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政
(劉厲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於萬物之上也。燈燭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觀之，政之貴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設官，分職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濟溺人以金玉，不如尋常之纏。”韓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肯。”(故曰：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也。)此言政貴卑以濟事者也。何以言之？韓非曰：“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也，今為眾人法而以為上智之所難也，則人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厭者，不待粱肉而飽；短褐不完者，不須文繡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務也。今所治之政，人間之事。夫婦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難論，則其於人過遠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務也。”
(又曰：“世之所謂烈士者，離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言論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則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又曰：“察士而後能知之，不可以為智全也。夫人未盡察之也，唯賢者而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不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又曰：小人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于堅偽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群，勇欲絕眾。夫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正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也。
(故曰：為善者，使人不能得從；為巧者，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故所貴聖人之理者，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者，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達見，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貴於人。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傲世賤物，不污於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為國俗。故國治可與愚守，而軍旅可與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議曰：據文子此言，以為聖人不可用先知遠見、博聞強志、傲世賤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為風俗。今但任其風土，化以農稼軍陣，曲成於物，而俯同於俗耳，非貴於獨能獨勇者也。)
故聖人任道，以通其險。(《淮南子》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離朱之明，察針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泉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理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此任道以通其險也。)
立法以理其差。(《文子》曰：“農、士、工、商，鄉別州異。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生。”此立法以理其差也。)
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此至理之術。
故叔孫通欲起禮，漢高帝曰：“得無難乎？”對曰：“夫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時俗之務而貴奇異，是餓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說矣。
(議曰：昔楚之公輸、宋之墨翟，能使木鳶自飛，無益於用。漢之張衡，能使參輪自轉；魏之馬鈞，能使木人吹簫，苟無益於用而為之，則費功損力，其害多矣。《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無所用其巧。”《文子》曰：“夫治國在仁義禮樂、名法刑賞，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飧挹，聖人措而不言也。”由是觀之，事貴於適時，無貴於遠功，有自來矣。)
譯文
［劉安在《淮南子》中說：“太陽、月亮是最光明、最偉大的，然而卻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為它們高懸在萬物之上的緣故。油燈和蠟燭雖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卻不能缺少它，因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陽、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來，治國以能普遍實行為貴，是由來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聖君設定官吏，使他們各司其職，從而達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淮南子》上說：“救助溺水的人，給他金玉等珍寶，不如給他一根平常的繩子。”韓非子說：“很多天吃不上飯的人，讓他等有了黃粱米飯和肉食之後再吃，餓著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說治療飢餓，不寄希望於寶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這就是說，治理國家以淺近易行為貴，才能把事情辦好。為什麼這樣說呢？韓非子說：“人們所說的智謀之人講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較高的人也是感到難以理解的。現在為普通人立法，卻盡講智力較高的人也難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無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等待有了黃梁米飯和肉食後再去吃飯的；連粗麻織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須有了繡花的綢衣才喜歡穿的。由此說來，治理國家的事，急迫的事還解決不了，可以緩一步的事情就用不著去做。[韓非子還說：“現在人們所說的英烈之人都是些與眾不同。行為怪僻的人。他們標舉恬淡的學問，講些恍惚的道理。我認為恬淡，是無用的道理，恍惚是沒原則的說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養父母。侍奉君主，孝養父母是不能用恬淡無為之人的，必須用講究忠誠信義的人。而講究忠誠信義就不能恍惚。可見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學問，都是迷惑人的邪術。”韓非子還說過：“非要考察別的人怎樣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認為他有完全的智慧型，因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當做取法的標準的。]所以《尹文子》說：“凡是雖有些道理卻對於治國沒有幫助的，君子不去談論它；雖然有能力但於具體事情上沒有好處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說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權術的範圍；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種田務農，行軍布陣的事情。這就是說，合於急用的才努力去做。[所以說：小人所說的都是關於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爭論，所做的都是些固執、偏激、偽飾的行為。這不過是追求名聲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現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辦事要比所有的人強，能言善辯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眾。但是，出眾的品行卻並不能教化人民；超眾的辦事能力並不能合於急用；傑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門挨戶地去遊說；過人之勇，卻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軍打仗。總之，這四種超眾之處，不過是產生禍亂的根源而已。
［所以說，行善的，使人不能隨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這獨善、獨巧的人，其實也未窮盡巧和善的道理。所以應該以聖人之理為貴，不以一人獨自治理為貴，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為貴。應該以工捶的巧技為貴，不以一人獨巧為貴，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樣的巧技為貴。《文子》說：
“先知先覺，通達的見解，這是人材的過人，但太平盛世，不把這當作比別人珍貴的東西。廣博的知識，超人的記憶力，能言善辯的口才，這是人聰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這當作要求臣下的標準。做視一切，輕賤別人，不受流俗的污染，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當做教化百姓的標準。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現，不能做為衡量百姓的標準。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當做一國的風俗。所以國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軍隊強大，可以和怯懦的人並肩作戰。用不著等待古代英俊傑出的人物出現而人可以自我充實的原因，就是按他們所現有的品質、能力兼容並用他們而已。”《文子》這些話，是認為聖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遠見、博聞強記、傲視別人三事來教化天下。假如讓百姓都把這作為行動的規範和風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隨其風土人情，以務農耕稼、行軍作戰為教化，娓婉地附合眾人，隨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獨能獨勇為貴啊。］所以古代聖明之君隨順大道來通過險阻。［《淮南子》說：“能夠體悟大道的就會安逸而不會走入窮途未路；依仗自己巧妙的一定勞而無功。有離朱那樣明亮的眼睛，能看清百步之外的縫衣針，卻看不到泉水中的游魚。有師曠那樣能分辨各種音調的耳朵，卻聽不到十里之外的聲音。所以，任用一個能力強的人，不能把三畝大的宅院治理好；遵循大道的規律，依從大地之自然法則，宇宙六合也不難治理的均衡公正。這就是順隨大道來通過險阻的意思。］
樹立法度來理順各種差別。《文子》說：“農民，士大夫，工匠，商人，無論在鄉里、在州縣，都是有差別的。農民和農民談論收穫；士大大和士大夫談論品行；工匠與工匠談論巧技；商人和商人談論利潤、價格。所以士大夫不會失去品行；工匠不會有做不了的活計；農民不會花費無用的氣力，總有所收穫；商人不會折損本錢。這就是用各安其位的方法來理順各種差別。］使聰明的人和愚笨的人不互相輕視，能巧的和粗俗的不互相拋棄，這是最好的治理國家的辦法。所以叔孫通要制定禮儀，漢高祖說：“不會很難吧！”
叔孫通回答說：“禮這種東西，是隨著時世人情而制定用來節制虛文的。”
張釋之對文帝講論治國的道理，文帝說：“講得淺近些，不要有太高深的道理，只要現在可以施行的就好。”由此看來，如果治理國家不依從時俗急需的事去做，而以奇異為貴，那就是犯了餓了多日的人讓他等待黃梁米飯和肉食，借給別人金玉珍寶去拯救溺水者一樣的錯誤理論。
［過去，楚國的公輸般，宋國的墨翟，能使木製的飛蔦飛上天，但並無實際用途。漢代的張衡能使車的三個輪子自己運轉而不靠馬的拉力。魏國的馬鈞能制出會吹蕭的木人。但假如沒有實際用途，做這些東西，就是廢功損力、勞民傷財，它的害處太多了。《莊子》說：“朱汗漫跟支離益學習殺龍的技術，花費了千金的學費，但學成之後，卻沒有使用這種技術的機會。”
《文子》說：“治國的根本在於仁義、禮樂、名法、刑賞，超出這些去弄別的，即使能統括天地，纏繞萬物，卻屬於治國之外的道理，對廣大人民百姓來說，既不能吃，又不能用。所以古代聖人置之不言。”由此看來，做事在於切合現實，不應好高騖遠，這是自古以來就有的道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