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夫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耳目，其為謬也，不亦甚乎！

昔夫子之刊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為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莓而創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耶？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貴諸夏也。案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之家，馬遷乘傳，求自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丘明所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郯子之知鳥職，斯皆邊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胡鄉，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持為足曲者也。

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案史之所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缺。尋遷之馳鶩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唯首陽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代，死於漢日，而乃升之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恆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為傳首，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簡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各分為卷。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雲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求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案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疏忌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僣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耶？

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若齊冏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籍以權濟物議，取誡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爾。

自二京板蕩，五胡稱制，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按於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偽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群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系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有三，事歸江外。非唯肥瘠非類，眾寡不均；兼以東南國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矯妄，其可盡言乎！

於是考眾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