於己,也有光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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