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云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強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此言賢人亦壯強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 ”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 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己，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己重矣，志所欲至，獨己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谷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占〕記也。能上書〔占〕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穀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辯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云，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減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發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僕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惠〕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奏〕十〔言〕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眾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強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強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車上阪，強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逾。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卻退竄於岩穴矣。
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慧型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遭信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斫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咽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並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強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游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菰瓠不能傷；
筱{輅}之箭，機不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筱{輅}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菰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
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衒者賈賤不仇。案諸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斫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譯文
本書《程材篇》和《量知篇》，只論說了知識學問，沒有談才能力量。
人有了知識學問就有力量。文吏以處理官府事務作力量，而儒生以學問作力量。有人問楊子云：“有力氣的人能扛大鼎、拔大旗，有智慧和道德的人也能這樣嗎？”回答說：“要一百個人才行。”看來，一百個有智慧有道德的人的力氣，才跟那個扛大鼎、拔大旗的人的力氣估計是相等的。壯士的力氣，能扛大鼎、拔大旗；儒生的精力強，能博覽群書，通曉古今，注釋說明，融會貫通。所以能博覽群書通曉古今，注釋說時融會貫通，是儒生精力的表現；舉重鼎，拔大旗，是壯士力量的表現。《尚書·梓材》上說：“賢臣輔佐君王任用賢能的人，他能率領教化百姓。”這話是說賢臣在禮義方面很突出，所以能任用賢能的人，並率領他們教化百姓。教化百姓需要禮義，學習禮義需要經書。幹完事情有多餘的精力，就要學習經書。能夠學懂經書，就是有力量的證明。
有人問：“能講解一種經書的儒生，可以稱得上有力量的人嗎？”我說：不是有力量的人。陳留郡的龐少都每次推薦儒生去做官，往往說：“王某某人，才能超過百人。”太守不以為這人有如此能力，不作聲。少都又說：“說得還不夠，王某某人，才能超過百萬人。”太守發脾氣說：“我的好官，亂說假話。”龐少都說：“文吏沒有弄通經書上的每篇文章，又沒有理解老師講的每句話，儒生能把經書按章句講解到百萬言，這不是才智超過百萬人嗎？”太守無法用話回答。其實，少都的話是確實的，但還不全面。為什麼呢？儒生能解釋百萬言，不能通古今，墨守和相信老師對經書的解釋。雖然話說得很多，但始終不廣博。殷、周以前的事情，六經上略有記載，所以儒生能夠解說。秦、漢的事情，儒生不明白，是因為他們能力不足，不能博覽的緣故。周朝要借鑑夏代和殷代的事跡，漢朝要借鑑周朝和秦朝的事跡，但周、秦以來的事跡，儒生不知道，漢朝想借鑑周、秦的事跡，儒生卻無能為力。假使儒生能廣泛考察，就能成為鴻儒。鴻儒，能力比儒生強，正像少都說的，鴻儒的才能能夠超過百萬人。
曾子說：“讀書人不可以心胸不寬廣，意志不堅強，因為他們擔子重，道路遙遠。把實現仁作為自己的責任，擔子不也很重大嗎？死後才停止，道路不也很遙遠嗎？”像這樣說來，唯獨儒生所懷的抱負是非常重大的，唯獨儒生志向所希望達到的理想是非常遠大的。他們身上擔負著重大的責任，直到老死，不疲倦不衰退，唯獨精力很強。曾子擔負著仁義，儒生負擔著學問，雖然負擔的方面不同，但重要性卻是一樣的。一石的重量，一個人能提得起，十石以上的重量，兩個人是不可能舉起來的。世上很多人能提起一石的擔子，很少有能舉起十石重量的力氣。儒生負擔的東西，不僅僅是十石的重量。地力旺盛，草本就長得茂密，一畝的收成，相當於中等四五畝的產量。種莊稼的地，人們知道出產糧食多的地力旺盛，卻不懂得寫文章多的才智高超，這不符合事理的真實情況。
鴻儒的能力超過儒生，何況是不如儒生的文吏呢？能被推薦的賢人，世人都認為他們能力強。這樣說，能被推薦的賢人，都會給君主或長官上奏記了。能給君主或長官上奏記的是鴻儒。鴻儒不一定是儒生，凡能賢明通達著書寫文章的就是鴻儒。穀子雲和唐子高上了近百次章奏，筆下有功夫，能毫不隱諱地說儘自己要說的話，而不缺乏文采，這不是有才智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孔子是周代能力很強的人，他寫《春秋》，刪改五經，對罕見的書籍文章，沒有不刪定的。山大雲就多，泰山最大，它的雲形成的雨，不到一個早晨就下遍了天下。那么賢人都有像泰山雲雨般的智慧，所以他們能寫出萬片以上木簡的文章，可以說是能力相當強了。
社會上稱讚大力士，常常讚揚烏獲，像這樣，那么董仲舒、揚子云著書寫文章也該像稱讚烏獲樣受到讚揚了。秦武王跟大力士孟說比舉鼎，不能勝任，筋脈崩斷而死。文才差的人跟董仲舒同樣抒發胸中的文思，一定會不勝任，有血脈枯竭的危險。王莽的時候，刪定五經的解說，每經都是二十萬字，年輕博士郭路晚上刪定原來五經的解說，死在燈燭之下，這是因為精力智慧不能勝任，血脈枯竭元氣不存的緣故。顏淵，已曾在德行的“路”上超過了孔子，弄得精疲力盡，發白齒落。以接近孔子的才能，尚且還有僕倒力竭的災禍，可見孔子精力很強，顏淵不能勝任。這不僅是才能精力不如孔子，就是他的智慧也趕不上孔子。勉強做超過自己十倍、百倍能力的事情，會胸中吐血，神魂顛倒，直至氣絕。寫五行字的書信，上頭十個字的奏記，那些才能差的人，筆墨功夫還感覺困難，更何況是連結章句寫成文章，達到十篇百篇呢！可見，只有這種人的能力才算強盛。
長江、黃河的水，洶湧賓士地滾滾流瀉，順著地勢，流得很遠，沒有枯竭的幹流，可見水源旺盛。知道長江、黃河流得很遠，是發源地水源旺盛，卻不知道能寫萬簡文章的人是由於胸中的才能旺盛，這是缺乏判斷力的人。所以有人看見千里馬的蹄子，卻分不出跟普通馬蹄的差別，只有在平地上飛奔，千里馬的樣子，才立刻可以看出。其實，馬蹄與人的手，是同類東西，只稱讚千里馬的蹄子，卻不推崇人的手，這是不懂得類推的緣故。要是能用評論體力的方法來發現經過類比的人，那么就能選擇有寫文章能力的人到朝廷去做官了。
於是乎，有寫文章能力的人，得依靠有能力的地方長官推薦，才能使自己的能力發揮作用。有能力而沒有有能力的人推薦，反而會因為有能力受到排斥、打擊。用什麼來證明呢？又長又大的東西，要力大的人才能舉起它。裝著重物的車子，要力大的牛才能拉動。因此裝著重物的車子上坡，要力大的牛在前面拉，力大的人在後面推，才能爬上去。如果牛瘦弱，人精疲力竭，裝著重物的車子後退，反而會落進坑谷中，有翻車摔碎的惡果。鴻儒胸懷先王之道，肚藏各家學說，他們很難推舉，不僅僅是裝著重物的車子可比。要是推薦的人，軟弱無力，於是就會被迫流落到偏僻的地方去。
黃河發源於崑崙山，長江起源於岷山。水力豐盛，浩浩蕩蕩的流水，逐漸往下流水勢越大，但沒有廣闊的河岸低下的地勢，就不能通暢地流入東海。如果河岸狹窄地勢較高，河水會倒灌支流，造成決口泛濫，漫流在空曠荒涼的地方。鴻儒的學問，有點像上面說的一樣。文章寫得氣勢滂礴、波瀾壯闊，不遇到有能力的地方長官提拔舉薦，也要被遺棄在一文不值的地方，因此怎么能登上“聖主”的朝廷做官，並議論國家大事呢？火光，不高舉不會明亮。這裡有人，他的知識像座高丘，他的道德像山樣高大，但能力大不能自我舉薦，需要有人來推舉，沒有人的幫助，只好胸懷那旺盛高超的能力，流落到偏僻的地方，什麼時候才能飛黃騰達呢？奡和夏育都是古代的大力士，身體能擔負千鈞重量，手能扭斷牛角，拉直銅鉤，要是讓他自己舉自己，身體卻不能離開地面。智慧和能力滿腹的人，適合在朝廷做官，但必須有能說會寫的人推薦，然後才能開始去朝廷做官，而不能一開始就做官，做官也不會一開始就地位穩固，必須靠人推薦才能去朝廷，必須靠人保護才能地位穩固。這是因為具有先王之道多，學問大，難於得到適合自己能力的地位。
小石頭附著在山上，山的力量能夠支撐它；在沙丘之間，小石頭由於輕微，也能自然安穩。至於很大的石頭，沒有泥沙覆蓋，山又不能支撐，處在懸崖峭壁的邊上，就必然會崩塌墜落到坑谷里去。智慧很高的人分量大，遇上才能差的地方長官，又沒有周圍人的幫助，雖然處在顯赫地位，地方長官不能支持，就會有大石崩塌的災難。有人在山上砍柴，能把輕小的樹枝合在一起捆起來。至於十抱粗以上的大樹，拉它不動，也推它不走，只好就丟在山林里，收拾起捆好的小樹枝回家。由此說來，智慧能力高的人，他們就像十抱粗以上的大樹，一般人的力量不可能舉薦，就像砍柴的人不可能推走、拉動大樹一樣。孔子周遊列國，沒有地方留用他，並不是聖人的才能不高明，而是他的道義太深奧很難實行，人們無法任用他的緣故。這樣看來，孔子是山中巨大樹木一類的人。
齊桓公多次召集諸侯會盟，一齊來扶正天下，這是靠管仲的能力。管仲有能力，齊桓公能選拔他，可以說是很了不起。吳王不能任用伍子胥，楚王不能任用屈原，是他們二人能力太強，兩國君主無法選拔他們。推舉重物不能勝任，把它丟在地上而自己離開，這算好的。有時有人忿恨發怒，用斧頭砍破弄壞，這就是伍子胥、屈原遭到殺害的原因。深水中的魚，順次大魚吞吃小魚，估計口中能容納，然後就吞吃掉它，要是口中不能容納，就會哽咽吞不下去。所以商鞅三次勸說秦孝公，後一次勸說被採用，是因為前二次採用有困難，後一次的容易施行。看管仲的《管子·明法》，商鞅的《商君書·耕戰》，本來就不是能力低劣的君主所能採用的。
六國的時候，賢能的大臣，去到楚國，楚國就強大；離開齊國，齊國就衰弱；幫助趙國，趙國就保全；背離魏國，魏國就削弱。韓國任用申不害，施行他的《三符》，別國軍隊不敢侵犯韓國國土，大概有十五年。但由於不能任用韓非，又不看他的書，於是軍隊打敗，國家被秦國吞併。殷周時代，動亂的事情接連不斷，諸侯亡國的災禍一個接著一個，難道這些亡國之君心裡不想治理國家嗎？是他們能力弱智慧差，不能接受高明的意見。所以碓重，靠一個人的腳是不能踩很久的；石磨很大，靠一個人的手是不能推很久的。賢臣有能力很強的長處，愚蠢的君主有不能使用賢臣的短處，賢能的大臣跟愚蠢的君主這樣相處在一起，就跟飛禽和魚類在一起遊玩一樣。寶劍干將的鋒刃，人不抽出來使用，連瓜和瓠都不會被損壞；用筱、簵做的箭，弩機不扣動，連魯縞也不會被射穿。不是沒有寶劍干將、好箭筱簵的才幹，而是沒有抽劍扣機的人，瓜瓠、魯縞都沒有受損射穿，還怎么能指望它們發揮砍倒敵人軍旗射穿敵人皮盔甲的作用呢？所以有一般拉弓的力氣，就不要去拉強弩。要五石力氣拉開的弩，卻用只有三石力氣的人去拉，就會折斷筋骨，還不能拉開。所以力氣不能勝任而要強行去拉，就會有惡變造成脊骨折斷的災禍；才智達不到不要任用賢人，否則會有損傷自己道德，敗壞自己名譽的惡果。評論事情的人不說賢人才能強道義深，君主不能任用，而說是由於不賢，不能靠自己飛黃騰達。想依靠自己能力飛黃騰達的人，是終身得不到提拔任用的，就像炫耀自己貨好的商人，沒有買主欣賞，價錢再便宜，也賣不出去一樣。
考察凡是人使用的東西，都需要有人使用它，其作用才能發揮出來。鑿子所以能進入木頭裡，是槌子敲打它；鍤所以能掘地，是有腳掌踩它。凡有鋒刃的器物，所以能斷開、斬斷、割掉、削去東西，是有手能夠拿住它們，用力推拉的緣故。韓信離開楚去漢，是因為項羽不能重用他，而劉邦能掌握和使用他。能使用他的長處，能安排他的地位，就能衡量他的能力，能識別他的功績。樊噲和酈商都有攻打城池野外作戰的功績，漢高祖論功行賞，最先給了蕭何，而且把蕭何比作獵人，同樣把樊噲和酈商比作獵犬。那蕭何安穩地坐著，樊噲和酈商賓士疆場，封賞輪不到賓士疆場的卻先獎勵坐著指揮的人，蕭何是用自己的智慧作力量，而樊噲和酈商是用他們的武力當作功績。蕭何所以能差遣樊噲和酈商，是因為他進入秦都時收集了與戰爭有關的公文檔案和地圖。當時眾將領都拾取金銀，蕭何偏偏收集文書，因此知道了秦軍的形勢，所以能掌握其利害關係。眾將領驅使士卒，蕭何則指使他們。所以叔孫通制定朝儀，漢高祖因此受尊崇；蕭何制定法律，漢朝因此得安寧。考察朝儀、法律的功績，重於打仗；斬殺敵首的能力，比不上尊崇君主。因此可見，耕田除草種植五穀，是農夫的能力；勇猛打仗，是士卒的能力；架屋削梁，是工匠的能力；處理公文，是佐史的能力；評論先王之道，議論國家大事，是鴻儒的能力。人生來都有一定的能力，只是用來發揮能力的工作，有貴有賤。孔子能舉起北門的閘門，並不因為有此力氣而自我炫耀，他知道身體的力氣，不如仁義的力量榮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