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傳·卷五十二

譯文

丘靈鞠是吳興烏程縣人。祖父名系，任秘書監。靈鞠從小愛好學習，很會寫文章。由於要代郡守行上計，所以出仕任郡吏。州府徵召他為從事，去見領軍沈演之。沈演之說：“我從前為州吏時，去見領軍謝晦，賓主坐的地方、位置，正和今天我們所坐的一樣。您將來或許也會像我現在一樣。”舉薦他為秀才，任州主簿。屢經升遷後為員外郎。

宋孝武帝劉駿的殷貴妃去世，丘靈鞠獻上輓歌詩三首，其中有一聯寫道：“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宋孝武帝挑出造一句來倍加嘆賞，授職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任為剡地烏程縣令，不得志。宋明帝泰始初年，輿東賊事有牽連而被限制不許做官好幾年。褚淵為吳興太守，對人說：“這郡的才學之士祇有丘靈鞠和沈勃。”於是上報為丘靈鞠申訴。明帝命他著《大駕南討紀論》。過了很久，授給他太尉參軍之職，轉遷安北記室，兼扶風郡太守，丘靈鞠推辭不就任。後任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官通直郎，兼中書郎。

宋順帝升明年間，丘靈鞠升任正員郎，領本郡中正，仍舊兼職中書郎。當時正碰上宋禪讓於齊，齊太祖派丘靈鞠參加執掌詔書策令。齊太祖建元元年，他轉官為中書郎，仍舊領本郡中正，任命他主管束宮文書起草事務，不久又執掌知國史。建元二年，出任鎮南長史、尋陽相，升為尚書左丞。齊武帝即位，叉轉官為通直常侍，不久又兼東觀祭酒。丘靈鞠說：凡是做官都不願意經常變動，假若讓我作一輩子的祭酒，我也不遺憾。”

武帝永明二年，承命作驍騎將軍。丘靈鞠不喜歡武職，對人說：“我應該回到東方去挖掘顧榮的墳墓。江南之地方圓數千里，士人能獲得榮耀的，都出白這裹。顧榮卻忽然導引那些鄙夫們渡過長江，妨礙了我們的前途，死有餘辜。”於是改任正員常侍。丘靈鞠喜歡喝酒和品評人物。他在沈淵處看到王儉的詩作，沈淵說：“王令的文章大有長進。”靈鞠說：“比得上我沒有長進時的文章嗎?”這句話被王儉知道了。丘靈鞠在劉宋時代詩文的名氣很大，進入齊朝後稍稍減退。他披頭散髮放縱行跡，沒有儀表，不治理家產祖業。王儉對人說：“丘公作官沒有長進，文才也退步了。”丘靈鞠升任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後去世。著有《江左文章綠序》，起於束晉太興年，終於束晉末元熙年。文集通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郡金鄉人。祖父名弘宗，是劉宋時的南琅邪太守。檀超年輕時喜愛文學，放縱不羈，出仕為州西曹。他曾經與別駕蕭惠開共過事。而不肯處於他的下位。他對蕭惠開說：“我和您都是從一個老太太那兒延續出來的人，有什麼值得誇耀的?”蕭太后是惠開的堂祖母，而長沙王蕭道憐的貴妃則是檀超的姨祖母。檀超後被舉薦為秀才。宋孝武帝孝建初年，因犯事被遷徙到梁州，任宣威府參軍。孝武帝聽說檀超有文才，詔令回京到束宮當差，官授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檀超多次作為藩王的輔佐官，不得志，轉官為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後檀超晉升為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監博士，兼左丞。檀超特別喜歡喝酒，愛好歌詠吟誦，舉止平和柔順，將自己比作晉朝郗超，說是“高平二超”。並對入說：“尚覺得我比郗超更為優秀些。”齊太祖很讚賞寵愛他。升任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

建元二年，齊始設定史官，以檀超和驃騎記室江淹掌管修史之職。他們上表確立條例，凡開元紀號，不用宋室年號，人物的官封賞爵，都見於人物自己的傳內，無須憑藉年表來記錄。立十志，其中《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等志依照班固的體例，《朝會》、《輿服》兩志依照蔡邕、司馬彪，《州郡志》依照徐爰。《百官志》依照范曄，合於《州郡志》內。班固把五星放在《天文志》中記載。而把日食放進《五行志》中，而檀超、江淹則把日食改載入《天文志》。以建元造一年號為齊朝的開始。因為皇帝的女兒出身於皇族，所以特為其立傳，以明確她們與皇帝具有重要的甥舅關係。又設有《處士傳》、《列女傳》。齊高帝頒詔命內官外廷詳細評議。左僕射王儉發表意見說：“財物糧食的重要，足《洪範》八政所優先考慮的問題。糧食財貨能夠通有無則國家富足人民殷實，所以應當編入史書，以表明對於務本的重視。《朝會志》，以前的史書都不寫，蔡邕稱道其先師胡廣的學說《漢舊儀》，這衹不過是蔡伯喈的一家之言，細微瑣碎的小小儀式，不值得著錄。應當立《食貨志》，省略《朝會志》。《洪範》九疇，又稱作五行。五行的根本，最先是水火的精華，這是日月五行的宗旨。現在應當效法前代史書的法規體例，不要有什麼更改革除。此外，立《帝女傳》也不是我這淺陋的見識所贊同的。假使帝女中有高深的道德卓異的品行的人，自然應該記載在《列女傳》內，如果她們衹具有平常的品德，就依照舊例不載入史書……高帝韶令：“日月災害屬於《天文志》，其餘的就照王儉的意見辦。”檀超撰寫史書的功業尚未完成，便死於任上。江淹撰寫完成了史書，但還不夠完備。

當時有一位豫章人熊襄著有《齊典》，上限從十代開始。他的《序》說道：“(尚書．堯典》篇，叫作《虞書》，都附錄於我的敘述之中。所以通稱為齊書，名叫《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祖父嗣之作過中領軍。父親絲之，有剛正之氣，為上虞縣令。卞彬才能品行都與眾不同，文章有很多指斥譏刺世弊的地方。州府徵召他為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年，由四位貴人輔政。卞彬對後來成為齊高帝的蕭道成說：“外面有童謠說：‘可憐可念屍著服，孝子不在曰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您是否聽說過?”當時王蘊父親亡故正在守孝，後和袁粲同死，所以說是屍著服。服就是衣，褚字偏旁為衣；孝字去掉子而用曰字代替，這說的是褚淵。列管，即是蕭。卞彬退出之後，蕭道成笑著說：“這首童謠是卞彬自己作的。”齊朝建立初始，卞彬又說：“誰說宋很遙遠?踮起腳尖便能望見它。”齊高帝聽了這話，也不怪罪。卞彬被授予右軍參軍之職。他家貧窮，外任南康郡丞。

卞彬頗能飲酒，放浪形骸。作《蚤虱賦序》說：“我居家貧困，粗布衣裳十年沒有添制。一件麻衣布袍，就是我生命的寄託，憑藉它度寒過暑，從來沒有更換。身體多病，起居粗疏簡易，裹著破棉敗絮而睡，不能自解。更兼秉性鬆懈怠惰，懶於侍弄皮膚，洗刷不勤，沐浴失時，四肢多毛，加上惡臭污穢，所以在葦席蓬帶之間，跳蚤嘰虱遍布叢生。周身奇癢，無時無刻，抓摸撓癢整日不停。諺語說，早上出生。糝虱子傍晚就有後代。像我身上的虱子，沒有熱水洗刷的愁慮，斷絕了互相哀弔的憂思，在長期不洗的爛衣破裳之間宴享聚會，衣服從不變換，手掏齒齧不能於身；我性格輕慢不拘遲緩懶散，又不勤於搜捕征討，所以它們子子孫孫，在此已繁衍了三十五年。”這裹用簡略的語言所概括的都是真實的記錄。

授卞彬為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縣令，車騎記室。卞彬生性喜好飲酒，以葫蘆、瓠瓜、杬木皮作為菜餚，戴絲帽十二年也不變換；用大葫蘆作火籠，所用物具大多是些奇奇怪怪的。他自稱為“卞田居”，稱妻為“傅蠶室”。有人勸諫他說：“您一切的儀態品行都不持守，那么名譽爵位怎么能夠上升?”卞彬說：“擲五木，擲了十次便收藏起來，這是擲子者的笨拙。我喜歡擲五木，正想把它擲個痛快。”永元年間，為平越長史、綏建太守，死在任上。

卞彬又作了《禽獸決錄》，認為禽獸是：“羊性邪惡而狠毒，豬性卑鄙而率直，鵝性頑固而傲慢，狗性險惡而奸詐。”這都是指斥權貴。他的《蝦蟆賦》寫道：“系青帶拖紫袍，名叫蛤蟆。”世人說這是比喻令仆，其中又有：“蝌蚪唯唯諾諾，群集浮游暗水。曰以繼夜地奔忙，被役使得像鬼一樣。”世人說這是比喻令史諮事。卞彬的詩文流傳於民間。

永明年間，琅邪人諸葛勖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斥祭酒以下諸人，都有形似的地方。因犯事被囚禁在東冶，因此作《東冶徒賦》，世祖見了，赦免了他。

又有陳郡人袁嘏，自己很看重自己的詩文。他對人說：“我的詩應當要用大材來壓住它，不這樣的話它就要飛離開去。”建武末年，作諸暨縣令，後被王敬則殺害。

丘巨源是蘭陵郡蘭陵縣人。初年這地方被劃給丹陽郡，以後才歸屬蘭陵鄒。丘巨源年輕時被推舉為丹陽郡的孝廉，被宋孝武帝所知遇。大明五年，敕命他協助徐愛撰寫國史。塞運游崩，江夏王劉義恭把他要去執掌書記。宋明帝即位，令他參預詔誥，引用在左右之列。從南台御史轉作王量塞鎮軍參軍，因守父母之喪而回家鄉。

元徽初年，桂陽王劉撾在尋陽，認為丘巨源有文采，所以派船迎接他，並贈送錢物。丘巨源托蕭道盛之名而自己上奏，敕令起用巨源使他留在京師。生陽事發，派他在中書省撰寫符檄，掛厘之亂平定，拜官為奉朝請。

丘巨源希望獲得封賞，但沒有得到，於是就寫信給尚書令袁粲說：

小民我相信天理真心待人，對於人事的估量則愚昧不明，以為赤誠能感動上達於天庭，獲得獎賞以回報我微小的期望；豈料寂寞無聲息，倏忽問已過三年?評論者必定會說撰寫符檄記錄公文衹是些低賤的伎倆。不是執掌生殺大權的人所期待的；開導勸諫也是些低下的雜說，不是判定是非曲直所應當依託的。然而，事物總是先有名義後有事功的，軍國原有的典章，已將七德九功，明載於當世。仰觀天星排列，則右為將而左為相，俯家人倫次序，則西為武而柬為文。所以，我等原本就不是尸祝巫現一類的人物。

去年兵變事起非常緊迫迅急，雖然元兇很快被剿滅，但世人的思想情緒卻更加迷惑昏亂。茅恬、千齡相繼開城叛變，當此之時，那些心胸朝向著胡、越，去新亭奉迎的士人百姓多得充塞了道路，投名報效朱雀的，無論蠢笨者或是聰明人，幾乎萬人空巷。但別人被迷惑我卻沒有被迷惑，別人敬畏我卻不害怕，這是第一點要講的。

在新亭能臨機應變，抽刀斬殺賊子的，衹有張敬兒一人而已；而在中書省能奮筆指賊無所顧忌的，也衹有我丘巨源。文武相比較，誠然各有優劣，但面臨死亡以決定成敗，抵抗崩天的強敵和不測的災禍，請問世界上這種膽量誰能比得上?這是第二點要講的。

再則當時局勢動盪，朝廷普召文人學士，聞風而至者，無不盡集黃門、中書省，並不缺少那些鋪張文筆顯揚辭采的人，那么替朝廷撰寫符檄的當是大手筆，為什麼反而要去依賴凡夫俗子呢?如果由於賊人強盛，勝負難測，所以群賢膽怯而不敢染指於筆翰，則我應該因為勇敢而獲取獎賞；假如說由於撰寫符檄是很難的，必須要筆力雄傑的人來完成，所以群賢推選能人而委託於我，則我應當以才幹而被賞賜爵位，這是第三點要說的。

我曾私下看見懲罰桂陽賊子的條例中列有二十五人不能夠得到赦免，李恆、鍾爽同在其中，戰敗後出降，他們的罪行也一塊被免除，而吳邁遠卻被滅族。諭處罰則拿筆的文人遭受大禍而拿刀槍的武人卻無大害，論賞賜則武人獲得特別獎勵而文人卻被埋沒，這是第四點要講的。

況且吳邁遠行文措辭，並沒有什麼盛氣凌人和傲慢的地方，而我作符檄，放言饅罵污辱，文章一出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險。假使桂陽王能實現自己的志向，那么我若不被車裂于軍門前，便被腰斬在都市中，嬰孩也被剁成肉泥，這是值得深慮的，這是我要講的第五點。

以往軍旅中，萬餘甲士，十分之九都是多餘的閒散人員，真是太多啦，但都能夠攀龍附璘，如雲一樣騰飛高翔。至於像我這樣的狂夫，真是少得可憐。徒然掌管敕書符旨這類大事，卻白白地湮沒無聞。難道肩扛盾牌於塵埃之中的，倒都是白起，而操持文牘事務處於前列者，則全不是魯連嗎?我很癲狂。國家選用迅捷的快馬，馳聘於烽煙旌旗的戰場；皇上擇取峻逸的飛烏，騰飛在遍布羅網的地方。我既能夠凌駕於敵人之上而不退縮，爭先馳飛而不辜負上司的期望，確實應該獲得微薄的賞賜，稍稍沾點宴飲的光。可是卻像蜉蟻一般被拋棄於溝壑之中，如土灰一樣被扔擲在賞論之外。那些隨從跟著參戰的人，既沒有武藝又不勇敢，都憑藉這點登上了高高的官階；平凡舒適地在台府供職的人，既沒有文才又不具備武略，卻安坐侍立在殿堂之上。看自己是這樣的窮迫困窘，看別人卻那樣輝煌騰達，人既非草木，怎么能消除這不平的聲音。

但是，丘巨源的要求終於沒有被滿足。

丘巨源相繼輔佐各王府，轉官羽林監。齊建武元年，為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授官武昌太守，拜謝完畢，不樂意去江外，變世擔問他原因，丘巨源說：“古人云：‘寧飲建叢水，不食選員魚。’臣年事已高，寧肯死在建業。”於是派他作餘杭縣令。

沈攸之事件時，太祖派丘巨源為尚書符荊州，丘巨源因此又希望獲得特別的獎賞，但未能如願，從此以後心中常懷不滿。當齊高宗還是吳興太守時，丘旦遜曾作《秋胡詩》，內中有譏諷語言，所以後來因別事而被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年輕時跟隨陳郡人謝超宗學寫文章。王智深喜好喝酒，口舌笨拙言語枯澀，缺乏風度。宋建平王劉景素任南徐州刺史時，作有《觀法篇》，王智深寫文唱和受到賞識，被徵用為西曹書佐。他貧寒沒有帛衣，還未走馬上任，劉景素便起事失敗。王智深後出任為州祭酒。齊太祖還是宋鎮軍將軍時，丘巨源便將王智深推薦給了太祖，被任命為府行參軍，又拜授為豫章王國常侍，調任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齊世祖命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計畫為袁粲立傳，請世祖審定。世祖說：“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約叉記錄了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很多卑鄙猥瑣的事情，齊世祖派近侍對沈約說：“宋孝武帝的事跡不容貶毀。我以前曾經臣事於宋明帝，您要考慮一下禮儀上的韓惡之義。”於是宋明帝的醜事便被省略刪除了很多。

世祖又赦命王智深撰《宋紀》，在芙蓉堂召見他，賞給衣物服飾，賜給住宅。王智深向豫章王訴說家境貧寒，王說：“必須等到您將書寫成後，再講俸祿之事。”書寫成共有三十卷，世祖後在璇明殿召見王智深，命他寫表章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已崩。鬱林王隆昌元年，敕命索取這部書，王智深升為競陵王司徒參軍，後因犯事而被免職。江夏王蕭鋒、衡陽王蕭鉤對待他都很好。

當初，王智深受到司徒袁粲很友善的接待，等到他撰寫《宋紀》，書中常表現出懷戀之情。很小時父親便死了，所以祖母給他取名為愍孫，以後因為仰慕荀粲，所以自己改名為袁粲。會稽人賀蠶譏笑這事，因此王智深在書中對這事作了一番評論。

王智深家境貧寒沒有什麼交際應酬，曾經餓了五日沒有飯吃，只好挖掘莧菜根來吃。司空王燈廬和兒子王盡分給他一些衣物食品。死在家中。

先前，陳郡人袁炳字叔明，很有文學才華，也受到袁粲的知遇。撰《晉書》，尚未完成便去世了。

潁川入庾銑，很善於寫文章，受到豫章王賞識，被引薦，官車大司馬記室參軍，去世。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他是揚州別駕陸囂的兒子。陸厥年輕時便很有風度儀表，喜好寫文章，尤其是五言詩很有新奇變化。齊永明九年，武帝韶命各級官員舉薦文士，同郡人司徒左西掾顧嵩之上表推薦他。州府舉他為秀才，作王晏的少傅主簿，調任後軍行參軍。

陸厥末年，寫文作詩的風氣很是興盛。吳興沈約、陳郡謝跳、琅邪王融等人因文風類似而互相推重。汝南人周頤很懂得聲韻。沈約等人寫詩都用平仄，以平上去入為四聲，藉此來設制詩歌韻律，不能隨意增加或減少，世人稱這種詩體形式為“永明體”。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後又專門論及了平仄問題。陸厥在給沈約的信中說：

范詹事《自序》雲“生性就能區分字音的宮商平仄，懂得清音濁音，特別能夠協調輕音重音，補救艱澀難讀的字。古今文人，大多數不能夠完全明白了解遣裹的奧妙，縱然有人會用宮商平仄，卻不一定是從明了字音的本質上得來的”。沈尚書也說“自靈均以來，不能認識此中的奧秘”。或雲“衹是暗與音理相合，不是有意去達到。張衡、蔡邕、曹、王，都沒有預先覺察，潘岳、陸、顏延年、謝靈運，距離更遠”。音韻的主要內容在於使“宮聲商聲互相變化，低聲高聲互相交錯。如果前字聲音虛浮，則後字應當切實而響亮，一篇之中，音韻完全不同，兩句之內，輕聲重聲都不一樣”。上述主張，言辭很優美，道理又很完善。但觀察歷代眾位賢才，似乎並不是都不明白這種道理，那么所謂“不能認識此中奧秘”，則近乎不實之辭嗎。

案范詹事所說“不是從明了字音的本質上得來”，沈尚書說“不是通過思慮而達到”，這可以說是揣測情思違背了五色交錯，挑剔字句與音律偏離。范詹事又說“偶然也有合於音律的”，沈尚書說“有的與音理暗暗相合”。則那些有文采調韻清美的歌詠，雖有音律上偏差錯謬的情況，但也有完全融合的，考察以往的詩歌，確實可以這樣說。大凡思緒有融合分離，文章有通暢阻塞，即使前代賢哲也在所難免，任何事情也都不會沒有這種現象。造就是曹子建喜歡讓人指責文章的錯謬，陸士衡對自己的作品有所遣憾的原因。既然說有遺憾，那么就不是完美之作，按理便可批評。君子執行了這種批評，您卻說這種合於音理是暗合，這不好像是指責他合於音理而讓人批評是遣憾嗎。

自從魏文帝寫論文，常常論述語音的清濁問題，劉楨的奏書，也非常明了文體情勢的意趣。那些關於語言有齟齬不合與妥當貼切、文章要首尾接續互相照應的論說；用色彩來比擬音律，認為聲音的高低清濁像五色交錯一樣，如果沒有看出其中的奧秘，那么這些論說指的是什麼呢?所以我說前代英才已經早就知道語音的平仄，但沒有指出曲折隱秘之處，像現在論述得這么明了罷了。至於詩文中隱含有毛病，融合少而錯謬多，則正如臨淄所說的“人們的著作，不能沒有毛病”。並不是知錯不改，也不能說不改就是不知道，造就是曹子建、陸士衡說的“竭盡了情思但仍有很多悔恨之處，逭不是人力所能強求的”。現在既然贊成他們所說的有關詩文有毛病有悔恨的話，則一定了解他們自己知道沒有悔恨沒有毛病的地方；引用他們不明白不合律的地方說是暗，為什麼獨獨要攻擊他們已經合律已經了解的明白之處呢?我猜想，講究質樸和追求文采是因時而異，古今是不一樣的。詩文的緊要之處在抒情狀物，對於篇章語句則要求較為寬鬆。抒情狀物，是詩文的緊要之處，表達得好與壤尚且各占一半；篇章語句，是注意得較少的地方，所以合律少而錯謬多。若能同時考慮到這兩種情況，則前代英才並不是不知道聲律，這是很明顯的。

《長門》、《上林》，幾乎好像不是一人寫的賦，《洛神》、《池雁》，也成了兩種體裁的作品。班孟堅思慮精妙純正，《詠史》詩不差於束主的《兩都賦》，張乾子氣度恢弘富麗，《羽獵》賦不低於憑虛的(二京賦》。王粲《初征》精美，別的作品卻比不上它；楊脩思維敏捷，但作《暑賦》是整日也不能寫成獻上。事情急促需一日完成，但循順意緒而作則少有錯誤；事情寬緩沒有寫七步詩時那么緊迫，但詩文卻寫得隱澀晦暗。同是一人，其思緒的遲緩與迅捷，其作品的精工和粗拙，好像有天壤之別。為什麼卻獨獨對於語言的平仄聲律，一定要使它們完全合一呢?評論者衹可以說前賢對聲律沒有窮盡地推究其極致，卻不能說先前毫無覺察。沈約答覆說：

宮商的聲調衹有五種，文字的差別是幾萬，用幾萬文字的繁雜，來配合五聲的簡約，則讀音的高下低昂，不是人們思維的力量所能一一列舉的。還不僅僅是這種情況。十個字的詩文，顛倒相配合，字不過衹有十個，但再巧妙的配合也不能窮盡它的精美，何況字數超過十的詩文呢?自靈均以來，對此沒有經過精心思考，所以原本便無從識得其大概。像這樣精妙的聲律，為什麼聖人不去崇尚呢?這是因為研究聲韻曲折的巧妙，對於訓誡之義沒有很大的作用，這不是聖人賢哲立論的緊要之處。因此揚子云把它比喻為“雕蟲篆刻”般的小技巧，說“大丈夫是不屑於這樣乾的”。

自古以來的詩人們，怎么會不知道宮羽商征的區別呢?但雖然知道五音有差別，卻對於其中的交錯變動，不明白之處確實很多，所以我說他們“箇中奧妙未能看清”。以此推論，則知前世文士便沒有真正覺察到這些地方。

如果拿文章中字的音韻等於弦管中的聲曲，那么它的美惡妍蚩，便不能有一點點的違反相悖。譬如讓子野來彈琴奏曲，哪裡會突然出現舒緩失調的聲音?拿《洛神賦》和陳思王曹植的其他賦作相比，好像是兩人之作。所以知道，如果天機開竅，則音律自然諧和；如果六情阻滯，則音律頓時錯謬。陸士衡雖然說過“鮮明華美好像錦繡”，但怎會出現在江中洗彩色衣裳，其中有一片是衛文侯的衣服這種情況?因而陸生所言，也不是很完美的。合不合音韻，也還有精細和粗糙的區別，對此，輪扁不能說清楚，老夫我也不能完全辨別得清。

齊永元元年，始安王蕭遙光造反，陸厥父親陸閒被殺，陸厥獲罪被囚禁。不久有大赦令，陸厥對父親沒有等到大赦而被殺深感遣恨，感傷哀痛而死，時年二十八歲。有文集流行世上。

會稽虞炎，永明年間，因有文學才能，與沈約一道受到文惠太子的賞識，待遇之深厚不同尋常，最後官至驍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郡東武城人。父崔慶緒，永明年間，為梁州刺史。

崔慰祖初出仕為奉朝請。父親亡故後他不再吃鹽，母親說：“你既沒有兄弟。也沒有子嗣。遇大喪不滅孝的本性，應當不進食美味佳肴罷了，怎能斷絕吃鹽呢!我現在也不吃鹽丁。”崔慰祖不得已而聽從丫母親的勸告。父親在梁州的資產家財有千萬，都散發給同宗的族人；家具器物都用漆寫上日字，這種有日字的器具，流散到遠近各地。崔慰祖整理了父親有關的租借文書憑證，對族侄崔弦說：“他們如果有了這些器具，自然會將借去的歸還回來；如果他們沒有這些器具，我說什麼呢?”於是便將人們的租借字據全都燒掉。

崔慰祖愛好學習，收藏書籍達到萬卷。鄰居中有愛學習的青年都相隨著來向他借書，每天數量達到幾十套，崔慰祖都親自取出給他們，從來沒有推託過。

崔慰巡任垃童工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蕭遙光喜歡下棋，多次召崔慰祖來對弈，崔慰擔常推辭說下得不好，不是朔日望日就不來拜見。建武年間，有韶要求各地舉薦才士，崔慰祖的堂兄崔慧景推薦了崔顯回和芒廈人塑墜擾，並為碩學。齊明帝想讓他管理一個方圓百里的小地方，以測試他的才能，崔慰祖推辭不就職。

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跳曾在吏部省中聚集很多賓朋好友，每人都向崔慰祖詢問十幾件有關地理方面的不熟悉的事，崔慰祖口吃，語言不華美，但回答得有根有據而且精通熟悉，滿座賓客都贊不絕而且心服口服。謝跳讚嘆說：“假如班固、司馬遷再生，也不過如此。”

崔慰祖出賣自己的住宅，標價四十五萬，買者說：“能否減點價?”崔慰祖說：“我實在比韓{繼更慚愧些，不許有兩種價格。”買者又說：“那你先標價四十六萬，待我間時你可減讓一萬給我。”崔慰祖說：“這樣做就是夥同你一塊去欺騙別人，這哪裡是我的本心呢?”

崔慰遲年輕時和侍中遼祀很有交情，等到江擔顯貴了，常來邀他去作客，但崔慰祖不去。崔慰巡和丹陽縣回非常要好，崔慰光依憑墓應造反時，崔慰祖正在城內、，在城池還沒有被攻下的前一天，對崔慰說：“你家中有老母親，應當趕快出城去。”於是命守門人放他出去。崔慰祖出城後就去朝廷自首，被囚禁。病死。

崔慰巡著有《海岱志》，記載了從太公時起到酉置時止的人物，為四十卷，尚有一半沒有完成。臨死時，寫信給堂弟崔緯說：“常想再注釋可遷、固兩人的歷史著作，已蒐集到《史記》、《漢書》遺漏未載的事二百餘件，放在廚房的竹筐中，你可以收檢好記寫下來，以保存它的大意。《海岱志》還不完備周詳，你可抄寫好幾遍，付給護軍的各位從事每人一本，也給朋友任昉、徐夤、劉洋、裴揆等人。”又吩咐說“讓棺材直接靠近黃土，不必用磚砌，不要擺設靈座”。死時年紀三十五歲．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郡臨沂人。父祖都曾做過郡守。

王逡之年輕時有禮儀學識，見聞廣博。起初作江夏王國常侍，後陸續為大司馬行參軍，章安縣令，直至始安工內史。他沒有去做始安王內史，而官拜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縣縣令。

宋升明末年，右僕射王儉重視儒術，王逡之以著作郎身份兼任尚書左丞，參加議定齊國禮儀。當初，王儉撰寫《古今喪服集記》，王逡之寫了十一條問題駁難他。他自己再撰寫《世行》五卷。轉遷為國子博上。因國學荒廢已久，故在齊建元二年，王逡之便首先上表章要求重立國學，同時仍兼著作郎，編撰《永明起居注》。轉官為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郎照舊。後外任為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王逡之一向很樸素，衣服經常不洗，辦公的案桌都是塵土灰黑，年老仍手不釋卷。建武二二年去世。

王逡之的堂弟王珪之，有史學才能，編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王顥上奏說：“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以質樸為根基，依儒學而養心性。因此在宋元徽二年，被敕命派去纂集古時所設職官的歷代分劃情況。凡是在典策上有記載的，他都一定要詳盡地加以考察。因此各種等級的執掌、司職，全都加以編定收錄。各級職官的黜降陟升轉遷補闕，都要詳細核定記錄。並且敘述各種官服、冠帶、佩飾的等級差別。正遇上天啟齊運，朝代更新，故太宰臣褚淵奉宣齊帝旨意，要他趕緊加以刪改訂正。尚未刊定完，臣家便遭遇凶災。我不考慮自己身份的平庸卑微，恭謹而冒昧地奏上，總共有五十卷，名之為《齊職儀》。希望能夠長久地藏入天朝秘合之中。”皇帝詔命收入秘閣。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薊人。祖父名員，時任大匠卿。父親名塑之，任奉朝請。

祖沖之年輕時便喜歡考古，有機敏的才思．宋孝武帝派他在華林學省任職，賜給他住宅、車馬、服飾。出仕為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

宋元嘉年間，開始用何承天所造曆法，比古代十一家的曆法更精密，但祖沖之認為還粗疏，於是改造新曆法。他給皇帝上表說：

我廣泛地考察了以往的各種典籍，例如五帝時曰月星辰運行的度次，三王時日月星辰的交錯分合，《春秋》記載的朔望氣候，《紀年》記載的日食月食，司馬談、司馬遷著作中有關的記述，班彪、班固所撰志書的內容，魏代的注歷，晉代的《起居》，探索古與今、華夏與狄戎地區曆法的不同。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二千餘年間，曰月離合交會的徵兆、星辰運行度次疏密的證驗。專心研究，深思熟慮，能夠把它們的規律和差異都說出來。加上親手測量王表尺度，親眼察看儀器刻漏，觀察儘量地細緻，計算力求精密，考核、試驗、推論、演繹，又知道得非常完備詳細。

但古代曆法不精密，錯誤很多，各家說法雜亂不同，使人不知要點。考何承天所上曆法，其意要有所改革，但其所造曆法簡略，現在已與實際相差很遠。按照我的觀測校正，發現了它的很多錯誤：太陽和月亮的位置差了三度；冬至夏至時日晷的陰影比實際晴況幾乎差了一天；五星在伏天出現，競差四十多天；而其運行狀況，有時相差兩夜。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之日與實際不合，則節氣閏余的日子也不正確；日月星辰的位置和運行違背了天體的實際情況，那么觀測便不準確。我生在聖明的年代，遇上好的世運，因此冒昧地請求用我不太聰明的智慧，再造新的曆法。

我確定改變的情況有兩種，設定新法的情況有三條。要改變的第一條是：因舊法一章，十九年有七個閏日，閏敷太多，經過二百年便相差一天。節氣閏日既然有變動，自然應當更改曆法，日曆紀年常常變化，這都是由於這條歷規而造成的。現將章法改為：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個閏日，使合於周、漢紀曆，則將來長期使用，再不會出現差錯變動。第二條：因《堯典》說：“太陽距昴宿最短，正是仲冬。”用這條來推算，則唐代的冬至曰在現在昴宿左方五十幾度。漢代初期，用的是秦代曆法，冬至曰在牽牛宿六度。漢武帝時改用《太初曆》，冬至曰在牛宿初度。後漢用四分法，冬至曰在斗宿二十二度。晉代姜岌用月食來檢驗太陽的位置，得知冬至曰在斗。宿十七度。現在用中星作驗證，再考察月食月望，冬至之曰在斗宿十一度。統計一下，歷時未滿百年，冬至曰的位置相差了二度。舊曆法同時還使冬至閂的位置確定不變。天的度數既然有差別，則曰、月、金、木、水、火、土這七曜的宿度，漸漸地發生了錯誤。錯誤已經非常明顯，就應當改變．僅僅合於一時，是不能夠貫通於長遠的。移動變化不止，又是由這條法規所造成的。現在讓冬至所在位置，年年有微小的差別，用漢歷來驗證，都很審密，並且可以長久地使用，不需要經常改動。又新制曆法三條：第一，以子為時辰之首，位在正北，爻數應合了初九升氣酌開端，虛宿在北方匕宿裹位列正中。元氣開始發生，應該在這個位置。前代儒家虞喜，已經對它的意義論述得很完備。現行曆法的上元曰度，由虛宿一度開始。第二，日曆時辰的稱呼，以甲於為最先，所以曆法設定元始，應當從這一年起。自黃帝以來，世代所用，總共有十一種曆法，沒有一種歷把上元作為年名，而現在日曆上元這年應在甲子。第三，用上元作年歲名，在歷上符合各條，都應該以這一年為起始。而《景初歷》曰月五星交會的快慢，其起始曰有差別。又何承天曆法。曰月五星，各自有元始曰，交會快慢，也都有位置差別，衹定得朔氣相交合而已，條規次序紛繁錯亂，比不上古曆法。現設定曆法，規定曰月五星交會快慢，全都以上元歲首為起始，群流共源，這樣才幾乎沒有差錯。

如果要測定天體情況，依據它取得實際效果，那么天象是非常顯明的，用尺表就可驗證推算，動氣雖然幽微，用儀器測度也不會有差錯。現在我所創製的曆法，容易使人信奉。它綜合查考核實了古曆法的始終，大體上保留了共同之處，推出新規改變舊法，有簡有繁。用簡約的條規，我有道理而不感到害怕，用繁多的條規，自認也沒有錯誤。為什麼呢?因為紀曆閏日的參差不齊，是天數各有定分，用它來作曆法的體制，並非不細密。我為此推究毫釐，使追求奧妙的準則更加完備，不辭勞累，以創建長久確定的曆法；並非是我思考了而不知道，覺悟了而不去改變它。如果我奏上的曆法萬一可以採用，我希望能頒布到各個職司部門，請皇上恩賜審察研究。

事情奏上，孝武帝命朝中懂得曆法的人和祖沖之辯論，沒有人能難倒他。遇上孝武帝駕崩，所以曆法沒有施行。祖沖之外任為婁縣縣令，謁者僕射。

當初，宋武帝平定關中，得到姚興的指南車，但衹有外形而沒有巧妙的內部裝置，每當指南車運行時，還要派人在內部轉動它。宋順帝升明年間，齊太祖蕭道成輔政，讓祖沖之按古法修造。祖沖之改用銅來製造內部裝置，使它不論怎樣轉動卻始終指著一個方向，自三國時期馬鈞以來還從沒有過。當時有個北方人索馭駢，自稱也能造指南車，太祖讓他和祖沖之各造一輛，造好後在樂游苑比試，可索馭鱗所造指南車有很多差誤，於是便把它砸碎燒掉。齊永明年間，童陸王蕭子良喜歡古物，祖沖之就製造欹器獻給他。

文惠太子在東宮時，見到了祖沖之的曆法，曾奏請齊世祖頒布施行，不久文惠太子去世，這事又耽擱下來。祖沖之轉官長水校尉，兼領本職。退迚之作《安邊論》，想開展屯田，推廣農業栽培。建武年間，齊明帝派祖沖之巡行四方，讓興建有利於百姓的大工程，正遇上連年有戰事，所以這件事終於沒有施行。

祖沖之懂得音律，玩博塞遊戲更是絕妙，沒人能和他相比。因諸葛亮造過木牛流馬，他便製造一種機械，不利用風力水力，開動機關後能白行運轉，不需要人力。他又造千里船，在新亭附近的長江上試驗，每天可行百餘里。在樂游苑造水碓磨，齊世祖曾親自前去觀看。祖沖之還特別善於算術。齊永元二年，祖沖之去世，享年七十二歲。他著述了《易經》、《老子》、《莊子》的釋義，注釋了《論語》、《孝經》及《九章》，還撰寫《綴述》幾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入氏。祖父賈弼之，晉朝時任員外郎。父親賈匪之，任驃騎參軍。

家傳有賈氏譜學。宋孝武帝時，有青州人發掘古墓，上有墓志銘：“青州世子，束海女郎”．宋孝武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都不知道這是誰的墓。賈淵回答說：“這人是司馬越的女兒，嫁給了苟晞的兒子。”經檢驗查訪，果真如此。因此受到宋孝武帝的厚待，敕命買淵注釋《郭子》。

宋明帝泰始初年，徵召為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任丹徒縣令。宋順帝升明年間，齊太祖蕭道成賞識買淵家傳的學問，召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縣令。尚未成行，便仍舊為義興郡丞。齊武帝永明初年，轉官為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蕭子良讓買淵撰寫《見客譜》，出任句容縣令。

從前譜牒學沒有名家，買淵祖父買弼之廣泛蒐集百餘家氏譜記，專心致志地從事整理家譜的事業。束晉太元年間，朝廷供給買弼之一些令史書吏，幫他撰定繕寫，並將寫定本收藏於秘閣及左民曹。賈淵的父親及賈淵本人共三世傳下這門學問，共有十八州的士族譜，合起來總計有一百編七百多卷，精細詳盡，當代無人比得上。齊永明年問，衛軍王儉所抄錄編寫的《百家譜》，是讓買淵一塊參加編撰的。

齊明帝建武初，賈淵遷任長水校尉。低賤僻陋之人王泰實用錢買通他而將自己的名字偷偷寫入琅邪王氏家譜中，尚書令王晏‘因此奏啟齊高宗，買淵因犯法而被收捕，按律當處極刑。賈淵子買棲長代父請罪，叩頭至血流滿面，朝廷哀憐他，所以敕免了賈淵的罪行。過了幾年，始安王蕭遙光請他去作撫軍諮議，賈淵不肯就任，仍為北中郎參軍。齊和帝中興元年，買淵去世，享年六十二歲。他所撰的《氏族要狀》和《人名書》，都在世上流行。

史臣曰：文采辭章，是情感性格的標誌，是神明的音律。思緒暢遊於體內，集聚包融於筆端，發而為言落紙為文，氣勢韻味有如天成。沒有誰不是稟承於天生的靈性，變化於個人的愛好的，機巧識見各不相同，欣賞感悟紛紜繁雜。比如曹子桓的品評人物，摯仲治的區別文體，陸機思辨於《文賦》，李充發論於《翰林》，張嗜挑剔褒貶，顏延年描寫情興，各人都是隨意馳騁自己的情思，各有自己的標準。寫文章的方法技巧，事與情都來自於神奇的思想，感召而無形象，變化沒有窮盡。文字的讀音衹有五聲的不同，但寫出的語言文句卻不一樣。世間萬物，同類的情狀幾乎相同，但各人筆下描繪的卻是千差萬別。詩歌的規範，原本來自於《詩經》，但流派分散，形成體式。像陳思王的《代馬》等詩歌，王塞的《飛鸞》等篇章，都是超前絕後的四言詩體。李少卿的離別詩，是五言詩的精品，別人難與他爭高下。桂林湘水，是張平子的華美篇章。飛館玉池，是魏文帝奇麗的詩歌所詠，七言詩的作品，如不是他們寫得好則還有誰能超過呢?司馬長卿、揚子云的作品富麗堂皇，能登堂入室為辭賦之冠冕；張華、左思氣勢恢弘廓大，別人登高之作難以為其後繼，寫賦貴在鋪揚文采，誰能比他們更會鋪陳呢?漢顯宗的陳述傅毅，簡文帝的鋪揚袁彥伯，其語言文句的製作，都得自於頌體。裴頜內侍，元規鳳池，都是白子章以來章表之體的優秀作品。孫綽的碑文，繼承了蔡伯喈，謝蓮的誅，繼承了潘安仁，題王追的《楊瓚》，自認為比得上《馬督》，雖以量多為貴重，但歸於莊重為允當．王裹的《僮約》，束皙的《發蒙》，雖是滑稽詼諧之作，但也寫得雄奇瑰偉。詩體制，比起其他各種形式的詩體都更好。從情理上說，人們喜歡作某樣事情，但重複太久則使人厭煩輕慢；對於文章也是如此，最可擔憂的是常用舊的形式，如果沒有新變，不能稱雄於一代。建安詩作本屬一體，《典論》品評時卻短長互出；潘岳、陸機齊名，但他們的文採區別很大．江左的風氣興趣是崇尚道家學派，郭璞推崇其機巧變化，許詢極盡其名理之辯，殷仲文沒有消盡玄言之氣，謝混情致新穎，獲取的名聲卻不很高。顏延年、謝靈運同時崛起，各自獨樹一幟；湯惠休、鮑明遠後出，都能超出當世。紅藍之色都很鮮麗，但相互沒有源流陰系。現今的文采辭章，作者雖然眾多，概括起來，大約有三種流派體式．第一是導心閒適，寄意於華麗辭藻中，雖然精巧綺麗，但最終卻顯得迂迴曲折。這種文章適合於公宴應酬，原本就不是文章的標準樣式。粗疏緩慢是它的膏盲之病，有些典雅正派的雖然可取，但也極其不合情理。這種體式源自於謝靈運。其次，是述事狀物喜歡類比，文句講究對偶，非對比不可，雖然描寫事物廣博，尚可以讚許，但過於受到對比的拘束牽制。有的則完全藉用古語來表達現實晴感，喜歡曲折牽引而形成對偶。衹能使人看見事物的例子而失去文章的清新辭采。像傅鹹的五經，應璩的指事，雖然並不完全相似，但按體式說是屬於遣一類。第三，是文意突出、語調急迫而使人驚心動魄，文辭美艷過度而炫惑人們耳目，就好像五色之中有大紅大紫，八音之中有鄭、衛之音一樣。這是鮑照留下的熱烈的風格。在上述三種體式之外，請讓我再發表一些胡亂的言論。文章應當出白天然之機巧，參考史傳而得出，不應預先構想聚集，想說又說不出來。語言崇尚簡易明了而不要刻意追求華艷，音韻自然，滋潤婉轉而真切。文辭利索而不拖滯，順便採用些民間語言，做到既不過雅也不太俗，完全符合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輪扁斫輪非常自然精工，但莊周描述得不夠詳盡。現今的文人談士，很少有人能達到上述各項要求。逭不僅僅是思考得不周全的問題，而實在是因為方法不同受到的妨礙。清談家們所習慣的是，注重事理超過看重文辭，用這種方法寫文章，終究歸於晦暗。所以能文理兼工的人非常少啊。

贊曰：學習所得次於天生所知，多多認識前賢英才的優點。文章從筆下流出，鮮美的辭藻像春天那么艷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