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傳下

《唐書》曰：於休烈修國史。肅宗自鳳翔還京，勵精聽受，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良史也。朕有過失，卿書之否？"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貞元十二年，賈耽、盧邁皆有假故，趙憬獨對於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事言，隨即記錄，《起居注》是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居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記注但出於已行制敕內採錄，更無它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音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為之。"

又曰：李翱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跡，非大善大惡，則眾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為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又曰：元和中，宰臣以下候到於延英殿。上以《時政記》問於宰臣，修國史李吉甫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記事，今起居郎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是也。"上曰："其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總為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者，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廢；賈躭、齊抗修之於貞元，躭、杭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

又曰：憲宗銳意於為理，遍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嘗謂宰臣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如先聖焉。"

又曰：長慶中，中書門下請修《聖政紀》，云："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紀善惡，國朝貞觀、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史官載筆於階戺之下，所有奏議悉約書之。自永徽以後，許敬宗、李義府作相，事多奸蔽，遂奏史官與僚庶俱退，然後宰臣請事。由是君臣之間咨謀啟沃不復知矣。左右史惟寫詔、誥、除授以修註記。長壽二年，宰相姚璹以為史官疏遠，不得參聞政事；然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乃請自今已後，所論軍國政要，委宰相一人撰錄，號為《時政紀》，事亦尋廢。"

又《路隨傳》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累朝有詔改修。及進《憲宗實錄》後，文宗復令改正永貞時事，隨奏曰："臣昨面奉聖旨，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冊之作，勸誡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得失無容虛載。聖旨以前件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摭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更命刊正。頃因坐日，屢形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等伏以貞觀以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參撰，或致私嫌，縱臣獲修成，必懼終為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伏望條示舊記最錯誤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詔曰："其《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它不要更修。"

又曰：文宗嘗問："《順宗實錄》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屈人否？"李石曰："韓愈貞元末為四門博士。"上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鄭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餉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率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譏諫，欲陛下究盛德，故言漢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典切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兩句實可寢食佩服。"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歷行，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對，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鄭朗等："適所紀錄者，將來一觀。"鄭朗對曰："臣執筆所紀，便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遠征故實，嘗聞太宗皇帝欲觀覽國史，用知得失。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義歸盡善。若至會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極陳善惡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問褚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上又謂朗曰："適之所紀，且是直書，未有否臧，一見無爽。"朗乃進所紀，上略覽曰："卿宜門外重寫錄進。"其日晚，內出詔示宰臣，曰："適鄭朗奏朝來所紀之事，擬不進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惡必書。或有平生之閒話，不關理道之體要，垂諸將來，實為愧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得戒醜言。"又嘗於紫宸殿對百僚遣閤門使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註記。謩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為聖王鑑戒，陛下但為善，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願以陛下為太宗文皇陛下，許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嘗觀之。"謩曰："是前起居不詳故事，臣今豈得陷陛下為非？若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文字須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周書》曰：賈緯乾祐中受詔與王伸、竇儼修晉高祖、少帝、漢高祖三朝實錄。緯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任情，記注不實。晉宰相桑維翰執政，嘗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深銜之。及敘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聞吾友書桑魏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乃改為白金數千鋌。

《太史公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乎述陶唐以來，至麟德止，自黃帝始，原始察終，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遷發憤作《史記》一百三十篇，先達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據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敘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事不避，亦一代之偉才。

又曰：漢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讀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司馬氏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坐舉李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諷刺貶損當代，非誼士也。

又《魏志》曰：明帝問王肅："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

又晉張輔嘗著論，論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朝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藻辭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

《文心雕龍》曰：昔者夫子憫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嘆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標勸戒。然叡旨幽秘，經文婉約，丘明同恥，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並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不序，故即簡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經志，甄序帝續，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史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規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善之罪，征賄鬻筆之愆，公理辯之究矣。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疏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並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惟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乾寶述《紀》以審正明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案《春秋》經傳，舉例發目，《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放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又曰：傳記為式，編年經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周曲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合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復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皋云："傳聞異詞。"荀悅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理實，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博，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定、哀徵詞，而世情利害。勛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屯貶之士，雖令德而蚩理；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論，可為嘆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略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懿素乎。

《談藪》曰：後魏太保清河崔光，樂陵太守曠之孫，長廣太守靈延之子。光博學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除著作郎，撰國史，遷黃門侍郎，為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才，渾渾如黃河東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為史，改"渾渾"為"浩浩"。光有大度，喜慍不形於色，有毀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稱之。光修國史，弟敬友子鴻復撰《十六國春秋》，一門二史，當代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