覽·審分覽
作者：呂不韋 主編
【審分】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奸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奸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騖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慧型，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方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污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為，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肯為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君守】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準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強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為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為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眾智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奸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奸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己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
【任數】
三曰：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為可。韓昭厘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嬰頁>，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東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勿躬】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後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鹹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闢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寧速。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閒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鏇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遍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奸止。奸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用虛無為本，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相與植法則也。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民眾不周，而務成一能。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實。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 “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托於船，致遠者托於驥，霸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仆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慎勢】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併，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盤盂，銘篆著乎壺鑒，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強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 “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不二】
七曰：聽民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強速貫習，不足以成也。
【執一】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楚王問為國於詹子，詹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 “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邪！
譯文
審分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職分，然後國家的安定才可以實現，奸詐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濁氣惡疫才無法出現。修養自身與治理國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樣的。現在用許多人耕種土地，共同耕作就緩慢，這是因為人們有辦法藏匿自己的力氣，分開耕作就迅速，這是因為人們無法藏匿力氣，無法緩慢耕作。君主治理國家也象種地一樣，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辦法藏匿自己的陰私，君主就無法避開負累了。
凡是親自去做善事就困難，任用別人做善事就容易。憑什麼知道是這樣?人與千里馬一塊跑，那么人不能勝過千里馬，人坐在車上駕馭千里馬，那么千里馬就不能勝過人了。君主喜歡處理官吏職權範圍內的事，那么這就是與千里馬一塊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趕不上。君主也必須象駕車的人一樣坐在車上，不要離開車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會盡心竭力了，阿諛奉承、邪惡奸巧的人就無法藏匿其奸了，剛強睿智、忠誠諄朴的人就會爭相努力去奔走效勞了。君主的車子，是用來載物的。明察了載物的道理，那么四方邊遠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載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誇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憑自己的意圖行事，這樣，各級官吏就都恐懼騷亂，長幼失序，各種邪惡一起出現，權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終，不可以施教，這是亡國的風俗啊。
王良駕馬的方法是，明察駕馬的要領，握住馬韁繩，因而四匹馬沒有敢不用盡力氣的。有道術的君主，他駕馭臣子們也有“韁繩”。那“韁繩”是什麼?辨正名稱，明察職分，這就是治理臣子們的“韁繩”。所以，依照實際審察名稱，以便求得真情，聽到言論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讓它們彼此悖逆。名稱有很多不符合實際，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實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辯明名分。不辨明名分，這就是厭惡壅閉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責任，不在臣子，在於君主。堯、舜的臣子並不全仁義，湯、禹的臣子並不全忠誠，他們能稱王天下，是因為駕馭臣子得法啊！桀，紂的臣子並不全鄙陋，幽王、厲王的臣子並不全邪僻，他們亡國喪身，是因為駕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這樣一個人，想要牛卻說馬的名字，想要馬卻說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卻因此生氣發威風，主管人雖一定會責備怨恨他，牛馬一定會受到擾亂。百官就如同眾多的主管人員一樣，萬物就如同眾多的牛馬一樣。不辨正他們的名稱，不區別他們的職分，卻頻繁地使用刑罰，惑亂沒有比這更大的了。稱道一個人明智通達，實際上這人卻愚蠢胡塗，稱讚一個人高尚賢德，實際卜這人卻很卑下，讚譽一個人品德高浩，這人緊跟著表露的卻是污穢品德；委任一個人掌公法，這人做起事來卻貪贓枉法，由於外表勇敢任用一個人，而他內心卻疲弱怯懦。這五種情況，都是以牛為馬、以馬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憂愁勞苦，百官就混亂乖逆了。國家被滅亡，名聲受損害，就由此產生出來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卻越發不能得到，大概都是這個道理吧！
所以國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於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憂愁勞苦了。不受憂愁勞苦，那么就不會損傷耳目的天性了。多詢問，卻不專斷地下指示。雖然知道怎樣做，卻不親自去做。和諧萬物，卻不自誇。事情做成了，卻不居功，靜止的東西不讓它運動，運動的東西不讓它靜止。依照事物的特點加以使用，不為外物所制約，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靜而公正，精神流傳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遠不衰，美名流傳不止。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遠之處，命名為無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別人，這樣就非常得人心，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讓人知道，這樣就更能為人所知，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機敏，安然處之，機敏就會顯露出來，那怎么能算不聰明呢?特別聰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么能不算偉大呢?修真得道的人無所能，但人們全都歸附他，於是就無所不能了，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眾人效力就無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無需做小事，被人了解了就無需外表機敏，這樣，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這樣，那就能順應天性，意氣就可以在空廓寂靜的宇宙中遨遊了，形體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裡獲得安適了。包容萬物卻不去主宰，恩澤覆蓋天下卻沒有誰知道從哪裡開始的。這樣，即使不具備上面說的五種情況，也可以說是愛好這些了。
君守
得道的人一定平靜，平靜的人什麼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樣，這樣就可以跟他談論當君主的原則了。所以說，內心的欲望不顯露出來叫做封鎖，外面的欲望不進入內心叫做關閉。既封鎖又關閉，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準儀也不用它測平，有墨繩也不用它測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靜。既清靜又安寧，就可以當天下的主宰了。
身體是用來保藏心的，心是用來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著，因而實情就不能窺見到啦。《鴻範》上說：“只有上天庇護人民並讓人民安定。”庇護人民，是為了讓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說，不出門就能知道天下事，不從窗戶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運行規律。那些出去越遠的人，他們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見聞廣博，記憶力強的，他們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於耳聰目明、深思熟慮的，他們的智慧就毀壞了，考察“堅白”、論辯“無厚”的，他們的智慧就拋棄了。不出門，正是為了達到出門的效果，不做事，正是為了實現做事的目的。這就叫做用陰氣召來陽氣、用陽氣召來陰氣。東海那樣遠，水流到那裡還會回來，過了夏天的炎熱以後，就會慢慢變得寒冷。所以說，廣漠的上天雖無形，可是萬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氣雖無影，可是萬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聖明的人雖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來。這就叫做不進行教化的教化，不說話的詔告。
所以，有辦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據他說的話恰當；有辦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據他說的話得體。所謂君主，就是以不求恰當為恰當、以不求得體為得體的人啊。恰當與得體不屬於君主的範圍，而屬於臣子的範圍。所以善於當君主的人不擔當任何官職，其次是不做具體的事情。擔當官職就會有不能完備的情況，做具體事情就會有不能周全的情況。不完備不周全，這是官吏之所以產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現的原因。現在製造車子的，要經過許多有關部門然後才能造成。治理國家難道只象造車子嗎?國家是靠眾人的智慧和才能來維護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種方法使它安定下來。
能以不變應萬變，沒有方法卻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這樣。有個魯國邊鄙地區的人送給宋元王一個連環結，宋元王在國內傳下號令，讓靈巧的人都來解繩結。沒有人能解開。兒說的學生請求去解繩結，只能解開其中的一個，不能解開另一個，並且說：“不是可以解開而我不能解開，這個繩結本來就不能解開。”向魯國邊鄙地區的人詢問一下，他說，“是的，這個蠅結本來不能解開，我打的這連環結，因而知道它不能解開。現在這人沒有打這連環結，卻知道它不能解開，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兒說的學生這樣的八，是用“不可以解開”的回答解決了繩結的削題。鄭國的太師文彈瑟彈了一整天，而後站起來。在瑟前拜了兩拜說：“我學習你，學習你的音律變化無窮。”所以象太師文這樣的人，先讓自己的心如獸類一樣冥然無知，所以才能掌握彈瑟的規律。
所以，思慮就會使自己受到損傷，智巧就會使自己遭到滅亡，自誇逞能就會使自己遭殃，擔當職務就會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極就能逍遙自得，轉瞬即逝，但人們卻看不到它的形體，聖明至極就能移風易俗，但人們卻不知道是跟隨著什麼改變的，超群出世，但沒有不和諧的，治理人民，稱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閉。這樣，奸邪的實情就能了解，陰險邪僻，善進讒言，阿諛奉承、機巧虛詐的人就無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險惡的人，一定要有所憑藉。憑藉什麼呢?就是憑藉君主的親自做事。君主喜歡親自做事，那么擔當官職的人就會放棄自己的職責去曲從君主所做的事了。曲從君主所做的事，有了過錯，君主也就無法責備他，這樣，君主就會一天天受損害，臣子就會一天天得志。這樣就是該運動的卻安靜，該安靜的卻運動。尊貴的變為卑下的，卑下的變為尊貴的，這種現象就由此產生了．這就是國家所以衰弱、敵國所以進犯的原因啊。
奚仲創造了車子，蒼頡創造了文字，后稷發明了種莊稼，皋陶製定了刑法，昆吾創造了陶器，夏鯀發明了築城。這六個人，他們所創造的東西都是適宜的，然而卻不是君主所應做的。所以說，創造的人忙亂，靠別人創造的人平靜。只有掌握了當君主的原則，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駕馭天下而不感到費力，這樣的人就叫做完人。
任數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勝任，把治理得混亂看成有罪。現在治理得混亂卻不加責備，那么混亂就更加厲害了。君主以好炫耀來顯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導來自誇，臣手以不勸諫君主來保持寺官職，以曲意聽從來求得收容，這樣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當主管官吏，這樣就是臣子得以跟隨著乾那些保持官職、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關係不確定，耳朵即使能聽也無法聽清，眼睛即使能看也無法看清，內心即使知道也無法選取，這是情勢使他這樣的。耳朵能聽見是憑藉著寂靜，眼睛能看見是憑藉著光明，內心能知道是憑藉著義理。君臣如果交換了各自的職守，那么上面說的三種器官的功用就被廢棄了。亡國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聽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內心不是不可隊知道，君臣的職分混亂，上下不加分別，即使聽到，又能真正聽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麼?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麼?要達到隨心所故無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憑藉啊。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達到的。不能達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這種情況。沒有骨髂的蟲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讓它知道有冰雪。擁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這些話，那么災禍就無法到來了。
再說，耳目智巧，本來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講求駕馭臣下的方法，按照義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韓昭厘侯察看用來祭祀宗廟的犧牲，那豬很小，昭厘侯讓官員用大豬替換小豬。那官員又把這頭豬拿了來，昭厘侯說；“這不是剛才的豬嗎?”那官員無話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從說：“君王您根據什麼知道的？”昭厘侯說：“我是根據豬的耳朵識別出來的。”申不害聽到了這件事，說：“根據什麼知道他聾，根據他的聽覺好，根據什麼知道他瞎?根據他的視力好，根據什麼知道他狂?根據他的話得當。所以說，去掉聽覺無法聽見了，那么聽覺就靈敏了，去掉視覺無法看見了，那么目光就敏銳了；去掉智慧無法去知道了，那么內心就公正無私了。去掉這三種東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這三種東西，就治理得亂。”以此說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們所能了解認識的東西很貧乏，它們所能聽到見到的東西很浮淺。憑著浮淺貧乏的知識占有廣博的天下，使不同習俗的地區安定，治理全國人民，這種主張必定行不通。十里遠的範圍，耳朵就不能聽到，帷幕牆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見，三畝大的宮室里的情況，心就不能知道。憑著這些，往東到開梧國，往南安撫多<嬰頁>國，往西讓壽靡國歸服，往北讓儋耳國歸依，那又該怎么辦呢?所以當君主的，不可不明察這些話啊。
治亂安危存亡，本來就沒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聰明是丟掉聰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說話，不思慮，清靜地等待時機，時機到來再行動，內心閒暇的人就能取勝。幾是行動，其準則是，清靜無為，公正質樸，自始至終都端正。這樣來整頓綱紀，就能做到雖然沒有人倡導，但卻有人應和，雖然沒有人帶頭，但卻有人跟隨。古代稱王的人。他們所做的事很少，所憑藉的卻很多．善用憑藉，是當君主的方法，親自做事，是當臣子的準則。親自去做就會忙亂，善用憑藉就會清靜。順應冬天而帶來寒冷，順應夏天而帶來炎熱，君主還要做什麼事呢?所以說，當君主的原則是無知無為，卻勝過有知有為。這樣就算掌握了當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齊桓公請示事情，恆公說；“把這事情告訴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請示事情，桓公說：“告訴仲父去。”這種情況連續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說；“第一次請示，說讓去找仲父，第二次請示，又說讓去找仲父。這樣看來，當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說；“我沒有得到仲父時很難，已經得到仲父之後，為什麼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況得到道術呢?
孔子被困在陳國，蔡國之間，只能吃些沒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沒有吃到糧食。孔子白天躺著睡覺。顏回討米，討到米後燒火做飯，飯快熟了，孔子望見顏回抓取鍋里的飯吃。過了一會兒，飯做熟了，顏回謁見孔子並且獻上飯食，孔於假裝沒有看見顏回抓飯吃，起身說：“今天我夢見了先君，把飯食弄乾淨瞭然後去祭祀先君．”顏回回答說；“不行。剛才煙塵掉到鋼鍋，扔掉沾著煙塵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來吃了。”孔子嘆息著說：“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還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裡揣度的還是不足以依靠。學生們記住：了解人本來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並不難，掌握知人之術就難了。
勿躬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麼，也可以當君長。所以李悝說：“沒有狗就不能捕獲兔，兔如果變得和狗一樣，那就無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歡做臣子該做的事，就與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別人還能不斷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沒有人敢於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該做的事，這是最嚴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為。
掃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裡。所以，君主思慮臣子職權範圍內的事，心志就會衰竭，親自去做臣子職權范圈內的事，就會昏昧，親自去做臣子該做的事，就會疲憊。衰竭、昏昧、疲憊，這三種情況，不是當君主應該實行的準則。
大橈創造了六十甲子記日，黔如創造了虜首計算法，容成創造了曆法，羲和創造了計算日子的方法，尚儀創造了計算月分的方法，後益創造了計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創造了衣服，夷羿創造了弓，祝融創造了市肆，儀狄創造了酒，高元創造了房屋，虞姁創造了船，伯益創造了井，赤冀創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創造了用馬架車，寒哀創造了架車的技術，王亥創造了駕牛的方法，史皇創造了繪畫，巫彭創造了醫術，巫成創造了占卜術。這二十位官員，正是聖人用來治理天下的依靠。聖賢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員做的事，然而卻能讓二十位官員全部獻出技藝和才能，這是因為聖賢君王居上位的緣故。聖賢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養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萬物了，哪裡一定要使自身勞苦憂慮、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憊不堪呢?因此，聖賢君王的品德，光燦燦地就象月亮剛出來，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沒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陽的光芒，能化育萬物，沒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與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擋；精氣與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沒有人能看出其形體來。這樣，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種邪曲的事自然會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復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從內心感到高興、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麼事就沒有不成功的。所以，善於當君主的人，謹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種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親附了，名聲就顯赫了。
管子向桓公稟報說；“開墾田地，擴大城邑，開闢土地，種植穀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寧速，請讓他當大田。迎接賓客，熟悉升降、辭讓，進退等各種禮儀，我不如隰朋，請讓他當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於觸怒國君，忠心諫諍，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貴，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當大諫臣。在廣闊的原野上作戰，戰車整齊行進而不錯亂，士兵不退卻，一擊鼓進軍，三軍的士兵都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當大司馬。斷案恰當，不殺無辜的人，不冤屈沒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請讓他當大理。您如果想治國強兵，那么這五個人就足夠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業，那么有我在這裡。”桓公說：“好。”就讓五個人都擔任了那些官職，接受管子的命令。過了十年，桓公多次盟會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這些都是靠了管傑吾和五個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擔當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讓五個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獻出來，更何況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麼與不能做什麼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隱蔽許偽欺騙危險的言論就沒有不能識別的了，各種官吏對自己主管的事情就會盡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時，在下位的本來不過是盡心竭力罷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誠實、守信，那就接近於君道了。
凡是當君主的，應該處於平靜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東西。這樣，從外表到內心就會更加寬實，就會越發耳聰目明，各種官吏就會謹慎地對待職守，沒有敢於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應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聲。名聲和實際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知度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萬事萬物，而是明察君主所應掌握的東西。有道術的君主，不是一切都親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國家太平。明察君主所應掌握的東西，因而大權蝕攬，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遊說的不來，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虛飾，而事實也能顯現了。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會，人民不好說空話假話，不好流言邪說。賢德的與不賢德的各自都恢復其本來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對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飾，保持敦厚純樸的品行，以此來侍奉自己的君主。這樣，對靈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聰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變動他們的官職。變動了官職，他們各自就能勝任自己的職務了。所以，對有職位的人就要求他們安於職位，不聽他們的議論，對沒有職位的人就要求他們的實際行動，用以檢驗他們的言論。這兩種情況都明察了，那么無用之言就不能進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愛惜之心，以虛無為根本，來聽取有用之言，這就叫做聽朝。凡是聽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義，共同確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講求理義的人就會到來了，法度的效用就會確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會退去了，貪婪詐偽之徒就會遠離了。所以，治理天下的關鍵在於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關鍵在於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關鍵在於研習道術，研習道術的關鍵在於懂得天性。所以子華子說：“君主應該求深入而不求廣博，謹慎地守住根本，喜愛正性。與眾人不相同，而要致力於學得駕馭臣下的能力。完全學到了這種能力，四方就會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卻能達到相同。這就是神農之所以興盛，堯、舜之所以名聲卓著的原因。”
君主認為自己聰明卻認為別人愚蠢，認為自己靈巧卻認為別人笨拙，這樣，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請求指示了，靈巧聰明的人就要發布指示了。發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請求指示的就越多。請求指示的越多，就將無事不請求指示。君主即使靈巧聰明，也不能無所不知。憑著不能無所不知，應付無所不請，道術必定會窮盡。當君主卻經常被臣下弄得道術窮盡，又將怎樣治理人民昵?窮盡了卻不知道自己窮盡了，又將犯自高自大的錯誤。這就叫做受到雙重阻塞。受到雙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國家了。所以有道術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卻布親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卻不發布指示。去掉想像，去掉猜度，清靜地等待時機。不代替臣子講話，不搶奪臣子的事情做。審察名分和實際，官府之事讓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為根本，把詢問臣子怎么辦作為寶物。比如堯說；“怎樣做才能象日月那樣普照人間?”舜說；“怎樣做才能使四方邊遠之處歸服?”禹說；“怎樣做才能治服青丘國，使九陽山、奇肱國受到教化?”
趙襄子當改之時，用任登當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帳簿時，向襄子推薦道：“中牟有個人叫膽胥己，請您召見他。”襄子召見膽胥己以後讓他當中大夫。相國說；“我料想您對這個人只是耳聞，尚未親眼見到其為人如何吧!當中大夫，竟是這樣容易嗎?這不是晉國的成法。”襄子說：“我提拔任登時，已經耳聞並且親眼花繚亂見到他的情況了。任登所舉薦的人，我如果還要耳聞並且親眼見到這人的實際情況，這樣，用耳朵聽、用眼睛觀察人就始終沒有完了。”於是就不再詢問，而讓膽胥己當了中大夫。襄子還需做什麼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賢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獻出來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職卻不讓他做事，或者讓他做事卻與不了解他的人議論他。橫渡長江的人靠的是船，到遠處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馬，成就王霸之業的人靠的是賢人。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業的人的船和千里馬啊。不任用父兄與子弟，並不是疏遠他們；任用廚師、釣魚的人與仇人、奴僕，並不是偏愛他們。保住國家、建立功名的原則要求君主不得不這樣啊。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築官室一樣，測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術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數了。所以小臣伊尹、呂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業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齊、秦要成就霸業了。他們豈只是船和千里馬啊?
成就王業霸業的當然要有人，亡國的也要有人。桀重用乾辛，紂重用惡來，宋國重用唐鞅，齊國重用蘇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們要滅亡了。不任用賢人卻想要建立功業，這就好象在夏至這一天卻想讓夜長，射魚時衝著天卻想射中一樣。舜、禹對此尚且辦不到，更何況平庸的君主呢？
慎勢
失去了駕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們誠信，這是胡塗的。失去了君主的權勢，仗恃著享有國家，這是危險的。能吞下船的大魚，居於陸地就不能勝過螻蛄螞蟻。權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對方，勢力相等就不能兼併對方，冶亂相同就不能匡正對方。所以對大小、輕重，多少、治亂等情況，不可不審察清楚，這是通向禍福的門徑。
凡是戴帽子束帶子的文明國家，車船所能達到的地方，不用象、譯、狄鞮等官員做翻譯的地方，有三千里見方。古代稱王的人，選擇天下的正中來建立京畿，選擇京畿的正中來建立官廷，選擇宮廷的正中來建立祖廟。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見方的地方作為京畿，是為了更好地擔起治理國家的擔子。京畿並不是不能擴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諸侯國，不是因為偏愛賢德之人，而是為了有利於權勢，保全住威嚴，是為了使道義擴大。道義擴大了，那就沒有人與之為敵了。沒有人與之為敵的人就安全。所以對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諸侯國多的人，他們的福分就長久，他們的名聲就顯赫。神農享有天下十七世，是與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稱王的人分封諸侯國，越近的就越大，越遠的就越小。邊遠之處有十里大的諸侯國。用大的諸侯國役使小的諸侯國，用權勢重的諸侯國役使權勢輕的諸侯國，用人多的諸侯國役使人少的諸侯國，這就是稱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說，用滕、費役使別國就費力，用鄒、魯役使別國就省力，用宋、鄭役使別國就加倍容易，用齊、楚役使別國就等於把綱紀加在它們身上罷了。所使用的諸侯國越大，實現自己的願望就越容易。湯如果沒有郼，武王如果沒有岐，他們的賢德即使達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業。憑著湯、武王那樣的賢德，尚且需要藉助於權勢，更何況趕不上湯、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諸侯國役使小的諸侯國就吉祥，用小的諸侯國役使大的諸侯國就會滅亡，用權勢重的諸侯國役使權勢輕的諸侯國就順從，用權勢輕酌諸侯國役使權勢重的諸侯國就不吉祥。由此看來，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鑄在盤盂上，銘刻在壺鑒上，這樣的人，他們對權勢尊貴從不滿足，他們對實力雄厚從不滿足。有雄厚的實力，有尊貴的權勢，有賢德之人輔佐，憑著這些，遇上亂世，至少也能成就王業。
天下的人民很貧窮很困苦了。人民的貧窮田苦越厲害，稱王的人成就王業就越容易。凡是稱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貧窮困苦啊。水裡使用船，陸上使用車，泥濘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鴆，山路上使用樏，這是為了順應不同的形勢。能因勢利導的，命令就能執行。地位尊貴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嚴樹立的，奸邪就能制止。這就是治理人的原則。所以，用擁有萬輛兵車的國家對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發號施令就容易，用擁有千輛兵車的國家對大夫之家發號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對一人發號施令就容易。如果認識到達一點，即使堯、舜都不能改變它。諸侯都不想臣服於人，可是卻不得不這樣。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輕易地使之臣服呢?稱王的人權衡輕重，審察大小，多立諸侯，是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謂稱王，憑藉的是權勢。所謂稱王，是權勢無人與之抗衡。權勢有人抗衡，那么稱王的人就被廢棄了。有知道小可以超過大．少可以勝過多的人，就知道怎樣才能無人與之抗衡了。知道怎樣才能無人與之抗衡，那么比擬僭越的事就會遠遠離開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讓諸侯僭越，立諸侯不讓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讓庶子僭越。僭越就會產生爭奪，爭奪就會產生混亂。因此，諸侯喪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會混亂，大夫沒有等級，那么朝廷就會混亂；妻妾不加區分，那么家庭就會混亂，嫡子庶子沒有區別，那么宗族就會混亂。慎子說：“如果有一隻兔子跑，就會有上百人追趕它，並不是一隻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於兔子的歸屬沒有確定。歸屬沒有確定，堯尚且台竭力追趕，更何況一般人呢?兔子擺滿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並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於歸屬已經確定了。歸屬已經確定，人即使鄙陋，也不爭奪。”所以治理天下及國家，只在於確定職分罷了。
楚莊王圍困宋國九個月，楚康王圍困宋國五個月，楚聲王圍困宋國十個月。楚國圍困過宋國三次，卻不能灰亡它。並不是不可取滅亡，拿一個象宋國一樣無德的國家去攻打宋國，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昵?凡是功業的建立，都是因為賢與不肖、強與弱，治與亂不相同啊。
齊簡公有個臣子叫諸御鞅，他向簡公進諫說；“陳常與宰予，這兩個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擔心他們互相攻打。他們一味固執地要互相攻打，就會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罷免一個人。”簡公說“這不是你這樣的淺陋之人所能知道的。”過了沒多久，陳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廟裡追上了簡公。簡公長嘆著說，“我不能採納諸御鞅的意見，以至於遭到這樣的禍患。”失去了駕馭臣下的方法，喪失了君主的權勢，雖然後悔沒有聽從諸御鞅的話，與不後悔的結果是一樣的。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東西，卻依靠不可依靠的東西。周鼎上刻鑄物象，是為了讓事理貫通。事理貫通，這是當君主應該掌握的原則啊。
不二
聽從眾人的議論來治理國家，國家很快就會遭到危險。根據什麼知道會是這樣呢?老耽祟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關尹崇尚清，列子崇尚虛，陳駢崇尚齊，陽生崇尚己，孫臏崇尚勢，王廖崇尚先，兒良崇尚後。
軍隊里設定鑼鼓，是為了用來統一士兵的聽聞，法令一律，是為了用來統一人們的思想；聰明的人不得靈巧，愚蠢的人不得笨拙，是為了甩來統一眾人的智力，勇敢的人不得搶先，膽怯的人不得落後，是為了用來統一大家的力量。所以，統一就治理得好，不統一就冶理得不好；統一就平安，不統一就危險。能夠使眾多不同的事物齊同，使愚蠢聰明靈巧笨拙的人都能用盡力氣和才能，就象由一個起點出發一樣的，大概只有聖人吧!沒有駕馭臣下方法的智謀，不經過教化而具有的才能，依仗強力、敏捷，貫通、熟習，是不足以實現這些的．
執一
天地陰陽不改變規律，生成的萬物卻各不相同。眼睛不喪失視力，就能分辨出黑自的差別，耳朵不喪失聽力，就能聽出清濁不同的樂音。稱王的人掌握住根本，就能成為萬物的主宰。軍隊一定要有將帥，這是為了用來統一軍隊的行動，國家一定要有君主，這是為了用來統一全國的行動，天下一定要有天子，這是為了用來統一天下的行動，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這是為了使權力集中。統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統一就會造成天下大亂。譬如並排駕馭四匹馬，讓四個人每人拿一根馬鞭，那就連街門都出不去，這是因為行動不統一啊。
楚王向詹何問如何治理國家，詹何回答說：“我只聽說過如何修養自身，沒有聽說過如何治理國家。”詹何難道認為國家可以不要治理嗎?他是認為冶理國家的根本在於修養自身。自身修養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國家就能治理好。國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所以說，靠自身的修養來治理家庭，靠家庭的洽理來治理國家，靠國家的冶理米冶理天下。這四種情況，所處的地位雖不一樣，可根本卻是相同的。所以聖人所做的事情，往大處說可以大到天地四方、日月所能照到之處，往簡要處說沒有離得開修養自身的。慈父慈母不一定能把好品德傳給兒子，忠臣的意見不一定能被君主聽取，只有修養自身的兒子和君主才接近於做到這一點。
田駢以道術勸說齊王，齊壬回答他說：“我所擁有的只是齊國，希望聽聽如何治理齊國的政事”。田駢回答說；“我說的雖然沒有政事，但可以由此推知政事。這就好象樹木一樣，本身雖不是木材，但可以由此得到木材。希望您從我的話中自己選取治理齊國政事的道理。”田駢還是就淺顯的方面說的，就廣博的方面而言，豈只是治理齊國前政事是如此呢?萬物的變化應和，都是有規律的，根據其本性來使用萬物，就沒有什麼不恰當合適的，彭祖因此而長壽，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卓著，神農因此而興盛。
吳起對商文說：“侍奉君主真是靠命運吧!”商文說。“您說的是什麼意思?”吳起說；“治理全國，完成教化，改變習俗，使君臣之間有道義，父子之間有次序，您跟我比哪一個強些?”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一旦獻身君主當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貴，一旦交出印璽辭去官職，君主的地位就輕微。在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個強些?”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兵士戰馬已經排成行列，戰馬與人相匹敢，人在馬的前面將要發起進攻，拿起鼓槌一擊鼓，讓三軍的兵士視死如歸，在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個強些?”商文說：“我不如您。”吳起說。“這三樣您都不如我，職位卻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運啊!”商文說：“好。您問我，我也問問您。世道改變，君主年少，臣子們疑慮重重，百姓們很不安定，遇到這種情況，把政權託付給您呢，還是託付給我呢?“吳起沉默不語，過了一會兒，說。“託付給您。”商文說；“這就是我的職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啊。”吳起看到了自己的長處，卻看不到自己的短處，知道自己的優點，卻不知道自己的缺點。所以他能在西河打勝仗，但卻被王錯弄得處境困難，不久就遇到大難，自身不得善終。
吳國戰勝了齊國，卻不能勝過越國。齊國戰勝了宋國，卻不能戰勝燕國。所以凡是能保全國家和自身不被滅亡的，大概只有知道長短伸屈的變化才能敢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