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

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而他事可知。案伯喈於朔方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談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棲》一志，直是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梁史，及還江左，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迍邅不遇。觀其銳情自敘，欲以垂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閒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

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復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表里無咎，蓋亦難矣。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儜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褐懷王，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

昔傅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所嘆，豈獨當今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