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策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其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易》之《姤》象∶“後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並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
《詩》雲“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數度”，《禮》稱“明神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群後。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
觀文景以前，詔體浮雜，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詔嚴助，即雲∶“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責博於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為堯；敕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章崇學，雅詔間出。和安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勖九錫，典雅逸群。衛覬禪誥，符采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並管斯任，施令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蔽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
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恆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
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御衛，有訓典焉。
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以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矣。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施，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教之善也。
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雲“有命自天”，明命為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詔為輕也。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伊好。
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譯文
《詔策》是《文心雕龍》的第十九篇，主要是論述帝王的詔令文告。這類文體的名目很多，後代統稱為詔令。魏晉以前，這種文體還多用古樸的散文，隋唐以後，就常用辭采華麗的四六駢文。本篇反映了魏晉以前詔策文的大概發展情況。
本篇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的第一段講詔策的起源，它的主要分類及其基本含義，歷代詔策的發展變化和有關作品的得失；第二段講各種詔策文的不同特點。第二部分（第三段）簡論戒、教、令三體。這三種可用於君對臣，也可用於臣對民或父對子，和帝王專用的詔策有所不同，所以，這部分實際上是本篇的附論。
詔策是古代一種套用文。它的作者雖是少數，卻和廣大人民關係重大。正因“王言之大”，影響深廣，怎樣把這種文告寫好，就為歷代帝王和有關文人所注重。篇中所講“虞重納言，周貴喉舌”，光武帝的“加意書辭”等，都說明了這點。具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也要把自己起草的文稿請司馬相如等審閱後才能發出；歷代更多的帝王文告，則直接由文人起草。這樣，詔策文就成為我國古代散文的重要文體之一。劉勰對這種文體進行了初步總結，並提出不同內容、不同作用的文告，要有不同的特點、不同的要求，如有的要“氣含風雨之潤”，有的要“筆吐星漢之華”，有的要“辭有秋霜之烈”等；此外，如謂帝王要“出言如絲”、“敬慎來葉”、使人信服等，雖講的比較委婉，卻也反覆申述，意有可取。本篇對帝王之言的過分尊崇，表現了論者的嚴重局限；其中對某些詔策的批評或肯定，都主要是從封建王朝的利益著眼的。
（一）
統治著天下的帝王，他的話是神聖的。帝王靜坐御前，他的意旨能夠滿布四海，主要就是通過詔策了。在軒轅黃帝和堯舜的時候，帝王的話都叫做“命”。“命”的意義，本來是給有功德之臣賜以姓氏；它在夏、商、周時期，還包括像《甘誓》、《湯誥》之類的誥和誓。“誓”是用來教訓軍旅的，“誥”是用來實施政治的。“命”表示來自上天，所以用來授與官爵，賜給姓氏。《周易·姤卦》的《象辭》中曾說：“國君用命令來教訓四方臣民。”誥命的作用，就如大風起於大地之間，所有臣民無不隨風而動。到了戰國時期，就都稱為“令”。所謂“令”，就是“使”的意思。秦始皇統一六國，又把“命”改稱為“制”。漢初制走法度，把“命”分為四類：第一類叫“策書”，第二類叫“制書”，第三類叫“詔書”，第四類叫“戒敕”。用“敕書”來警戒州、部長官，用“詔書”來教訓各種官吏，用“制書”來發布減免刑罰的命令，用“策書”來封贈王侯。所謂“策”，就是竹簡，“制”就是截斷，“詔”就是告訴，“敕”就是戒正。《詩經》中曾說“害怕這告急的簡書”，《周易》中曾說“君子要使禮尊卑有度”，《周禮》中曾講到“詔告於日月山川之神”，《尚書》中曾講過“帝王奉正天之命”等，可見策、制、詔、敕，都是根據經書中的說法來確立名目。後來重詔而輕命，是沿習秦制而來的。《禮記》里說：帝王的話雖細如絲，一講出來就變成粗繩；因此對群臣說話必須慎重。虞舜早就重視納言之臣，周宣王則把出納王命的官吏視如喉舌。到了兩漢時期，就由尚書來管理帝王文誥。帝王的話關係重大，往往要寫入史書；話一出口就產生了巨大作用，好像人的汗水一樣，出來了就不能返回。所以，由於淮南王劉安文才英俊，漢武帝給他的書信，先要請司馬相如等人審查草稿。由於隗囂部下文士眾多，所以，光武帝和他在文辭上的往來特別留意。這不只是為了在當時得到美譽，也為了後世的影響而不得不慎重。查考西漢文帝、景帝以前的詔書，大都寫得虛浮雜亂；漢武帝崇尚儒學，詔書就較為弘大深刻。如封齊王、燕王和廣陵王的策書，文辭和《尚書》中的訓、典相同，其深刻而正確的勸戒之義，為後代留下了典範。他在批評嚴助的制誥中，曾講到嚴助不願在朝內做官，這正體現了漢武帝愛才的恩典，漢宣帝給太原大守陳遂的璽書，也表現了對故舊的厚意。東漢光武帝在治平了亂世之後，對文化學術頗為注意，但喜怒之情比較輕率，有時不免過分一些。如在給鄧禹的敕書中，竟稱鄧禹為堯；在批評侯霸薦人不如意的璽書中，就用死刑來嚇唬他。如像這類詔策，實在是違背法度的。到明帝、章帝時，他們都重視儒學，典雅的詔書，還偶然出現一些。及至安帝、和帝時，政治鬆弛，負責詔令的尚書省又缺乏人材，每次寫詔書、敕書，還要請外人代筆。到了建安末年，詔策文的寫作迭更興起。如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寫得高雅出群；衛覬的《為漢帝禪位魏王詔》，對曹丕的受命為帝，表達得十分昭明顯著。要比他們寫得更好，已不可能了。魏晉以後，管理詔策的機構改為中書省，魏國的劉放，西晉的張華，前後擔任中書監的職務，因此，發號施令的詔策，傳聞於世的很多。這個時期魏文帝曹丕的詔書，文辭義理大都寫得宏偉，但有的詔書中，竟鼓勵夏侯尚讓其部下“作威作福”，這是他沒有考慮周到的一點小毛病吧！晉元帝建立東晉之後，只有晉明帝比較重才；因溫嶠文筆清新，被引進中書省任職。不過從此以後，古代寫作詔策的法度就逐漸消失了。
（二）
帝王的話是崇高而神聖的，這是因為帝王對全國情況有深透的觀察了解，所以他的話能為各個諸侯效法，並使天下信服。因此，選拔賢才、授與官爵的命令，應如日月之光那樣明亮；褒獎或策封臣下的詔書，就要有和風雨露般的潤澤；關於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誥，則要像燦爛群星吐出的光華；關於治理軍事或召集諸侯會同討伐的軍令，就要表現出滾滾雷霆的聲威；對於因過失而造成災害的人予以寬赦，赦書就要像春天的露水那樣滋潤；對於明賞罰、正法紀的文誥，則要像秋天的嚴霜那樣剛烈：這就是寫作詔策的基本要求。至於戒敕之文，是詔令中更為切實的一種；如《穆天子傳》所載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這就是戒敕文了。魏武帝曹操曾說，作敕戒應根據事實，寫得明確果斷，而不要依違不決。這就通曉治術之要了。到了晉武帝，就把敕戒普遍用於各種官吏：如告戒都督掌握軍事要領，告戒州牧嚴格督察其下屬，警戒郡守要體恤百姓痛苦，督促牙門將領要加強防衛等，都具有詔策的古義。
（三）
所謂“戒”，就是謹慎。夏禹曾說：“用讚美來進行警戒。”國君、父母和老師是最尊嚴的，作為君、父和師，他們給人的恩德是無窮無盡的。漢高祖的《手敕太子》、東方朔的《誡子》，都是臨終之前所作的遺命。從東漢馬援以後，便開始留下自己的家戒。班昭的《女戒》，可以稱之為傅母和女師了。所謂“教”，就是效法，講出話來老百姓便按照去做。舜的臣子契曾提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所以後來王侯大臣對老百姓的訓示就叫做“教”。西漢鄭弘任南陽太守時，他條列教令為後世所稱述，就因為他講的事情頭緒清楚明白。漢末孔融做北海相，他的教令雖寫得雅麗，治理上卻差一些，這是治理和教令不一致。如諸葛亮的教令，內容周詳而辭采簡樸；庾翼的教令，明確而果斷：他們都寫得道理得當而文辭切中，這就是優秀的教令了。教令之外還有“命”。《詩經》中說：“命來自天。”這表明“命”很重要。《周禮》中說：“主管教育的官員詔告周王。”這表明“詔”是用於臣對君的。秦以後則重“詔”而輕“命”，這是古今變化的不同。
（四）
帝王發號施令，老百姓敬仰聖旨。國君能慎重地發布詔令，萬民都很高興。光輝的詔策高舉，鴻大的教化遠播。充分發揚詔策的意義和文辭的作用，使帝王的號令更為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