詭信
(議曰：代有詭詐反為忠信者也。抑亦通變適時，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也。)
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曰：“信近於義，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義所在，不必信也。(議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廢則無以興。若忠於斯，必不誠於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觀之，則吾之所謂忠，則彼之所謂詐也。然則忠之與詐，將何而取定哉？抑吾聞之：夫臣主有大義，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觀臣主之義定；欲行信，顧上下之分明。苟分義不愆於躬，雖譎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
葉公問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證之。”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楚子圍宋，宋求救於晉。晉侯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殞，又何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韓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訐之官，令尹曰：“必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執其子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譽而用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止；聞仲尼之賞，魯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顏率欲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偽也，故不見率。公仲好內，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議曰：語稱“惡訐以為直”者，《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若使顏率忠正，則公仲之惡露。故顏率詐偽，公仲之福。)
齊伐燕，得十城。燕王使蘇秦說齊，齊歸燕十城。蘇秦還燕，人或毀之曰：“蘇秦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燕王意疏之，舍而不用。蘇秦恐被罪，入見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禮之於庭。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功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王之福也(燕王亦嘗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周之俗，不自為娶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弊而不售，順而無毀，則售而不弊者，唯媒耳。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耳。訑，因土和反。)。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王，可乎？”燕王曰：“可也。”
蘇秦曰：“有此臣，亦不事王矣。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宿昔於外，王又安得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於首陽之下。有廉如此者，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樑柱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樑柱而死。有信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卻齊之強兵哉(韓子曰：“夫許由、積牙、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數人者，皆見利不喜，臨難不恐。夫見利不喜，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雖嚴刑無以威之。此謂不令之人，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代，將安用之？”)。
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窺於邊城之外(昔鄭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由是以殺，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大焉？”晉人不能詰也。)。且臣之有老母於東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行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者，自覆之君也；仆者，進取之臣也。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也。”
燕王曰：“夫仆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也。臣之事，適不幸而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後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之。”燕王曰：“善！”復厚遇之。
由是觀之，故知譎即信也，詭即忠也。夫詭譎之行，乃忠信之本焉。
譯文
[有這樣一種說法：“世上有一種詭詐，反而被認為是忠實誠信的。”這就是所謂通權達變的智慧。抓住適當的時機，大膽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終成磋跎。]
孔子說：“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孔子還說：“所守的諾言符合道義，就可以履行諾言。”（譯者按，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話，作者這裡誤記，原文見《論語·學而》）由此看來，應當只看是不是符合道義，不一定非要講求信守諾言。[趙子說：玄妙啊，玄妙啊！這天下的事情。如果該罷廢的不罷廢，那么該興盛的也就不能興盛了。如果你忠於這個人，就一定對那個人不忠誠。這是不待證明的道理。由此看來，從這個人的角度看來是忠，從那個人的角度看來就是詐。那么，忠與詐又該如何界定和評判呢？然而我聽說過這樣的道理：臣子與君主的關係有公認的大義，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有明確的職分，這是百代不變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義，就看是否符合君臣之大義，要行誠信，就看是否符合上下級的職分。如果職分和大義不虧於身，即使使用橘詐而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手段也是可以的。]怎么能說明這個道理呢？
葉公曾對孔子說：“我的鄉里有個坦白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便告發。”孔子說：“我的鄉里的坦白直率和你的鄉里不一樣，父親為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這才是直率。”
楚國圍攻宋國，宋國向晉國求救。晉國的國君派解揚出使宋國，讓宋國不要投降楚國，告訴宋國：“晉國已全軍出動，就要趕到了。”解揚途經鄭國時被鄭國俘獲，獻給了楚國，楚王用豐厚的財物收買解揚，讓他對宋國傳達與使命相反的話。解揚應允了。待到解揚登上攻城的樓車，喚出宋國的人，傳告的卻仍然是晉國國君命令他傳告的話。楚王要殺他，並派使者對他說：
“你已經應許了我，卻又背叛了你的許諾，這是什麼原因？不是我不講信用，是你背棄了諾言，只好立即請你上斷頭台。”解揚回答說：“我聽說過這樣的道理：君王制定並發布正確的命令就是義，臣子承擔並貫徹執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臣下的信用必須以負載君主之義為前提，以此行事才於國家有利。
故臣子的一切謀劃，都不能損害國家利益，以此來捍衛自己的國家，這是卿大夫的本分。國君發布的命令，不能互相矛盾。臣下也不能執行兩種互相矛盾的命令。你用財物來收買我，證明你不懂這個道理。我從我的君主那裡接受命令出使宋國，只有一死報國，決不會使君命毀在我的手裡，豈能用財富收買得呢？我所以假意應允你，是為了完成我們國君的命令，犧牲自己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份。我們君主能有誠信之臣，我作為臣下能夠完成任務，是死得其所，此外還有什麼可求的呢！”楚王便放他回歸晉國。
[韓非子說：“楚國有個直率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去向官吏告發，宰相說：‘一定要殺了他！’認為他是對國君忠誠而對父親不忠誠，因而把兒子抓起來治了罪。由此看來，一方面是國君的忠臣，另一方面卻是父親的逆子。魯國有一個人跟隨國君去打仗，打幾次逃幾次。孔子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我家中有老父親，我死了，就沒人養活他了。’孔子認為他是孝子，向國君舉薦他，因此受到重用。由此看來，一方面是父親的孝子，另一方面又是國家的逃兵。所以宰相殺了告發父親的人，楚國的壞人卻未減少，聽到孔子的稱讚而魯國的人容易投降。從這可以看出，上層與下層的利益竟有如此的差異。因而國君既要推許百姓的利己行為，又企圖求得國家的福澤，是必然不能實現的。]
顏率想謁見公仲，公仲不願見他，顏率便對公仲的近待說：“公仲一定認為我是一個不誠實的人，所以才不見我。公仲好色，我卻說他禮賢下士；公仲嗇吝小氣，我卻說他仗義疏財；公伸品行不好，我卻說他主持正義。從今以後，我將只好說真話了。”公仲的近侍把顏率這番話告訴公仲，公仲立刻站起來，接見了顏率。[《論語》上講過：“討厭那些以揭發別人來顯示自己正直的人。”《易經》上說：“有道德的人，要禁止奸惡，舉揚善良。”
假使顏率忠實正直，那么公仲的醜惡品德就會暴露於外。所以顏率的詭詐和不誠實恰恰是公仲的福分。]
齊國攻伐燕國，奪取了燕國十座城邑。燕王派蘇秦出使齊國遊說齊王，齊國把十座城邑又歸還給燕國。蘇秦回到燕國後，國內有人在燕王面前毀謗蘇秦說：“蘇秦是一個翻雲復雨的賣國賊，反覆無常的奸臣，恐怕將來他會作亂。”燕王內心也有意疏遠他，不想再重用他了。蘇秦恐怕被加罪，人見燕王說：“我本來是東周王城郊外的鄙野之人，並無半點功勞，可是大王在宗廟之內隆重地授予官職，在朝庭內給予崇高的禮遇。如今我為大王退去齊國的軍隊，收回十城的國土，建立了大功，本應更加受到信任才對。可是我如今歸來，大王卻不加官於我，其原因，必然有人用不守信用的罪名在大王面前中傷我。然而，我的不守信用，正是大王的福分啊！[燕王也曾對蘇代說：
“我非常不喜歡欺騙人的話。”蘇代回答說：“東周的風俗是看不起媒人的，因為他們兩頭說好話。到了男方家中就說：‘姑娘長得非常美！’到了女方家中，又說：‘男方家中十分富有。’然而，東周的風俗又不能親自娶妻，而且，姑娘沒有媒人說媒，即使老了也嫁不出去。如果不用媒人，到處去自誇如何美貌，那就會讓人恥笑，更嫁不出了。只有順應這種風俗，不說壞話，只說好話，既能把姑娘嫁出去，又不致招人恥笑，也只有媒人能做到。而且，如果不憧通權達變，事情一定辦不成，不懂順應形勢，一定辦不好。能讓人坐享其成的，只有欺騙人的人啊！]（蘇秦接著說）假使我守信用，就象古代尾生那樣，廉潔就象伯夷那樣，孝敬父母就象曾參那樣，以三個人那樣的高潔品行來侍奉大王，你認為可以嗎？”燕王說：“那當然好啦！”蘇秦說：
“有這樣品行的臣子，就不會來侍奉你了。孝敬父母就象曾參一樣，抱定不離父母身邊才是孝子的道理，連在外面過夜都不肯，你又怎能讓他不遠千里來侍奉弱小的燕國及其地位並不穩固的國王呢？廉潔自好就象伯夷那樣，為了高義之名，連孤竹國國君的繼承人都不願做，連周武王的臣子都不願當，甘心餓死在首陽山之下，你又怎能讓他步行千里到齊國遊說，建功立業來博取功名富貴呢？守信用就象尾生那樣，與女子約會在橋樑下面的柱子旁邊，女子未能按時赴約，大水來了，也不離開，最後抱著柱子淹死了。這樣的人，他怎么肯極力吹噓燕國、秦國的聲威以嚇退齊國強大的軍隊呢？[韓非說：“許由、續牙、卞和、隋候、務光這幾個人，都是看到厚利不喜歡，遇到危難不畏懼的人。如果見到厚利也不喜歡，那么賞賜再重也不會對他起作用；如果遇到危難不畏懼，即使用嚴刑峻法來脅迫他，也不會達到目的。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無法使用的人。連古時的聖明之君都不能使他們臣服，當今之世，他們又有什麼用呢？”]再者說，講信義，是用來完善自己的品行，而不是為別人效力的，是為自我保存而不是為建功立業的。然而夏、商、周三代聖王相繼而起，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越王勾踐相繼稱霸，都不是為自我保存，你認為自我保存是對的嗎？那么齊王遠在營丘（今山東臨淄，當時是齊國都城）就足以使你不敢窺硯邊境之外的地方。[過去鄭國的子產向晉國報告入侵陳國勝利的訊息。晉國的國君問他：“為什麼要欺負小國？”子產回答說：“根據先王的遺命，只看誰有罪過，而不管它是大國小國，都要治它們的罪。再說，過去大子的領地方圓千里，諸侯國的領地方圓百里，以下依次遞減。而如今大諸侯國的領地大都已經方圓千里了。假如不侵占小國的領地，怎么能使自己的國土擴大呢？”晉國國君也就無法再責難他。]再者說，我還有老母親遠在東周故鄉，我離開老母侍奉你，拋開自我保存之道來建功立業，我所追求的本來是不符合你的意願的。你不過是只求自我保存之君，而我卻是建功立業之臣。我就是人們所說的因為太忠誠了才得罪了君主的人啊。”燕王說：“忠誠守信又有什麼過錯呢？”蘇秦回答說：“你是不明白這個道理的。我有一個在遠處做官的鄰居，他的妻子有了外遇，在丈夫將要回家時，那個情夫很擔憂，而妻子卻說：‘用不著擔心，我已經準備下藥酒等著他了。’過了二天，丈夫回來了，妻子就讓侍妾捧著藥酒給他喝。
侍妾心知這是藥酒，給男主人喝下去，就會毒死他；說出真相吧，女主人就會被趕出家門，於是假裝跌倒，把藥酒全灑了。男主人大怒，用皮鞭狠狠抽打侍妾。侍妾潑掉藥酒，對上是為保護男主人的生命，對下是為了保護女主人的地位。這樣的忠心耿耿，仍不免於被主人鞭打。這就是忠誠過度的不幸啊！我所做的事，恰恰與那侍妾倒掉藥酒一樣，也是好心不得好報啊。再者說，我侍奉你，是以高義希求有益於國，如今卻有了罪，我怕今後來侍奉你的人，再沒有誰敢堅守高義了。再說，我遊說齊王的時候，並沒有欺騙他，今後誰再為你遊說齊王，恐怕都不會象我這樣誠摯，即使有堯舜那樣的智慧，也不敢聽從他的話了。”燕王說：“說得對。”於是重新厚待蘇秦。
由此就可以明白欺騙就是誠信，詭詐就是忠實，欺騙詭詐的品行就是忠實誠信的根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